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城古迹

聊城名胜古迹之六
海源阁
沈雁冰为海源阁题词
海源阁位于聊城光岳楼南，万寿观街东首路北杨氏宅院内，由清代江南河道总督、著名藏书家、聊城人杨以增创建于道光二十年（公元1840年）。

杨以增画像
海源阁是我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私人藏书楼之一，为清道光二十年(1840)进士杨以增所建，总计藏书二十余万卷。

它与江苏常熟县翟绍基的“铁琴铜剑楼”，浙江吴兴县陆心源的“皕宋楼”，浙江杭州丁申、丁丙的“八千卷楼”合称清代四大藏书楼。

其中以翟杨两家所收藏的宋元刻本和抄本书为最多，因之又有“南翟北杨”的美称，深为海内外学者所仰慕。

海源阁为单檐硬山脊南向楼房，面阔三间，上下两层。

下为杨氏家祠，供杨氏先人牌位；上为宋元珍本及手抄本等秘籍收藏处。

海源阁藏书楼上层中间门眉上悬有杨以增亲书“海源阁”阳文匾额一方（白地蓝字，长112公分。

宽45公分，大字径25公分，跋文字径4公分）。

跋为：“先大夫欲立家庙未果，今于寝东先建此阁，以承祀事。

并藉藏书取《学记》…先河后海‟语，颜曰…海源‟”；“盖寓追远之思，亦仿鄞范氏之以…天一‟名…阁‟云。

时道光二十年岁次庚子亥月中浣，以增敬书并识。

”下有“杨以增印”和“志堂”阳文篆书印章两方。

海源阁牌匾.jpg
海源阁总计藏书二十余万卷。

它与江苏常熟县翟绍基的“铁琴铜剑楼”，浙江吴兴县陆心源的“皕宋楼”，浙江杭州丁申、丁丙的“八千卷楼”合称清代四大藏书楼。

其中以翟杨两家所收藏的宋元刻本和抄本书为最多，因之又有“南翟北杨”的美称，深为海内外学者所仰慕。

海源阁为单檐硬山脊南向楼房，面阔三间，上下两层。

下为杨氏家祠，供杨氏先人牌位；上为宋元珍本及手抄本等秘籍收藏处。

上层中间门额上悬挂“海源阁”阳文匾额一方，白地蓝字，为杨以增亲书，额后有杨以增自题跋语，曰：先大夫议立家庙未果，今于寝东先渐此阁，以承祀事，并籍藏书。

取《学记》“先河后海”语，颜曰“海源”，盖寓追远之思。

亦仿鄞范氏之以“天一”，名“阁”云。

楼檐廊门前立柱上，有木刻楹联一副：食荐四时新俎豆，书藏万卷小琅環。

二层楼上面积不大，除楼梯外，仅两间藏书。

东南两壁放置书架三个，北壁放置书橱一个，书架二个，楼梯右侧放置书架尔格。

藏书楼前有一条状小院，东侧有两座长廊式搞台读书亭。

楼下东首有通往后院的泳道。

杨宅四进院内又北瓦房五间，东西瓦房各三间，为明清版本藏书处。

何谓“海源阁”，杨以增在自题跋语中已作简单说明，具体来说：海，意谓收藏宏富，治学涉猎广泛。

源，意谓追远之思，包含“祀事”与“藏书”、“治学”诸义。

祀事即祭祀之事，追念先辈之恩泽，名及所出，是古代社会祭祀的重要内容。

海源阁藏书始于杨以增的父亲杨兆煜，此后历经杨以增、杨绍和、杨保彝和杨敬夫四代逐渐形成规模。

杨以增的父亲杨兆煜天资聪颖，1798年考中举人，1813年任即墨县教谕（教育局长）。

杨兆煜学识广博，论帖、品诗、读画均有独特见解，并有一定的古书收藏，特在楼南宅院内将自己的藏书室命名为“厚遗堂”。

杨以增下有同父异母的弟弟杨以坊和一个妹妹。

“从杨氏家世可以看出，杨家世代受儒家思想影响，为人正直，由科举步入仕途，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

