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五”期间我国GDP 增长率真实性研究

“奇迹”还是“迷失”
——“九五”期间我国GDP增长率真实性研究
厉格非
内容提要：我国“九五”期间真实经济增长率是个富有争议的问题。

大部分中国经济学家认为官方的数据比较准确地反映了那一时期经济运行的实际状况，有的经济学家甚至称之为中国经济增长“奇迹”，但也有少数国内外经济学家认为，“九五”期间我国名义经济增长率被高估了。

本文采用官方公布的实物产量数据，从工业产品产量增长率、实物投资增长率和高能耗产品单产能耗是否下降这几个方面分析了是否存在中国经济增长“奇迹”。

本文结论如下：一、“九五”期间我国工业产品产量增长率远远低于工业产值增长率，特别是1998年；二、实物投资增长率远远低于名义投资增长率；三、“九五”时期我国能源利用率几乎没有提高；四、实际上，不存在现有经济理论尚无法解释的经济增长“奇迹”，但是，这种“奇迹”的出现并非政府有关部门有意为之。

关键词：中国实际GDP增长率投资增长率能源利用率
一、引言
能够称得上“奇迹”或“之谜”的经济现象不多，我们在上个世纪末遇上了一个。

上个世纪末，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了被我国一些经济学家称为“缩长”的经济现象，即在通货紧缩情况下，经济仍然保持着较高的增长速度。

特别是，这一“缩长”现象还被我国一些经济学家（林毅夫，2000年）称为中国经济增长“奇迹”，认为超出了现有经济理论的解释能力，并认为“......所有这一切都似乎意味着经济学家，特别是中国经济学家们有责任对“缩长”做出合理的解释”（林毅夫、龚刚2007）。

因此，重新研究“九五”期间我国经济增长率，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旨在对“九五”期间出现的“缩长”现象从理论和实证上给出一个解释，一个与目前经济学界主流不同的解释。

这一“缩长”现象之所以引人注目的原因是，导致“缩长”现象出现的一系列影响因素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从理论上讲，“缩长”现象的出现，首先涉及到经济转轨过程中的问题。

以前实施计划经济的国家，在转轨的过程中无一不付出沉重甚至高昂的代价，个别国家的经济甚至到了崩溃的边缘。

与这些国家相比，我国的转轨成本似乎过低；其次，涉及到目前经济波动理论。

经济波动研究是宏观经济学的两个核心问题之一，对经济波动的不同解释是划分宏观经济学派的主要标准；再次，是反通货膨胀的成本问题。

反通货膨胀牺牲率也是宏观经济学不同派别争论的一个重要问题。

与大多数国家的情况不同，我国“八五”末期的反通货膨胀，以极低的代价实现了“软着陆”。

在实践上，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是，我国经济运行是否可以回到“九五”时期的那种状态：在能源消费几乎零增长的同时，GDP仍然保持较高水平的增长；将来反通胀时是否需要考虑成本等一系列问题。

迄今为止，对我国“九五”期间官方公布的经济增长率的支持和质疑的文献普遍存在一个问题是：或者偏重理论，实证不足；或者偏重数据、方法，但缺乏理论分析。

本文试图结合理论和实证对“九五”期间我国经济增长率给出一个更接近那个时期真实经济运行的判断，重新解释我们经济运行中出现了与现有理论相悖的几种现象。

本文其余几节安排如下：第二节，文献回顾。

本节主要评述到目前为止国内外经济学界对我国经济运行中出现的“缩长”现象给出的解释和结论；第三节，经济波动理论和模型。

在本节中，对主要的经济波动理论进行了简要的回顾和评述并针对我国经济中出现的“内需不足”现象，给出一个的理论上解释；第四节，“九五”期间经济增长率的实证分析。

由于我国“九五”期间第一和第
二产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例约为70%，特别是第二产业的产值约高达50%。

