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材山、关辅天灾与后突厥汗国的建立：以王仲玄、赵惠满墓志为中心

ＤＯＩ：１０．１６６１４／ｊ．ｇｚｎｕｊ．ｓｋｂ．２０２４．０２．０１２总材山、关辅天灾与后突厥汗国的建立：
以王仲玄、赵惠满墓志为中心
李锦绣，张慧芬
（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北京　１００１０１）
摘　要：以《王仲玄墓志》《赵惠满墓志》为中心，探讨骨咄禄复兴突厥汗国早期的地利、天时因素。

根据《王仲玄墓志》，可以确定总材山在突厥第一次反叛中已具有重要地位，第三次反叛时骨咄禄“保总材山”，占据了复兴突厥汗国的地利优势。

骨咄禄起兵后，唐对其采取了消极防御政策，这固然有西域政局不稳、唐周易代内乱多发、武则天排斥异己残杀武将等内外原因，但也不能忽视永淳前后关辅与漠北天灾对骨咄禄坐大的影响。

永淳元年关辅等地区的天灾，削弱了唐反击骨咄禄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任由骨咄禄在总材山与黑沙城发展势力；而之后的漠北三年大旱，为突厥进入于都斤山、瓦解唐漠北羁縻体制提供了契机。

关键词：总材山；骨咄禄；后突厥汗国；王仲玄墓志；赵惠满墓志
中图分类号：Ｋ２８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７３３Ｘ（２０２４）０２－０１２９－１０
２０１９年和２０２２年，蒙古国科学院历史考古研究所和哈萨克斯坦“国际突厥科学院”，在蒙古国后杭爱省哈沙图苏木的诺贡木谷联合发掘了９座祭祀遗址，确定“诺木贡２号”为颉跌利施（骨咄）祭祀遗址，出土了刻有古突厥文和粟特文“ＱｕｔｌｕｑＱａγａｎ（骨咄可汗）”的石碑①。

突厥第二汗国的创立者骨咄禄再次引起国际学界的关注。

关于突厥的复兴，两唐书《突厥传》记载较为简略，如《新唐书·突厥传》所记载骨咄禄起兵建立第二汗国的经过为：
骨咄禄，颉利族人也，云中都督舍利元英之部酋，世袭吐屯。

伏念败，乃啸亡散，保总材山，又治黑沙城，有众五千，盗九姓畜马，稍强大，乃自立为可汗，以弟默啜为杀，咄悉匐为叶护［１］６０４４。

史籍语焉不详之处较多。

夏德②、岩佐精一郎③、岑仲勉④等最早以中文史籍及《暾欲谷碑》《阙
收稿日期：２０２３－１０－１０
基金项目：中国历史研究院学术基金项目重大课题“古代吉尔吉斯（柯尔克孜）历史文化研究（ＬＳＹＺＤ２０１９０１３）”、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创新项目“突厥问题研究（２０２３ＹＺＤ００１）”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李锦绣（１９６５—），女，河北秦皇岛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

研究方向为隋唐史、敦煌吐鲁番文书、内陆欧亚史和古代中外关系史。

张慧芬（１９９０—），女，湖北天门人，法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博士后，研究方向为吐鲁番文书研究。

①详见А．Энхтθр，К．Дархан，Б．Напил，Б．Нурболат，Ц．Буянхишиг，Г．Батболд，С．алантай，“Кутлугхаанытахилынонгонцогцолбор，гэрэлтхθшθθ”，Ｓｔｕｄｉａ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Ａｒｃｈａｅｏｌｏｇｙ，ＭｏｎｇｏｌｉａｎＡｃａｄｅｍ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ＴｏｍｕｓＸＬＩ，２０２２．汉译见邵格拉译、包文胜校：《骨咄禄可汗祭祀遗址与碑文》，《欧亚译丛》第８辑（待刊）。

