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山大地震》心灵世界的破碎与修复

《唐山大地震》心灵世界的破碎与修复
《唐山大地震》是一部纪实文本的影像化,它以地震作为背景,讲述了一对龙凤胎姐弟因唐山大地震
而改变命运的故事。

它用大部分时间讲述的是余震,
一个地震劫后余生支离破碎的家庭,横跨32年抚平伤痕的心路历程。

影片追求的不是场面的宏阔、视野的震撼,而是一种更令人心灵震颤的表达。

剧本《余震》的作家张翎表示,小说强调的是一个“痛”字,通过对疼
痛淋漓尽致地描述,引起人们对灾后心理创伤的关注。

死亡、分离、丧失是人类永恒的主题,23秒,32年,灾难带来的创伤在一瞬间定格:女儿感受着离别的悲伤和
比悲伤更可怕的憎恨、嫉妒、恐惧和孤独;母亲背负着放弃女儿的永久性的折磨,良心不安、内心纠缠,强烈的内疚感缠绕着这位母亲,悲伤无法痊愈。

灾难过后,可以
在废墟上重建家园,可以在涅后挺立,可是,人心灵的创伤呢?内心的空洞可以修复吗?怨恨可以化解吗?内疚可以平息吗?本文将从创伤心理学的角度诠释《唐山大地震》中母女俩人的创伤与修复。

一、PTSD――创伤心理学的解读
(一)创伤的定义
美国精神病协会(APA)于1994年在DSM-Ⅲ中对创伤进行定义:“当事人经历、目睹或面对一个多个事件,它涉及死亡或死亡威胁或严重损伤,或危及自己或他人身体的完整性。

”(标准A1)“当事人对事件的反应有强烈的害怕、无助感或恐惧反应。

”(标准A2)同时满足A1和A2,即创伤事件和精神反应标准才能定义为创伤。

(二)创伤的分类
美国精神病协会(APA)把创伤分为Ⅰ型和Ⅱ型:Ⅰ型创
伤由创伤性事件,如战争、自然灾害,或者非正常死亡所致,这类创伤与具体的生活事件有关;而Ⅱ型创伤与人
的生活史有关,它可以是儿童期或成人期重复出现的
性虐待与躯体虐待,也可以是养育者长期的教养方式,
如忽视、冷漠、性别歧视等。

所以,Ⅱ型创伤带有早期
的人格问题,这种创伤是一个慢性的、持续终生的表现。

创伤分类的第二个维度是:人为的还是偶然的,创
伤事件的肇事者、参与者越多,蓄意的成分越多,创伤产生的应激障碍(PTSD)的画面就越真实。

所以,创伤的累积和叠加对一个人的摧毁性更大、更强烈。

如果一个人拥有一个比较好的人格基础,单一的创伤事件不会形成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而是以
适应障碍或急性应激障碍表现出来。

一个人基本的人格结构不好,单一的创伤就会让当事人承受不了。

归纳一下,有三点影响创伤的性质:第一是事件发生得足够
早,人为的成分足够多;第二是事件发生的强度足够大,在个体的内心体验是具有灾难性的,或者对生命存在着威胁;第三是事件的累积效应。

二、“救弟弟!”
――母亲的生死抉择和女儿永远的梦魇(一)母亲生死抉择的心理诠释
影片中,母亲面对一块楼板两头压着自己一双儿女,而且眼下只能救活一个的残酷事实。

这是个残忍且无解的人生难题。

无论救儿还是救女,母亲都会面临终生无可逃避的心灵摧残。

母亲无奈中的瞬间选择,把自己推向了灵魂的痛苦深渊。

一声歇斯底里的“老天爷,你这个王八蛋!”的愤怒哭喊,不用辩解,不用伪装,这就是她的内在的泣血之声。

我们从中可以深切地体会到母亲的挣扎、冲突和无奈,但是,仔细思考一下,母亲瞬间抉择,是否有无意
识参与?心理动力学理论强调无意识的心理生命,无意识是一个储存库,包括动力上被潜抑而无法觉察的内容,人面临选择的时候,无意识会活化。

