徐磊青丨高密度环境的公共空间品质：挑战与对策

徐磊青丨高密度环境的公共空间品质：挑战与对策
导语：
如今高密度已经成为中国大中城市开发建设的常态，城市这架庞大机器在高速运转的同时，满足了我们的物质需求，同时蚕食了城市该有的呼吸空间，人们生活在高楼林立的城市森林里，物质的日益丰富反衬出精神层面的不同程度的缺失，而公共空间恰好是满足人们在城市里寻找情感归属的一个重要因素。

城市里既有高密度的建成环境必然会有高密度的人口，对公共空间的需求相对会更多，就像本文说的“高密度环境需要更好的公共空间去匹配它”。

我们如何在拥挤的、环境平庸的钢筋水泥城市营造出富有温情的、能够与人互动的、满足人们情感归属的公共空间是本文主要讲述的，文中列举了国内外成功的案例，并提供了大量行之有效的研究成果以便于我们更好地在有多方制约的情况下提升公共空间的品质。

同时文中也提到了一些如绿视率、人均公共空间低保等新鲜的概念。

另外，本文中的一些内容对于旧城区改造也有借鉴意义。

徐磊青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来源：城市设计学术委员会
最近明显的感受，政府的规划部门往往反对高密度，而一些主流的经济学家，却一直在支持上海变成更高密度的城市。

真正维持高密度的是社会公共服务，而规划师反对高密度的原因，就是我们没办法在高密度区域提供更高、更有品质的公共服务，这才是核心问题。

高密度环境需要公共空间去匹配它。

公共空间是社会公共服务的提供者，规划者和城市设计者应该提高公共空间的品质。

上海市目前主要是三个环，内环、中环和外环。

内环人口密度很高，每平方公里2.88万，中环1.85万。

上海按照街道算，密度是很高的，每平方公里4万多人。

如果按分区算，比较高的是静安、虹口，每平方公里3万多。

上海内环的密度高达4万，现在降到接近3万，但是外环的密度在提高。

把各个城区最密的地方拿出来，东京、北京、上海、深圳、香港（没有把新加坡列进去），上海是中国内陆密度最高的城市，最高的是香港。

上海的内环基本没有未建成区域，东京23区1.45万的密度已经很高了，但把北京的海淀、朝阳放进去也不高。

高密度城市的优势：1）紧凑
2）生态
3）便利
4）活力
高密度城市的挑战：
1）人口膨胀
2）交通拥堵 :上海是中国最拥堵的城市
3）资源短缺 :上海的资源很多，但人均资源少
4）环境恶化
新加坡经验
目前新加坡有500多万人口，目标是1000万。

新加坡的思路很超前，有很多的经验可以借鉴。

比如不以交通的方式解决交通问题，而是让幼儿园和小学分两批上学，第一批6点半，第二批10点上学。

新加坡Urban Land Institute、Center for Liveable Cities，2013
金世海、黄慧生，2015
垂直城市策略
高密度环境最缺的是什么？公共空间！关键是公共空间在哪里？多少量？品质？
在高密度环境中的公共空间构成
公共空间一般指的是广场、公园、街道。

高密度环境中的公共空间，包括城市地下走道、高架步行道、购物中心中庭、下沉广场、走道以及轨交500米半径范围内相连的城市空间。

在香港的沙田新城，整个的公共空间的系统是非常复杂的。

第一，它有私人管理的区域，购物中心和沙田城市广场一期、二期是私人的。

第二，私人物业的屋顶是公共屋顶，这也是私人的住宅开放。

在上海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私人管理的公共空间的活力要比公家管的高。

按照公共空间的管理权分类：
1）公共管理（完全公共、公私合作）
2）私人管理（POPS）(P20）
3）香港沙田新城市广场地区
香港沙田新城市广场地区
高密度下公共空间在哪里？
在高密度的居住区，公共空间可以不在地面上，可以在地下或空中，当然还有可能是其他的区域。

新加坡高密度居住区公共空间观察by ETH Future City Lab
这些公共空间的效能如何？
FCL未来城市实验室调研了新加坡几十个小区，统计了各种公共空间里面的活动及其分配的比例，并得出结论。

