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符号·身体：鲍德里亚《物体系》的关键词解读

物·符号·身体：鲍德里亚《物体系》的关键词解读
张再林，鲁杰
【摘要】鲍德里亚的《物体系》以物、符号及身体三个关键词共同建构他的原初思想语境。

“物”通过符号学为中介幻化为物体系内的符号，意图消解马克思“物”的使用价值；“符号”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单元，不断被编码交织成为符号之网，价值在符号体系的差异化运作中展现，试图解构马克思“物”的价值；“身体”为精神分析学编码心理，于是“身体”成为资本开发符号消费场域的中心。

鲍德里亚《物体系》中的物被符号中介虚化为同质代码，符号成为资本的统治工具建构身体的无意识消费意象，使身体成为消费的新场域。

【期刊名称】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4(000)003
【总页数】5
【关键词】鲍德里亚;《物体系》;物；符号；身体；马克思
在马克思的思想中，他通过透视“商品—物”现象，形成了以“商品—物”为逻辑起点，以实践为核心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建构，从而抽象出奠基于“商品—物”的、个体“身体”之外的资本主义宏大的社会关系，因为在社会现实性上，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马克思视域中人的物质载体的“身体”作为劳动力，不可避免地被整合进资本主义社会体系内。

与马克思相对应的，鲍德里亚的思想切入点也是“物”，在其第一部著作《物体系》中，他通过符号学的理论中介，形成主客关系的“物—身体”场域，在这个场域内建构了基于符号/物的“身体”消费的精神需求意象，“身体”作为消费场域走到资本主义舞台中央，由此，物、符号与身体三个关键词共同建构《物体系》的原初思想语
境。

一、“物”的符号变迁
海德格尔曾提出“物之为物何时以及如何到来”的命题，并特意作了词源学的考察，指明“物之为物并非通过人的所作所为而到来”[1]，“物”本身“物”着，应与人无涉。

鲍德里亚提到的物很显然不是“物着之物”，而是属人操持之物，是工业文明所生产之物，更具体而言，物是建立在(亚)文化或超文化的系统上的，一些不同种类的关系和意义在它的周围缠绕。

透过这种文化意义“物”，他试图说明“人类究竟透过何种程序和物产生关联，以及由此而来的人的行为及人际关系系统”[2]2，也就是通过考察客体从而探究主体间性的主体相互关系。

恩格斯曾指出：“经济学所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与阶级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

”[3]44很明显，鲍德里亚的“物”的研究逻辑借用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研究逻辑。

在马克思的思想里，具体化的功能物并不纯然是人类社会之外的、与人类社会无涉的“物着之物”，而是由社会生产关系规定的，是社会大生产意义下的物。

马克思认为，消费是在把产品(物)消灭的时候才使产品最后完成，因为产品(物)之所以是产品，不在于它是物化了的活动，而只是在于它是活动着的主体的对象。

因而，消费创造出新的生产的需要，也就是创造出生产的观念上的内在动机，消费是生产的前提。

同时，消费在观念上提出生产的对象，把它作为内心的图象、作为需要、作为动力和目的提出来。

所以，马克思指出：“在生产中，人客体化，在消费中，物主体化。

”[3]7物成为人所渴望、所追求的享乐品来满足个体的实际需要，但是，当物“一旦当作商品出现，它就成了一个可以感
觉而又超于感觉的东西”[4]。

这种商品的价值属性不是物的属性，也不是它自身的效用功能，而是一种特定的社会关系。

马克思的商品物的透视逻辑被鲍德里亚直接挪用了，他对物的研究也采用类似的思路。

他认为自己所要分析的对象不是功能之物，而是探讨人类究竟透过何种程序和物产生关联，以及由此而来的人的行为及人际关系系统，物只是社会关系展示的结点。

鲍德里亚起始就对马克思的关键范畴进行质问，即对使用价值提出迥然相异的观点。

马克思所指认的资本主义的非自然之物，即属人世界的商品物，是存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两部分，商品物的使用价值是其交换价值的基础。

针对马克思这个最基本的商品—物二分，鲍德里亚从马克思的这个最基础性的使用价值入手，首先对功能性系统即有客观效用的使用价值系列日常物进行分析。

在《物体系》的第一部分中，他所观察到的色彩、形式、材质、摆设、空间，全都是功能化的，他特别强调：“‘功能化’丝毫不代表适应一个目的，而是代表适应一个体制或一个系统：功能性的真义是能被整合于一个整体中的能力。