这为杨以增等人藏书奠定了较好的基础。

杨以增(1787～1856)字益之，一字至堂，别号东樵(聊城当地人称其为杨大安)。

嘉庆三年(1798年)，道光二年（1822年）中进士。

后赴贵州，先后任荔波，贵筑知县，兴义、贵阳知府，再任广西左江、湖北安襄荆郧道员。

51岁为父守丧，家居时建“海源阁”藏书楼。

服阕，调任河南开封陈许道员，后转任两淮盐运使、甘肃按察使。

58岁升任陕西布政使，
59岁升任陕西巡抚，后又代理陕甘总。

杨以增60岁时调任江南河道漕运总督。

咸丰五年(1855)十二月十八日卒于江苏清江浦(今江苏省淮阴市)任所。

第二年归葬于聊城侯营镇田庄村杨氏祖茔。

传说，在杨以增为父守丧时，东昌府（今聊城）暴发洪灾，军民齐聚到城南护城河抗洪。

由于洪水凶猛，抗洪士兵和百姓纷纷溃散。

但如不及时堵挡，不但会淹了东昌府，就连天津、北京也将受其害。

当时东昌知府马上上奏皇上，同时组织了乡民抢险。

皇上得知洪水将要威胁到京城的安全，大为震惊，立即派治河官员前来治水，并批下纹银数百万两作为防洪专用。

东昌知府知道杨以增有些才干，便请他出任治水指挥，协助治水。

杨以增接任后，不顾个人安危，便急忙奔赴三孔桥险地。

在河堤开口处洪水像一条巨龙，裹着泥沙向外倾泄，眼看河堤口子越冲越大，人们运来了一袋袋泥土，一块块石料，抛进决口处，但很快被洪水冲走。

此时，杨以增身先士卒，跳进河内，勇堵决口，鼓舞了军民抗洪士气，最终堵住了决口。

此时，皇上派来的河院官员赶到现场，军民纷纷向其报告杨以增带头抗洪的义举。

当治河官员寻找杨以增时，发现杨以增在河内已累得筋疲力尽。

治河官员上奏皇帝后奉旨赏给他数万两白银。

这一笔巨资就是他藏书的启动资金。

杨以增虽居官多年，但他两袖清风。

有了这笔赏银，他便在其家的后院建起一座坐北朝南的二层楼。

下层为家祠，上层则专供藏书之用，并取名为“海源阁”。

到了鸦片战争后的第六年，屡遭清廷陷害的民族英雄林则徐落难陕西任巡抚，此时的杨以增也被调到陕西任布政使。

林则徐与杨以增是多年的好朋友。

而且相互“知之甚切”、“投分最密”。

后逢林则徐“将引疾归”，向道光皇帝上书，推举杨以增自代。

林则徐在奏疏中称赞扬以增“诚正清勤，明敏练达，实臣所不能及”等。

杨以增后来调任江南河道总督，开始到江南去做官。

这为他广收书籍提供了极大便利。

这一时期的书籍收藏主要来源有二：一是由于南方战乱，大批珍善本流入市场，这时，江南战乱仍频，特别是清军与捻军作战，江南旧家藏书多不能守，大量散佚。

如黄丕烈藏书中有许多最终流入杨以增之手就为显例。

黄氏有乾隆、嘉庆间文献宗主之称，是三百年来藏书的“巨擘”，但黄氏晚年家事艰难，加病魔缠身，不得不卖书解窘，其所收藏的图籍尽归汪土锺艺芸书舍。

咸丰初年，艺芸书舍的书也散出，分别归于瞿氏铁琴铜剑楼和杨氏海渊阁，又以海渊阁所收最多，其中经黄丕烈手校过的书籍就有八十多种。

除此之外，瞿氏“恬裕斋”部分流散图书，韩泰华玉雨堂元人集部书(其中有些为“四库”所未收)，鲍氏(廷博)知不足斋等江南名家藏书，尽归海源阁。

当时另一藏书家江标在《海源阁藏书目跋》中说：“《楹书隅录》(杨以增之子杨绍和编撰，为海源阁所藏主要宋元善本藏书记)之所记……大约吾吴旧籍十居八九”。