高密度环境公共空间品质要素
1面积
我们强调公共空间品质，第一要素就是面积，规划就是控制人口，10万的人口和1000万的人口，设计方案的时候也不一样。

我们调研了三个轨道交通站，提出了公共空间系数的概念，这个概念对规划和城市设计非常重要。

以前控制建设用地，通常有指标是控制公共空间的，比如建筑密度、绿地率。

这里有一个问题，在轨交站域，尤其是提出立体城市、垂直城市的时候，你会发现绿地指标在垂直城市的系统里失效了，所以规划需要提出一些新的指标来控制和引导建设。

轨交站域中的空间是立体，但建筑密度和绿地率都是地面的。

我们在想公共空间可以在地面，可以在地下，也可以在地上2、3层，这是怎么折算的问题。

公共管理（完全公共、公私合作）的公共空间系数
三个站域的公共空间中不同类型停留性活动
三个站域公共空间总量比较
三个站域公共空间开放性比较
三个站域公共空间分布情况
时间的可达
三个站域的公共空间密度
三个站域的公共空间系数
公共空间面积与公共空间系数的分析结果与停留性活动的发生是一致的，这似乎说明公共空间供给与城市活力的联系为正相关。

至少在中心区的这三个站域中，公共空间供应越多，城市活力越强。

但是公共空间密度与此结果不一致，可能我们设定的系数这个指标，即公共空间面积与建筑总开发量的比例，它不能明确反映公共空间的活动。

公共空间面积与用地面积比能更好反映空间中的活动。

如何计算公共空间系数？把所有公共空间的面积作为分子，分母除以地块的总建筑面积，还是除以地块的用地面积，差别是很大的。

我们希望用一个合适的指标，引导我们对于高密度区域的开发。

[时代广场改造]
2009年2月，布隆伯格宣布在百老汇大道时代广场段（42-47街）和先驱广场段（33-35街）试行增加步行空间。

当年5月, 市交通部门DOT(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根据之前的交通研究，对这一路段的公共交通进行线路调整；通过改变道路铺装、添设临时座椅、自行车专用道等方式，将时代广场和先驱广场转变为慢行交通更友好的公共空间。

中城的交通通过速度对比试验前提高了2%到17%，试验地区的交通事故减少了63％，时代广场的行人流量提高了11%，74%的纽约居民认为时代广场的空间在一年中得到了很大改善。

2010年2月，时代广场试验中增加的步行空间改造为永久性人行广场，增设公共活动需要的电源等基础设施。

改造项目于2012年正式开始，预计将于2016年结束。

2分布
比面积更重要的是分布，它决定可达性。

可达性包括空间、时间、人群。

在高密度区域里大量的人都是垂直和水平互为交叉，未来城市实验室FCL的研究说明，在垂直城市里，空间的效率是不一样的。

设计空间不难，关键在于提升系统。

高密度城市环境下POPS产权问题凸显，室内化的POPS增多，人群的可达性问题亦浮现。

轨交街区中，轨道交通综合体起着城市功能的串联作用，能够提升地区的可达性。

轨交综合体能提供多样的服务，同时带来大量人流，往往成为人们生活的中心。

通常的情况是轨交综合体都追求垂直化发展。

但商业综合体人流分布均匀问题一直都是重要的议题，商业综合
体垂直化发展之后的人流“拔升”问题。

1）多层面导入
2）中庭，扶梯引导
3）业态吸引力
4）景观吸引力
香港Hysan Place 空中花园+跨多层直通扶梯
高密度地区的空中、地下城市策略：立体化步行连廊。

1）减少地面行人拥堵增加行人流动性
2）改善行人步行环境,加强行人的安全性
3）具有重复支持/连接大厦之间功能的潜力
4）更便捷的电力、电讯、供水、废气处理等设施与服务的路径
5）在紧急情况下，廊桥网络为各服务提供多个选择方案及后备支持
6）提供通往花园的出入设施及为屋顶绿化创造条件
[大阪站]
大阪站1F
通常情况下，站台一楼的人会最多，但大阪站三楼的时间广场对接了轨道交通，反而是人头涌动，所以在某些轨交出现的时候，地面的形态改变了，如果再用传统的规划指标来控制建设，就会出现问题。