”[2]72他所言的“功能化”事实上就是物的使用价值在整个资本主义体系里得到最终实现，而这个环节是需要庞大的资本主义交换中介体系支撑的，因此物的“功能化”即使用价值的实现事实上需要依附于资本主义体系。

进而，他指出，既然物的使用价值只能在系统中得以存在，那么，具有“功能性”的物在宏观系统中失去自我个体独有的价值，走向一个二次度的意义构成的文化体系，只拥有作为符号的一般性功能。

于是，物在体系之中被虚化为可操弄的符号，物自身原本附着的可用性不再重要，它的使用价值开始消解。

在《物体系》的第二部分，对于非功能性系统中的古物与收藏品的论述中，鲍德里亚有意识地祛除物的功用性，直接从主观效用来分析物。

对于古物，鲍德
里亚将其与功能物比较后认为：“功能性丰富而意义薄弱，它指向现时，而它的存在仅止于日常生活。

神话学物品，功能性极小而意义极大，指涉的则是先祖性，甚至是自然的绝对先前性。

”[2]92他认为，文化体系中的功用性物品与古物遵循的都是同一个资本帝国的逻辑，不同点只在于功用性物驯服自然，是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古物则用于驯服文化，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在这种古物关系中，符号的系统化功能并不停止作用，它只是计算过的关系和符号中的抽象化过程，古物成为过去的符号，过去成为消费的形式目录。

于是，使用价值对于古物而言已无关涉，更多只是作为“符号—物”而存在。

对于收藏物，鲍德里亚依然从物的功能性消解进行探讨。

他认为：“所有的物品都有两个功能：或是为人所实际运用，或是为人所拥有。

前者所隶属的场域，是主体对外在世界所进行的实践性整体化，后者则隶属于主体在世界之外，对主体自身所进行的一项抽象性的整体化。

”[2]100收藏物在他看来就是后者，是由主体赋予属性，完全只具有主观上的身份。

但是，收藏物仅有一件是不够的，必须是达到完满的一个系列。

在这个系列中，物的相互指涉使每一件收藏物成为足够抽象程度的对象物，整个系列的意义都被集中在其中的一个收藏品上，形成了物的象征体系。

在鲍德里亚的收藏品分析中，进入文化系统的物已经使马克思的物的使用价值完全被解构，收藏品只是在收藏系列中作为符号体系中的相互符号价值表征的符号存在而已，是作为符号体系中的“符号—物”展现。

海德格尔认为，西方思想自柏拉图后一直就被技术性理性所主导，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所依据数理原理来座架世界则使技术性理性愈益张扬。

鲍德里亚对这种理性的张狂，尤其是技术理性的膨胀予以摒弃，这充分表现在《物体
系》的第三部分。

这部分所探讨的新奇的小发明和机器人，都被鲍德里亚认为是技术理性所欲望的物，而这类物组成了后设及功能失调的体系。

他认为现代社会的一个很重要的标志是自动化到处都被视为一种技术模范来倡导和接受，但是“自动化主义，就其自身而言，不过是技术的误入歧途，但它让我们窥见了一整个功能错乱的世界”[2]133，这个世界是由无意义的小发明与具有伪功能性的玩意儿构成的，这些物的功用性在于“它们指向一个虚拟的能量，所以不再是我们的临在的容器，而比较是我们的动态形象的承载者”[2]138，在于人投射在自动化物品身上的，不再是人的手势、能量、需要和身体形象，而是人意识上的自主性、人的操控力、人的个体性、人的人格意念。

总之，鲍德里亚认为，物体系作为自足的世界，提供了社会与心理冲突的一项解决之道，有问题地隐去了威胁个人和社会关系的真正冲突。

物已经遗失马克思意义上物的物质性基础，已经幻化成文化的符号，成为相互指涉、循环自足的符号资本的意识形态。

可见，在鲍德里亚的思想初始，他就自觉或不自觉地试图逃逸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逻辑，符号则成为他的“物”的逻辑变迁的秘密。

二、“符号”编码的社会
在传统哲学视野中，语言通常被视为交流的“工具”，而不是把语言视为人的存在方式，因而总是离开人的存在方式去看待语言。

在现代哲学的“语言转向”中，则突出地探讨了语言与历史文化的关系、语言与人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关系，语言与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和统一性的关系。

在这种欧陆哲学“语言转向”的大思潮中，卡西尔指认人是符号的动物，文化是符号的形式，人类活动本质上是一种“符号”或“象征”活动，在此过程中，人建立起人之为人的
“主体性”，并构成一个文化世界。