从而使海源阁成为晚清北方藏书的中心，也奠定了与铁琴铜剑楼并称雄于海内，形成“南瞿北杨”的地位。

海源阁图书的另一主要来源，是杨以增广交朋友，延揽学士文人，为自己寄赠、选择、鉴别、校刻书籍。

杨以增与梅言伯、刘燕庭等人订交，梅得好书，则远道互相寄赠，还有其幕客松江韩渌卿、文登于昌进、嘉兴高均儒等为其鉴别、审订、校刻古籍。

其中于昌进是当时东鲁地区仅次于杨以增的北方大藏书家和著名文献家。

海源阁藏书的二次发展是其儿子杨绍和之功。

杨绍和(1830~1875年)，字彦合，一字念微，号勰卿，又号筠岩。

他于咸丰二年(1852年)举乡试，同治四年(1865年)中进士，选庶吉
士，授翰林院编修，官至翰林院侍读。

杨绍和精于古籍的鉴别，在京时专事图书收购，凡孤本珍籍、精校名钞，一经发现无不采购。

慈禧发动宫廷政变，杀顾命八大臣，怡亲王载垣亦未能幸免。

载垣是清前期怡亲王弘晓的后裔。

怡府藏书甚丰，专门建有乐善堂、明善堂、安乐堂庋藏珍贵古籍。

怡府藏书多得自昆山徐氏“传是楼”、季氏“静思堂”，渊源久远，数量和质量均属上乘。

怡府经此变故，其宋版书籍数百种，流入北京隆福寺附近书肆，杨绍和趁机购得怡府乐善堂善本书籍百余种。

因此，杨氏海源阁既容南方江浙藏书之精华，又纳北方王府藏书之珍本。

傅增湘在《海源阁藏书纪略》中也说海源阁：“蔚然为北方图书之府，海内仰之，殆如景星庆云”。

杨氏父子不仅致力于收集图书，还对藏书进行认真的校勘和整理，记述该书购置的经过，详述版本优劣，并遴选珍本加以刊刻流布。

海源阁藏书的二次发展是其儿子杨绍和之功。

杨绍和(1830~1875年)，字彦合，一字念微，号勰卿，又号筠岩。

幼时入乡学读书，7岁时因善诗赋而深得其父好友林则徐的赏识，收为弟子。

后从包世臣学经学，从梅曾亮学古文。

他于咸丰二年(1852年)举乡试，同治四年(1865年)中进士，选庶吉士，历官内阁中书、户部候补郎中，以军功擢候补道，军机处记名，被选任陕西道。

1865年(同治四年)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又擢任翰林院侍读，赏三品衔，升侍讲学士，充日讲起居注，官文渊阁校理。

1875年(光绪元年)升通议大夫。

杨绍和精于古籍的鉴别，在京时专事图书收购，凡孤本珍籍、精校名钞，一经发现无不采购。

杨绍和秉承家学，终生留心古籍、金石、书画，搜罗典籍不遗余力。

自幼随父宦游大江南北，收得宋元椠本颇多。

官居北京期间，适值怡府乐善堂藏书散出，朱子清、潘伯寅、翁叔平诸藏书家，颇多善本。

杨绍和此举使海源阁藏书更为丰富，不仅数量增多，而且质量提高，成为与常熟瞿氏铁琴铜剑楼并峙南北的清末两大藏书楼之一。

杨绍和及其父、子三代收藏的书画、碑帖、砚石、印章、铜器等文物极为可观，其中有端砚200余方，宋人山水、扇面画及长卷，商、周铜器，历代名瓷等。

杨绍和在目录学方面也颇有造诣。

他在对海源阁阁藏进行整理后，于1869年(同治八年)写出了《楹书偶录初编》5卷，又于1871年(同治十年)撰《楹书偶录续编》4卷，对所录之书考核异同，检校得失，详记各书的名家题跋，间附己意，并记其行式、印章及收藏经过等，使海内人士得以了解海源阁藏书之梗概。

