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氏春秋农学思想

《吕氏春秋》农学思想简论
陈玲
（厦门大学哲学系，福建厦门 361005）
摘要：《吕氏春秋》中《上农》等四篇是对中国传统农业最早、最系统的记载，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农业科学技术知识，其指导思想是有关天、地、人三者辩证关系的“三才”理论。

关键词：《吕氏春秋》；农学思想；“三才”理论
《吕氏春秋》系秦国丞相吕不韦召集门下宾客所撰写的一部“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的著作，其中所述及的农学思想是中国传统农学思想体系的发端，且因其所体现出的辩证法思想而备受学术界关注。

1、中国传统农学史上的一朵奇葩
所谓农业科学，“应是人们对于农业生产中有关事物与自然现象的性质、特点及其相互联系的规律性的认识。

”[1]中国农业，一般可分为原始农业、传统农业和现代农业三个历史时期。

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地区“一般在传统农业阶段已出现建立在直观经验基础上的较传统的农学知识体系。

”[2]
“吕不韦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奇异的人物。

”[3]《吕氏春秋》是吕不韦组织门下宾客编写的一部宏篇巨著，大约成书于秦王政八年（公元前239年）前后。

全书共分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多万字。

据《史记》记载，该书写成之后，吕不韦曾将其挂在咸阳城门示众，号称谁可以改一个字便可以得一千金，可以想见该书在吕不韦眼中是个何等骄傲的成就。

《吕氏春秋》专辟四篇来论述农业，即《上农》《任地》《辨土》《审时》。

它们是中国传统农学的奠基之作。

长江、黄河流域的文明赋予中华民族发达的农业技术，由此积累的丰富农业知识和农业技术体系，在世世代代中国农民的思想中是以经验知识的形态存在着的。

中国古代农书的范围应“以讲述广义的农业生产技术以及与农业生产直接有关的知识著作为限”[4]。

中国古代农书一般分为“综合性农书”和“专业性农书”两大类。

前者以《齐民要术》、《农政全书》为代表，后者以唐代陆龟蒙的《耒耜经》等为典型。

《吕氏春秋》《士容论》中的《上农》《任地》《辨土》《审时》四篇虽然篇幅不大，也不是独立的专门农书，但却自成一个完整的农业知识体系，
因此也当属综合性农书的范畴。

“据《汉书·艺文志》记载，战国时期的专门农书有《神农》《野老》二种，可惜它们早已散失了”[5]，因此《吕氏春秋》中的《上农》等四篇就成为我国最系统、最古老的农业文献，保存了先秦时期重要的重农思想、农业技术，奠定了传统农学理论的基础，是研究中国传统农业科学技术的主要依据。

其卓越的历史贡献及在中国农学研究史上的地位极其重要，它“较罗马老伽图（Mauus Porcius Cato,the Elder，公元前234——公元前149年）所写的《农业志》（《De Agricultura》）还要早些，并且其中所包含的技术知识部分，远远地超过《农业志》的地方。

”[6]
2、完整、清晰的农业科学技术体系
农业科学和农业技术不是一个相同的概念，它们既密不可分又相互联系。

农业技术以物的形态存在于生产过程之中，它是与农业同步发生的。

农业科学最初以知识形态呈现时并不系统、不完整，而是只具备了科学知识的某些因素和萌芽。

作为农学载体的农书大多记载的是农业技术，而对农业科学则较少涉及，这是同中国古代农学从直观经验的基础之上生长出来相联系的。

《吕氏春秋》中的农学思想体现在它叙述了战国时期中国传统农业发祥时的农业政策、农业科学知识和部分的农业基础科学知识方面，深刻地反映出中国传统农学精耕细作的主要特点。

“与其他学科不一样的是，我国的农学著作从一开始就注重生产技术的论述和理论上的研究，”[7]《吕氏春秋》的《上农》论述农业理论和政策；《任地》指出具体的耕种方法，《辨土》论述作物栽培和土壤耕作的具体技术方法，《审时》说明适应天时以及适时播种同作物产量和产质的关系。

虽然只有四篇却抓住了农业生产的要害环节，而且自成一个完整的系统，“较好地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农业科学技术发展的水平。

”[8]
《上农》亦谓“尚农”，就是尊尚农业。

它突出地体现了新兴地主阶级的重农思想和奖励农桑的政策，在科学技术尚不发达的古代社会，农业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经济基础，因此正处于上升时期的地主阶级从自身利益发展的需要，提出了相应的重农政策，他们要求农民农事大忙时，不得在都邑出现，不要大兴土木，不要进行战争，“当时之务，农不见于国”，[9]“不兴土功”“不作师徙”。