因此，我们认为从数据的可靠性和所占的比例上来看，用产品产量的变化来推断名义总产值的变化是可行的。

具体如下：1.从实物投资的波动来分析“九五”期间的经济波动，具体就是用厂房建筑和机械设备等实物投资增长率来分析这一时期的实物投资波动；2.用工业产品产量增长率来校正同期工业产值增长率；3.用高耗能产品单产能耗的变化来分析我国能源效率是否提高；第五节，结论部分。

给出本文的几个主要结论。

二、文献综述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率的问题一直倍受国内外学者关注①。

尤其是“九五”期间独特的“缩长”现象，引起了经济学界广泛的兴趣，包括国外的经济学家分别给出不同解释。

2002年，《经济学季刊》还设专辑研究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统计问题②。

从对我国“九五”期间经济增长率真实性的分歧文献来看，大致可以分如下几类：
一，认同我国政府此间公布的经济增长率。

林毅夫（2000，2004，2007）对“缩长”的解释是：由“八五”期间过度投资所引起的。

当政府采取反通货膨胀的政策时，生产能力就会过剩，从而产生通货紧缩。

龚刚（2002）认为，“缩长”有可能来自于一个正向的供给冲击，如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即在给定的总需求曲线下，总供给曲线向右移动，导致价格下跌，产量上升。

张新，蒋殿春（2002）采用经济增加值(EVA)分析方法，对近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及其与企业微观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理论和实证性的分析。

研究结果表明，除了1998年疑问外，我国近年来的经济增长数据基本可靠。

任若恩（2002）对Rawski(2001，2002)采取的方法和得出的结论进行了分析和批评，认为采用的方法和由此得出的结论问题严重。

以上文献或者仅从理论上解释了我国经济增长“奇迹”，但实证分析不足，如林毅夫（2000，2004，2007）、龚刚（2002，2007）；或者主要从统计方法上进行分析，得出我国近年来的经济增长数据基本可靠的结论，如蒋殿春（2002），但缺乏理论分析；或者仅就Rawski所使用的分析方法提出了批评，但并没有令人信服地回答Rawski的质疑，如任若恩（2002）认为，Rawski的方法简单化，甚至草率，有失水准。

二，没有明确结论，但不认为我国“九五”期间经济增长率出现高估。

劳伦斯·R·克莱因和S·奥兹马库（2002）选取了15个不同来源、有相当独立意义、有广泛代表性的指标的变动。

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分析了我国1980—2000年GDP增长率，得出结论是：“这些有概括意义的指标和主成分的变动，与中国官方估计的真实GDP的变动是一致的。

这并不是说，我们证明中国官方核算的GDP 是正确的，没有人知道正确的估计值；只是表明根据不同的计算方法，有不同的结果。

这是通行全世界的事实。

”
这样的表述往往被我国经济学家引为支持我们统计数据的结论，或反驳Rawski的观点。

但我们认为，这是对克莱因和奥兹马库结论的误解。

我们在这里着重分析的是少数年份的经济增长率，更准确地说是少数年份经济的波动程度，而不是质疑从1980—2000年这一期间的经济增长率。

还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从计量技术上看，克莱因和奥兹马库对我国GDP增长率的分析，用的是1980—2000年相关指标的增长率，得出的结论是，从1980—2000年平均增长率水平来看没有偏离实际经济增长率。

但是，他们的分析存在一个问题，由于给出的是1980—2000年这一时期中国经济的平均增长率，而不是少数年份的经济波动。

这样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用较长的时间序列平滑了少数年份较大的经济波动。

三，认为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之间存在矛盾。

早在1998年，我国经济学者（厉格非，1998）就注意到官方统计数据与现实经济的运行之间存在一些问题。

厉格非（1998）用电力消费和货运量
①在岳希明、张曙光、许宪春编写的《中国经济增长速度：研究与争论》一书中，收录了国内外一些经济学家对我国“九五”以前经济增
长率的研究文献，中信出版社，2005年01月。

②见“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统计问题专辑”《经济学季刊》第2卷第1期。

这样的实物指标来推测当时我国经济的真实增长率，得出的初步结论是：“1997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可能被高估了近三个百分点。