②详见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Ｈｉｒｔｈ，“ＮａｃｈｗｏｒｔｅｚｕｒＩｎｓｃｈｒｉｆｔｄｅｓＴｏｎｊｕｋｕｋ：Ｂｅｉｔｒ ｇｅｚｕｒ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ｄｅｒＯｓｔ－Ｔüｒｋｅｎｉｍ７．ｕｎｄ８．ＪａｈｒｈｕｎｄｅｒｔｎａｃｈＣｈｉｎｅｓｉｓｃｈｅｎＱｕｅｌｌｅｎ”，ＤｉｅａｌｔｔüｒｋｉｓｃｈｅｎＩｎｓｃｈｒｉｆｔｅｎｄｅｒＭｏｎｇｏｌｅｉ，ＺｗｅｉｔｅｒＦｏｌｇｅ，Ｓｔ．Ｐｅｔｅｒｓｂｕｒｇ：ＮｅｕｄｒｒｕｃｋｄｅｒＡｕｓｇａｂｅ，１８９９．陈浩译：《跋＜暾欲谷碑＞———以汉文史料为中心的东突厥汗国史》，余太山、李锦绣主编：《欧亚译丛》第３辑，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７年，第４３－１３９页；又载陈浩主编：《西方突厥学研究文选》，商务印书馆，２０２０年，第９８－２１４页。

③详见岩佐精一郎：《突厥の复兴に就いて》，《岩佐精一郎遗稿》，东京：岩佐传一，１９３６年，第７７－１０７页。

④详见岑仲勉：《突厥集史》，中华书局，１９５８年，第２９７－３２８、６２４－６２５、１０１５－１０１６页。

李锦绣，张慧芬：总材山、关辅天灾与后突厥汗国的建立：以王仲玄、赵惠满墓志为中心
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等为基础，对突厥复兴历史进行了细致梳理；马长寿①、林 ②、薛宗正③、ＰｅｔｅｒＢ．Ｇｏｌｄｅｎ④等撰著的通史著作也叙述了突厥复兴历程；李方⑤、朱振宏⑥、铃木宏节⑦、陈恳⑧、包文胜⑨、陈浩⑩等对突厥复兴的原因、对唐代历史的影响、突厥复兴的根据地、突厥王统观和部族构成、骨咄禄家世和第二突厥汗国的重大事件等，进行了深入研究；吴玉贵 瑏瑡则从更加宏观的视角结合史籍和墓志对突厥复兴史料进行了系统辑录和考辨。

随着中古时期墓志的出土和发现，更多与突厥历史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墓志被辑录刊布出来。

本文选取两件突厥复兴时期的墓志材料，对调露元年（６７９）至垂拱三年（６８７）唐与突厥的关系，尤其是骨咄禄起兵时的天时地利因素等进行补充论述。

请方家指正。

一、岚州总材山与后突厥汗国的根据地
突厥复兴始于唐平颉利可汗之后的第五十年。

调露元年（６７９）十月，“单于管内突厥首领阿史德温傅、奉职二部落相率反叛，立泥熟匐为可汗，二十四州并叛应之。

高宗遣鸿胪卿萧嗣业、右千牛将军李景嘉率众讨之，反为温傅败，兵士死者万余人”［２］５４３３。

十一月，唐任裴行俭为定襄道行军大总管，率兵征讨。

调露二年（６８０）三月，阿史那泥熟匐为其部下所杀，奉职被擒，余部或降或逃 瑏瑢［２］５４３３［３］１０５－１０６，２８０３－２８０４。

但第一次反叛并没有彻底平息。

永隆二年（６８１），阿史德温傅从夏州迎来颉利族子阿史那伏念，立为可汗，再次得到突厥各部响应。

在裴行俭的进攻和反间计下，阿史德温傅和阿史那伏念互相猜疑，闰七月，阿史那伏念缚阿史德温傅投降，唐斩杀阿史那伏念及突厥酋长５４人 瑏瑣［２］５４３３［４］６３９９－６４０５。

第二次反叛因唐进攻及突厥内部矛盾而失败。

最终带领突厥完成汗国复兴的是第三次起兵的阿史那伏念余部骨咄禄。

史籍记载阿史那伏念败亡后，骨咄禄“乃啸亡散，保总材山”，学界因此将总材山确定为骨咄禄复兴汗国的发祥地。

总材山地望，根据《阳玄基墓志》中的“奉敕于岚州总材山守捉”句 瑏瑤［７－８］，和敦煌文书Ｐ．２５１１号《诸道山河地名要略残卷》第１５５行记载的总林（材）、玉龙，“山在岢岚军西北三百里，上多松木，所谓岚胜之木，是之也”［９－１１］，可知这一时期总材山在河东道岚州（今山西岚县）辖
①详见马长寿：《突厥人和突厥汗国》，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７年，第６５－６６页。