此外，统治阶级也身先士卒，天子亲自率领诸侯耕种籍田，“天子亲率诸侯耕帝籍田”，
后妃则率领九嫔到郊外养蚕，到公田采桑，“后妃率九嫔蚕于郊，桑于公田”，王亲耕和后亲蚕正是中国古代农本理论和政策的突出表现。

乡野禁令五条和各个季节的禁令规定农民一辈子都得辛勤劳作，不是年老不得停止劳作，不是疾病不得休息，不到死日不得舍弃农事，“非老不休，非疾不息，非死不舍”。

强调农民从事农业生产对巩固国家统治的重要性，“民农则朴，朴则易用，易用则边境安”，“民农则重，重则少私义”，“民农则其产复，其产复则重徙”，“这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关于农业政策论文之一。

”[10]
《任地》《辨土》《审时》三篇则专门论述具体的农业生产技术和原则，主要从耕地、整地、播种、定苗、中耕除草、收获以及农时等方面来阐述。

总结起来有以下几个要点：
（1）耕种的原则：
《任地》篇提出了“上田弃亩，下田弃甽”，总结和概括了垄作耕法的理论和技术，反映了当时一些地区已出现的“畦种法”，高地旱地或雨水稀少的地区，作物不要种在垄上，应种在沟里。

低湿田，应该种在垄上，以免积水伤了作物。

应根据不同的地势特点，合理地进行田间布置，以解决抗旱防涝问题。

“垄作耕法是防旱抗涝和抗蚀保土的耕作方法，它有着强大的生命力”，[11]在此基础上，汉代逐渐发展了更为科学的“代田法”和“区间法”。

“五耕五耨”也是当时农业生产技术从粗放经营向精耕细作发展的重要表现，即种之前要耕五次，种之后还要锄五次。

《辨土》篇在如何充分利用土地和合理密植的思想上指出应在耕作过程中消灭“三盗”，即“地窃”“苗窃”“草窃”，提出了“无与三盗任地”的理论。

“地窃”就是“大甽小亩为青鱼胠”，沟大垄小影响作物生长。

“苗窃”是“既种而无行，耕而不长”，就是苗没有行列而太密。

“草窃”是“弗除则芜，除之则虚”，苗没有行列而又太稀，进而又具体提出了一系列消灭三盗以充分利用地力的技术措施：垄作时“垄台宽而平，垄沟窄而深”；整地时“晦（垄）欲广以平，甽（沟）欲小以深”；播种时“慎其种，勿使数，亦无使疏”；覆土时“于其施土，无使不足，亦无使有余”；定苗时“横行必得，纵行必术，正其行，通其风”，这些论述是中国农业技术史上关于合理密植原则的最早记载，体现了春秋战国时期农业栽培技术的明显进步。

（2）、不违农时：
春秋战国时期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农学家都极为重视农时在农业生产中的重要性，《孟子·梁惠王上》中就有“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的记载；《审时》篇中对此也有精彩的论述“凡农之道，厚之为宝”，农作的原则以笃守天时最为重要；“得时之稼兴，失时之稼约”，种植适时的庄稼就兴旺高产，种植不适时的庄稼就衰弱低产，耕作不能太早也不能太迟，应恰到好处地掌握耕作的时间。

篇中以六种农作物禾、黍、稻、麻、菽、麦为例，阐明“得时之稼，其臭香，其味甘，其气章”，深刻论述了不违农时的重要。

“百日食之，耳目聪明，心意睿智，四卫变强，气不入，身无苛殃”，吃上一百天，就能耳聪目明，心神清爽，四肢强健，邪气不入，不生灾病，战国时期的农家学派，从得时和失时利弊两方面研究，为作物栽培学奠定了形态学和生理学基础。

《任地》篇中也有关于掌握农时的重要论述，反映出当时农民已掌握的极为丰富的农业生产经验，“冬至后五旬七日，菖始生……——于是始耕”，冬至以后五十七天，菖蒲开始萌生，这时开始耕地。

“孟夏之昔，杀三叶而获大麦”，四月下旬，荠、葶苈、菥蓂枯死，这时开始收获大麦。

“日中出，苦菜死而资生，而树麻与菽”，夏至，苦菜枯死，蒺藜长出，这时就要种植麻和小豆。

一年农事的结束是在秋分，“日中出，狶首生而麦无叶，而从事于蓄藏”，秋分，狶首生长，谷子黄熟，这时就要进行收打蓄藏。

注重农时的好处是可以收到事半功倍之效，“皆时至而作，渴时而止，……其功可使倍”；反之则“种稑禾不为稑，种重禾不为重，是以粟少而失功”，种早庄稼不像个早庄稼，种晚庄稼不像个晚庄稼，因而种的粮食甚少，没有什么成效。

