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社会跨越“卡夫丁峡谷”分析_前提条件

东方社会跨越“卡夫丁峡谷”分析_前提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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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导读:：在世界历史和世界市场条件下,资本主义发展是不是落后国家的唯一出路,这是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理论思考的重心。

他们从对俄国农村公社的特征、历史方位及历史前景的分析着手,得出了东方社会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结论,并为此设想了一系列条件。

论文关键词：卡夫丁峡谷，东方社会，前提条件，现实基础
卡夫丁峡谷是古罗马卡夫丁城（今意大利蒙泰萨尔基奥）附近的一个峡谷。

公元321年第二次萨姆尼特战争时期，萨姆尼特人在这里包围并击败了罗马军队，按照当时意大利双方交战的惯例，战败方的军队必须在由长毛交叉构成的“轭形门”下通过。

这被认为是对战败者最大的羞辱。

通过“卡夫丁峡谷”一语由此而来，意即遭受奇耻大辱。

马克思用“卡夫丁峡谷”借喻资本主义制度，“通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即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苦难和波折；“跨越卡夫丁峡谷”即不经过资本主义阶段，从而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所遭受的苦难和斗争。

马克思所说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仅仅指的是资本主义的奴役、掠夺和剥削的社会制度以及与之相应的所有制形式，但并不包括资本主义制度的生产方式。

因此，马克思关于俄国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主要是指生产力发展的不可跨越性和生
产关系、社会政治制度的可跨越性。

这就是马克思针对俄国问题而提出的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著名论断的原意出处。

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只能首先在西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发生，这可以说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马克思的明确观点。

但是后来形势的发展出乎马克思的论断，无论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还是垄断的出现，都没有达到激发革命的程度，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通过社会机制的自我调节反而缓解了阶级矛盾。

从19世纪70年代后期，由于目睹西欧各国社会主义运动趋于衰退和沉寂，马克思开始把视线和研究重点逐渐转向革命运动方兴未艾的俄国和其他东方国家，提出了著名的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构想，也就是东方落后国家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而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

早在19世纪40-7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设想，社会主义革命将首先在西欧、北美那些资本主义比较发达的国家发生，他们甚至指出了英、美、法、德四国同时向社会主义过渡。

“共产主义革命将不仅是一个国家的革命，而将在一切文明国家里，即至少在英国、美国、法国、德国同时发生。

”[②]其理由是那里生产力发展水平很高，狭隘的生产关系已经容纳不了生产力的发展，从而使生产社会化和私人资本主义占有这个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激化起来，导致发生社会主义革命。

可见，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把在发达的资
本主义国家首先搞社会主义革命作为第一种设想，把革命的希望寄托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运动上。

在1848年欧洲革命爆发之际，马克思一度对革命抱有极大的热情，他确信这次革命必然导致无产阶级革命。

但是革命后的形势并不像马克思所想像的那样，社会基本矛盾不但没有激化，在1849年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反而一度出现了繁荣发展的局面。

到了1873年，德国、美国首次爆发经济危机，并开始逐步向全球蔓延，当危机在西欧全面扩展之后前提条件，令人惊奇的是在西欧危机后出现了超常规的现象，使马克思即将看到的革命希望又一次成了泡影。

1879年，马克思在致尼·费·丹尼尔的信中曾经谈到英国的这次经济危机“是十分特殊的，在很多方面都和以往的现象不同”[③]。

纵观70年代以前，西方资本主义一次又一次的经济危机都没有达到激化革命的程度，相反，资本主义通过对社会机体的自我调节，缓和了阶级矛盾，一度曾出现了经济繁荣、政治稳定的局面。

1881年，马克思终于意识到他终身企盼的无产阶级革命在他的有生之年已不可能在西欧发生。

这样，马克思、恩格斯设想的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发生在欧美发达国家的西方理论陷入困境。

就在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发生在西方发达国家的“西方理论”陷入困境的时候，以俄国为首的东方世界危机四伏，革命风起云涌，这不仅引起了马克思极大
的关注，还是马克思心中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一面是西欧革命形势的逆转，一面却是俄国即将到来的革命高潮，在经历了强烈的心理震颤之后，马克思从当时的客观形势出发，带着一系列问题，重新思考了世界革命的格局，提出了社会主义发展的“东方理论”。

一、“跨越”的前提条件
19世纪50年代，马克思虽然已经认识到东方社会结构特有的性质，排除了它“封建化”的可能性。

但是，马克思认为，东方社会经过在一条特殊的道路上几千年的独立发展后，将在世界资本主义时代丧失其特殊性。

1854年，马克思在撰文分析即将实行的俄国农奴制改革时，就认为，沙皇政府的改革企图，有可能诱发俄国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如果发生这种情形，俄国的1793年就会到来”，[④]而它将是俄国走向资本主义的转折点。

