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尔的那只“黑狗”依旧追逐着人类——评《丘吉尔的黑狗——忧郁症及人类心灵的其他现象》

丘吉尔的那只“黑狗”依旧追逐着人类——评《丘吉尔的黑狗——忧郁症及人类心灵的其他现象》
肖巍
【期刊名称】《中华女子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5(000)002
【总页数】5页(P105-109)
【关键词】丘吉尔的黑狗;抑郁症;精神健康
【作者】肖巍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哲学系 100084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D440
英文的“Depression”，既可翻译为忧郁症，又可翻译为抑郁症，但为了叙述方便，本文除了书名中仍然使用“忧郁症”术语外，行文中一概使用“抑郁症”术语。

2005年，欧盟的《促进人口的精神健康：有关欧洲联盟精神健康的策略》绿皮书指出：“没有精神健康便没有健康。

对于公民来说，精神健康是使他们能够实现自己的知识和情感潜能，发现和完成自己在社会、学校和职业生涯的角色的资源。

对于社会来说，公民良好的精神健康有助于繁荣、团结和社会公正。

相反，精神不健康会带来对于公民和社会体系的多重代价、损失和负担。

”正因为如此，精神健康对于人类和社会文明、经济发展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

然而，不幸的是，在我们不断听到有影星和名人患上抑郁症的同时，又有谁能想到——在英国倍受拥戴的伟
大政治家、英国前首相丘吉尔也被抑郁症折磨了一生，他把这种疾病带来的痛苦比喻成一只一直尾随自己的“黑狗”。

而今，丘吉尔的这只“黑狗”并没有随着他的离去而走远，而是在变本加厉地追逐着人类，让人们不得片刻的安宁。

据统计，全球目前有3.5亿人患抑郁症，中国的患病率为6.1%，大约有9000万抑郁症患者。

我国每年大约有28.7万自杀，63%的自杀者有精神障碍，40%的人患有抑郁症。

目前在我国疾病总负担中，精神疾病被排在首位，约占1/5。

据WHO预测，到2020年，这一数字还将上升到1/4。

而且，在中国的自杀人群中，女性比率要高
于男性，而农村女性的自杀率占到中国女性自杀率的90%以上，这在世界上是绝
无仅有的现象。

因此，从遏制抑郁症的蔓延入手研究精神健康问题已成为当代公共健康领域刻不容缓的使命。

英国著名精神病学家安东尼·斯托尔（Anthony Storr）的著作——《丘吉尔的黑狗——忧郁症及人类心灵的其他现象》中译本的新近问
世为我国学术界的相关研究提供了有益参考。

[1]
从临床心理学意义上说，精神分析是一种独特的、增强性的心理治疗形式，它可以加速个人的发展，使他们从生活中的不满意或者痛苦中解脱出来。

在追求这一目标的过程中，需要患者与精神分析学家紧密配合，认真关注过往与现在、身与心以及幻想的与实际的个人体验、人际关系体验之间的交互作用，这是一种深层的、能够启动一个人转变过程的解释说明。

而从哲学意义上说，精神分析不仅是一种身体理论和把握人们精神世界的方法，也是一种人类体验自身和心灵以及周围世界的方式。

“精神分析思想有助于把不同领域的体验联结在一起：过去与现在、清醒与睡眠、思维与情感，人际事件与最隐私的幻想。

”[2]6精神分析也提供了一种语言，用
以描述精神的结构和灵魂的深度，以及主体、身份、性别、自我和道德观的形成与发展过程。

而“当代精神分析文献和当前分析性实践中主要关心的内容——主观
性的性质、个人意义和创造力的产生、主体在文化、语言和历史背景中的存在实际上都是我们时代最重要的关心内容。

”[2]11或许这些复杂的术语一时让人们难以
把握精神分析的内涵，但斯托尔强调，精神分析的目的是精神健康，而弗洛伊德对于后者最通俗的理解是“能爱，能工作”。

纵观全书，斯托尔主要基于弗洛伊德等人的精神分析理论，结合一些大人物，例如政治家丘吉尔、作家卡夫卡、科学家牛顿，以及文学作品中的奥赛罗等人的生平来反思和探讨人类的抑郁症和精神健康问题。