[六本木]
日本六本木新城
唐枫、徐磊青，2015
四个时间段的行为活动分布叠合图，发现二层大平台吸引了各类活动的聚集，而HILLSIDE的负一层、负二层步行系统内的行为活动则少得可怜。

因为人流量最大的接口直接供给二层大平台的人流，得益于大平台的空间设计和景观搭配，为大量顾客提供了舒适的停留环境，活动丰富；而人流供给最少的HILLSIDE负一层，直接导致各类行为活动寥寥无几，也可能由于相比二层大平台的辽阔视野，停留性瞬间下降。

[四川北路站和黄埔南路站的轨交站域]
轨交站域的地面公共空间活动强度：可达性与界面（徐梦阳，2016）
通行人流
通行人流虽然人数会变化，但是随时间变化的规律是一样的。

通行人流密度与停留活动的相关性
通行人流密度和停留活动密度、复合度都有相关性，而且相关值很高。

之前预测当人流量大的时候会触发停留活动，但当人流量到一定程度会变得拥挤，便抑制了停留。

但预测没有被证实，说明这里的人流还不够密集。

城市环境品质不是单要素控制的，譬如：如何考虑贴线率？可达性如何调控和管理？
3多样性
空间的多样性
凯文·林奇：“城市意向中的物质形态可归纳为——道路、边界、区域、节点和标志物。

它们只有共同构成图形时才能提供一个令人满意的形式。

”
科恩·斯特门斯和马林斯·拉莫斯：“适当的环境多样性能够增加人们的选择自由，从而增加人们对城市环境的满意程度。

环境多样性的城市空间在时间和空间上提供了一个比较丰富和令人愉悦的环境。

这一点对高密度城市更为重要，那里有一点点改善就会产生很大的进步。

”
墨尔本老城公共空间复兴
文化的多样性
J.雅各布斯：一个地区的建筑应该各色各样，年代和状况各不相同，应包括适当比例的老建筑。

张宇星：城市生产方式最重要的方式是同质地对外输出和差异性地对内多元化。

而文化资本作为资本主义的高阶爆发阶段，文化的多样性就代表一个城市的竞争力。

深圳城中村
城市文化的多样性
[商业街道步行活力的中日比较]
上海长宁路-中山公园段商业街
东京银座商业街
大阪御堂筋路-心斋桥段商业街
1）空间的丰富性，沿街底层建筑界面要素丰富、人行道空间类型多样。

2）功能的混合性，沿街建筑功能属性多样，包括商务、酒店、餐饮、服饰、大型商业体等多种功能。

3）活动的多样性，街段内部步行活动者种类多样包括年轻人、老人、孩子等，其次街段内有多种多样步行活动构成如通行、购物、休闲、交谈、休息等。

[停留性活动种类分析——中日案例综合分析]
中国案例
日本案例
1）社会驻足停留是街道步行空间中主要的停留活动。

2）不同案例及街段停留活动数量、种类各不相同。

究其原因在于物理环境要素、空间界面、功能规模的不同。

3）中日活动分布曲线类似，但中国上海案例的活动量、活动人数明显高于日本案例。

[停留性活动相关性分析——中日案例综合分析]
商业空间影响：
商业空间的存在对步行者的选择停留活动有着强的影响，街道区域整体商业氛围强，内部功能丰富多样，则发生社会驻足的可能性就
越大。

空间分布特征：
建筑沿街界面中内凹空间、架空空间及广场空间的存在对停留驻足活动有吸引作用，步行者偏向于在此类空间进行停留活动。

沿街转角的空间或小型广场比平行于道路的沿街空间更能聚集不同的停留活动者。

业态、规模因素的影响：
中日案例研究均表现出，大型商业综合体前的较大的有宜人特征的公共空间，可以吸引较多的步行停留者，会对街道空间中的停留驻足活动产生积极的吸引作用。