也就是说，1997年真实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约为6%左右，而不是8.8%”。

此后，厉格非（1999，2001）又撰文质疑当时的经济增长率，认为实际的经济增长率可能是，“1997年为6%左右，1998年接近4%，1999年上半年为7.6%”。

这一初步估算的结果，介于当时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和后来Rawski（2001）给出的估计数据之间。

厉格非（1998、1999、2001）给出的初步结论虽然早于Rawski（2001），并从理论上分析了当时的经济运行的态势，用电力消费和货运量这样的实物指标来推测当时我国经济的真实增长率，得出的初步结论是，实际上，1997年我国的经济已经出现了衰退的迹象，1998年还出现了比较严重的衰退。

但由于当时实证分析能够利用的数据不多，因此，厉格非给出的结论并不足以令人信服。

四，否定1998年—2001年我国的经济增长率，并认为是我国相关部门有意为之。

Rawski（2001）对我国1997—2001年的增长率提出了质疑并加以否定。

他从能源消费、农业、工业、消费等各个方面对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率提出质疑和否定的同时，还用一些实物指标（如能源增长率、航空增长率等）来推测这一时期的经济增长率，得出结论是1998年为－2.0%～2.0%、1999年为－2.5%～2.0%、2000年为2%～3%、2001年为3%～4%。

显然，这一结论远远低于同期官方公布的数字，也低于厉格非（1999，2001）给出的初步估计。

Rawski的文章一发表，就在我国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随即引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

当时，包括媒体、官方和学术界几乎一致认为，Rawski的方法太草率，结论太离谱。

对Rawski的主要质疑之一：这一时期经济保持较高的增长率而能源消费为什么没有增长？我国经济学界主流给出的普遍解释是，这是我国经济运行中能源利用效率大幅度提高的结果。

显然，“九五”时期我国能源利用效率大幅度这一解释得到了相关部门的认同和采纳。

在制定“十五”规划时，电力设施的投入降低了①。

出乎政府和经济学家界意料的是，2002年底我国出现了小范围缺电，2003年演变成了全国大范围缺电，电力紧缺的局面一直持续到2007年。

对这次突然其来的大面积缺电现象，官方和经济学家给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

其中一个最根本的原因是，前期电力工业投入的严重不足。

如经济学家林伯强（2004）就认为：首要原因是，“九五”期间电力投资的严重不足，装机容量增长持续低于电力需求增长。

“十五”期间，电力需求的平均增长速度为13.14%，2003年更是高达16.53%，远远高于当初基于“九五”期间经济增长率和电力需求增长率做出的5%的“十五”规划中的预测。

实际经济运行告诉我们：以“九五”时期经济增长率为基准做出的电力消费增长率预测与实际电力消费需求相去这么远，其中一定存在问题。

三、理论分析
本文采用卢卡斯所推崇的基德兰德和普雷斯科特给出的一个经济波动定义：经济波动是就业和产量的波动。

就业及其波动是宏观经济学核心之一。

但鉴于失业率这一重要经济指标，不仅我国经济学界给出的估计值与政府统计部门公布出的数据相去甚远，而且在经济学界也没有一个为大家所普遍接受的失业率数据，因此，本文只分析产量的波动。

现代宏观经济学研究经济波动，首先归纳出经济波动的“典型事实”，然后给出解释这些“典型事实”的理论。

因此，对这些“典型事实”的解释能力就成为了衡量各派理论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

但因为学术界对我国的一些基础统计数据存在较大争议，本文退而求其次，根据我国经济运行特征，归纳出两组我国“九五”时期经济运行特征。

一，根据官方公布的统计数据给出的我国“九五”期间经济运行的特征：1.出现通货紧缩；2.产出仍保持在较高水平（有时也被称为高位低谷）；
3.失业问题严重；
4.内需不振；二，本文给出的我国“九五”期间经济运行的特征：1.出现通货紧缩；2.产出增长率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3.失业问题严重；4.内需不振。