而他对于精神分析的偏好主要体现在关注儿童早期发展，以及这一时期对于未来精神健康和人格形成的影响。

依据弗洛伊德的假设，人生最初五年的体验及其对情绪的影响，对于成年人性格的塑造十分关键。

斯托尔也相信一种观点，主张患有精神疾病的人，内在力量的运作是不均衡的，主要的人格特征是自尊心脆弱，如果一个人在婴幼儿时期得到妥善的照顾，内在拥有自尊的资源，便足以面对日后寻常的危机，然而，严重的抑郁症患者却缺乏这份自尊的资源，即便面对微小的挫折，也会不能自拔，并想方设法地逃离这种状态。

根据斯托尔的分析，丘吉尔便是这样一个精神疾病患者。

有人把丘吉尔的性格说成“异乎寻常地难以窥其堂奥”，因为他终其一生都在与自己的绝望战斗，强迫自我与内在本质作对。

斯托尔认为这源于丘吉尔早年的成长环境，因为“一个人的先天遗传有可能使他具有忧郁症的倾向，但是否会发作，早年的家庭生活却居于关键”。

[2]12丘吉尔是一个早产儿，母亲美貌出众，生他时仅仅20岁，终日忙于社交，
根本无暇顾及刚刚出生的儿子。

他的父亲热衷于政治，所以在童年期最为关键的几年，丘吉尔受到父母的冷落，一直由奶妈来抚养。

“我们大可以这样推论，由于父母的冷落和疏忽，丘吉尔内在的自信资源遭到了剥夺。

大部分生性乐观的人则非如此，也正是这种内在的自信，能够帮助他们通过人生中不可避免的挫折与逆境。

”[2]19丘吉尔会用什么来弥补缺憾和维持自信呢？“野心是一种强迫性的推动力，是童年缺乏爱的直接产物。

”敌意是抑郁患者释放内在压力的一种方式，自我也会动不动就陷入“焦虑与挫折的深渊”，同时叛逆也是发泄敌意和维持自尊的法宝，还有便是由于缺乏亲密关系之间的互动，他也会始终停留在“自恋”之中，
有人用“没有触须”来形容丘吉尔对于别人的感受麻木不仁，尽管这些都无法否认他是“一个在一切都似绝望之际还能怀有胜利梦想的人”。

[2]38
与丘吉尔相同，奥地利小说家弗兰兹·卡夫卡（Franz Kafka）也是一个从小受父母冷落的人，他的父亲是一个专断和固执的人，经常恐吓和压制孩子，以至于卡夫卡成年时曾给父亲写信说：“我失去了自信，这与你大有关系，而换来的则是无所不在的罪恶感。

”[2]72所以斯托尔认为，这位诗人一生最不诗意之处便是没有建立起自我认同。

科学家牛顿的创造性无人能及，但在同时代人的眼里，曾一度被看成是疯子。

这当然也与他的童年生活大有关联。

他的父亲是一个农民，在牛顿出生前三个月去世了。

尽管牛顿在出生后的前三年得到母亲的照顾，但母亲在他三岁时改嫁，他的继父却无情地抛弃了他，把他丢给外婆抚养。

牛顿始终对这一经历无法释怀。

童年时期他不仅沉默寡言，疏远同伴，也常常神游物外，自身罪恶感深重，也对母亲和继父曾有暴力侵犯的念头，他的想法很消极，认为自己没有价值，害怕受到惩罚，恐惧未来的灾难。

一个传记作家曾这样评论他：在他那里，“爱的字从未出现过，喜欢与希望的表示也极为罕见。

……几乎所有的陈述都是否定、责难、禁止。

生活的氛围满是敌意和肃杀。

进取、规矩、自律、庄重，这些清教徒的价值，全都成了他存在的一部分。

”[2]71他的“性情极端偏于谨慎、恐惧与多疑”，牛顿始终无法信任别人，斯托尔认为，这“跟他童年突然被剥夺了母爱大有关系，其结果是，任何批评都被他当成是一种伤害，并害怕自己的东西遭人盗取”。

[2]72牛顿也不相信感觉，这在精神病医生那里，被看成是与具体经验的失联。

牛顿自己也强调事物的本质，从它们逐步发展来看，会比用我们的感觉来得更可靠、更自然。

刚过50岁，牛顿就患上了更严重的抑郁症，断绝与朋友的往来，爬进自己的角落里，指责身边的人设计陷害他，据说也从此不再与人交谈。

[2]75这种抑郁使他进行创造发明的黄金岁月一去不返。

依据斯托尔的分析，在牛顿的成人性格中，同时表现出抑郁和
精神分裂的特质，因为“一夕之间失去唯一的单亲，我相信，对于孩子自尊的建立无疑会造成重大的困难，自尊基本上是一种自我的价值感，其源头是被爱；爱一旦遭到抽离，孩子便开始怀疑自己的价值”。