时人谓：“杨氏以藏书为世业，宋椠元抄集诸家之大成，故藏书之富，鉴别之审，海内推先生第一。

”1875年卒于官。

杨氏父子的藏书收集于乱世，尤知善本图籍散易聚难之理，所藏书籍凡非契友，例不示人，倍加保护。

尽管如此，杨以增肇始的海源阁藏书，在战乱时也遭受过重大损失。

杨绍和时期，由于清军镇压捻军，“烽火亘千里，所过之区悉成焦土”，杨氏海源阁的另一藏书处陶南山馆就曾遭受部分损失，其中“宋元旧椠，所焚独多”。

民国期间，聊城多次遭受兵乱，海源阁藏书蒙受重大损失。

当时报纸曾报道说：“杨宅已不见一人，院内室外书籍满地，厕所马厩亦无地无之，院内书籍尽为大雨淋烂，惟藏书之十余室内书籍依然满架，但均参差不齐。

”王献唐在《海源阁藏书之损失与善后处理》文中谈到：土匪“日常以杨氏书出售，购者随意予价，略不计较。

有时割裂包物煮饭，或带出作枕头使用”。

海源阁藏书的存余部分，后辗转归人北京图书馆和山东省图书馆，得以保存至今。

海源阁－毛主席向田中角荣赠《楚辞集注》.jpg
凤凰台
凤凰台在古楼北大街与东昌西路交叉处，遥对光岳楼，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重建。

传说在几百年前，聊城这一带是一望无际的梧桐树林，林中常有凤凰出没，在树林中间的一块开阔地上，有一座好几丈高的大土台子。

站在台上可以眺望方圆百十里远，这座土台子就叫做凤凰台。

1986年，聊城市人民政府为纪念凤凰，又特捐资修建了现在的凤凰台。

水城广场
水城广场位于东昌湖的北岸，占地面积10.5万平方米，建设总投资2370万元。

它南接烟波浩淼的东昌湖，北临聊城最繁华的东昌路，西靠绚丽多姿态的东昌湖游乐园，东倚端庄典雅的运河博物馆。

广场内小桥流水、亭台楼榭、假山瀑布、绿草繁花，每天都吸引众多的游客和市民游览、漫步、休闲、娱乐。

广场内主要景点有:下沉式中心广场、浮雕墙、玻璃长廊、藤蔓园、胭脂湖、水榭长廊、音乐喷泉、水晶隧道、观光塔等。

是一个集文化、娱乐、休闲、观光旅游为一体的综合型园林式现代化广场。

傅家坟
傅家坟，在聊城城南，是清朝第一名状元傅以渐家的祖茔，建于明代成化年间。

傅以渐，字于磐，号星岩，明万历三十七年（公元1609年）十月十二日生于聊城旧城北街。

清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丙科开科大考，在京都保和殿经皇帝亲自主试，傅以渐以进士一甲第一名夺魁。

傅以渐中状元后，在朝内外轰动一时，后被授宏文院修撰，以后当上了康熙的老师。

官累至侍读学士、国史院大学士、秘书院大学士，加封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兼兵部尚书。

