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应改革开放浪潮的技术引进之路

顺应改革开放浪潮的技术引进之路作者：谭玉照张国平温欣
来源：《红岩春秋》2024年第01期
孙同川，出生于1940年7月，河南舞阳人。

1963年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飞机设计专业，曾任四川仪表总厂副厂长、厂长。

1985年3月至1988年5月任中共重庆市委常委，1985年9月任重庆市副市长，1988年8月至1993年4月任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市长，1993年4月至1995年10月任中共四川省委常委、重庆市委书记，1995年10月至1998年1月任中共四川省委常委，1998年1月任四川省政协副主席，是中共第十二、十三、十四届中央候补委员。

20世纪60年代初，国际局势日趋紧张，党中央从国家安全出发，决定调整国家工业布局，将沿海地区的工厂迁到西部地区，三线建设由此启动。

这次工业上的调整，对于西部地区的发展是一次很大的机遇。

作为三线建设的参与者、见证者，我对三线建设、对四川仪表厂有着很深的感情。

我祖籍河南，出生在重庆南岸铜元局。

1958年考入西北工业大学飞机设计专业，毕业后在西安飞行研究院工作。

1970年，为支援三线建设，我回到重庆，先后在北碚的四川仪表四厂、五厂、六厂、三厂和总厂工作。

直到1985年担任中共重庆市委常委，才离开北碚。

我在北碚工作生活了15年。

改革开放催生思路之变
1965年，国家机械部决定把上海、南京、无锡、苏州、西安、锦州、沈阳等地与热工仪表配套的厂搬迁到重庆北碚，由此形成了川仪总厂（即四川仪表总厂）。

起初，川仪总厂被划定在以北碚为中心、方圆50公里的范围。

由于占地面积广、范围大，最后收缩在以北碚为中心，南到歇马场、青木关，北到澄江镇的范围。

川仪四厂位于北碚三花石，早期从上海迁来。

1970年3月，我刚到川仪就在四厂当技术员，后来担任该厂一、四车间党支部书记。

1975年，邓小平提出以毛泽东的“三项指示为纲”（即以毛泽东关于学习理论、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的重要指示为纲），全面推动全国各项工作。

为促进生产，川仪总厂派了几个工作组到各个分厂进行整顿。

我作为其中一个工作组的组长，被分到五厂。

五厂是仪表电镀厂，整顿完后，我留在五厂任党支部书记，工作了一年多。

1976年10月，我被派往六厂担任党总支书记。

大概工作了三年时间，我又被调到自动化装置厂三厂任党总支书记兼厂长。

1980年调回总厂任副厂长。

1983年，川仪总厂厂长马珍同志退休，我接任厂长。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改革开放，开始了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懈探索。