农业受自然条件的影响极大，而早在战国时期人们就已摸索出耕作必须掌握农时的具体措施，并形成文字记载下来，说明那时中国的传统农业在世界上就已居领先地位了。

（3）土壤学知识：
除了记载丰富的农业科学技术外，《上农》等四篇还留下了关于土壤学知识的珍贵记载。

中国古代传统农学从总体上来看是以技术见长，而土壤学、生物学知识都与耕作、栽培技术结合在一起，处于从属地位，《上农》等四篇中有关对土壤利用的记载就显得尤为珍贵了。

《任地》篇说“地可使肥，又可使棘”，是战
国时期土壤肥力发展变化观念的高度概括，人们已经意识到土壤可以由肥变瘦，由瘦变肥，为最终实现将土壤由瘦变肥奠定了理论基础。

《任地》篇中记述的“力者欲柔，柔者欲力；息者欲劳，劳者欲息；棘者欲肥，肥者欲棘；急者欲缓，缓者欲急；湿者欲燥，燥者欲湿”，是对土壤科学运用的五大原则。

刚硬的土地要使它柔和些，柔和的土地要使它刚硬些；休闲的土地要频种，频种的土地要休耕；贫瘠的土地要使它肥沃，过肥的土地要使它贫瘠；坚实的土地要使它疏松些，疏松的土地要使它坚实些；过湿的土地要使它干燥些，干燥的土地要使它湿润些，妥善解决了土壤软硬、肥瘦、干湿等矛盾，进而使土壤结构和土壤水分达到最佳状态，为农作物的生长发育创造最适宜的土壤环境。

《辨土》篇中也有相关记载：“必始于垆，为其寡泽而后枯，必厚其靹，为其唯厚可及，者荏之，坚者耕之，泽其靹而后之”，耕种一定要从垆土开始，因为这种土水分少，干土层厚。

一定要把柔润的地放到后面耕，因为这种土即使拖延一下再耕也还来得及。

水分饱和的土地要缓耕，坚硬的土地要立即耕，柔润的土地可以先放一放再耕。

更难能可贵的是，《吕氏春秋·乐成》篇中还保留了战国时期治理盐碱地的记载，“邺有圣令，时为史公，决漳水，灌邺旁，终古斥卤，生之稻梁”，魏襄王时史起任邺令，发动人民凿十二渠引漳水灌溉洗盐，将大片盐碱地改造成良田，说明此时人们对土壤的性质以及如何改造已经有了较透彻的认识。

然而，虽然农家学派对像土壤学这样的自然科学知识的研究已较为重视，后来还出现了《管子·地员》篇这样的专门论著，但可惜直到明清时期也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3、农学“三才”理论的思想发端
中国较早就开始形成了具有鲜明特色的农学思想，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不仅仅局限于建立在直观经验基础之上的“三才”理论。

“三才”指的是天、地、人。

“三才”理论是“人们在长期农业生产实践中，对农业生产规律性的东西认识深入的表现，是对这些规律性的东西进行总结和概括的结果。

”[12]它的基本内容包含人们对农业生产基本要素的认识，对自然规律和客观规律的认识，对客观规律性和主观能动性之间辩证关系的认识等多方面的内容。

“三才”一词最早见于《易传·说卦》“昔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天地之道曰刚与柔，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
而两之，故（易）以六爻以成卦。

”“三才”理论在农业生产中的明确表述最早见于《吕氏春秋·审时》篇：“夫稼，为之者人也，生之者地也，养之者天也”，在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史上第一次科学地概括了天地人三者之间的辩证关系。

“稼”，既是农作物，又是农业生产的对象，是生物有机体，离开了它，就无所谓农业生产了。

“天”和“地”则是指气候、土壤和地形等生物有机体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属于农业生产中的环境因素。

没有了这个环境和条件，农业也就不存在了。

“人”则是作为农业生产的主体存在的。

生物有机体和其赖以生存的环境和条件还需要有人的社会生产劳动来掌握、控制和调节，这样才能按人们需要的方向发展，才能获得产量高和质量好的农产品。

由此可见，农业生产中天地人三者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它们相互依存，缺一不可，在它们所构建的这个完整农业生态系统中不断进行物质循环和能量转化。

在先秦时期，最早为人们所认识的是“天”的因素，这也就是战国诸子不断强调的“不违农时”的提法，《周易·十翼》也不只一次地提出天地人彼此变化的问题。

《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也不时闪现着农时对农业生产重要性的思想。

“故当时之务，不兴土功，不作师徙”，以政治措施来保证农民及时从事农业生产。

《上农》等四篇的“三才”理论还特别突出了人在其中的主观能动作用。

如《任地》篇一开头提出的十大有关农业基本目标和措施的问题都是用“你能怎样吗”的问话方式，“子能以窐为突乎？子能使子之野尽为泠风乎？”，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仍然被置于首位，要使田间通风良好，可用“间苗法”；要使杂草蔓延不为害，可用“除草法”。

