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意义

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意义
一、中国工业化的发展历程及其成就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与发展上，习近平指出：“这条道路来之不易，它是在改革开放30 多年的伟大实践中走出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多年的持续探索中走出来的，是在对近代以来170 多年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深刻总结中走出来的，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 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和广泛的现实基础”①。

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之路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坦荡之路，它是经过万千磨难，流血牺牲，千淘万漉才取得今天的伟大成就。

1.中国工业化的发展历程
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工业化之路，可以以新中国的成立为时间点分为两个大的历史时期。

自鸦片战争始，中国工业化问题实际上是与中国的民族独立、国家统一等问题结合在一起，成为当时中国面临的主要矛盾。

而没有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前提条件，工业化是不可能实现的。

“解放中国人民的生产力，使之获得充分发展的可能性，有待于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在全中国境内的实现”②。

这里，毛泽东明确的指出，中国共产党要实现中国工业化的奋斗目标，就要首先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同时，要使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得以巩固，就要争取在中国实现工业化。

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是实现工业化的前提条件。

而为了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历尽磨难，经过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因此，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中国工业化道路，虽然在旧的社会秩序中获得了一定的发展，但这仅是在历史大潮中的被动的一个适应和最低程度的反映，与现代意义上的工业化相去甚远，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也不可能实现和完成工业化而进入现代发达国家的。

新中国的成立，使中国具备了进行大规模工业化的前提条件，这片几千年来以农业为主的古老土地开始了自己的工业化征程。

我们可以将新中国成立至
今的工业化大致分为两个阶段：1949至1978年可视为传统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时期;1979年至今可以看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新阶段。

以1953年第一个五年计划为开端，中国开始了传统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道路时期。

这一时期的工业化参照了主要国家的工业化、更主要是师从前苏联的斯大林模式，以赶超战略为主要特征。

具体来讲，一是极低的人均国民收入、薄弱的工业基础、以及相对封闭的外部环境构成中国工业化的起点;二是基于现实需要的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三是为迅速实现工业化而采取的计划经济体制;四是完整、独立的工业体系的建立。

从经济发展战略看，总体以增加积累和投入为手段，以数量增长型为特点，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③。

在当时的国内外环境约束下，这种工业化道路的选择具有合理性和必然性。

但也导致了“重工业重，轻工业轻”的结构性缺陷，表现出“高积累、低消费、低效率”的特征。

虽然这种传统的工业化道路在实行的过程中产生了许多问题，但对中国工业化进程还是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不仅建立了一个相对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工业经济规模得以迅速扩张，国民经济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大量高等学府、科学研究单位的设立为工业化积累准备了人力资本，同时大量的国有企业也为改革开放以后的工业化发展提供了基础人才储备。

更重要的是，人民得以共享工业化的成果。

如在可耕种土地没有增长的情况下，实现了农业生产率的大幅提高，同时农村卫生医疗条件的改善提高了人民健康水平，使中国人均寿命从1949年的35岁提高到1976年的65岁④，总人口从1949年的5.4亿上升到1978年的9.6亿，为改革开放后的工业化迅速发展准备了大量的有纪律的工业后备军。

政府不断组织农民为广大农村建立的基本公共灌溉系统和地方性的交通运输系统，也为后来80年代的农村经济起飞提供了物质基础。

据统计，在2009年全国共有87085座水坝，而其中86258座（占99%）是在改革开放前的1949-1978年间修建的⑤。

这一切构成了改革开放以后乡镇企业大繁荣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业化道路进入新的发展时期，其工业化道路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第一，以市场化改革、对外开放和较低的人均国民收入为基本国民经济背景;第二，以改善国民经济结构、促进經济发展和人民富裕为目标;第三，以农业和轻重工业均衡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积极利用外资
和国内外两个市场、梯度发展的区域经济政策为四项基本的工业化战略⑥。

这一时期的工业化无疑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中国经济维持了连续近40年的高速增长。

创造了世界经济增长的一个奇迹。

无论是从经济总量还是人均国民收入来看，中国都得到了巨大的成就，经济结构更加趋于合理，产业结构也得到了极大的优化和提升，发展成为一个工业生产大国。

2.中国工业化取得的伟大成就
中国作为第三世界中最大的一个发展中国家，在一个本来一穷二白、积贫积弱之国的基础上，用不到70年的时间中，克服千难万苦，以较快的速度推进整个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中国实际GDP自1978年以来30倍的惊人速度扩张，是世界上最大的船舶、高速列车、隧道、桥梁、公路、手机、计算机、自行车、空调、冰箱、洗衣机、家具等产品的制造商。