鲍德里亚也把“物”置于文化体系内，但他所感兴趣的是“物品的合理性和需要的不合性如何大起争执，而这个矛盾又如何引出一个前来解决它的意义构成体系，而不是科技模型”[2]5，这里他所指出的意义体系是“社会化或潜意识的需要、文化或实用的需要”的“非本质体系”，但这个体系反过来影响技术的本质体系，并损害了物品的客观身份，其作用至关重要。

因此，鲍德里亚对意义体系的研究才是其意旨所在。

于是，鲍德里亚开始探寻一种有效地进行意义体系分析的研究工具。

在当代科技日新月异发展下，社会文化体系发生了一个根本性的转折，符号和数码开始普遍化，学术界也越来越关注符号和数码的社会文化运用及其哲学意义。

在这种背景之下，索绪尔着手建立了结构语言学，他试图通过对语言的研究让符号法则更为明晰。

他先是对语言与言语进行了区分，提出语言是人们交流的整体规则，而言语则是单个言说者个性化的表达，是受到语言结构的整体制约的。

接着，索绪尔又提出语言是由符号构成的，符号由能指与所指构成，两者构成一种意指关系。

索绪尔还认为结构语言学所讨论的符号的存在，是依赖于语言结构本身，这是与现实无直接关系的。

索绪尔的符号学被运用到了普遍的文化现象上，并于20世纪60年代在法国变得十分流行。

罗兰·巴特承继索绪尔理论并进一步发展出自己的理论，他将结构语言学看作是符号学的组成部分，强调结构语言学在文化符号学中的指导作用，他的主要目标是朝向文化和文学现象的两种普遍意义构造的：直接意义系统(直指作用)和间接意义系统(涵指作用)的构成分析[5]。

鲍德里亚把罗兰·巴特的符号学理论作为研究工具使用，他指出：“如果我们排除纯粹的技术物品，(因为作为主体，我们和它们从无关联)，我们便可以观察到两个层次的存在那便是客观本义和引申意义层次(透过后者，物
品被心理能量所投注、被商业化、个性化、进入使用，也进入了文化体系)。

”[2]7
马克思认为价值是商品中凝结的人类一般劳动，而鲍德里亚的价值则在符号编码下，呈示为与马克思的商品价值概念完全不同的特质。

鲍德里亚指出：“今天，价值不再是一种相互合应和亲切感的样态，而是信息、发明、操控、对客观信息持续的开放性——价值存在于句法推算之中”，物所拥有的“不再是独一无二的临在感，而是一种整体的协调性，来自于把它们转化为符码元素的简化过程，及物物间相互关系的推算”[2]22-23。

于是，马克思的商品价值范畴在鲍德里亚这里转换为符号之间的差异推演，是符号间相互指涉，与生产体系已无关联。

进而鲍德里亚认为，对于色彩和气氛这些本来就归于文化体系内的元素，符号运作表现得更为容易。

他指出：“如同色彩朝向色调的演变，代表色彩挣脱了道德和象征的地位，成为一个抽象的存在，并使得系统运作和色调游戏成为可能。

”[2]41即色彩符号进入符号体系中可以自由重组其符号意义，进而他得出结论，全部的现代环境都是以整体的方式进入符号体系中然后建构符号意义形成文化效应，任何单一元素即使特别处理都不可能构成符号体系的文化氛围[2]41-42。

这个结论的“原因则很简单，逻辑一贯性已不再是自然的，来自品味的统一；现在，它存在于一个由记号形成的文化体系之中”[2]42。

并且作为文化符号，这些本来异质多元的材质被幻化为同质的符号，同时也构成一个更具有严密一致性的系统，这种符号化的抽象过程也使得各个异质的材质之间的无限组织成为可能[2]41。

可见，在物的功能性符号化的过程中，鲍德里亚的价值已经表现为符号自身结构系统中所处的位置及符号间性差异的一种消费实现。

在对古物与收藏物符号编码论述上，鲍德里亚显得更为直白，在他看来，古物就是指向过去的符号，其历史意义就是其能被符号编码的根本原因。

收藏物自身作为一个系统，形成一个符号体系，在主体的世界里，收藏物作为封闭体系中的一个符号而存在，符号体系中符号即收藏物之间的关系决定了其对主体的意义。

相对于古物而言，新奇的小发明和机器人就更只是主体的心理投注的一个符号，这些物自身的商品价值已经完全被解构，进入了一种象征系统。

这种象征体系不再属于初级功能，而是属于上层建筑功能，人投射在自动化物品身上的，不再是人的手势、能量、需要和身体形象。

这种物的体系被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所观照，使得自动化主义遵循符号潜意识经济法则，这“既是一种心理投射机制的经济，亦在于以作为中介的效能来驯服原欲”[2]149，这样的后果是现代社会的技术、生产和消费会理想地汇合在一起，从而掩盖了政治和经济上的反目的性。