19世纪50—70年代的世界历史进程，在某种程度上证实了马克思的这一论断。

几个主要的东方国家，例如俄国、中国、印度等，不仅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而且在一些国家资本主义因素还有了很大程度的增长。

尤其是俄国，农奴制改革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开始在大城市形成了。

但是，这一切并不表明东方社会已经由此开创了充分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

这是因为：
第一，从世界范围看，东方社会已经错过了历史的机遇，
使得它不可能再像当年的西方社会那样，通过诸如圈地、掠夺殖民地等血腥手段，获得充足的原始资本，从而获得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物质条件。

而它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普遍遭遇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处境，又决定了它不可能从已经被西方殖民者瓜分完毕的世界市场中，获得发展资本主义的财富和资源。

第二，从东方社会自身看，它固有的社会结构残余，限制和阻碍着它顺利地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虽然，此时的东方，传统社会结构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冲击下日趋解体并面临崩溃，民族工业有了一定的基础，但是，在广大农村，顽固残存着的农村公社组织、宗族关系、家族关系、血族关系，仍然在发挥作用。

自给自足的小生产方式，仍然对资本主义生产因素的侵袭具有顽强的抗拒力。

处于崩溃阶段的专制政权，既不愿意也没有能力组织社会暴力，完成农民和土地的分离，从而无法既使社会的生活、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又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以提供充分发展资本主义的必要前提和条件。

在城市，高度集权的中央专制，通过其无所不在的权利网络，超强制性地控制和渗透到整个社会生活，使得社会的经济范型、文化范型、国民心里，无不打上了浓厚的专制色彩，从而使得东方社会走向资本主义之路，似乎更为艰难。

这一切表明，在西方资本主义已经得到充分发展的前提
下，东方社会已经错过了发展资本主义的最好时机，再也无法重复西方资本主义曾经走过的道路了。

然而前提条件，它面临的复杂世界局势及其自身内部的复杂矛盾，则表明它具有一些向超越资本主义方向发展的前提条件。

它们是：
1.社会基本矛盾的多元化。

由于东方社会在世界体系中所处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地位，由于东方社会性质的传统农业性，决定了东方社会的矛盾，不像西方社会那样比较单一，而是极其复杂的，既有国内的阶级矛盾，表现为官僚、地主与广大农民之间、无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又有本民族与外来民族的矛盾，表现为民族资产阶级与买办资产阶级之间、整个民族和西方殖民者之间的矛盾。

东方社会基本矛盾的多元态势，“必然决定这个社会多元发展的可能性”。

[⑤]
2.社会阶级结构的复杂性。

由于民族工业的脆弱及其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弱小地位，决定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人数和力量上的弱小或软弱，由于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仍然是生产的主要部门并在国民经济中占居主体地位，决定了农民阶级在社会阶级结构中人数的比重和重要性。

而这三个阶级又同时与封建专制制度、西方殖民者存在着深刻的矛盾。

“这种复杂的社会阶级结构，加强了社会发展的复杂性。

”[⑥]
3.阶级力量对比的均衡性。

由于民族工业的弱小及其资
产阶级的软弱，由于工人阶级形成的时间短、人数少，以及在政治和经济上的不成熟，由于农民阶级受狭隘的生产方式和传统观念的制约和影响而缺乏历史的主动性，决定了东方社会无论是资产阶级、无产阶级，还是农民阶级，都不可能在社会中占居着绝对的优势地位核心期刊。

“这种比较“均衡”的力量对比关系，正是少数职业革命家从事夺取政治活动的最有利的条件”。

[⑦]
总之，历史留给东方社会的，是两种不同的条件。

现实展现给东方社会的，是两条不同的道路。

或者在资本主义道路上蹒跚举步，艰难前行，最终走向资本主义；或者通过人民革命，超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进入社会主义。

直面现实，究竟哪条道路更适应东方社会？晚年的马克思在深思熟虑这一问题后，认为这只能从东方社会所处的具体环境，及其所具有的现实条件出发，才能作出回答，“两种结局都是可能的，但是，对于其中任何一种，显然都必须有完全不同的历史环境”。

[⑧]
二、“跨越”的现实基础
马克思关于东方社会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思想是在给查苏利奇的信中系统阐述的。

马克思在1881年3月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中说，俄国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迈进社会主义。

马克思之所以要关心俄国，首先与马克思的《资本论》
研究有关。

我们知道，马克思在写《资本论》后面各卷时，主要涉及地租理论及土地关系，这就要研究土地的原始形态，还要研究资本主义的最近发展，特别是资本主义在东方各国的发展。

这就使马克思把眼光从欧洲转向了东方社会，而离欧洲最近的一个国家就是俄国。

正是出于这一目的，马克思专门花了一年时间学习俄文，并达到能快速阅读的程度。

马克思关心俄国的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还在于马克思对俄国社会发展形势本身的关注。