②详见林 ：《突厥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９２－９５页。

③详见薛宗正：《突厥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第４３１－４６３页。

④详见ＰｅｔｅｒＢ．Ｇｏｌｄｅｎ，Ａｎ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ｏ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ＴｕｒｋｉｃＰｅｏｐｌｅｓ，Ｗｉｅｓｂａｄｅｎ：ＯｔｔｏＨａｒｒａｓｓｏｗｉｔｚ，１９９２．
⑤详见李方：《后东突厥汗国复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２００４年第３期。

⑥详见朱振宏：《突厥第二汗国建国考》，余太山、李锦绣主编：《欧亚学刊》第１０辑，中华书局，２０１２年，第８３－１２９页。

⑦详见铃木宏节：《三十姓突厥の出现—突厥第二可汗国をめぐる北アジア情势》，《史学杂志》第１１５编第１０号，２００６年，第１－３６页；《突厥トニュクク碑文札记 斥候か逃亡者か 》，《待兼山论丛（史学篇）》第４２号，２００８年，第５５－８０页；《突厥可汗国の建国と王统观》，《东方学》第１１５号，２００８年，第１５７－１４１页；《唐代漠南における突厥可汗国の复兴と展开》，《东洋史研究》第７０卷第１号，２０１１年，第３５－６６页。

⑧详见陈恳：《暾欲谷家世钩沉》，《元史及民族与边疆研究集刊》第３３辑，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１３０－１４６页，收入其著：《突厥铁勒史探微》，新北市：花木兰文化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５９－８０页。

⑨详见包文胜：《ｑａｒａｑｕｍ与黑沙及相关地理考释》，《敦煌学辑刊》２０２０年第１期。

⑩详见ＣｈｅｎＨａｏ，Ａ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ＴüｒｋＥｍｐｉｒｅ（ｃａ．６８２－７４５ＡＤ），Ｌｅｉｄｅｎ／Ｂｏｓｔｏｎ：Ｂｒｉｌｌ，２０２１，ｐｐ．１６－４６．
瑏瑡详见吴玉贵：《突厥第二汗国汉文史料编年辑考》，中华书局，２００９年，第４４５－５７５页。

瑏瑢具体考证详见吴玉贵：《突厥第二汗国汉文史料编年辑考》，第４４５－４７１页。

瑏瑣详见吴玉贵：《突厥第二汗国汉文史料编年辑考》，第４７２－４８９页。

瑏瑤参见吕九卿：《试探武周阳玄基墓志中的若干问题》，王双怀、郭绍林编：《武则天与神都洛阳》，中国文史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３３３－３３８页。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ｕｉｚｈｏｕ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区之内①。

骨咄禄之所以以总材山为根据地，除岚州的自然地理条件，如山多松木、有马牧②，骨咄禄等“窜伏山林，唐兵虽多，无所施用”外［２］５４４０，也与突厥第一次起兵的活动范围息息相关。