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国社会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是中国一扫近现代百年历史所显现的内忧外患、山河破碎、积贫积弱、封闭落后的国家形象，逐渐成为一个政治、经济大国，国际地位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在国际政治、经济事务中的影响力日益显著;二是中国从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成长为中上等收入国家，农村贫困人口自改革开放以来减少7亿，到2017年末为3046万人，人均GDP从1978年的300美元左右增加到2017年的8000美元⑦，为人类社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三是中国基本实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多种所有制经济成分并存，现代市场经济体系基本建立。

二、工业化的中国道路
1.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强大的国家能力是工业化、现代化的根本保障。

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道路的决定性因素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工业化本质上是现代生产力的发展，而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要求。

在取得政权和形成强大的执政能力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政府，在工业化发展的过程中，并不仅仅是市场经济的裁判员，更重要的是国家工业化运动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没有这种领导和组织，中国的工业化运动根本不可能得到历史性的成功。

第一，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鸦片战争后中国穷弱的辽阔大地上，在当时内忧外患的背景下，中國这样的一盘散沙的农业国要想实现工业化，是没有任
何世界先例和国际理论可以遵循的。

鸦片战争后，西方的坚船利炮几乎将中国毁于战火之中。

所有的有识之士认识到：要救国图存，就必须走工业化、现代化的强国之路。

但在一个贫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想要发展工业而求得民富国强是不可能的。

要实现国家的工业化和现代化，首先要对外争取独立，对内争取民主。

哪个阶级、哪个政治集团或政党能够满足这两个内在要求，为实现现代化创造基本条件，就能成为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领导核心。

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粉碎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推翻了封建主义的统治，为中国实现现代化奠定了基础。

第二，建国后至1978年改革开放时期。

新中国的成立，建立了一个独立、自主的现代共和国，并具有一套强大执行能力的政府和行政机构，包括国家银行和财政体系，提供了一个独立、自主、安全、和平的大环境。

这样的大环境和国家机构是任何一个国家进行工业化和现代化实践的根本政治保障制度根基。

在这样的制度基础上，中国开始了全面的工业化进程。

虽然期间经历了文革的波折，但这一时期为现代化的起飞准备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第三，改革开放后至今。

改革开放后，国际国内环境，特别是国际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自由主义大行其道，以自由主义为核心内容的“华盛顿共识”成为苏东国家转型的主要指导思想，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去监管化的浪潮席卷全世界，弗朗西斯·福山的历史终结论盛极一时。

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以邓小平为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并没有动摇，没有像东欧国家和俄罗斯那样走向资本主义路线，而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基础上进行改革开放，采取了正确的发展战略并坚持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政治和经济两手抓，没有屈服于西方的压力和意识形态干扰，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发展模式，而不是把之前社会主义建设的成果全部推倒重来，走私有市场经济的道路，中国才有了今天的社会发展成就。

总结来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建国后的三十年，可以看作是毛泽东时代，这一时期重要贡献就是形成了以共产党领导为核心的强大的执政能力和国家能力。

新中国的成立，使中国从长期的风雨飘摇的泥淖中摆脱出来，形成了统一独立的现代国家体系;建国后的一系列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社会运动，为改革开放后的工业化迅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和物质基础。

邓小平领导
的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基础和国家能力，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以工业化进程为主的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

2.中长期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指导意义。

以民为本的执政理念，贯穿于强大的执政能力和国家能力，体现在中国工业化现代化的发展道路上，就是中长期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的制定和实施。

社会经济发展的五年计划、十年、二十年规划，三十年、五十年的战略规划层层推进，环环相扣，每一个目标的实现，不仅是对过去发展经验的总结，更是新的发展的起点。

通过这些规划战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一步步的走向富民强国的道路。

1953年至1978年时期，1952年底完成国民经济恢复后，1953年毛泽东提出“实现国家工业化”目标，中国开始制定并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集中力量进行工业化建设，并加快推进各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改造。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第一次明确的提出要实现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的四个现代化的任务，并写入196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分“两步走”的设想：第一步，用15年时间，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中国工业大体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第二步，力争在二十世纪末，使中国工业走在世界前列，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

之后，虽然对发展战略有不同的调整，但工业化的进程基本按照规划向前推进。

到建国三十周年时，已经把一个落后的“一穷二白”的农业大国建设成为世界工业大国，并基本实现了拥有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的目标。