鲍德里亚进而指出，现代社会资本与权力相互勾结所操纵的符号编码依靠的中介是媒体，这是因为“前面在物的层次分析过的体系全体：个性化、强迫的差异化和非基要部分的繁衍、技术体制在生产和消费体制中的堕落、功能失调和二次度功能，它们都在广告中得到自主和完整的发展” [2]187-188。

传媒的符号编码机制建立于把社会现实分裂为真实和形象的分裂之上，真实消隐于形象身后，成为不可见之物，而它留下的空位，则由一个人所期盼的梦想氛围完全填充[2]197。

于是，在无所不在的广告社会符号编码中，要成为消费的对象，物品必须成为符号，也就是外在于一个它只作意义指涉的关系——因此它和这个具体关系之间，存有的是一种任意偶然的和不一致的关系，而它的合理一致性，也就是它的意义，来自于它和所有其他的“符号—物”之间抽象而系统性
的关系。

面对铺天盖地的广告的社会编码符号，鲍德里亚提出了关键问题：为什么主体的消费没有止境？这是由于符号把主体的身体进行了心理学的编码，使得“在记号中失去中介物的计划，将它的实存动力转移到消费物/记号的系统化和无止尽拥有之上”[2]227，于是，消费动力产生于物品中永远失望又隐含的资本主义的身体策略[6]。

三、“身体”的符号编码
身体从古希腊苏格拉底的“知识即美德”命题提出之后，柏拉图开始对其摒弃而使其边缘化，因为柏拉图认为只有人的“灵魂”才是值得信任的，至于肉体，则成为哲人追求真理的绊脚石。

直至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身体中的肉体与心灵二元被并列对待，不过，笛卡尔为了其自身理论的论证彻底性，把肉体化的身体又予以淡化搁置。

尼采则在提出“重估一切价值”中试图为生命正名，这个生命是一个充满活跃之力的物质化身体，一切要从身体出发。

之后，德勒兹、弗·詹姆逊、福柯、萨特、梅洛·庞蒂、伊格尔顿、罗兰·巴特、舒斯特曼等一批思想家的理论探索，使身体这个概念与政治、经济、文化等概念相提并论，身体逐渐从笛卡尔的二元对立思维中摆脱出来，赢得了有限的尊严。

在这些思想家的视域中，身体不再是精神单向度的，也不仅仅是一个自然体，身体表现为多层面，它时刻被文化、教育等因素修饰并改造，人类的身体形象、身体经验和身体知识都受制于具体的生活环境和文化形态。

自然地，当身体被抛入现代社会之中时，它所遭遇的文化环境是符号所编码的社会。

麦克卢汉有一个著名的命题：“媒体即信息”，他试图表明媒体对人类历史的作用，不是来自媒体所承载的内容，而是媒体自身持续地在无意识层面上所带来的主体的知觉变化。

列斐伏尔也认为“生活世界”是现代性的意识形态，构
成了现代性的无意识层面。

在媒体进行社会编码的时代，这种对无意识是身体固有的心理层面组成的认识根深蒂固，身体首先被弗洛伊德重新格式化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前置性基点。

在《物体系》中，身体是以缺场的姿态在场的，在大部分对物的讲叙中，鲍德里亚并没有谈及身体，但是，所有的物都被身体在使用、操作、遥控、感觉，一切物都是被“以身为度”[7]进行的符号内蕴式的心理意象消费。

同时，弗洛伊德的以性本能为基础、遵循快乐原则的“本我”成为符号所要强制编码的身体对象*在学术界，一般以1910年为界把弗洛伊德的思想区分为早期与晚期。

在早期，弗洛伊德把人的心理结构分为意识与无意识两个层次，并用无意识的性本能解释人的一切活动；在晚期，弗洛伊德提出“本我、自我、超我”的三层次性格结构理论。

在《物体系》一书中，鲍德里亚并没有有意识地对弗洛伊德的早晚期思想进行理论界划，而是按自己的理论需要进行运用。

恩格斯认为，从猿进化到人，直立行走把人的手解放出来从而能精细化制作工具是重要的进化一环，手对于人类来说是身体灵巧的标志。

鲍德里亚在描述现代社会的身体时，则指出身体的劳动被逐步抽象简化为“手势”来进行遥控，手作为身体的表征退化了，结果是人体只是把他存在的符号委派至物体身上，而物体的运作仍保持自主，“物品越来越分化，我们的手势则越来越不分化”[2]55，主体与客体的地位发生了不自觉地变更。