《王仲玄墓志》正补充了这一点。

《大唐故正议大夫廓州刺史积石军大使上柱国襄陵县男王公墓志铭并序》记载：
公讳仲玄，字知道，琅耶临沂人也……起家右武卫 川府左果毅都尉、上柱国。

永隆元年，加游击将军，寻奉敕充岚州道讨击使。

临轩授钺，大君任切于三边；因孤击虚，健将智兼于七纵。

其年四月廿九日，封襄陵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

百揆时叙，五就宠优。

周制斯皇，汉封逾重。

光宅元年十一月十一日，制除右鹰扬卫翊府右郎将，寻充阳曲道副总管，赐袍带、杂彩等。

路出忻、代，时逢寇贼。

彼众我寡，制胜须务于先声。

大总管淳于处平轻敌败亡，回溪复闻于垂翅，坐此免职。

寻而贬授右卫正平府折冲都尉，瓜、肃等州检校兵马……以神龙二年八月廿八日薨于军府，春秋五十有八［１２］。

《王仲玄墓志》记录了唐与突厥、契丹、吐蕃多次战争，多处可补史证史③，本文只引其与突厥有关的部分。

王仲玄在永隆元年（６８０）和光宅元年（６８４）以后（应是垂拱元年），两次参加征讨突厥。

结合史籍，我们推测这两次军事行动都与总材山有关。

永隆元年，王仲玄以 川府（在岷州）左果毅都尉的身份④，参加了平阿史那泥熟匐之战。

这次出兵，《旧唐书》卷五《高宗纪》记载：
（调露元年十一月）癸未（六日），以吏部侍郎裴行俭为礼部尚书，赏擒都支、遮匐之功也。

甲辰（二十七日），裴行俭为定襄道大总管，与营州都督周道务等兵十八万，并西军程务挺、东军李文?等，总三十万以讨突厥［３］１０５。

同书卷八四《裴行俭传》则记载：
以行俭为定襄道行军大总管，率太仆少卿李思文、营州都督周道务等部兵十八万，并西军程务挺、东军李文?等总三十余万，连亘数千里，并受行俭节度。

唐世出师之盛，未之有也［３］２８０３。

唐征讨大军声势浩大。

定襄道行军大总管裴行俭除率太仆少卿李思文、营州都督周道务等部兵１８万外，还有西军检校丰州都督程务挺、东军幽州都督李文?所领兵１２万，总３０余万人［４］６３９３，规模之大，前所未有。

裴行俭受命征讨在调露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王仲玄墓志》载其“充岚州道讨击使”在第二年（永隆元年，亦即调露二年，６８０年）。

裴行俭大军的排兵布阵，史籍只略记了丰州、幽州都督分别率领西军、东军，除定襄道外，我们并不知道具体征战时分了几个方向，设了几个讨击大使。

《王仲玄墓志》所补充“岚州道讨击使”因之重要起来。

据此可知，征讨单于都护府下二十四州反叛突厥的军队⑤，并不是都奔赴定襄道，至少有一支去了岚州道，可见岚州道在这次征讨战争中地位之重要。

奔赴岚州道讨击的范围，至少包括了其所辖的总材山。

①详见李锦绣：《总材山考》，《欧亚学刊》新７辑，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８年，第３５－５９页；ＣｈｅｎＨａｏ，Ａ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ＴüｒｋＥｍｐｉｒｅ（ｃａ．６８２－７４５ＡＤ），ｐｐ．２１－２５；张凯悦：《文本·空间：隋唐突厥史的再研究》，北京大学博士论文，２０２１年，第１３３－１４４页。

②参见张凯悦：《文本·空间：隋唐突厥史的再研究》，第１４０－１４４页。

③参见杜鹃花：《唐王仲玄墓志考略》，《焦作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２０２３年第１期。