从动力学的理论分析,母亲内心潜意识的深处,爱儿子超过了女儿,这是毋庸争辩的事实。

从剧本《余震》中,我们可以找到答案。

姐弟俩是龙凤胎,弟弟身体较弱,姐姐身体健康,弟弟似乎吸收了姐姐的元气,才得以活命。

生活中,姐姐保护弟弟,母亲迁就弟弟,一切理所应当。

其实,这些内容已经为母亲的选择作了铺垫,生死瞬间,姐姐应当为弟弟让位,这是母亲的无意识。

除此之外,作为媳妇、母亲也要为方家留住血脉,这个孙子对方家至关重要。

灾后,奶奶看到方达时,悲从中来,提起儿子,更是痛不欲生,却没提这个孙女。

孙女在方家的地位可想而知。

当然,中国自古就有重男轻女的文化根源,这个家族中若有此情结就不奇怪了。

灾后,母亲成了全家惟一健全的存活者。

活着是美好的,可是,对母亲来说,活着并不轻松。

丈夫的献身、儿子的残疾、女儿的失去,成了母亲表面结了痂内里却烂成一片的伤疤,她无法完成自我的救赎。

她拒绝他人示爱,拒绝儿子搬家的要求,守在那片小小的空间,守着对丈夫和女儿的思念。

其实,这是母亲创伤的表现,专业的说法叫做“幸存者的内疚感”。

这样的人不会允许自己开始新的生活,不允许自己快乐,生活在一种重复的、旧有的关系模式中,永远不会有发展和超越。

就像母亲自己说的“我要是活得花红柳绿,我就更对不起你
了!”32年来,母亲内心的伤积郁暗藏。

(二)女儿的创伤心理现象
方登和方达一样,见证了自然灾害的残酷性和破
坏性,经历了受困的惊慌、恐惧和绝望,遭遇了重要亲人的丧失,方达还因此成了残疾人,可是,方达积极、健康、
乐观地活着,方登却深受PTSD症状之苦。

地震等自然灾害导致的创伤为Ⅰ型创伤,Ⅰ型创伤的
当事人不一定会出现PTSD,而Ⅰ型创伤和Ⅱ型创伤累积发生,就具有灾难性。

由此,我们猜测,方登比方达多了Ⅱ型创伤。

当方登用石头敲着地板的时候,那是孩子呼救的声音,那一刻,她是脆弱的、无助的,她的内心一定热
烈地渴望着一个有力的臂膀,一个温暖的怀抱。

这是一个热的情感,被母亲的“救弟弟”熄灭了!母亲把她推开了,这一推,让孩子跌进了万丈深渊,她的内心一定被深
深地刺痛了。

这是创伤吗?当然是,不过,比这个创伤更可怕的
还有某种被证实感。

前文提到,Ⅱ型创伤带有早期的人
格问题,如父母对孩子的冷漠、忽视或不公平的对待等。

影片中,只有一个细节提示母亲对待儿女的不同,就是
西红柿只剩下一个的时候,给了弟弟方达,方登带着怨
气和不满,翘着小嘴巴睡着了。

这件事情从成人的视角来看,微不足道,可是,孩子不同,孩子是自恋的,孩子只记住离自己最近的东西,孩子只遵从自己内心的声音。

这件事是地震前一晚上发生的,和母亲说“救弟弟”联结在一起,证实了不被爱的事实,像一个诅咒,缠绕了方登32年。

这些事件的心理的意义涉及一个自我接纳和身份认同的问题,这样的事情对于一个孩子来说,具有毁灭性的力量,孩子会怀疑:我有价值吗?我能喜欢并接
纳我的性别吗?父母要我吗?等等,当然,这里也涉及嫉妒和竞争的主题。

