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丕《柳赋》研究

攻读博士、硕士学位研究生试卷（作业）封面（2014 至2015 学年度第二学期）
题目曹丕《柳赋》研究
科目魏晋南北朝赋研究
姓名王波（201421010098）
专业先秦两汉方向
入学年月2014年9月
曹丕《柳赋》研究
摘要：曹丕的《柳赋》，作为他为数不多的几篇咏物赋之一,一般认为这是他和邺下文人王粲等人的唱和之作,并无什么寄托和新意。

但是结合其创作背景、作品中所寄托的情感、艺术风格及其《柳赋》中折射出来的创新点来考察，从中还是能够看出曹丕的思想和才力的。

关键词：曹丕；《柳赋》；背景；思想；艺术风格；革新
一、《柳赋》创作背景
据《艺文类聚》记载，《柳赋序》：“昔建安五年,上与袁绍战于官渡,是(《太平御览》)时余从行(《古文苑》),始植斯柳,自彼迄今十有五载矣,左右仆御已多亡(李善《文选》注),感物伤怀,乃作斯赋曰。

”
建安五年二月,曹操进军黎阳击袁绍。

十月,大败绍于官渡。

年仅14岁的曹丕从征,植柳。

建安二十年,曹丕路经此地,当年亲手所植柳已成材。

睹物伤怀,作斯赋。

据王建国考证，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曹操被封为魏公,加九锡,随后又封魏王,以丞相领冀州牧。

此时,立谁为太子就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

曹操有二十五子,长子曹昂死后,按照嫡长子继嗣的传统制度,曹丕在立太子的过程中最有
优越的条件。

可是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曹操一开始对才华横溢的曹植颇为青睐,再加上杨修、丁仪、贾逵、王陵等都曾向曹操进言,劝立植为太子,曹操颇有意立植,甚至认为曹植“儿中最可定大事者”1。

邯郸淳是当时著名的文学名士,“时五官中郎将博延英儒,亦宿闻淳名,因启淳欲使在文学官属中。

会临侯亦求淳,太祖遣淳诣植。

”2可见当时曹操对曹植的偏向和看重。

这种情况无疑对立曹丕为太子形成很大的威胁。

建安十九年(公元212年)秋七月,曹操东征孙权,把守邺的重要任务交给了曹植,并谆谆告诫他:“吾昔为顿邱令,年二十三。

思此时所行,无悔于今。

今汝年亦二十三,可不免与!”3言语之中寄予殷切的期望,同时也引起了曹丕的失意和惆怅。

就在这年曹操出征时,“世子及临侯植并送路侧。

植称述功德,发言有章,左右属目,王亦乐焉。

世子怅然自失。

”4曹丕虽不如曹植的文学才华,但他也经常与邺下文人“觞酌流行,丝竹并奏,酒酣耳热,仰而赋诗。

”以他的才华绝不会在送行时作不出颂扬出征的诗赋来。

曹植之所以神采飞扬,发言有章,而曹丕却怅
1(晋)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558.
2(晋)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603.张可礼先生系此事于建安十九年,甚有·道理,可参张可礼.
三曹年谱[M],济南:齐鲁书社,1983.133-134.
3](晋)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557.
4晋)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609.曹植集中颂出征者仅建安二十九年一篇,故将此事系于本年,参见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395.
然若失,主要还是因为二人当时的心情不同。

建安十九年十二月,曹操视察孟津,此次出行的目的大概是巡视孟津的防务,为第二年西征张鲁作准备,因为孟津是西出关中的一个重要关口,也是拱卫洛阳的重镇,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曹操对下一年后方的安排仍然是曹植守邺城,而让曹丕去守孟津,这种安排显然是有轻重之分的,更引起曹丕的忧虑和不安,让他感到争立太子的巨大威胁。

曹丕守孟津,有《魏略》可证:“其后大将军西征,太子南在孟津小城,与质书曰:`……元瑜长逝,化为异物。

”5而关于曹植此年的行迹,由于《曹植传》及其他没有明确记载,所以争议颇大,历来有两说,一是认为曹植随曹操出征,一是认为曹植在邺城。

如元代刘履在分析曹植诗《赠丁仪王粲》时认为:“建安二十年,太祖西征张鲁,而子建从之,因历览西都城阙之壮丽,喜见太祖用兵之神速,惜乎二子具在末位,不能乐于其职,而颂太祖之德声,故赠是诗以勉规焉。

”(《选诗补注》)而近人黄节不赞成此说,他说:“考《文选》魏文帝《与钟大理书》李善注引《魏略》曰:`太祖征汉中,太子在孟津,闻繇有玉,欲得之,而难公索,使临侯转因人说之,繇即送之,太子与繇书。