于是，不可避免的“在手势和劳力之中，透过穿透、抵抗、模塑、搓揉等形式展开的，是一整组的阳具象征体系。

所有的节奏性手势，都以性的节奏为其模型，而所有的科技实践也在心理上为它决定”。

[2]54鲍德里亚认为现代社会把传统劳动所能释放的原欲本我予以压抑，因为简单的“手势”操纵让人成为他的力量的纯粹观照者，
劳动内化为一种纯心智的活力，物品也成为心理能量投注，本我在自动化物面前再也获取不到性快感，只有深陷于将自我当作对象的爱欲的自恋之中。

弗洛伊德提出，主体对外在对象的欲望投注，可能会反转原欲方向，再成为退回于自我的状态。

鲍德里亚就依此分析物既是“超越”，是自我理想形象的外投，同时，也是一种自我封闭式的自恋，物类似手淫中玩弄的一个形象。

马尔库塞在弗洛伊德的性本能的理论上，提出“爱欲”的活动由两性行为扩展至人的所有活动，“爱欲”的目的在于超越生殖的目的，从而以其自身为目的，他开出“多形态性欲”的药方，并就此批判现代工业社会对人本性的“压抑”。

鲍德里亚有意识的把马尔库塞的“爱欲”通过符号整合到社会体系，使符号与爱欲成为相互组构的身体关系，收藏物就是这种关系的展现。

鲍德里亚认为，收藏是身体的性欲发展危机阶段的有力补偿，他认为收藏构成了一个朝向肛门期的心理退化过程，因为收藏构成了一个封闭的自我世界用以满足主体的性需要的象征，主体“在对自己性欲的焦虑中，他阉割了自己，或者更好的方式是说，他用象征的自我阉割——禁闭——来预防真实的阉割”[2]133。

收藏物虚化为主体心理欲望所投注的符号，成为反射人所欲望的形象。

当本我的有效释放得不到满足时，便开始出现一种温和的性变态，“当它以他者作对象时，无法把他当作一独特而整体的人，而只能在不连续状态中去掌握他：他者被化为一个由身体各情欲激动部分组成的选项结构，而其中某一部分特别成为欲望对象的结晶点”[2]114。

对于性变态而言，女人可以成为一个纯粹的对象物，其身体可以被心理肢解为部分组成的系列，成为“女人—物”组成的系列，成为所有个别项中的一项。

相对于女人，收藏物对于性变态提供了一个有利于退化幻想的场域，是退化到肛门期的系列性系统反复，系列
中的差异性本身即足以制造一个可以取代真实兴趣的纯形式兴趣，从而形成欲望对象的符号差异结点满足本我的快乐。

弗洛伊德在谈及口唇期人格障碍时，对自恋进行了精神分析学的分析，他认为自恋在某种意义上是对阉割的恐惧，女性则由于感觉自己受到阉割形成了阴茎崇拜。

在现代社会，完美的模范作为自恋形式的投射在吸引着大众消费，自恋式的追求成为题中之义。

于是，在现代社会中“被消费的东西，永远不是物品，而是关系本身”，但是“关系不再为人所真实体验：它在一个记号—物中抽象而出，并且自我消解，在它之中自我消费”[2]224。

因为消费者消费的是符号编码的完美的自恋形象，购物是为了满足自恋欲望，所有消费都是自我消费。

而这种病态的对物的消费，鲍德里亚认为这是使我们生存具有生命力，并可维持神经质平衡的一个面向。

因为在对物的把持捉弄中，个人在进行心理编码，同时在对自我进行对象自恋式催眠，从而帮助自我解决生命迈向死亡的线性的、不可逆转的心理焦灼。

在现代社会，“身体”的心理编码被鲍德里亚认为是资本扩展延续其生命的根本所在，当“身体”越来越深陷符号编码之网时，“肉身”的身体成为一个文化事实，成为最美丽的消费品。

于是，在鲍德里亚语境中的弗洛伊德的性本能“身体”逐渐过渡到拉康的文化符码编织“身体”，成为鲍德里亚以后理论的重要思想支柱。

《物体系》作为鲍德里亚展示自己学术思想、登陆欧洲学术舞台的独创作品，是他的前期成熟思想的“真正诞生地和秘密”。

在《物体系》一书中，以物、符号和身体三个关键词为中心，利用他已有的学术理论资源所建构的原初语境里，物被符号中介虚化为同质代码，符号成为资本的统治工具，然后符号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