改革开放至20世纪末时期，1982年党的十二大提出两步走的发展战略，即第一步，从1980年到1990年，用10年时间，使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

第二步，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1987年，在党的十三大提出中国经济发展的“三步走”战略，在十二大提出的发展战略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在下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围绕三步走的发展战略，这一时期先后编制并实行了四个五年计划，推动整个社会经济及工业化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进入21世纪，从2002年党的十六大开始，提出了新的工业化目标。

不仅明确提出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并根据中国工业化所处的阶段和面临的为题，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的新构想。

并具体量化为四个指标：一是2000-2020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达到7.2%左右;二是2020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3000美元以上;三是城镇化率超过50%;四是农业从业人员比重降到30%左右。

2007年党的十七大报告再次将“工业化基本实现”作为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目标的核心目标。

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提出两个一百年的发展战略和奋斗目标：在2020年基本实现工业化的基础上，在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到本世纪中叶，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可以看出，实现工业化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追求，体现在每一时期的中长期发展战略之中，并通过五年计划展开实施。

在规划战略实施过程中，根据国际发展的经验以及中国面临的实际情况，不断的进行修正和改进，指领着中国的工业化进程。

3.渐进式的市场化改革路径。

中国的改革开放发展路径，区别于苏东的休克疗法的激进路径，而是采取了一条渐进式的发展路径。

而这条路径，也符合工业化的一般规律，即以农村轻纺工业为起点，带动乡镇企业的发展。

当农村的收入增长和乡镇企业的规模扩大到一定程度后，带动上游重化工业的发展，之后的装备制造业等。

而自农村土地改革始，进而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改革路线图，是一条逐步试点、扩大的渐进路线。

非公有制在转型中的快速发展以及其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这种巨大贡献，对于其他所有制形式和社会治理层面的制度演进，具有极强的标杆效应。

这种标杆效应构成了非公有制经济形式最深刻的意义所在，因为它的效率优势形成很强的诱致性因素，推进了社会商业精神的重塑和商业规则的建立，推动了现代社会治理的制度演进。

而制度的建设，包括市場经济基础性制度的建设和执政党战略指导思想、政策及方针的调整与改革，才是真正改变中国社会的根源所在。

另一方面，渐进式的市场化改革路径，最重要的是存在一个试错以及及时纠错的过程。

工业化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的过程，必然也是产
业利益沉浮兴衰的过程，这一过程与中国的转型和改革叠加在一起，对宏观社会稳定形成巨大的挑战。

如果转型和改革中存在剧烈的利益冲突，或无法达成利益的平衡时，强烈的抵制、反抗和冲突，要么使现代化进程停滞或反复，要么引发剧烈的社会震荡而使整个社会经济陷入崩溃，陷入拉美化或菲律宾化的泥淖。

而渐进式的市场化改革路径，能够将改革的风险控制在一定的安全边界之内，化解于青萍之末，避免了整个社会陷入无休止的震荡漩涡，使工业化进程比较顺利的逐步推进。

4.公有制经济的稳定器作用。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所有制结构里，公有制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主体地位、起主导作用。

公有制经济在宏观上能够适应现代生产社会化的程度，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从而使社会经济各个层面、在转型的各个阶段处于相对融洽的相互促进的良性运行中，而不是相互制肘、相互限制。

以国有企业和农村集体经济为主体框架的公有制经济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具有特殊而无可替代的作用。

这种作用主要体现在公有制的性质所决定的稳定性和效率的改进带来的稳定性两个方面。

第一，从公有制的性质来看，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执政的合法性问题，关系到社会主义性质的根本问题。

而社会主义性质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统一稳定的基石。

同时，坚持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才能使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朝着以人民为中心的方向发展，带动其他所有制经济成分，共同谋求对人民需要的最大满足。

具体来讲，在计划经济时期，国有经济几乎承担着全社会的生产性任务，承载着国家赶超战略的梦想。

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一直在现实与理论中探索，从现代社会化大生产的生产力角度寻求国有经济在社会经济中扮演的角色，从中国共产党谋求社会成员普遍利益的宗旨寻求国有经济在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中应有的地位，确立了国有经济应该在社会经济中发挥支配和主导作用，国有经济逐步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矿山资源、基础设施、公共产品和服务、战略性高新技术产业等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集中，以实现社会福利的最大化。

这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既满足现代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也是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内在要
求，引导和推动了非国有经济的稳步发展，避免经济运行中的剧烈震荡，维护社会的基本稳定，增强了国家的综合实力。