'云云。

故书中曰:`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时从容渝卑旨。

'据此,则太祖征张鲁时,子桓、子建皆未从征入西京,可证也。

”6黄节先生的意见是正确的,假如此年曹植从征张鲁的话,曹丕决不会写信给远在汉中地区的曹植,再让曹植从汉中地区派人回到邺劝钟繇给曹丕送玉。

再从情理上来推测,因为这个时候曹丕兄弟已经长大,如果说曹植这年从军,曹操决不会让曹丕守孟津,而把守邺城的重任交给别人,因此曹植此年守邺城是合理的。

钟优民先生反对黄说,他说:“黄节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他把`太祖征汉中'与`太祖征张鲁'两事混为谈,由此而推出的结论当然不能成立。

”“曹植从征张鲁的经历, 大体可以认定,毋庸置疑。

”7按,曹操到汉中地区一共有两次,第一次是建安二十年平定汉中的张鲁政权,第二次是建安二十三年至二十四年征刘备,因被曹操平定的汉中复被刘备所侵夺,曹操亲自出兵,不果而还。

依钟先生的观点,曹丕守孟津一事不应在建安二十年征张鲁时,而是在二十四年征刘备时。

但这与曹丕建安二十四年的行迹不合,据《三国志·魏书·武帝记》载:“(二十四年)九月,相国钟繇坐西曹掾魏讽反免。

”此处注引《世语》曰:“时大军未反,讽潜结徒党,又与长乐卫尉陈谋袭邺。

未及期,惧,告至太子,诛讽,坐死者数十人。

”此处可证曹操第二次征汉中时曹丕不在孟津,而是在邺,因此把《魏略》“曹丕守孟津”一事放在建安二十四年显然是有问题的。

因此我们可以认定,建安二十年曹操征张鲁时,曹植守邺城,而曹丕守孟津。

曹丕就是在上述历史背景下创作《柳赋》的。

二、《柳赋》体现出的思想情感
1、抑郁不得志的苦闷情怀
5(晋)陈寿.三国志[M].北京:中华书局,1959.607-608.
6黄节.曹子建诗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36.
7钟优民.曹植新探[M].合肥:黄山书社,1984.33—34.
结合上述曹丕的生平经历和《柳赋》的创作背景能够看出，《柳赋》应作于建安二十年三月初,是曹丕这年在去守孟津的途中走到官渡时所作,当时曹丕与曹植争太子位正处于劣势,不难看出，此时创作的《柳赋》正是反应了他抑郁不得志的心情。

“柳”在中国文化心理中是一个离别、伤感的象征,早在先秦时代就已成为离别的代名词,如《诗经·采薇》就有“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今我来思,雨雪霏霏”诗句。

《世说新语·言语》载:“桓公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琊时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

”连桓温这样的一代枭雄,见柳树都为之伤心悲慨,而此时正处于打击中的曹丕,见到柳树更易激发其心中的伤感情绪。

日月逝迈,睹物思旧,“左右仆御已多亡”,身边早已不是十五年前的人了,尤其是好友阮的去世使他最为伤怀,他这年在孟津写与吴质的信中就说:“元瑜长逝,化为异物,每一念至,何时可言。

”实际上表达了曹丕那种压抑的心境下对人生易逝的一种强烈的感受,在这种心境下,“感物伤怀,乃作斯赋”,自在情理之中了。

但是曹丕的《柳赋》的内容重点并不是怀人,它主要抓住柳树独具的典型特征对柳树的品格进行赞美,尤其是最后几句“秉至德而不伐兮,岂简卑而择贱。

含精灵而奇生兮,保休体之丰衍。

惟尺断而能植兮,信永贞而可羡。

”表面是在颂扬柳树,实际上是抒发自己忍辱含垢、秉德不扬、抑郁不得志的心情。

2、生命的感伤
族弟之死让曹丕倍感悲伤，而曾与自己朝夕相处的部下一一去逝，这则让曹丕的内心产生了强烈的孤寂感在《柳赋》序中，曹丕写道:“昔建安五年，上与袁绍战于官渡。

时余始植斯柳。

自彼迄今，十有五载矣。

左右仆御已多亡，感物伤怀，乃作斯赋#，建安五年（公元200年）二月，曹操进军黎阳击袁绍，十月，在官渡打败袁绍，当时曹丕年仅14 岁，随军征讨，在征途中种下了一棵柳树(建安二十年( 公元215年) ，时隔15年之后，曹丕再次经过此地，当时柳树已经成抱，当年的那个翩翩少年郎也即将迈入而立之年了，此时，当他环顾四周的时候，却再也看不见当初跟随左右的那些人，身边部属的消亡让曹丕变成了一个孤独的幸存者，而这棵生命力旺盛的柳树却是曹丕走向孤独的见证。