焦虑的发展层级包括:崩解焦虑、被迫害焦虑、失去所爱的焦虑、失去客体的焦虑(分离焦虑)、阉割焦虑、超我焦虑。

方登的焦虑比较原始,是一种“失去所爱的焦虑”。

所以,有可能被研究生杨阳抛弃,是方登潜意识的制造。

而未婚先孕,对新生命过分地看重也是为了修复过去的创伤,不要做一个抛弃孩子
的母亲。

被母亲放弃生命的方登患了PTSD,包括典型的两大症候群:A.侵入症状(再体验):比如反复的噩梦,梦见一家三口骑着单车,不理会她的存在;错觉、幻觉、闪回的体验,比如,走在巷子口,出现父母和弟弟的错觉;明显的躯体感受,比如总是头疼。

B.回避症状,情感的麻木与回避:比如说,感情受限,与养父母的疏离感;再次遭遇抛弃时的退缩和麻木;不再回到唐山,回避能唤起创伤性回忆的地点或人物;当养父谈论唐山的时候,回避谈话主题等。

三、“锯腿!”――真相在灾难中重现和还原
汶川之行,是方登自我疗愈的开始。

32年的历程孕育着愈合的力量,养父母的深情大爱,婚姻家庭对方登无形的支持,诸多因素强大了方登的自我功能,使她具备了自我修复的力量。

重复是为了重新体验,也是为
了修复。

剧情安排得非常巧妙,如出一辙的场景重现:一位同样处境艰难的母亲,同样在情感矛盾的极致中寻找平衡的支点,同样做出了两难的决定,“锯腿”和“救弟弟”惊人巧合。

在亲历了母亲对女儿的撕心裂肺的亲情之后,心灵捕捉到了疗愈的契机。

过去的经历再次上演,过去的情感重新体会,过去的伤痛开始弥合,过去的怨恨慢慢消融。

随后,母亲的下跪以及那几个洗净了的玲珑剔透的西红柿和坟茔中从小学到中学每年不落的一摞课本……将剧情推向了高潮,情感的难题找到了破解的绝佳方式。

过去的故事开始解构,新的体验渐渐重构,方登对生命、亲情有了新的认识,压抑了多年的情感顷刻释放。

心理治疗是一种情感治疗,没有情感的参与,治疗就没有意义了,方登的心路历程和心理治疗殊途
同归。

影片冰释前嫌的结局让观众看到了希望,事实上,
电影中展现的人性的美好只是一种理想,它迎合了观
众善良的愿望。

即使母女面对面地重逢了,多年积攒的疼痛也不会彻底消失。

方登童年时期被遗弃的阴霾像一个幽灵,会压抑在灵魂的深处,会在家庭中,代代传递。

释迦牟尼说:“活在当下!”可是,我们会用生命和血液遵
从过去,遵从童年的无意识,遵从儿童时期心理的现实。

儿童的眼光是局限的,她只能看到好或坏,全或无,长大后,会带着过去的心理印记。

即使有亲情,社会支持,心
理干预也只能给予他们力量,和苦难同在、和疼痛并存。

四、结语
《唐山大地震》跳开了物性灾难化的叙事和主题概念化的表述,透过受灾的个体,直击人性最柔软的区域,上演了一场感人肺腑、震撼心灵的情感大戏。

地震
这样的天灾,使很多家庭潜藏着一辈子无法治愈的心结,破坏了人的确定感和心理同一性。

很多创伤的家庭,表面有着超乎寻常的平静,内心却蕴藏着惊涛骇浪。

中国文化强调克己、压抑,鼓励坚强、自助,电影也大多愿意阳性赋义,展现看似美好的结局。

但我们不要忽视了他们内心的疼痛,他们也会怨天尤人、也会脆弱无助,也会孤独恐惧,也会愤怒绝望。

过去的情感,我们不去揭示它,过去的就不会过去。

当然,如果孩子拥有一个健康的养育者,一个足够涵容的母亲,一个健康的人格,地震灾难带来的伤害就不会具有毁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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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晓红(1975― ),女,湖北钟祥人,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硕士,武汉职业技术学院人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发展与教育心理学及心理咨询与治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