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三国治安形势及其影响下的治安思维模式

汉末三国治安形势及其影响下的治安思维模式
作者：孙康
来源：《法制与社会》2014年第21期
摘要“治安”是极具中国特色的词汇，实际上是“使治使安”，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实现国家大治与民生安定的统一。

中国古代历来重视社会治安，战国时期秦国使用申韩之学作为经世治国的策略，最终一扫六合，莫不得益于先进的治安思想以及衍生出的法律制度，故治安于乱世的重要性，不应也不会被战争所掩盖。

作为中国历史上继春秋战国之后的第二个“大乱世”，汉末三国时期的治安管理应当带给我们思考。

中国的改革已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治安管理必须为国家战略保驾护航，而千年积淀的中华历史文化正是亟待开采的财富，来为当下社会管理综合治理提供历史镜鉴。

关键词汉末三国治安形势思维模式
作者简介：孙康，华东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研究方向：法律史、司法制度、犯罪学、比较法学。

中图分类号：D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0592（2014）07-146-02
一、汉末三国的治安形势与治安管理
东汉后期是外戚和宦官争权的历史，王纲解纽，政治凋敝，国力式微。

公元184年的农民起义——黄巾起义以降，国家陷入战乱之中，社会治安状况急剧恶化。

原有的统治秩序遭受严重冲击，而宗教的影响在扩大，两汉建立起的封建礼教体系遭到动摇。

经济也遭受严重破坏，战乱、饥馑与瘟疫，直接导致社会板荡，人口锐减，农民失去了土地，沦为流民，大量土地无人耕种，农业生产遭受灭顶之灾，国家税役无从保障。

“百姓嗷嗷，道路以目” “或遇疫气，吏士死亡不归，家室怨旷，百姓流离” 都是佐证。

董卓擅权、西凉兵乱之后更是各路军阀崛起、争雄，最终，分别以曹操、刘备、孙权为首的三大军事集团脱颖而出，瓜分了东汉版图，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

三国时期跨度约九十年，这期间包括东汉末年军阀战争阶段魏蜀吴三国政权阶段，其治安管理本质上是一脉相承的，区别无非是在是否是一个正式的、合法的政权。

鉴于汉末各种天灾人祸的毁坏，扭转恶化的治安形势，发展生产、整顿户籍、恢复原有秩序（例如税赋、徭役的征收），成为强大军阀的重要课题。

曹魏奠基人曹操，治安建树较多，严明法纪，统一北方，他重视法律的作用及其贯彻，另一方面又创造性地推行屯田制，亦战亦耕、兵农合一，削减了流民的问题，加强了对领民的控制，恢复了生产，保障了兵员。

同时，也削弱了地方大族的势力，便于中央集权，更加强有力的推行治安制度。

曹操的屯田制，具有多面性。

不仅仅是一项
经济制度、军事制度，实际上也是治安制度，为军事斗争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对于民族问题，曹操采取镇抚结合的策略，尤其是东征乌桓，缓解边境治安问题，促进了民族的融合。

从史书中记载的曹魏治安状况来看，政治犯罪比较多，也是打击的重点。

曹魏经常有文臣武将起兵造反的事件，甚至皇帝也被杀。

可见，曹魏的政治斗争较为险恶。

另外，黄巾以来宗教势力也日趋壮大，至三国时仍蔚然成风，曹魏对于“执左道”比较敏感，着重思想控制。

曹魏的治安管理是礼法并用的，《新律》是曹魏在中国法律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第二代君主魏明帝曹睿（206—239）重视律令的编修，在汉九章律的基础上，制律十八篇，以刑名为首，开后世之先河，这是明显的创新。