傅以渐去世后，皇封墓地八十亩，加之护林地达一百二十多亩地。

据《东郡傅氏祖谱》记载，墓地内除傅以渐墓以外，还葬有进士四人、举人七人、监生三十六人、贡生六十六人，布政使二人、知府六人、知县十二人。

据史料记载，墓地内碑石林立，古柏森森。

其茔门有二都是向北方向，一名“傅氏先茔”，一名“傅状元茔”，其中“傅状元茔”茔门常年关闭，据说该家族中再有考中状元者才能开此茔门，故又名“喜门”。

门内甬道通往傅以渐墓长达二百余米。

“傅氏先茔”门内有雕刻精致的石牌坊一座，两旁有石刻楹联：赫赫阳功泽庇百年状元后；煌煌诰命同称三代宰相家。

牌坊上的横额有“皇恩宠赐”四个大字，笔力雄健，寓颜于柳。

牌坊后甬道两旁有华表、石羊、石马、石虎、翁仲等，其尽头石碑高耸，尤其是御赐、钦赐的几块丰功碑蔚为壮观。

东茔门是傅以渐的墓地—“傅状元茔”，门上石额曰：傅状元茔。

进门为甬道，有华表两座，石柱上端雕有望天吼（朝天吼）；有石碑两座，分别刻有“文行忠信”和“清正廉明”等字，书法端健有力。

华表柱顶雕有朝天吼，传说朝天吼是龙的儿子，有守望习惯。

朝天吼对天咆哮，被视为上传天意，下达民情。

康熙三年（1665年），傅以渐病逝于聊城，享年57岁。

临终时，他留遗言：“勿请恤、请谥”，意思嘱咐家人不要向清廷请求恤典和谥号，清廷遵从了这一意见。

傅以渐为何拒绝接受清廷的“谥号”呢？连三品以上的职事官都可以获取的谥号，清廷又为何顺水推舟似的不给予正一品大员傅以渐呢？这已成了历史之谜。

令人引以为憾的是，傅家坟在十年浩劫中惨遭毁灭性破坏。

目前，在聊城各级领导的关怀下，傅以渐墓地的修复工作正在进行。

住在聊城东郡傅氏后代，特别是傅家坟的傅氏子孙，对此项工作都投入了一份力所能及的关怀与贡献。

仁义胡同
仁义胡同位于聊城市东关街的傅斯年陈列馆东邻。

说起仁义胡同还有一段由来。

傅以渐（1609~1665）聊城人，清朝开国状元。

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兵部尚书，加封为太子太保（康熙的老师）。

其在朝为官期间，家人以宅基纠纷，写信求援。

傅以渐遂回信一封：千里来书为堵墙，让他三尺又何妨。

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家人依其意，主动退让三尺，邻居深受感动，也退让三尺，形成六尺胡同。