④参见张沛：《唐折冲府汇考》，三秦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２３４－２３５页。

⑤参见齐藤茂雄：《唐代单于都护府考———その所在地と成立背景について》，《东方学》第１１８卷，２００９年，第２２－３９页。

李锦绣，张慧芬：总材山、关辅天灾与后突厥汗国的建立：以王仲玄、赵惠满墓志为中心
众所周知，总材山是永淳元年（６８２）突厥第三次反叛的基地。

《王仲玄墓志》中的“永隆”是否为“永淳”之误？答案是否定的。

因为《王仲玄墓志》记载：“其年四月廿九日，封襄陵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

四月赏功，正发生调露二年。

《旧唐书》卷五《高宗纪》云：
（调露二年）三月，裴行俭大破突厥于黑山，擒其首领奉职。

伪可汗泥熟匐为其部下所杀，传首来降［３］１０６。

调露二年三月，裴行俭军队大获全胜，班师回朝。

四月，唐大举赏功之宴。

《册府元龟》卷一一 《帝王部·宴享二》记载：
（调露二年）四月癸酉（二十九日），九玄殿会文武百寮，谓曰：“匈奴为患，侵镐及方，自秦汉以来即有此弊。

我国家拓定四海，尚亏事大之礼。

贞观之始，犹自执迷，所以命将出师，频有摧殄，遂使土分瓦解，君臣面缚，未忍歼殄，许以自新，五十年间俱称臣妾。

自去冬以来，忽相扇动，潜行合聚，远事交结，遂杀戮百姓，侵损边陲。

故遣裴行俭等聊申薄伐，军威镈举，兵不血刃，应时破溃，款伏军门。

朕自闻以来，情甚欢慰，故广召百官以申燕喜。

王公卿士，想同兹庆。

”［６］１１９６值得注意的是，设宴日期四月二十九日，与王仲玄“封襄陵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的时间完全相同，可知高宗“召百官以申燕喜”的同时，也大举褒赏裴行俭及一同出征的功臣。

“岚州道讨击使”王仲玄也位列其中，因之封爵。

根据王仲玄封爵的时间，可以肯定其岚州道行军正是追随裴行俭参加的第一次平叛。

调露二年八月，改元永隆。

《王仲玄墓志》虽用后元，但时间不误。

王仲玄的岚州道行，说明单于都护府下突厥第一次反叛既已在岚州（包括总材山）活动。

由于王仲玄征行时间是调露二年，可能调露元年十一月唐派裴行俭平叛时，并不清晰了解突厥反叛势力的活动范围，因而派兵征讨其所在地定襄道。

随着裴行俭及东、西军的接近，唐兵力部署有所调整，鉴于突厥在岚州的活动及岚州的重要地位，特派王仲玄去岚州讨击。

岚州（包括总材山）在突厥第一次反叛中已成为军事中心之一，表明突厥在总材山活动由来已久。

两年后骨咄禄“乃啸亡散，保总材山”，不是临时起意，无奈选择，而是与反叛突厥持续在总材山经营和活动直接相关。

了解突厥第一次反叛中总材山的地位，也有助于我们对总材山地望的探索。

光宅元年（６８４）后，王仲玄以右鹰扬卫翊府右郎将身份“充阳曲道副总管”，与大总管淳于处平征讨突厥，也与总材山有关。

只是这次征讨的对象是第三次反叛的骨咄禄。

《新唐书》卷四《则天皇后纪》云：
二月乙巳（二十九日）……突厥寇边，左玉钤卫中郎将淳于处平为阳曲道行军总管以击之……（四月）癸未（八日），淳于处平及突厥战于忻州，败绩［１］８４。

《新唐书》卷二一五上《突厥传》云：
嗣圣、垂拱间，连寇朔、代，掠吏士。

左玉钤卫中郎将淳于处平为阳曲道总管，将击贼总材山。

至忻州与贼遇，鏖战不利，死者五千人［１］６０４４。

《册府元龟》卷四四三《将帅部·败衄三》：
淳于处平为阳曲道总管。

则天垂拱元年四月癸未，突厥寇代州，处平及中郎将蒲英节率兵赴救。

行至忻州，与贼战，大败，死者五千余人［６］４９９４。

将上述史料结合起来看，可知垂拱元年（６８５）二月，唐任命淳于处平为阳曲道总管，“将击贼总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ｕｉｚｈｏｕ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材山”。

阳曲县在太原北，“南至府七十里”［１３］。

淳于处平的行军路线当是从阳曲西行至岚州，进攻骨咄禄的根据地总材山。

行军途中，了解到突厥寇代州，于是从岚州折返东行，至阳曲北上赴代州，行至忻州①，与突厥相遇交战，大败。

淳于处平为行军总管，墓志称“大总管”，表明他主掌行军之职。

从突厥第一次反叛时裴行俭为行军大总管，到淳于处平任总管，二者地位差别巨大，可以看到武则天这次派兵用将征讨总材山，并没有全力以赴，与当年裴行俭的３０万大军出征不可同日而语。

不仅军队规模相差悬殊，二者征讨时的兵源也不同。

裴行俭定襄道征行时的东军、西军，主要为幽州、丰州周围的“城傍”部队②，同时还有契絆明、泉献诚率蕃兵“奉制讨击”［１４－１５］、“金革无避”［１６］；第二次征讨阿史那伏念时，更有“碛北回纥南向逼之”［３］２８４５，仙萼州刺史铎地直侍“方将破虏幕，訴虏神，勒兵?万，斩首数千级”③［１７］２６１－２６４，与程务挺、张虔勖形成南北夹击之势，逼降突厥④。