中国农村改革是以典型的二元结构为起点展开的。

农业集体所有制经济在工业化进程中的稳定性作用主要体现在几个方面：一是无农不稳，农业的稳定和发展是任何社会稳定发展的基础。

改革之后，集体经济形式很快退出了农业的生产领域，建立在个体利益基础上的承包制使农业经济和农民福利得到了显著的改善，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的稳定成为中国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

二是在整个社会还没有完成转型之前，农村集体所有制的实行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自由迁徙，对于农村人口而言是一个帕累托改进过程。

三是中国没有推行完全的农地私有化，而是灵活的以长期承包权形式解决了集体所有制与个体激励问题。

在城市还没有做好容纳失地农民的制度准备之前，避免了农地私有化可能形成的巨大的社会震荡。

这一点在近两年关于农地流转的争议和执政党在农地改革上的谨慎态度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和论证。

第二，效率的改进是公有制经济稳定作用的基础。

中国改革的路径决定了公有经济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稳定作用。

宏观稳定是任何国家实现工业化的必要前提。

而宏观环境的稳定取决于工业化及改革过程中各种利益主体利益寻求中形成的均衡状态，以及利益变革的渐近性质。

中国的转型是渐进的边际的过程，在“蛋糕”增大的条件下改革的阻力才会减小。

增量的、边际的转型过程，依托于庞大的、稳定的原有社会基础。

虽然一般将中国的转型总结为渐进式的过程，但真实的历史图景呈现的是局部的激变与整体的渐进相互交织在一起、互为条件的过程。

例如，作为农村改革从而也是中国经济改革起点的家庭承包制，其推进有如急风暴雨，几乎是在瞬息之间就完成了。

1980年初全国还只有1.1%的生产队实行家庭承包制，年底就达到20%，1984年底则达到100%，并且实行家庭承包制的农户也达到了
97.9%，随即人民公社被废除，不可不谓迅速。

同样的，1980年代中期价格闯关改革，也是一个局部巨变的过程。

这种局部的激变一直伴随着整个的改革过程。

在每次局部变革时，整个社会相对处于一个稳定的状态，并没有产生多个局部的共振而引发整个社会震荡的危险。

在农村改革突进之时，城市相对还处于非常平稳的状态，使政府可以全力投入农村的改革实践，而不至于需要平衡
整个社会的利益。

当1980年代中期城市经济改革进行，特别是价格改革闯关时，农村正处于获取改革收益丰厚的时期，为城市的改革提供了社会稳定的保障。

从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快速工业化进程中，农村集体经济的改进和不断深化的国有企业的效率改善以及其相互促进作用，使中国工业化在稳定中获得快速的推进。

一方面，在农村集体经济方面，从安徽凤阳小岗村“生死契约”的手印中迸发出蓬勃生命力的土地承包责任制，唤醒了潜藏在亿万农民的生命中的物质富裕梦想，这种追求富裕的梦想最终转换成农业生产力的巨大进步和效率的提高。

中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134元增长至2017年的13432元。

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从消费需求、劳动力供给等多方面促进了整个工业化进程。

另一方面，以大型国有企业为骨干的独立完整的工业体系，为中国工业化、现代化提供了重要支撑。

建国后的重化工业过程及三线建设，对改革开放后乡镇企业和非国有经济的迅速發展培育了基础的人力资本积累了重要的物质基础;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有企业在经济增长、引领自主创新、促进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及提升国际竞争力方面做出巨大贡献⑧。

国有企业巨大的外部性和社会经济的溢出效应是整个工业化进程的重要创新源泉和基础保证。

改革开放后中国电信、中国移动以及高铁、高速公路网、输电网络等基础设施的快速发展，其巨大的溢出效应有力的促进了以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技术领域的革命性变化及民营经济的繁荣。

5.市场培育中迅速发展的非公有制经济的效率标杆作用。

中国非公有制经济的产生及发展具有明显的草根特性。

在最初只是单一公有制汪洋中星星点点的孤岛，发展至今天占据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其演进路径蕴含着市场经济制度自然演进中形成的完全理性及商业精神。

当相对落后的生产力与体现物质利益关系的经济制度不相匹配时，建立在物质利益追求基础上的理性选择顽强如春天的嫩芽破土而出，寻找适合自己的土壤与空气，为自己争取存在和发展的制度与政策空间。

当它们破土而出之后，党和政府通过调查及研究，不断制定和完善政策法规，逐步建立起现代市场经济所需要的制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