1861年，俄国沙皇颁布了一项诏令，宣布农奴解放。

它把公社土地中最好的土地划给了贵族，而为“解放”而缴付的巨额赎金却落到农村公社头上。

这样一来，农村公社遇上了空前的灾难，越来越难以为继，许多农民破产、流亡，不得不进入工厂做工。

传统的农村生活方式被严重动摇了。

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产生了一批同情农民的知识分子，他们反对在俄国发展资本主义，主张保存并发展农村公社，他们想做农民的代言人。

这批知识分子认为，在俄国发展资本主义是一个历史错误，因为资本主义在西欧已经快要灭亡了，西欧社会主义正在为实现社会公有制而斗争，而俄国的农村公社是一种公有制的现成样式，所以俄国的任务不是摧毁这种公有制，而是保护它，使它成长为社会主义，这批知识分子被称作民粹派，他们把自己的认识很快转变成了行动。

他们发起“到民间去”运动，穿上农民服装，面向农民宣传；
他们主张推翻沙皇专制，把这看做是保证农村公社发展的前提；他们甚至依靠个人的英勇行为密谋杀掉沙皇。

俄文版的《资本论》在俄国出现后，受到了民粹派的热烈欢迎。

他们认为马克思对西欧资本主义的尖锐批判证明了他们关于不能在俄国发展资本主义的思想。

不过，俄国的另一批知识分子却不同意民粹派的观点，他们是自由派知识分子，是资本主义和民主宪政的拥护者。

他们也从《资本论》中找到了支持他们观点的论据。

他们认为，按照《资本论》的观点前提条件，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历史上必然的、进步的“事业”。

应当鼓励和支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不是阻止它发展。

这两派不断地就俄国所应走的历史道路问题进行激烈的争论，在争论中往往都引用《资本论》来支持自己。

这些争论都被读俄文书的马克思看在眼里。

到1877年11月，他终于感到有必要出来说话了。

1877年11月，马克思给俄国《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写了一封信。

在这封信中，马克思明确表示，《资本论》中“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不是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不同意把《资本论》中关于西欧资本主义历史发展必然性的论述套用到俄国，并以此判定俄国以及“一切民族”都必须先经历资本主义统治，然后才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

马克思认为，不能作这种“超历史的”抽象判断，而必须对各个民族所处的不同的历史环境进行具体的研究，
然后才能弄清它们将要走什么样的道路。

在这封信中，马克思还对俄国未来的发展方向发表了一个非常简略的意见：“为了能够对当代俄国的经济发展作出准确的判断，我学习了俄文，后来又在许多年内研究了和这个问题有关的官方发表的和其他方面发表的资料。

我得到了这样一个结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的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灾难性的波折。

”因此，马克思希望俄国民粹派能发起一场革命，使处在历史“十字路口”的俄国走一条更少痛苦的发展道路。

马克思的信在俄国引起了极大的争论。

与此同时，民粹派内部正在出现怀疑和分化。

当时民粹派的所有活动都遭受挫败，“到民间去”与农民“打成一片”的成员被农民捉起来送给警察，个别人物暗杀统治者的行动只是给自己的组织带来损害，资本主义根本没有被民粹分子们的英勇行为阻遏住。

这样，便有一小批头脑清醒的民粹主义者开始对自己所走道路的正确性产生了怀疑。

带着这些疑问，流亡日内瓦的一些俄国革命青年，决定写信向马克思请教。

信是由维·伊·查苏利奇执笔写的。

查苏利奇是一位勇敢的民粹主义革命家，她因不久前刺杀暴虐的沙皇官吏而蜚声国内外。

查苏利奇在信中，热切地请马克思为她和她的同志们解决一些重大理论问题。

1881年2月16日俄国革命家维·伊·查苏利奇写信给马克思说，《资本论》在俄国
大受欢迎，很多人都在认真阅读和研究；最近以来经常听到一种意见，说农村公社是一种腐朽的形式，科学社会主义已断定这种陈腐的形式必然灭亡。

宣扬这一观点的人都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

“因此您会理解，您对这个问题的意见会使我们感到多大的兴趣，要是您肯定对那种认为由于历史的必然性，世界上所有国家都必须经过资本主义生产的一切阶段的理论阐述自己的看法，那么您会给我们多大的帮助啊。

”[⑨]
马克思收到这封信后，感到了回答所提问题的复杂性。

它既要说明俄国资本主义和农村公社的未来命运，又应当加强民粹派的革命信心，这不是一件易事。

他及其认真地先后写了四个草稿，详尽地阐述了他对农村公社性质和历史命运的观点，集中地论述了东方社会非资本主义道路的理论。

所谓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问题就是在他的复信草稿中提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