蕃兵在两次平叛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但淳于处平征行时，史籍墓志均未见蕃兵身影，参加者主要为府兵和募兵。

唐频繁西北用兵，武后当政时又致力于内战，措施失当⑤，造成北方战场上蕃兵减少，但更主要的原因则是突厥逐渐向漠北渗透所造成的影响：骨咄禄立足总材山和黑沙城，也向漠北派兵，杀回纥首领独解支，于光宅元年（６８４）进入于都斤山，导致唐漠北羁縻体制逐渐瓦解⑥。

没有漠北和蕃兵的支持，加之淳于处平无论地位、声望还是征行人数、战斗力都没有优势，这次征行根本无法抵抗势如破竹的突厥军队，其战斗情景正如《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所云：“ｔ ｎｇｒｉｋüｃˇｂｉｒｔüｋüｃˇüｎｑａｎｇ ｍｑａγａｎｓüｓｉｂ ｒｉｔ ｇ ｒｍｉ ，ｙａγ ｓ ｑｏ ｔ ｇ ｒｍｉ （由于上天赋予力量，我父可汗的军队像狼一样，敌人像绵羊一样）。

”［１８］１２３－１２４，１５３总材山的征讨不可避免地以失败告终。

这也是唐最后一次用兵总材山。

从单于都护府突厥第一次起兵，到骨咄禄将政治中心迁至漠北之前，总材山一直居于反叛突厥的军事核心地位。

也正因如此，骨咄禄在“啸亡散”之时，才能“保总材山”，并以之为根据地，最终复兴了突厥汗国。

二、天时：永淳年间骨咄禄势力发展原因探析
开耀元年（６８１）秋，“（阿史那）伏念既破，骨咄禄鸠集亡散，入总材山，聚为群盗，有众五千余人”［２］５４３４。

骨咄禄第一次向唐进攻是永淳元年（６８２）六月甲子（三日），“突厥骨咄禄寇边，岚州刺史王德茂死之”［１］７７。

对阿史那伏念余部的进攻，唐并没有组织任何有效反击。

冬季，骨咄禄继续攻唐，十二月，“突厥余党阿史那骨笃禄、阿史德元珍等，招集亡散，寇并州，代州都督薛仁贵将兵击
①交通路线，参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５卷，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１９８６年，第１３３５－１３６６页。

②详见李锦绣：《“城傍”与大唐帝国》，《学人》第８辑，江苏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７３－１１０页，收入其著：《唐代制度史略论稿》，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２５６－２９４页。

③对铎地直侍墓志考证，见林美希、齐藤茂雄译注：《西安碑林博物馆藏「铎地直侍墓志」（唐·开元一一年）》，《史滴》３９，２０１７年，第９２－１２９页。

④薛宗正：《突厥史》，第４４０－４４２页。

⑤艾冲：《武则天统治时期的北疆政局变动》，《武则天与广元》，文物出版社，２０１４年；收入其著：《隋唐北疆史地新探》，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第１４６－１５３页。

⑥ＣｈｅｎＨａｏ，Ａ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ｔｈｅＳｅｃｏｎｄＴüｒｋＥｍｐｉｒｅ（ｃａ．６８２－７４５ＡＤ），ｐｐ．３０－３４．
李锦绣，张慧芬：总材山、关辅天灾与后突厥汗国的建立：以王仲玄、赵惠满墓志为中心
之”①［５］１６９１；之后，薛仁贵“又率兵击突厥元珍等于云州”［３］２７８３。

《阳玄基墓志》记载，“永淳元年，加壮武将军、太子左清道率，奉敕于岚州总材山守捉”［７－８］。

但从突厥攻并州、云州未遭遇阳玄基拦截看，阳玄基守捉总材山当在永淳元年十二月后。

突厥的频繁进攻让唐注意到总材山的余部，加强了岚州与总材山的军事防守。

阳玄基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弘道元年（６８３）六月，“突厥别部寇掠岚州，偏将杨（阳）玄基击走之”［４］６４１５，并因此“制加三品，授左骁卫将军”［７－８］。