①、通常城市综合体如上海的龙之梦商业体、太平洋百货及东京的和光百货等。

②、一般具有店前小广场、架空入口、可坐靠的橱窗等空间。

③、一般具有多样的商业属性功能，如餐饮、购物、休闲、娱乐功能等。

交通设施的影响：
在中国和日本案例研究中发现，城市街道中的“公交站点”、“轨交站出入口”周围会有大量的停留活动发生，“公交站点”作为重要的城市设施会聚集较多的等候人群。

业态因素的影响：
为公众提供座椅、可供坐靠的花坛、橱窗等，可以提高街道空间内的停留驻足行为，促进不同活动行为的发生，同时有助于提高空间活力。

4健康
高密度环境中的恢复性策略：
大量的研究都是说明自然环境具有恢复性价值，而作为对比的城市建筑环境，往往差强人意。

在高楼林立的现代化城市中巧妙的植入优美惬意的自然环境，将恢复性环境的潜力与积极生活研究相结合。

使之不仅有利于城市生态，也有益于身心健康，达成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形成一种可持续城市化。

集中绿地
纽约中央公园（Central Park）坐落在高楼林立的曼哈顿中心，是这座繁华都市中一片静谧休闲之地。

口袋公园
上海2040总体规划中规定：每500米服务半径布局一处社区公园，面积不小于3000平米。

景观步道
纽约高线公园是一个位于曼哈顿中城西侧的线型空中花园，为纽约赢得了巨大的社会经济效益。

立体绿化
新加坡政府努力建设“空中花园”，推广垂直绿化，鼓励开发商和建设商在大厦的垂直面积上种植绿色植物。

恢复性与健康：
城市绿地与公园
绿化状况直接影响了居民在绿地的活动意愿和活动量。

不同绿化状况下的住区居民健康状况差异显著；提高住区绿化状况是促进居民健康的有效途径。

康复花园
Ulrich的支持性花园设计理论认为，病人接触自然能够减压，那么康复机构中的花园会有很大意义（Ulrich,1999）。

建筑环境
为建成环境提供自然元素并方便居民进入，有助于城市居民的身心健康。

这些自然元素包括水体和绿景、自然光、空间宽敞、视域宽
广、有特色。

规划和景观设计是非常关键的一环，它能提高环境的愉悦、魅力和趣味，帮助人们情绪恢复。

绿视率
“绿视率”这个概念指的是在人们的视线范围中绿色部分占有的比例，该理论由青木阳在1987年提出，理论认为绿视率为25%时的视觉最舒适。

JiangB等人发现，绿视率与缓解压力之间存在倒U型的关系：缓解压力程度最高的绿视率是在24-34%这个区间。

因为人们既偏好绿色景观，也偏好开敞的视野。

因此中等的绿视率对于人们的休闲活动而言是最好的。

如图计算出四川北路街道上这个点的绿视率为23%
上海的街道上，绿视率对停留活动有积极影响。

密度的极限？
一个平方公里这样尺度的区域，它的容积率或者是密度最高是多少？纽约的某些地方密度到5万多，上海的某些地块也能到达5万。

人均公共空间低保？！
上海2040年：人均社区公共空间4平方米/每人
社区绿地3平方米/每人（上海）+ 休憩设施1平方米/每人（香港）
这些指标都比较低。

未来20年上海要进入全球前十大的城市，那么人均4平方米是否可行？
公共空间系数
现在上海正在推用“公共空间用地系数”来覆盖密度，高密度用地上，该系数是10%。

日本东京很多地方的商业用地建筑密度是90%，甚至更多，其公共空间系数甚至不到10%，导致活动量下降。

毫无疑问，公共空间应该越多越好，但是低限值到底是多少？在上海这样高密度的城市里谈低保公共空间密度是非常有价值的，我们
正在研究这件事。

高密度的狂欢应该适可而止!我们要追寻的是有品质的公共空间，研究它的面积、分布、多样、界面、健康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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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城市设计学术委员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