[2]80
事实上，可供斯托尔进行精神分析的还远远不止这些名人，还有雨果、伍尔夫、马丁·路德金和托尔斯泰等人。

然而，斯托尔没有列出一份无尽的名录，而是让我们思索这样一些问题：究竟应当以什么概念来解释抑郁的性格？如何说明早期不良的亲子关系对于成年人抑郁症和精神健康的影响？
不同的学者会依据精神分析理论，通过不同的途径来解释童年体验对于成年人抑郁性格及精神健康的影响，提出不同的概念假设。

首先，斯托尔反复强调了“自尊”或“自信”概念。

显然，每个人存在的价值感，或多或少依赖于外部世界的支持。

成年人患抑郁症的一个典型特征是依赖外在的资源才能维持自尊。

人存在于一个多元的领域里，如果其中的一部分无法获得满足，但其他方面能够保持完整，多数人便能够承受得住。

正常人只要自尊的内在本源足够充分便不会抑郁。

而抑郁症患者则脆弱得多，只要外界有一件事出了问题，就可能落入失望的深渊，因为这些人缺乏在早期成长阶段建立起来的内在的自尊资源，这无疑来自早期不良的亲子关系。

如果在哺乳过程中，孩子能感受到爱，内心就有一种自我价值感，能够超越童年的挫折和失落，并维持一种信念：这个世界是自己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这种信念将维持一生。

其次，精神病学家埃里克·埃里克森的关键词是“自我认同”，这是一种强化自体性与持续性的主观意识，他也援引威廉·詹姆斯的话说：“人格可以从心理学或道德的态度上加以识别，当一个人意识到自己的人格时，可以在其间感受到一个在深度上与密度上都极端活跃的自我。

”心理学家荣格也强调人格“是对自己之所以是自己的绝对确认”。

[2]42斯托尔认为，这三位学者实际上强调的都是一种体验，即身为一个明确而充分的自我的体验，而且这种体验也是不断充实和增强的。

从斯
托尔的分析中，可以看到自我认同的三个构成因素：一是与他人的互动，因为它有赖于对照，没有互动和对照，自我认同便是没有意义的。

二是需要有自尊。

既然自我认同意味着差异中的比较，一个人就必须先看重和尊重自己。

三是需要自主性。

为了被他人平等对待，一个人必须有坚定的自主意识。

再次，便是心理学家约翰·鲍尔比（John Bowlby）所强调的“归属感”。

弗洛伊
德重视性满足的意义，但鲍尔比则认为在人生中，对其他人的感情归属始终是生命的核心。

透过这种感情归属，一个人可以获得生命的力量和喜悦，同时，经由自己的付出，别人也得到力量和喜悦。

我们所付出的爱，是使生命意义具体化的最重要因素，恐惧症多半是归属行为障碍导致的，如果童年时期归属感欠缺，日后便无法培育健康稳定成长的信任感。

还有便是“客体关系”（Object- relations）概念。

这一概念对于弗洛伊德等人
的压抑和本能情结做出一种改变，即不再把病人视为一个封闭的系统，而是通过人际关系来了解精神疾病的成因。

著名儿童心理学家梅兰妮·克莱因（Melanie Klein）认为，缺乏照顾的婴儿会在自身汇集强烈的毁灭信号，向照顾他的人投射过去。

长大之后，任何痛苦都有可能唤醒这种早期的感受，酝酿成一种自身遭到攻击的想象。

然而，无论是自尊、自信、自我认同、归属感还是客体关系都来自一个人的童年体验，早期不良的亲子关系、父母的冷落和抛弃，童年缺乏爱使人很难在成年后有自尊和自信的内在资源，形成与他人的良性互动，获得生活的满足与幸福感。