永淳元年（６８２）六月骨咄禄攻岚州，已向唐宣告了突厥的第三次反叛，为何唐未像前两次一样派大军围剿？为何直到十二月突厥进攻并州、云州之后才派兵守捉而不是围剿总材山？《赵惠满墓志》给我们提供了从另一角度回答这一问题的可能性。

《唐故处士赵府君墓志铭并序》云：
公讳惠满，字阿四，天水人也。

少遭闵凶，七岁丧父，孤孤孩鎚，兄弟五人，负担相依，枕块无力。

除服未几，亲又长辞。

姊妹幼种，公年十一。

天灾关辅，岁号永淳。

骨肉相捐，贵及于贱。

死弃道路，少兼于长。

纵承上代田园，曷足为其长计。

公于是饬力西土，提携东京。

宣尼云：“吾少也贱，多为鄙事。

”公亦为之，无所不逮。

弟兄因免于委弃，姊妹赖是而从夫……曾祖、祖父，世为文儒，或多游侠，半隐半吏，或农或商……天宝元年五月三日，寝疾于西京新昌里之私第，春秋年七十。

即以天宝二年二月十四日，卜兆于万年县少陵原，之礼也［１９］。

赵惠满未入仕，其父祖也无官位。

赵氏以天水为郡望。

但从其家于西京新昌里、葬于万年县少陵原看，应为京兆府人。

《赵惠满墓志》详细描述了永淳元年关辅的天灾，以及百姓饿死、骨肉相捐的悲惨场景。

结合史籍，我们更可以看到这一时期天灾与饥馑的严重程度［２０］。

《资治通鉴》卷二 三记载：
（永淳元年四月）上以关中饥馑，米斗三百，将幸东都；丙寅，发京师，留太子监国，使刘仁轨、裴炎、薛元超辅之。

时出幸仓猝，扈从之士有饿死于中道者［４］６４０７。

五月［丙午］，东都霖雨。

乙卯，洛水溢，溺民居千余家。

关中先水后旱、蝗，继以疾疫，米斗四百，两京间死者相枕于路，人相食［４］６４１０。

《新唐书》卷三五《五行志》记载：
仪凤四年春，东都饥。

调露元年秋，关中饥。

永隆元年冬，东都饥。

永淳元年，关中及山南州二十六饥，京师人相食。

垂拱三年，天下饥［１］８９８。

仪凤二年夏，河南、河北旱。

三年四月，旱。

永隆二年，关中旱，霜，大饥。

永淳元年，关中大旱，饥。

二年夏，河南、河北旱［１］９１６。

从仪凤二年（６７７）至垂拱三年（６８６），唐河南、河北、关中、山南持续灾荒，尤其是永淳元年（６８２），关中先水后旱、蝗，继以疾疫，京师人相食，扈从高宗幸东都的兵士都有饿死者。

１１岁的赵
①《唐会要》卷九四《北突厥》作“十月”，据《旧唐书》卷五《高宗纪》改，吴玉贵：《突厥第二汗国汉文史料编年辑考》，第４９３页。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Ｇｕｉｚｈｏｕ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惠满带着兄弟姐妹流亡至东京，勉强活命，实属不易，故而６０多年后赵惠满的墓志中还对此大书特书，颂扬其保全弟妹、维系家族之功①。

史籍中未有饿死人数统计，但从“两京间死者相枕于路”看，这场饥馑可称得上触目惊心，势必对唐代经济、军事、社会形势产生重大影响②［２０］９７，９９。

骨咄禄及其部属，在总材山躲过了这场天灾。

《暾欲谷碑》第１石７～８行（南面）写道：
ｃˇｏγａｙｑｕｚ ｎ，ｑａｒａｑｕｍｕγｏｌｕｒｕｒ ｒｔｉｍｉｚ．ｋ ｙｉｋｙｅｙü，ｔａｂ γａｎｙｅｙüｏｌｕｒｕｒ ｒｔｉｍｉｚ．Ｂｏｄｕｎｂｏγｚ ｔｏｑ ｒｔｉ．
［我们住在总材山北坡和黑沙。