在曹丕的生命意识里，生命是捉摸不定难以把握的，它脆弱并且容易消逝，在时间的面前人自己还显得无能为力，于是，活着的人都是战战兢兢的活着，痛苦而寂寞的活着。

三、艺术风格
曹丕《柳赋》文辞清丽质朴。

钟嵘《诗品》将曹丕诗歌语言特征概括为“率皆鄙质朴如偶语”，这是钟嵘受到当时文风的熏染，偏好华丽的文辞，对曹丕清新自然的文风反而持有批判的态度。

徐功持《魏晋文学史》言：钟嵘所谓“率皆鄙质朴如偶语”是指曹丕某些诗歌效仿汉魏乐府民歌有的语气。

葛晓音在《八代诗史》中说：“钟嵘所批判曹丕诗歌口语化的特点，为曹丕诗歌情调添了几分自然的风致。

曹丕更多地接受了古诗十九首的影响，所以在迦南诗人慷慨任气的高唱中，独以清俊婉约的风格自立一宗。

”正如葛晓音所说，曹丕诗歌清新自然，
秀丽隽永，这个特点同样适用于评价曹丕的《柳赋》。

描写柳树枝叶青葱繁茂，枝干婀娜交错：“应隆时而繁育兮，扬翠叶之青纯。

修干偃蹇以虹指兮，柔条阿那而蛇伸。

上扶疏而施散兮，下交错而龙鳞。

”言辞平淡，细细品味，却也不乏清新秀丽之风，能描写出柳树的姿态。

这篇赋是感物伤怀之作，抒发盛衰无常、怀念故友之情。

曹丕深情地抒发内心的情思：“在余年之二七，植斯柳乎中庭。

始围寸而高尺，今连拱而九成。

嗟日月之逝迈，忽亹亹以遄征。

昔周游而处此，今倏忽而弗形。

感遗物而怀故，俯惆怅以伤情。

”流露出的感情可谓感人。

作者抒情的言辞较为口语化，但并不粗鄙，而是质朴清新，自有一种文士的雅致之气。

创作《柳赋》的不独有曹丕，当时文人集团活动兴盛，同题共作赋在当时很为普遍，建安七子中的王璨、陈琳也创作有《柳赋》，对比曹丕《柳赋》，他们二人在描写柳树时极尽华贵高雅的语言,用工笔画的手法精雕细刻出了杨柳图不惜从从枝、叶、茎、色、态上淋漓尽致,从上至下仔细描摹,衬托之下，可发现曹丕赋的清新自然。

真挚感人是曹丕《柳赋》中体现出的又一特点。

正如他在《典论论文》中所说：“该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曹丕为文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不将文学视为游戏，也不以文字作为进升求荣的工具，他用文字表达心声，抒发感情，尤其是抒发一己之感悟，而非表现社会政治、国家命运、理想抱负等宏大的命题，正因为如此，曹丕的赋往往自有的抒发独特的感受。

《柳赋》的创作恰如其分的体现了曹丕为文的这一特点。

曹丕在《柳赋并序》中说，见到自己十五年前亲手种植的柳树，“始围寸而高尺，今连拱而九成。

”可正谓“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于是想到自己仆御多亡，感物伤怀，遂作《柳赋》。

四、曹丕《柳赋》的革新之处
赋序的写作，虽不是曹丕首创，但是曹丕对其重视程度，也可看做是他独特的文学观念的一种折射。

其二十八篇赋作，十五篇有序言。

汉魏以来的抒情咏物小赋，很多是没有序言的，至曹丕开始重视小赋序言的写作。

《柳赋》序言的写作，对于后人了解此赋创作的时地背景及缘由提供了很好的便利之处，了解了序言，有助于我们更好的理解赋的思想内涵。

《柳赋》是曹丕写景咏物赋中的名篇，喻示人生如白驹过隙，转瞬即逝的人生慨叹。

此赋首开“睹木兴叹”之说，自古以来以借景抒情、体物言志，着眼小而立意远著名文坛。

赋的特点本来就在于“体物写志”(《文心雕龙·全赋》),传统汉赋之所谓“物”包容极广,统摄宇宙间的一切、作者本人以外的一切——“物”的本意正是如此。

而曹丕及其后来许多作者所咏之物,却只是一件事物。

一与一切,虽同为物,而相去远矣。

汉代赋家最喜欢写败猎、京都、郊祀这一类大题目,高贵庞大的宫殿和高雅复杂的音乐也在赋家的视野之内。

“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揽人物”气他们追求的是所谓“巨丽”①之美,下笔不能自休,“竞为侈丽宏衍之词”(《汉书·艺文志》),一篇之中往往涉及大量的物、事、人,,头绪纷繁,气魄阔大。