面对人生的困境和挫折，更容易失望和抑郁，甚至可能由于对他人的猜疑和妒忌，以及无名的仇恨导致谋杀和暴力。

例如依据斯托尔的分析，嫉妒也与人的自幼成长相关。

婴儿的成长，如果是快乐的、自信的，又能与别人建立良好的关系，那么一定是有一位健康的母亲，以那种非理性的慈爱呵护孩子。

如果孩子受到的呵护不足，感情的发展也会遇到障碍。

而且有调查发现，在英国的谋杀案中，有三分之一的人是精神异常，此外在所有凶杀案的嫌犯中，最后因杀人而自杀者也占到三分之一。

[2]98斯托尔还总结出暴力形成的六个因素：其一是社会化的失败，无法与人形成尊重和互动。

人类在童年的早期，如果不能学会与同伴相处，就会经常表现出不恰当的攻击性行为。

其二是童年时受到了虐待。

根据美国历史学家的考察，儿童得到的照顾水平越低，遭到杀害、遗弃、殴打、恐吓与性侵犯的情况就越严重。

幼年遭受暴力或否定的人，对别人也比较倾向于使用暴力，人类之所以残忍，多半是出于报复。

在英国，绝大多数凶杀案都是家庭犯罪，这便将自尊受到的伤害与暴力联系了起来。

其三是人性基本上是服从的。

在一个社会中，需要有稳定的、公平的社会体制才能促成秩序与和平。

其四是施暴者与受害者之间的距离，这包括身心上的距离。

社会的排斥一方面会导致对弱者的暴力，另一方面被排斥者也会有反抗的暴力。

其五是恐怖。

恐怖容易带来仇恨和残暴。

其六是社会的忽视。

贫穷和失业者可能会产生一种生命没有意义和价值之感，所以有可能铤而走险。

[2]226-236
因而，精神分析理论已经创造不同的概念来解释童年不良体验对于成人抑郁性格的影响，那么这其中是否有正面的影响呢？读者可以发现，斯托尔的这本著作分析的都是一些有影响的大人物，难道这种抑郁性格对其成就没有关联吗？斯托尔用了一章的篇幅来回答这一问题。

如果说没有联系，肯定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他强调人的野心便是一种强迫性的驱动力，是童年缺乏爱的产物。

丘吉尔在缺乏亲情呵护情况下，表现出来的性别特征便是野心。

如果一个人没有内在的自信，就需要外在的成就和肯定，成功便成为摆脱抑郁打击的途径。

弗洛伊德也把艺术作品视为欲望升华的产物，其本质在于疏导本能的冲动，使之转化为能被社会接受的方式。

所以升华也可以被看成是一种防御机制。

弗洛伊德还提出一个颇让人怀疑的观点：想象的活动源于不满。

“创作中的作家跟游戏中的孩子一样，他创造一个想象的世界，自己却把它当真。

”“一个凡事快活的人用不着想象，只有不满的人才会。

希望得不到满足，正是想象的原动力，每个想象都是要实现的一个希望，是要修正一个不满意的现实。

”[2]130但是，纵使神秘和失序刺激人们去不断地探索，人类也无法完
全把握自然的法则和人性的复杂，这也使人们对于抑郁症的抗争更为艰难和胜负难分。

丘吉尔、卡夫卡和牛顿都终其一生抗争过，胜利过，也失败过。

斯托尔甚至有些悲观地说：“关键在于，身为一个人，在他们的内在从来没有产生过自我的价值感，而这种失落，再多外在的成功也补偿不了。

”[2]14
如果我们不相信这一悲观的结论，就需要反观得出这一结论的理论假设，质疑这样一个问题：童年时期的体验真的这么重要吗？精神分析是科学吗？它如何能为人类提供帮助？
在本书中，斯托尔一直采用精神分析学来分析丘吉尔等大人物，然而，多少有些令人奇怪的是：他却始终不相信精神分析是一门科学，并提出一些理由证明自己的这一看法。

斯托尔指出，弗洛伊德一直希望精神分析是一门科学，但他注定要失望。

其理由是：首先，尽管精神分析可以像其他领域的科学假说一样，用相同的模式来证明或者证伪，但这仅仅属于少数观点，绝大多数的精神分析假说都是以分析治疗过程中的观察为基础的，而在这一过程中，观察者的主观经验和偏见不可避免地干预观察。

而且对于病人来说也是如此，精神分析强调对人生早期的回忆与重建是恢复精神健康的关键。

然而，弗洛伊德在临床实践中却发现，有时病人所谈的过去只是想象而不是事实，而对于这一内在想象世界的探索，也很难被纳入科学范畴。

其次，大多数精神障碍都与病人的人格相关，这就要求精神分析学家全面地考察人格因素，重视生活中的问题和人际关系，而这显然也与医学模式不同。

同时，精神分析也需要一种直觉，这源于分析者主观的、人性的经验，不可能采取超然而不动心的态度，所以它也不可能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