我们吃野兽和兔子度日，人民的肚子（喉咙）是饱的。

］［１８］９５－９６《暾欲谷碑》将其返回漠北之前的事件一并叙述，故而也提及了在总材山之后占领的根据地黑沙。

实际上，“吃野兽和兔子度日”，是骨咄禄一行在总材山的生活，主要发生在开耀元年秋至永淳元年这一段时间。

突厥碑铭中描写战争中的食物，仅此一处。

结合永淳元年的天灾，我们才可以理解《暾欲谷碑》中的文字，这种叙述不是闲来之笔。

在总材山能够吃得饱到喉咙，与饿殍遍野的关辅，形成鲜明对比。

也正因为无饥饿之忧，骨咄禄在总材山集结人马，汇聚力量，六月进攻岚州。

这正是碑文叙述“我们吃野兽和兔子度日”的深意。

而在唐朝一方，岚州刺史王德茂战死，除对突如其来的骨咄禄军队无所防备外，也应考虑长期饥馑所造成的兵士战斗力的衰弱。

而岚州战败后，唐未有围剿行动，对骨咄禄放任自流，也与天灾后的国力不足直接相关。

《新唐书·食货志》称“永淳以后，给用益不足”［１］１３４４－１３４５，而国用不足，正是永淳天灾造成的结果［２０］１０５－１０６。

永淳元年的灾荒不仅直接造成了岚州之战的失败，而且也影响了永淳后的唐北疆政策，是促使骨咄禄坐大进而复兴汗国的重要原因。

永隆年间，吐蕃兴盛，军事势力到达最强盛时期。

史称：“吐蕃尽据羊同、党项及诸羌之地，东接凉、松、茂、 等州，南邻天竺，西陷龟兹、疏勒等四镇，北抵突厥，地方万余里，诸胡之盛，莫与为比。

”［４］６３９６面对吐蕃的频繁进攻和吐蕃影响下的西突厥反叛，唐于西北设军置兵。

永淳元年四月，才平定阿史那伏念的裴行俭，就被任命为金牙道行军大总管，讨西突厥［４］６４０７。

垂拱三年（６８７）“大破突厥于［朔州］黄花堆，追奔四十余里，突厥皆散走碛北”的黑齿常之［２］５４３４，这时还在任河源军经略大使，与吐蕃交战［３］３２９５。

唐军事重心在西北，与吐蕃及西突厥的战争，影响了对总材山的用兵③。

永淳之后唐与武周朝的政治形势，也影响了后突厥的历史进程。

弘道元年（６８３）末高宗去世，光宅元年（６８４），武则天将裴炎下狱，自毁长城，杀程务挺，流王方翼，调黑齿常之讨徐敬业［４］６４２９－６４３３，将关注重点放在打击内部异己势力上，对北疆突厥叛乱采取退让放任、希图苟安的基本方针④。

因此，垂拱元年讨伐总材山之任，交给了地位低微的左玉钤卫中郎将淳于处平，也是武周内政下北疆无大将可用的结果。

①这种叙述也符合唐墓志中彰显家族成员在灾难中维系家族并渡过难关的书写传统，陈昊：《石之低语———墓志所见晚唐洛阳豫西的饥馑、疾疫与伤痛叙述》，《唐研究》第１９卷，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３３１－３６０页。

②徐畅指出，“永淳之灾，至少是河、涝、旱、蝗、雹、地震、疾病、兔灾这８种灾害并发，另外伴随着天象异常与灾前灾后的大饥荒”；“像永淳元年这样多种自然灾害并发，维持时间长（半年以上），灾区范围广（从关辅到山西、山东、河南），灾害程度大的情况，在有唐历史上恐怕为仅见。

”参见徐畅：《唐永淳元年关辅灾荒的社会史考察———基于出土石刻文献的新证》。

③樊圃：《突厥服属于唐及其重建汗国》，《西北民族文丛》１９８４年第１期，第６５－７５页。

④艾冲：《论唐高宗、则天两朝应对突厥叛乱的基本方针之差异及原因》，《唐都学刊》２００８年第２期。

收入其著：《隋唐北疆史地新探》，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０年，第１３６－１４５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