我们看到，两者在第
①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的“电力工业“十五”规划”中，“分析、综合各方面的研究结果，预计“十五”期间全国电力需求的平均增长速度为5%”。

由此，大幅度降低了对电力工业的投入。

二个特征即经济增长率上出现了很大分歧。

尽管凯恩斯学派和RBC学派在价格水平是顺周期还是逆周期的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均认为失业是顺周期的。

因此，认为“缩长”是由于在给定的总需求曲线下，正向的供给冲击使总供给曲线向右移动，导致价格下降，产量上升（龚刚，2002）和由于前些年过度投资，生产能力过剩导致通货紧缩（龚刚，林毅夫，2007），但却无法解释“九五”期间出现的比较严重的失业现象。

下面用我国“九五”期间冲击经济的因素和一个具体的生产函数来解释本文给出的我国“九五”期间经济运行的特征。

一，“九五”期间冲击经济的因素
回顾“九五”时期，我们发现此时我国经济正处于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一，我国经济开始了真正转轨；二，此时恰逢对“八五”时期高通货膨胀坚决甚至是毫不留情的治理刚刚结束；三，在此期间发生了东南亚金融危机。

首先，我们简要回顾一下前苏联和东欧在转轨过程中的经济表现。

在转轨过程中，这些国家的经济无不付出沉重的代价，个别国家的经济甚至到了崩溃的边缘①。

1994年之前，虽然我国许多国有企业有较大的亏损，但国家仍然为这些企业提供各种补贴，来维持亏损企业职工的工资。

但从1994年开始，国有企业开始试行破产制度，亏损企业职工面临下岗的可能。

1997年，下岗分流、减员增效成为国有企业改革的重要措施。

按照罗兰（2002）的判断，不确定性是转轨经济中的一个基本特征。

我国正式开始民营化和企业重组改革是1995年，也就是“九五”的开始。

在我国经济转轨过程中，城镇居民的收入和支出不确定性加强。

我国经济学者（罗楚亮，2006）认为：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居民就业机会下降、收入不稳定性的增强及医疗、教育支出的增长等因素对居民消费水平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抑制了消费，导致了持续至今的内需不足。

其次，是反通货膨胀的牺牲率。

每降低通货膨胀一个百分点所要承担的产量损失的数量就是所谓的牺牲率。

各学派对反通货膨胀牺牲率的分歧较大：凯恩斯主义学派认为，牺牲率较大，即使当事人具有新古典学派所谓的理性预期也一样；后凯恩斯学派还认为，如果只反通货膨胀将可能造成更高更持久的失业；货币主义学派认为，随着货币收缩，牺牲率也将增加。

但其增加的程度和持续时间取决于货币收缩的程度、经济体制适应的程度，这里面隐含着一个关键的问题是，货币当局的信誉问题；与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理论不同，新古典理论则认为，如果政策可信，短期内预期的货币政策的变化对产量和就业量也几乎没有影响。

所以，从理论上讲，牺牲率可以为零，即在不必付出凯恩斯主义学派和货币主义学派所说的产量和就业代价的情况下，就可以降低通货膨胀。

在单纯的理论争论没有明确结论的情况下，我们来观察一下现实的经济是如何运行的。

Laurence Ball and Fisher Hall（1994）估计了19个OECD国家过去30年里发生的65个反通货膨胀案例，他们的实证分析得出了三个主要结论：一，反通货膨胀一般会导致一段时期的高失业，换言之，即使在中期反通货膨胀是中性的，货币增长率的下降也将导致一段时期失业率的上升；二、更快的反通货膨胀（冻火鸡）措施伴随着更小的牺牲率。

这个结论部分支持了新古典学派(Sargent,1983)；三，牺牲率在工资合同更短的国家更小。

这个结论部分支持了新凯恩斯学派（Talor,1983）。

再次，是外部经济环境。

当我国经济正处于转轨带来的阵痛和支付前一时期反通货膨胀成本的时候，外部世界并没有给我国提供一个宽松的环境。

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和此后世界经济的衰退，严重抑制了我国产品的出口，对此时我国的经济产生了不小的压力。