同年，一场类似展销会的会议在长沙召开。

与会者把各自厂里的产品带到会上，看市场是否需要。

如果产品不能适应市场需求，就没有销路。

开完会后，大家都有了强烈的危机感。

我们意识到，要真正适应市场经济就必须进行技术改造，必须生产市场上需要的新型产品，这样才能经营下去。

一流测温记录仪的诞生
三线建设的这些厂刚迁来时，使用的是20世纪60年代初期的技术，比较落后。

如何让老厂发挥他们的潜力？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进行技术改造。

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我到川仪总厂的第一个任务是负责引进先进技术。

那时还不是中外合资，而是我们花钱买别国的技术，叫技术引进。

当时的想法是，买进技术后，再慢慢把技术学过来，进行开发和发展。

我首先和美国霍尼韦尔公司洽谈控制系统。

刚开始，我告诉对方，我们厂要搞服务中心。

洽谈一段时间后，服务中心成立了。

接着，我和对方商谈引进它的系统，就是整个工厂的控制系统。

最终，我们把霍尼韦尔公司中型系统的自动控制（单回路控制器）引进来，放在新成立的十八厂里。

第二个任务是针对四厂的技术引进。

四厂以前的记录仪很大，比较落后。

钢厂、化工厂都需要测量、记录温度。

我们开始和日本横河电机株式会社谈ER记录仪的引进。

它是当时世界
上最先进的记录仪，其优势在于温漂和时漂比较低。

通俗地讲，温漂较低就是温度变化对记录仪的影响不大，时漂较低就是稳定性好。

其他温度记录仪随着时间的推移，用了一两年后就不精准了，但ER记录仪基本上没有变化。

在引进ER记录仪的时候，横河电机株式会社代表说，有些技术可以卖给我们。

我们就要求他们把相应元器件的生产技术也卖给我们。

经过考察，我们发现ER记录仪里最关键的是薄膜电阻，于是要求对方把薄膜电阻的生产技术卖给我们。

由于生产薄膜电阻对净化条件的要求很高，横河电机株式会社认为我们没有生产能力。

当时正好川仪六厂的超净厂房基本建成，我们就邀请他们前来参观。

他们发现我们的厂房净化条件高，而且生产集成电路的工人容易掌握新技术。

最终，他们同意把生产技术卖给我们。

那时技术改造要经过上面审批。

经过部里、国家计委同意，我们花了250万美元引进记录仪。

ER记录仪引进后，总厂销售收入大幅度增加，日子一下子变好了。

川仪九厂就是位于澄江镇的分析仪器厂。

20世纪80年代初期，该厂引进了德国哈特曼布朗公司的紫外光学仪器。

它利用紫外线的原理来测量一氧化氮、二氧化氮，这是以前测不出来的。

后来，我又给一厂引进了五元合金。

以前的开关里面有一个触点，是用铜制成的。

开关一合上会产生热量，几次来回后很容易融化，继电器就坏了。

于是，我找到日立金属公司，希望能引进五元合金。

五元合金是由金、钨等五种金属做成，触点接触良好，即便开合上万次，开关也不会融化。

引进这一技术后，一厂增加了活力，开拓了市场，效益也变好了。

通过技术引进，我们的产品特别是四厂的产品，很快在全国仪表行业排名第一，在国际上也处于先进水平。

一时间，遍销全国钢铁行业、化工行业，供不应求。

艰难的半导体追逐路
我在川仪六厂工作的时候，遇到技术老化的问题。

六厂搬来之初是生产分立元件，但当时国际上已经有大规模集成电路，所以相对来说，六厂的生产技术比较落后。

為跟上国际步伐，六厂提出要生产集成电路。

首先遇到的问题是厂房不适配，必须改造厂房。

一个是异地改造。

六厂原来在水土镇，使用的是武装部的地盘，地盘很小，不适应新的生产，所以我们提出异地改造，最后选定在离总厂较近的文星湾修建厂房。

另一个是厂房改造。

生产集成电路必须使用超净厂房，即在1立方米的空间里，不能超过1万个微粒子。

因为这些微粒子如果粘到半导体上，就会导致短路。

六厂于1978年在文星湾重建，1980年建成。

1983年我当厂长的时候，国家把川仪定为小型计算机、半导体和专用集成电路的生产点。

当时的情况是，六厂的厂房建起来了，但是设备和技术不行，我们便有了技术引进的计划。

为了获得机械部同意，我经常跑到部里向领导介绍我们厂的项目以及对设备、技术的需求。

同年，我带着总厂几个管技术的同志，跟随机械部计划司的领导去了一趟美国。

我们先去硅谷考察了半导体，然后商家用专机把我们带到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考察。

刚到菲尼克斯，我们就碰到有家公司卖半导体生产线设备。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美国是最早生产游戏机的国家，但后来因游戏机影响小孩学习，就限制了生产，导致产能过剩，许多公司停产。

菲尼克斯非常炎热，七八月的时候气温有40多摄氏度。

因为公司停产，空调都关了，我们进工厂后不到半小时就出来了。

经过考察，我们发现这个生产线很好，马上回来向计划司司长汇报，说我们六厂厂房建好了，但还没有设备。

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晶圆技术是六英寸，集成度是微米级。

我们用不起六英寸的，就和商家洽谈三英寸的生产线。

1984年，我到美国与商家正式签约，买了一条三英寸的生产线，这是当时国内唯一一条生产线，花了800万元人民币。

这条生产线对于后来生产薄膜电阻发挥了极大作用。

交易完成后，我们先请工程技术专家把这条生产线运转起来，证明它能够生产出合格的东西后，派了很多人去学习和掌握技术。

当时，按国家政策，出国人员回国后，会给指标和补贴买一个大件，如彩电、冰箱等。

这些物件都是紧俏货，很多人为此很想出国学习。

我去日本考察时，从日本冈崎制作所购买了铠装热电偶的生产设备和技术。

铠装热电偶具有耐高温、耐辐射等特点，也可用于核电站内。

原本打算配备在一厂的一个车间里，但因为设备对厂房要求极高，一厂无法满足条件，我们就改建了北碚火车站的一个仓库，设立了十七厂。

川仪三厂为核工业816工程做了一些事情。

816里的计算机、核潜艇上的巡回檢测装置是由三厂生产的。

因温度对核潜艇很重要，所以一个核潜艇上的巡回检测装置有很多个温度控制点。

1984年，国家计委批准川仪总厂生产专用半导体和小型计算机。

中央批准我们去引进技术，我就到美国IBM公司洽谈小型计算机的制造技术。

我来到IBM总部，还到了位于佛罗里达州博卡拉顿的IBM公司生产厂参观，可是他们要价很高，我商谈了很久也没有谈成。

三线建设是中国经济史上一次极大规模的工业迁移过程，虽然投资来自中央，但也离不开地方的支持。

三线建设迁来的只有一部分骨干，所以大部分职工是在当地招收的。

川仪厂不但解决了重庆的就业问题，还投资修建了两所学校，一所是仪表工业学校，是一个中专学校，位
于三花石；另一所是仪表中学，为解决员工子女的读书问题而建。

后来因为教育改革，这两所学校都交给地方管理了。

川仪顺应时代浪潮，勇立发展潮头，离不开重庆市委市政府和北碚区委区政府的大力支持，而川仪的发展壮大也提升了城市影响力，为北碚乃至重庆的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中共重庆市北碚区委党史研究室供稿）
编辑/杨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