康熙南巡驻跸聊城时闻此事，挥笔题写“仁义胡同”匾额，在历史上传为佳话。

傅以渐的七世孙傅斯年是中国近代著名学者，国学大师，五四运动著名学生领导人之一。

曾任中山大学教授、代理北京大学校长、台湾大学校长。

仁义胡同与傅斯年陈列馆相邻，成为聊城对外参观展览的地方。

羊使君街
山陕会馆北有一石板路，东起古运河西岸，西至米市街，长220米，宽5米，名羊使君街，俗称羊子巷，为市民居住区。

在聊城，羊使君街和米市街曾是连接运河大码头和城内的主要道道路，是货物集散的主要通道,在解放前这里也是聊城最繁华富庶的街道之一。

据记载：后晋开运二年（945年），聊城为博州治所，在今聊城古城东南的旧州洼（从聊城大学南门沿湖南路向东四公里）。

当时羊使君守博州（治今聊城），河水泛滥，率人治水，水势太大，决口难堵，跃入水中，以身堵决口而死。

后人感恩，立祠祭祀。

祠后高冢就是羊公墓，岁月久远，这地方土阜隆然亘连，俗呼“羊君崓堆”。

后来连祠堂也倒塌了，又将使君神牌移到阁上供奉。

阁下东西长街和“羊子巷”，如今还存在，叫“羊使君街”。

有人写诗赞道：“身为牺牲，祷于洪水，水势难消，没而水止。

民思其仁，立祠以祀，呜呼伟功，不书于史。

”
正是：狮子红眼陷旧州，使君殉国投浊流。

童谣巧应未足信，孽龙作怪神话留。

这首诗是聊城名士朱成骥所作“聊摄竹枝词”之一。

原来水陷旧州，还有一段孽龙作祟的神话，流传于民间。

据清代谈迁《北游录》记载：出尋羊使君、丁御史(丁志芳)二祠。

俱東門外。

羊使君。

史失其名。

五代晉開運二年。

知博州。

大水。

城且陷。

使君投水死。

以請民命。

大码头街
一千四百余年历史的京杭大运河从聊城穿插而过。

明清时期，运河漕运胜极一时，借助漕运之利，运河经济甚为繁荣，聊城为运河九大商埠之一，被誉为“江北一都会”，清朝康熙、乾隆十一次驻跸此地。

运河沿岸古迹甚多，大小码头沿河而立。

大码头街位于古运河左岸，南起一中，北至闸口桥，长700米，宽5米，顺河单面街道，沿街盖有仿古商住用房。

明清时期，此地是过往船只装卸货物的地方，故名大码头。

后来，随居民增多，形成街道，故名大码头街。

状元街
聊城素有“三里五状元”的说法，状元街自然成为东昌府人民最熟悉的老街巷。

状元街，位于聊城旧城东南部东起东南街，西至楼南大街，东西走向，长300米、宽6米，实验小学、区妇幼保健院位于此街。

清康熙二十年邓秉恒建立此街，到乾隆年间，邓锺岳考中状元并在此建有家府，故有状元街之称。

邓秉衡的曾长孙邓锺岳应殿试时，因其楷书劲挺秀美被康熙皇帝御批为“字压天下”，一举夺得进士一甲第一名，成为邓氏家族有史以来唯一的状元，也是聊城在清代出的第二位状元。

邓家原有祖宅因邓锺岳夺魁改称“状元府”，宅府这条街被命名为状元街，沿用至今。

当时状元街上立着高高的牌坊，标志着文化的灿烂与辉煌。

昔日在状元街西首有“状元坊”。

在状元街东首有“昭勇坊”。

参见：尚待恢复的古迹。

红星街
原红星影院现在成了泽国大酒店
位于聊城旧城东北部，东西走向，东起东城墙路（聊城四中），西至楼北大街（北口），长500米，宽5米，沥青路面，街北侧驻在聊城四中、中共东昌府区委、区武装部、公园、红星剧院等单位。

街南侧为职工市民居住区。

该街原由城隍庙，前王院街两条街组成，东半部为城隍庙街，明洪武年间，砖城建成后，此段建一城隍庙（庙址在今区委院内），街内城隍庙而得名，西半部为前王园街。

清初一王氏官宦在此建一大园子，因其北边有一个后王园，故名前王园，街因前王园而名。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一日，经聊城发（1987）147号文件公布，将城隍庙、前王园两街合并为一街，并更名红星街，因红星影院在该街而得名。

楼东大街
在聊城市古城区内，为古城区四条大街之一，西起光岳楼，东至东门水桥与东关街相连。

宋熙宁三年（公元1374年）光岳楼（俗成古楼）建成，以其方位得名古楼东街。

至解放前后仍为5米宽的土路，两侧房屋为土木结构的平房。

1966年拓宽，铺设沥青路面。

1987年更名为楼东大街。

1989年改建为水泥混凝土路面。

沿街两侧多为仿古二层楼房建筑，沿街有区人民政府、古楼工商所、区供销社等单位，西端是以光岳楼为中心的古楼广场，中部为仿古建筑群“新华园”，集商贸、游乐、居住于一体。