本文认为，以上这三方面因素对当时的经济形成了负面冲击，这些负面技术冲击的综合作用，导致了“九五”期间的经济增长率大幅下降，导致了严重的失业和通货紧缩。

用AD—AS语言描述就是，由于以上这三方面的负面冲击，导致了AD曲线左移，致使产出下降，失业率上升和通货紧缩的出现。

用RBC学派的分析工具解释就是，以上这些冲击导致了生产函数向下移动，致使失业率上升产出下降。

在次我们不准备讨论此次冲击源自需求还是供给，主要讨论这次冲击导致的后果。

①从1991—2000年平均经济增长率来看，阿尔巴尼亚为1.3%、保加利亚为－4.0%、匈牙利0.8%、捷克 1.5%、波兰 3.6%、罗马尼亚－1.7%、俄罗斯联邦－3.8%、斯洛伐克2.1%。

资料来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数据库（）。

二，生产函数
我们认为，林毅夫的解释：“八五”产能大幅扩张导致了“九五”产出供过于求，没有考虑一个关键的问题，即资本利用率。

因为在估计生产函数的变量中，资本既是生产过程中的重要投入要素之一，也是最难得到的数据。

资本代表各种成分的加总，包括各种类型的机器、工厂和存货等。

但问题是，资本数据要么是得不到，要么是数据的有效性有问题，所以许多复杂的度量问题由此而产生。

特别是设备利用率问题。

只有实际资本利用率才能视为投入，因此，资本的度量应该根据设备使用率进行调整。

但是，一般来说，很难甚至无法得到设备使用率的准确数据。

因此，当我们用生产函数来描述产出的时候，我们不去试图估计资本存量，而是找出一个能代表资本利用率的指标。

下面我们用Burnside ，Eichenbaum and Rebelo(1995)在研究资本利用率时给出的一个带有电力消费的Leontief 生产函数来分析产出。

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分析电力使用来间接观察资本利用率，进而通过观察电力使用量的变化来分析资本利用率的变化。

(1)
)
,min(t t t V M Y =这里表示t 时的产出；表示t 时的原材料的投入；表示包括了工作时数（），资本存量t Y t M t V t L （）和电力消费（）的一个函数。

接下来，我们假定资本利用和电力投入是可以替代的，则有：
t K t E (2)
)
,,,(t t t t t M E L S F Y =这里，是t 时的资本利用量；是t 时劳动力的投入；是t 时电力消耗。

t S t L t E (3)
)
,()/,1(t t t t t t t t t t t H K H N F A N K F A H N V ==是t 时的工人数量，是t 时的工人工作时数，是t 时的资本存量，则有：
t N t H t K (4)
t
t t K H E φ=：是t 时的利用系数。

定义总的工作时数为，再代入方程（1）
，可得：φt t t H N L =(5)
)
/,(φt t t t E L F A Y =这里我们就给出了带有电力消费量的生产函数。

根据这个生产函数，我们可以从电力消费，特别是工业电力消费量的变动上来分析产出的变化。

四、实证分析
在下面的实证分析中，我们首先解释为什么采用实物指标来分析我国“九五”期间经济增长率；其次，用工业电力消费变动、货运量变动、工业产品产量增长率和高能耗产品单产能耗等实物指标来具体分析我国“九五”期间真实经济增长率。

在以下的分析中，我们以实物指标为准来推测名义指标是否与实际经济运行状况出现了偏离，以及出现了多大的偏离。

理由如下：一，与社会科学不同，自然科学是能够重复的。

自然科学的结果，特别是工业上的一些指标，如企业的产能和单产能耗等，其数据的透明度很高，在国内和国际上都具有可比性。

因此，这些数据很难造假，一旦对某些指标有疑问，我们可以通过实验来验证这些指标的准确性。

二，由于体制的原因，目前还无法杜绝地方政府虚报产值的现象。

一个不争的事
实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从制度上杜绝地方政府官员为了本地或者个人利益编造数据，特别是本地经济增长率这个重要数据。