而《新律》渗透着儒家“礼”的精神，体现着法律儒家化的进程。

从后文可见，从各方面曹魏的创新都比较大、影响比较深远。

蜀汉只有刘备父子两代君主，丞相诸葛亮是后主刘禅（207—271）的辅政大臣，其治安思想具决定性影响。

蜀汉的地盘是从暗弱的刘璋集团手里夺取的，面临的主要问题除了战争、民族问题，那就是豪族。

巴蜀之地的豪族大姓垄断着文教、武装等，几乎成为独立王国，很多治安问题也是这些豪族大姓带来的，怎样处理与豪族大姓的关系，是诸葛亮政府解决治安问题的主要课题。

诸葛亮本人极其重视法律的作用，也有自己独到的治安见解，将在下文详述。

东吴偏安江南，经济比较发达，对外联系也比较密切。

东吴与魏蜀一样，也颇为重视法律的作用，严苛程度甚至比魏蜀还剧，例如东吴曾九次使用夷三族的极端酷刑，这也与其政治斗争的激烈有关。

山越等民族带来的问题，也是影响其治安的重要因素。

总体来讲，三国时期的治安形势比较严峻，延续东汉末年战乱带来的剧烈影响，虽然三个政权的建立使社会治安形势得到了一定的稳固，但仍有局部的战争，三个政权对于治安管理既有对前朝的继承，又有自己的创新形成独特之处。

从整个中国历史来看，六朝是一个民族大冲突、大融合的历史时期，在这种情况下，治安形势显得更为复杂，阶级矛盾伴随着民族矛盾，绝非镇压能够解决。

如何调和，考验着三国统治者们。

从治安思想上看，有从严刑向无为演变的趋势，这与当时的政治环境、文化背景、社会风气等都有深层的联系。

三国的独特时期特征体现在几对矛盾上，包括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中央和地方的矛盾、王权与相权的矛盾等等，还有儒、道、释、法等流派的治安思想的冲突。

有效地进行治安管理，离不开围绕此主题进行的相关设计，尤其是对于割据政权而言，设计科学与否直接关系到生死存亡。

治安管理森罗万象，当轴者的治安思想、颁行的各项治安法令、制度，是设计的直接体现，我们可以观彼时期的先进与不足。

二、汉末三国时期的治安思维模式
（一）曹操的治安思维模式
曹操（155—220）之崛起与其治安思想密不可分。

曹操重视法的作用，强调法的权威，“一之以法”，继承法家“法不阿贵”、“刑无等级”的思想，打击特权阶级。

在强调“设而不犯，犯
而必诛” 的“以刑为先”原则同时，又不排斥对礼教的遵守，故而有“礼法并用”的特点，用礼教控制人、培养人，也是曹操治安思想的重要内容，重视整饬风俗、兴办教育，加强思想控制。

曹操“礼法并用”的另一个表现在于他的“夫刑，百姓之命也” 的看法，体现了其慎刑恤罚、刑罚相当的追求，不是一味的明法峻刑，体现了灵活的特点。

与之相配，曹操重视司法官的选任，“选明达法理者使持典刑” ，并要求“恤慎刑狱，吏无苛政，民无怀慝” ，重视依事实定罪，反对滥用酷刑。

曹操令出法随，多有创举，切中要害，例如一道令就得以威吓劫持人质的问题。

（二）诸葛亮的治安思维模式
三国蜀汉政权的奠基人是诸葛亮（181—234），其思想集中体现于《诸葛亮集》之中，史书记载“亮刑法峻急”，但效果上“刑政虽峻而无怨者”，原因在于其“用心平而劝诫明”，体现在其公平执法的重要思想，“尽忠益时虽雠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 ，执法严明一视同仁，善于利用赏善罚恶凝聚力量，打击犯罪，树立权威。

与曹操相似，诸葛亮也具慎刑思想，重视司法官员的选聘，防止冤假错案，以维护法律权威，但是同时主张“惜赦”，认为“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反对假仁假义。

诸葛亮认为，尧舜和桀纣的区别，在于重视教化的力量，主张教而后诛，整肃专权自恣的地方豪强，重建统治秩序。

农业生产方面，“唯劝农业无夺其时；唯薄赋敛，无尽民财”，既保障军需，又稳定民心，防止民变。

诸葛亮严格自律，厉行节俭，省官并职，去文就质，选贤举能，居安思危，治蜀颇有建树，然继承者“咸承诸葛之成规，因循而不革”。

（三）孙权的治安思维模式
相较其他统治者，孙权（182—252）对于法律的推崇有过之无不及，法家思想是其治安思想的核心，他反对臣下“施德缓刑”的建议，“欲以遏恶防邪，儆戒未然也。