人们可以依靠自己的力量，把农业生产中不利的环境条件改造成有利的，如通过精耕细作和巧妙的农田布置以及合理的播种方法，达到抗旱防涝的目的，从而形成良好的农田小气候，人在不利于农业生产的自然环境条件面前再也不是无能为力的了。

在“三才”理论体系中，人可以干预生物有机体生长的自然规律，人是以自然过程的参与者身份出现的。

“三才”理论是战国时期流行的哲学理论之一，在经济生活、政治活动和军事作战等方面，都有其具体的呈现。

农业生产中做到“天时、地宜、人力”就可以获得好收成；手工业生产中讲究“天有时，地有气，树有美，工有巧”；而军事作战中更强调“天时、地利、人和”是获胜的保障。

作为春秋战国时期农业指导思想的“三才”理论，对中国形成独特的精耕细作优良传统具有深刻的影响。

只有
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作用，才会在农业生产措施上加强对土地的充分利用，对土地精细的加工，对耕作栽培技术的研究，对培肥地力的注重等等，从而奠定了中国农业精耕细作优良传统的基础。

这种优良传统深刻的思想渊源就是“三才”理论。

“三才”理论阐述农学理论时，承认农业生产中天地人三大要素，因而使它具有中国古代农业哲学朴素唯物论的特征；又由于它阐明了客观规律性和主观能动性的辩证关系，因而成为中国古代农业哲学中自发的辩证法。

它符合农业生产的本性，能够比较广泛地解释农业生产中的各个技术环节，但它毕竟是感性的，笼统的，“不是建立在科学实验基础上的精确科学理论”[13]。

“三才”理论具有现代科学价值。

当代科学方法论中最重要的变化之一，就是系统思想成为现代科学思维的重要方式之一。

人们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形成了“系统”的范畴，古希腊哲学中拉丁语“systema”一词是由接头词“共同”和动词“给以位置”结合而成的，英文“system”则意为“有组织的和被组织化的全体。

”现今我们可以将系统定义为“要而言之，系统是由两个以上的要素（部分、环节）组成的整体。

”[14]系统论最早的创立者是美籍奥地利生物学家贝塔朗菲（L.V on Bertalanffy），他在《一般系统论——基础、发展和应用》这部系统论奠基之作中，将一般系统论阐述成包括系统的科学、系统技术和系统哲学三个方面的内容；钱学森则认为系统科学包含系统哲学或系统观、系统理论和系统工程三个层面。

不管怎样，系统科学都是把事物当作一个整体来加以研究的。

“从系统思想出发，把对象放在系统的形式中加以考察的系统方法，人类很早以前就已经有了”[15]，“三才”理论正是这种思想的体现。

“三才”理论将天地人三者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认为天地人三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一个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辩证过程。

“三才”理论将农业生产看作是各种因素相互联系、运动的整体，其中包含着深刻的整体观、联系观和动态观思想，这与系统论的组织性、过程性和或然性特点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第一位系统深入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外国学者李约瑟认为中国哲学是一个有机统一的自然观，“三才”理论是这种有机统一自然观的集中体现。

中国传统农业十分重视改善农业环境和提高农作物自身的生产能力，这两方面的相互联结，构成了体现“三才”理论整体观、联系观和动态观的中国农业技术体系。

系统方法之一的整体优化方法，“就是从系统总体的立场出发，通过自然选择或人为的技术手段，综合地掌握系统内
部之间以及系统与外界环境之间的关系，使系统达到最佳状态并费力最小，即最优化。

”[16]以“三才”理论为指导思想的精耕细作，它所有的措施，正是围绕着最大限度地提高土地利用率，促使单位面积农业用地产品数量高，质量优和种类多这样一个轴心旋转的。

《吕氏春秋·上农》等四篇虽然已经呈现了一个完整的农业科学技术体系，渗透着春秋战国时期农家学派的农学思想，但也有美中不足之处，在有些方面是落后于当时的农业科技的。

如作为战国初期农业生产力迅速发展重要标志的铁犁和牛耕在其中没有提及；战国时代已备受重视的施肥和灌溉也同样没有涉及。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吕书成书之时著名的水利灌溉工程都江堰已兴建完成，而郑国渠亦正处兴修之中，《上农》等四篇对此却只字未提。

这可能是由于吕书取材陈旧的缘故，“但它并不防碍吕书形而上的农业哲学与农学思想探索”[17]，《上农》四篇中“深刻的农学思想，精巧的技术原则以及它对天、地、人关系的近乎完美的表述”[18]，对中国传统农业的农学思想和农业科学技术体系的形成和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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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本文所有引文与译文均摘自张双棣等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吕氏春秋译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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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郭金彬.自然科学史导论[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87.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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