街道两侧多分布着商业和餐饮服务等点。

光岳楼的西、南、北三面分别是楼西、南、北大街。

四街古朴，商业兴旺，游人不断。

聊城老城有90多条老街，它把聊城的历史和现代水景串成一副美丽多彩的两千年画卷，在聊城逛老街，人们不知不觉地进入画卷里。

礼拜寺街
由西向东，过了东关桥，在东关街的北侧有两条回民集中居住的街道，它们是礼拜寺街和小礼拜寺街。

大礼拜寺街南起东关街，北至水桥，长150米，宽4米。

此街中段有坐西朝东的一座清真寺（即西寺，亦名礼拜寺）。

清真寺建于明朝末年，距今六百余年。

每年的开斋节、古尔邦节和圣祭节，是一年中比较熟闹的时候。

小礼拜寺街位于礼拜寺街东，该街中建有一座规模较小的清真寺，该街长80米，宽4米，北与东昌三宝之首的“铁塔”相连。

两条街上也居住着几户汉族市民，多年来，这里回、汉民和睦共处，互帮互让，幸福地生活。

叶家园子
叶家园子位于东昌古城光岳楼东南，东起南顺城街，西至朱府口，与火神庙街相连，在清末以前，这里叫做“朱府街”。

明朝天启年间建极殿大学士、吏部尚书朱延禧的故宅就在这条街上。

朱延禧遭奸党陷害，被革职返乡，以隐逸姿态在家闲居。

族人受其影响，处事低调。

后适逢改朝换代之乱搬至乡间。

1894年(光绪二十年)，他赴陕西任候补县丞。

1900年，慈禧太后逃往西安时患病，叶嗣高被荐入诊，因不够面见太后的品职，即被授为延山县知县，暂不赴任，奉侍太后。

慈禧太后病愈后，被召进京任太医院衙门御医。

后升任河北遵化州知州。

北洋军阀时期，在天津袁世凯府中候差，进京后即升为候补道台。

辛亥革命后，他回乡行医。

对患者不分贫富贵贱，路途远近，随请随到，精心诊疗，妙手回春，对贫患者不取分文，时常解囊相助。

叶嗣高故宅在今东昌府区锻压机床厂厂址。

为叶嗣高所建。

明末清初，叶家自苏州来聊定居，置宅于朱府街。

这个家族为书香门第，清朝时期共出一名进士、七名举人、十余名贡生。

历代从事教育者多，并且代代出名医。

其中，名望较高者如叶葆，乾隆五十四年中举人。

二十四五岁始教私塾，在本街路南辟“道南学塾”，求学者甚至有千里之外的外省少年。

教学四十余年间，弟子考中进士、举人者，占据同时期全县四分之一以上，享有“聊城圣人”之誉。

叶锡麟，嘉庆十八年拔贡，道光十七年举人，咸丰十一年在高苑县教谕任上退职回乡后搜集、整理地方史志资料，历时五年，于同治四年完成《聊城志稿》。

光绪末年，聊城知县组织修志，在叶稿基础上增补、编纂，于宣统二年编完并刻印而成《续修聊城县志》。

叶嗣高(1857－1925)，字矩民。

叶嗣高，光绪二十六年在太原糟粮房任职时，被荐为慈禧太后诊病。

慈禧病愈，封其为延山县知县。

后应诏入京，任太医院衙门御医。

后升为遵化州知州。

后在天津袁世凯府中候差，进京后即升为候补道台。

辛亥革命后回乡行医。

叶嗣高精读《内经》、《伤寒》、《难经》等经典著作。

临症用药稳妥，治愈危重病人甚多。

有济困扶危之德、妙手回春之术，为乡里称颂。

叶松桥是著名画家，“擅长花卉翎毛，并致力于山水、人物，由写意而工笔，后又戏以指画。

旧时元宵灯节，聊城繁华市区扎的几处灯棚数以百计纱灯图案多为叶松桥绘制。

”（《聊城市志》）
朱府街的街名演变成“叶家园子街”，是民国年间的事。

叶嗣高回乡后，扩建府第，并开辟出一片园林。

园内槐木密植，遮天蔽日；奇花异草，香气袭人。

夏日街人乘凉其中，儿童玩耍于林间，自有乐趣。

因为叶家的这片园林，原有地名渐渐消失，叶家园子这一新称呼为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民国初期，这条街上出了一位聊城工商界的先驱商宗辂者，曾任范县县长的他，创办了万聚德银号、农工银行、公立钱局，开聊城金融业之先河；还创办了东临道工厂（生产纺织品）、电灯公司、森林工厂、东临道兵工厂等工业企业，为聊城创出了前所未有的实业。

文化名人李士钊，早在省立聊城三师读书时就参加革命活动，抗战爆发后在范筑先部下任冀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