这种情形与汉大赋的
御用性质有关,要迎合天子的口味,气魄非阔大不可;这也与汉人宽广放的审美趣
味有关。

鲁迅先生曾用“宏放”二字为汉人文化心态的考语②,极得要领。

但这种气魄和心态后来就不免大打折扣,到建安时代,汉王朝名存实亡,天下纷纷,战乱不安,人们失去了总揽一切的信心和兴趣,平添了朝不保夕、生命苦短的优虑,于是觉得平常的一草一木之中都充满了生命的脉动,因而是美的,是值得加以描写的。

文人看世界的眼光既已由宏而微,作品的题材遂大为缩小,在曹丕手里,新型咏物赋
便成为一个试验的重点。

《柳赋》小序云:“昔建安五年,上与袁绍战于官渡,是时余始植斯柳。

自彼迄今,十有五载矣,左右仆御已多亡。

感物伤怀,乃作斯赋。

”赋的前半径写柳树,接下来写道:“在余年之二七,植斯柳乎中庭。

始围寸而高尺,今连拱而九成。

磋日月之逝迈,忽典典以遗征。

昔周游而处此,今倏忽而弗形。

感遗物而怀故,俯惆怅而伤情。

”一股深沉浓烈的迁逝之感洋溢于字里行间。

序中“感物伤怀”四个字很值得注意,作为曹工审美对象的固然是某一具体的自然物—柳树,但它并非孤立自足之物,而是以人为其参照系的令人动情之物,咏物与抒怀在这里打成了一片。

这种写作路子,今天看去平淡无奇,似乎无足道,而在当时却是一种新的探索新的创造。

汉赋中本来也有咏具体之物的篇章,但很少有感情色彩,它们一则只求形似,再则
往往用“比德”的办法借此来歌颂一位什么大人物,干巴巴地歌功颂德,不能引起读者的感情反应。

在传统的汉赋里,具体的物并非审美对象而仅仅是一件道具。

曹王打通物与情来写赋,在文学史上有某种开创之功,不能等闲视之。

荷兰学者佛克马说得好:“具有自己感知经验的现代读者在解释古代作品时,很容易把重要而有始创性的技巧看成平常的做法,而该作品的同时代人则根据它跟以前的构造原则的关系——即其能动作用——判断这些技巧’①。

古代文学批评材料之可贵正在于此,它提醒我们要有严格的历史眼光。

卞兰提到曹王的赋中有泉涌般的“沉思”,这正是我们不能忽略的曹丕的新贡献。

站到建安时人的立场上看间题,不难发现曹王《柳赋》的写法及其背后的创作机制是非常之新的。

汉人之赋当然有以草木虫鱼具体之物为题材的,但那是另一种路子。

即如贾谊的《鵩鸟赋》,看题目很像一篇咏物赋,而实际上赋里的鵩鸟不过是引出正文的楔子,它本身并没有什么审美价值:“谊为长沙王傅.三年,有鵩鸟飞入谊舍,止于坐隅。

鵩似鸮鸮,不祥鸟也。

谊既以滴居长沙,长沙卑湿.谊自伤悼,以为寿不得长,乃为赋以自广。

”所以作品只在开头略述“异物(即指鵩鸟)来萃”的不祥之兆,以下就不管此鸟,大段地去讲“万物变化固无休息”、祸福相依吉凶同门的哲理,赋的主体部分几乎全是说理以自广。

这种赋很难归入咏物一类。

汉代宫廷里也曾有过以具体一物为题材的作品,多产作家如枚皋,据说写过不少“曲随其物,皆得其旨”(《汉书·枚皋传》)的咏物之作,但大抵湮没无传;今之可见者,往往只是简单地写一下物体的特点,很快就通过“比德”的跳板去歌颂该物的主人或其他作者所欲歌颂的要人去了。

这里往往没有什么感情,多的是冷冰冰的道德。

把咏物和抒情结合起来,在伦理道德的联想之外打通物质和精神之间的壁垒,从外物中看到人,看到美,这种美感解放是汉末以来的新情况。

通过小规模铺叙眼前之物来抒情,赋的这种写法是崭新的,有生命力的产感物伤怀”从此成了中国抒情文学的一大模式。

《柳赋》则开创了感物抒怀这种类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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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靖《论曹丕赋中的感伤情怀》，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2012年第3期
王建国《曹丕<柳赋》创作背景时地考辨》，兰州学刊，2004年第六期
王春庭《论曹丕赋》，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二期顾农《曹丕的赋体革新试验》昌淮师专学报第18卷第4期1999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