三，从技术上看，无论是统计口径还是数据的采集，不同的数据相差很大。

我们分析中使用的一些指标，如电力消费，货运量等，既不受地方政府的干预，又有采集上的方便和实时反映经济活动水平的特性。

到目前为止，没有证据表明：政府相关部门人为修改这些数据。

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如果没有操作上的错误，这样的统计指标是可信的。

下面我们从电力消费、货运量这样总量数据和不同样本的工业产品产量数据来分别推断“九五”时期我国实际经济增长率。

我们首先分析总量指标。

1995—2000年，同期的工业电力消费增长率分别为：9.69%、5.02%、4.36%、0.12%、5.08%、9.29%。

如果我们用工业电力消费的变动来表示资本利用率的变化，我们发现：从1996年开始，资本利用率开始大幅下降，直到2000年才开始回升。

特别是1998年，工业电力消费增长率仅为0.12%。

由此，我们可以推测，当年的工业产出几乎没有增长。

与此相对应的是货运量。

1996—2000年，货运量增长率为5.14%、－1.56%、－0.84%、2.02%、5.08%。

我们注意到了1997年和1998年连续两年货运量增长率出现了负增长，表明这两年的总的经济活动水平在下降，与电力消费量推断的结果相符。

接下来我们具体从三个方面来分析我国“九五”期间经济增长率存在的问题。

一，“九五”期间工业产品产量增长了多少？二，“九五”期间投资增长多少?三，“九五”期间能源利用率提高了多少？
一，“九五”期间工业产品产量增长了多少？
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产值在我国GDP所占的比重最大，超过了70%。

因此，我们主要分析工业产值与产量之间存在的问题。

以下我们分别从1.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增长率；2.工业产品产量增长率；
3.工业产品产量《工业统计年鉴2005》；
4.《中经网数据》这四个不同样本来分析“九五”期间我国工业产品产量与产值之间存在的问题。

结果见附表1。

以上4个样本，1996—2000年的产量增长率与其产值增长率相比，有比较大的偏离，与1989年、1990年的工业产值增长率比较接近。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工业产品产量、中经网46种产品和111种产品这三个样本给出的结论是：1998年的产量增长率低于1990年的产量增长率，而1998年的工业产值增长率是8.9%，1990年的工业产值增长率是3.4%。

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增长率这个样本给出的结论是：虽然1998年的工业产品产量增长率高于1990年，但低于1989年，1998年的工业产值增长率8.9%，而1989年的工业产值增长率是5.1%。

从以上这些样本的分析结果来看，“九五”期间我国工业产品产量的增长率远低于同期工业产值的增长率。

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九五”期间我国的工业产值增长率被高估了，特别是1998年，工业产值被严重高估了，当年的工业产值增长率不会高于1990年的3.4%。

二，“九五”期间投资增长了多少？
经济学上的投资指的主要是新的生产能力的形成，即新建的厂房建筑和机器设备等的购置。

“九五”期间相关部分公布的投资增长率分别是：1996年16.5%、1997年11.3%、1998年16.1%、1999年5.3%、2000年8.6%。

“九五”期间，投资增长率出现了较大幅度的下降，为改革开放以来少有，但1998年比较特殊，这一年投资增长率达到了16.1%，在内需不振，出口大幅度下滑，这一增长率是当年“保八”的关键。

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高达16.1%的投资增长率，当年7.8%的GDP增长率恐怕很难实现。

但是，当我们用实物指标来仔细、深入分析1998年的投资增长率时，问题就出现了。

我们发现，实物指标的投资增长率远远低于名义投资增长率。

下面我们分别从厂房建筑物投资增长率和机器设备投资增长率两方面来分析实物投资增长率①。

详见附表2。

1.厂房建筑物投资
我们从厂房建筑物投资所用原材料和劳动力着手来分析实际厂房建筑物投资增长率。

我们选取①在投资中还应包括存货，但鉴于存货在投资中所占的比例和数据的可得性，这里不对存货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