焉得不有刑罚以威小人乎？此为先令后诛，不欲使有犯者耳” 。

孙权强调严刑峻法的威慑作用，先刑后礼甚至废德任刑，“令有司尽写科条”。

诸葛亮也说，孙吴所以能制胜天下者，用法明也。

纵观东吴从孙权到孙晧（242—284），刑罚用的比较重，死刑名目繁多，法律适用上具有一定的随意性。

（四）三国时期士人的思维模式变迁：从荀悦、仲长统到王弼、嵇康
荀悦（148—209），颍川颍阴（今许昌）人，政论家，著有《申鉴》5篇，认为法教并重，“政之大经，法、教而已”，主张刑与教都是先简后繁的过程，反对设立必违之教、必犯之法。

荀悦将人分为君子、中人、小人三类，对其施以礼与刑的不同结合方式，对症下药，对君子“化其情”，对小人“治其刑”，对中人“礼律并用”。

仲长统（179—220），山阳郡高平（今山东微山）人，政论家，著有《昌言》，其强调“君子用法制而至于化，小人用法制而至于乱。

均是一法制也，或以之化，或以之乱，行之不同也” 在他看来，治乱不是取决于法律本身，而是执行法律的人。

法律的繁简、轻重则应根据时势的需要而变化。

仲长统与荀悦一样，主张奉天法古，恢复肉刑，他说：“肉刑之废，轻重无品，下死则得髡钳，下髡钳则得鞭笞。

死者不可复生，而髡者无伤于人。

髡笞不足以惩中罪，安得不至于死
哉！” 三国初期，治安依旧处于恶化阶段，某种程度需要肉刑警示世人，预防犯罪；另一方面，又防止以轻刑之名而内行杀人之实，减少死刑，繁衍人口，符合时期的要求。

而到三国后期，政治斗争波谲云诡，纲常礼教令人厌倦，儒家信仰发生严重危机，魏正始年间兴起清谈之风，涌现出王弼、嵇康等玄学思想家，影响着当时的治安思想。

王弼（226—249）提出“贵无”的思想，“以无为本，以有为末”，还提出“反本”的思想，声称静是绝对的，要人们安于现状，“无心于欲”“无心于为”“以情从理”，接受愚民统治。

嵇康（223—262）认为，“名教”和“自然”是对立的，应该越名教而任自然，恢复人的本性，还原原始社会没有欺诈、没有争执的社会。

显然他的治安思想不可能被统治者所容。

玄学思想调和儒道，具有强烈的思辨性，提出了对社会与人的独到思考，是古代治安思想发展史上的一道奇观。

三、结语
蜩螗沸羹的汉末三国时期已过近一千八百年，仍是人们津津乐道的历史话题，深刻地影响着东亚文化圈。

这作为一个乱世实属不易。

然而，由于年代久远、战乱兵燹，与三国治安管理有关的资料或散或佚，难以收集，今主要见于《三国志》《晋书》《太平御览》等古代典籍，可能会遗留鸿泥雪爪，供后人持蠡测海。

另外，三个政权遗留的史料在量和质上也有差别。

记载上的资料曹魏明显较多，不过随着考古发掘，史料也有新的补充。

如1996年发掘出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牍，丰富了东吴历史的详实程度。

纵观汉末三国时期，统治者倡导明刑弼教，重刑思想是主题，刑罚往往较为急峻，但另一方面又恩威并用，以利于招揽人心，标榜慎刑。

儒学式微，却仍作为一件外衣推行外儒内法的治安策略。

研究思想需把握社会的脉搏，虽然当轴者的治安思想是主导，但也不免受到世风的影响，士人的治安思想亦起着潜移默化之作用。

注释：
《三国志·董二袁刘传第六》.
《三国志·魏志·武帝纪》.
《曹操集》.
（三国）曹操：《曹操诗文选读》，人民文学出版社.1974年.
《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
万川主编.中国警政史.中华书局.2006年版.
《三国志·蜀书·蒋琬费祎传》评.
《三国志·吴书·吴主传》.
《申鉴·政体第一》.
《昌言·损益篇》.
马植杰.三国史.人民出版社.1993年.
参考文献：
[1]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74.
[2]范晔.后汉书.中华书局.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