再次，精神分析从催眠到自由联想方法改变也使其更为重视病人的自主性。

弗洛伊德提出情感转移的概念（Transference）,即
患者会把精神分析师当成一个关怀者来信任和索取关爱，这又使精神分析更偏向人际关系领域。

为此，荣格坚持“分析者必须是自我分析”。

精神分析学家“真正的
重点在于对人的了解，以及对人际关系的关切”。

[2]182所以，斯托尔认为对待
症状与对待人完全是两码事。

弗洛伊德却把这两点混淆起来，把精神分析看成科学，把自己当成科学家。

斯托尔也一并批评了行为科学家以“科学”和“客观”的态度来看待人类的错误，认为他们强调人类的行为是由外力决定的，无视人类的意志和意图，而事实上“一个唯有透过内省才能显现的生命，也是那个跟意向、意志、动机、信念与价值密切相关的生命”。

[2]185
那么，在一个自主的、追求自由的开放社会里，精神分析与精神病学家、医生的职责又是什么呢？斯托尔看到，在100多年前，精神科医生的职责是关押和照顾“疯人”。

20世纪初，随着精神分析的崛起，他们成为精神障碍患者的咨询师。

精神分析首先是一种诠释性的学问，是一种方法，为不可理解的事物赋予意义；精神分析也是一种途径，帮助每个人了解自己。

其次精神分析也是一门关乎情感的学问，在与他人的接触中，人们都会采取一种意向性的态度，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信念和思想、欲望都是相通的，精神分析总是通过精神病学家和医生自己的主观经验去观察他人的行为，在接受他人影响的同时，对精神障碍者提供帮助。

再次，精神分析不是一种因果理论，而是一种意义理论，其主要任务是用一种方法了解病人的人格及其所传达的意义。

最后，精神分析、精神病学家和医生的重要职责是维护健康，并且谨防精神病学相关研究被滥用。

精神医学技术和研究，或许只有一个目的，就是通过帮助有精神障碍的个体来获得社会整体上的精神健康。

综上所述，精神分析学是当代学术研究中的一种价值观和方法论，也是女性主义从事哲学研究的一个有力工具。

它同所有文化理论一样，其理论设置、假设性和概念化只是通向真理和客观的工具与方法，而不是真理或客观本身。

我们还可以从斯托尔书中获得的感受是：作为父母，尤其是女性，要在孩子成长过程中，在他们最需要关怀和爱的时候在场，并给予应有的照顾和关爱，任何理由的逃离都会带来终生无法弥补的遗憾。

女性抚养子女的过程也是自身价值实现的过程，孩子的精神健康
不仅是个体和家庭幸福的根源，也是社会文明进步和经济发展的保障，女性主义不是要求女性置养育孩子的社会责任而不顾，一味地投身于职场，而是要求她们更多地把爱和关怀给予家庭和他人，尤其是在孩子成长中最需要的爱的阶段。

关怀与爱是没有公私领域之分的，就如同没有它没有性别之分一样。

只有关怀和爱才能造就关怀和爱，未来的社会和个体是否幸福都把握在我们今天关怀与否的一念之间和行动抉择之中。

人类学家认为，文化的意义在于指导个体去面对周围的外部世界及自我的内在世界。

而在我看来，哲学的意义却在于文化的塑造！还有便是人需要发挥自身的创造力，人的创造力是最美的精神整合，因为“优美而迷人的音乐、故事或诗歌，人类心灵的力量都是在将痛苦的折磨予以转化。

这些资源使我们在面对人生无可逃避的磨难时，免于因恐惧而僵化”。

[2]222无论人的精神世界有多么神秘，无论人类是否
能揭示出精神障碍和疾病的谜底，我们都需要确定的一点是：人类无穷无尽的创造力可以让生活更美好，让人生更有意义，把人们分裂的、冲突的、碎片化的内在世界整合起来，创造摆脱困扰、征服疾病和升华精神世界的奇迹，在这方面，丘吉尔、卡夫卡和牛顿都做到了，相信每个遇到类似情况的人经过努力也都能做到，所不同的仅仅是程度而已。

【相关文献】
[1]（美）安东尼·斯托尔.丘吉尔的黑狗——忧郁症及人类心灵的其他现象[M].邓伯宸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2]（美）斯蒂芬·A.米切尔,玛格丽特·J.布莱克.弗洛伊德及其后继者——现代精神分析思想史[M].陈
祉妍，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