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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分配不公与收入差距问题
相信我们大家都感觉到了,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的收入分配不公与收入差距越来越大的问题变得越来越严重。
近几年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社会事业也有了长足发展,城乡居民的衣食住行用水平不断提高,享有的公共服务明显增强,但是,同经济快速发展相比,社会建设相对滞后,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问题比较尖锐,社会上出现了许多不和谐不公平的现象,而人们在谈论社会公平问题时,往往把注意力放到了收入分配差距的迅速扩大方面。
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初次分配中应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初次分配不注重公平而寄希望于二次、三次分配,最终只能是“治标不治本。
”
众所周知,初次分配在三次分配中是基础性分配,涉及的范围大、面广,分配的格局在初次分配结束后基本上已经成定局,如果在初次分配阶段已经造成了收入差距过分悬殊,想通过再分配的手段来进行调节其力度将不大。
因此初次分配阶段应该重视收入差距问题,考虑合理的公平,以实现初次分配公平与效率的统一。
根据报告,电力、煤气、供水、铁路、通信等行业的职工平均工资年增长率均出现了提速,高于“十五”期间平均增长率,与此同时,行业之间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隐形收入和“灰色收入”,这些隐形收入是我国目前难以测量到的数据。
经济的增长离不开广大劳动者的辛勤付出,劳动者报酬应随着企业和政府利益的增长而增长,劳动者报酬占GDP比例逐年上涨才是合理与正常的现象。
我国劳动者报酬占GDP比例不升反降的非正常现象反映出国民收入分配向资本所有者倾斜的趋势,实际上是社会不公在财富分配领域的反映,是初次分配不公的结果和反映。
说到权钱交易,大家一定会很厌恶吧,“权钱交易”行为的存在,造成了收入分配制度的严重不平等,人们付出同样的工作量,就因为占据比较重要的部门,拥有行政权力,就比其他人的实际收入高出很多,会造成人们心理的失衡。
人们都会争取进入行政权力大的部门,一旦进入就会想方设法使用权力,获得大量非正常收入。
那些拥有权力相对较少的人们会尽力扩大行政权利,处处设卡。
那些处在政府之外的人们,会有不满情绪,怨声载道。
最终导致基于行政权力的非市场化分配成为分配制度的一种主导,正常的收入分配既不能体现人们的付出,也不能反映人们的实际收入差异。
那么,为什么会产生收入分配不均的问题呢?收入分配不公是引起收入差距过大的重要原因。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提出“发展是硬道理”、“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经济增长成为政府的主要目标,收入差距开始产生。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经济快速增长,相应的收入分配制度却没有建立起来,社会中存在着很多暴富的机会,政府一直没有采取有效方法改善这种局面,导致人们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由此可见,收入分配制度的不健全是引起现阶段收入差距过大的重要原因。
在这种情况下,政府要想改善收入差距过大的现象,就要推进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从产生问题的源头抓起。
没有搞清楚收入分配不公和收入差距过大之间的因果联系,不能真正地解决好收入分配制度中存在的不平等问题,只是为了缩小差距而缩小差距,很难达到预期效果,也很难真正解决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
人们获得收入的机会不均等是引发收入分配不公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人们在
获得收入之前,就已经处在不同的起点,面对不同的机会,必然会导致人们收入的不平等。
中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伴随经济的起飞,只有部分人可以首先占据稀缺资源富裕起来,他们一旦起步将占据更多的资源,而更多的人尤其是农民在经济发展中处在后发位置,这时政府是否可以协调资源,给每个人提供一个平等发展的机会变得至关重要。
然而,现阶段政府在很多方面的工作还不到位,人们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就业、融资等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机会不均等。
以教育为例,现阶段我国仍然没有实现全面的义务教育,很多地方的人们缺乏基础教育,这就导致这些人缺乏竞争力,收入自然得不到提高。
以就业为例,现阶段我国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使大量农民不能像城市居民一样选择工作,只能从事那些“脏、累、苦、险”的工作,收入自然无法与城市居民相比。
再以融资为例,现阶段银行等金融机构都愿意给大企业提供资金,而小企业、农产很难得到贷款,只能小本经营原地打转。
有人说,“公平与效率之间不存在谁优先、谁兼顾的问题,两者是完全统一的。
没有公平就没有效率,没有效率也就没有公平。
”我认为,在初次分配中,公平与效率之间是双向互动关系,两者互为条件、相互促进。
首先,公平是促进经济效率的前提,只有在相对均等、规则相同的情况下才能保证市场竞争充分有效;其次,效率有助于公平水平的提高,效率为公平的实现奠定物质基础。
国内流行着这样一种观点,初次分配可以讲“效率优先”,再分配再讲注重公平。
在我看来,简直太可笑了。
这种观点显然认为调节分配只能靠二次分配,而不是依靠一次分配。
在我国,分配不公主要产生于初次分配,例如近年来一些私营企业、外资企业,甚至也包括一些国有企业,对劳动者过度剥削,将工人、农民工的工资压得很低,并且一直维持不变。
在国有企、事业单位流行的分配改革中,高层管理人员与普通职工的收入差距拉大到十余倍甚至更高,电信、电力、石油等垄断行业和非垄断行业的越来越大的收入差距,所有这些都属于一次分配的问题,如果初次分配未能解决好公平问题,再分配将很难扭转局面。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是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在经济发展初期和经济起飞的过程中,适度的收入分配差距有利于提高社会积累率和促进生产要素持续地向高效率地区和部门集中。
通过牺牲一定的收入分配的公平性换取更高的社会整体经济效率,有利于传递收入不平等的政策效应,有利于加速经济起飞过程。
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先富带动后富,整个社会走向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那么,怎么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呢?我认为,解决收入分配不公是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突破口。
收入差距过大是收入分配中各种问题的综合表现,包括制度层面、市场层面、地域层面、人的层面等各方面综合作用的结果。
调节收入差距是一件相对困难的事情,任何一个方面的问题处理不好,都可能影响政策的效果,尤其在收入分配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很多努力都是徒劳的。
而收入分配不公主要是制度层面的问题,是明显要解决和改善的问题,症结相对清晰,措施具有针对性,是大部分人所支持的。
解决好收入分配不公,可以提供公平的收入分配环境,缓解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
因此,首先解决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在现阶段更加可行,是解决收入分配问题的一个重要突破口。
找到突破口之后,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初次分配中兼顾效率与公平。
打破行业垄断、部门垄断,鼓励公平竞争,铲除滋生特许利益集团的土壤,破除收入分配改革的阻力;建立
开放统一的劳动力市场,促进劳动者的公平竞争,建立合理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快推进垄断行业改革,充分发挥市场机制调节收入分配的作用,加强对垄断行业收入分配的调控;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创造平等的竞争环境,加强对垄断行业产品和服务的价格管理;加强对垄断行业企业工资监管,健全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机制,深化事业单位和机关单位工资收入分配的制度改革。
相信大家都明白,在市场经济框架内,财政政策天然地具有调节收入分配的各种有利条件。
政府既可以通过税收大规模地介入GDP的分配过程,也可以通过转移支付将从高收入者那里筹集的收入,再分配给那些需要救济的低收入者。
在当前的中国,充分地利用财政税收手段,是从再分配层面解决收入差距的一条极好的通道。
最后不得不说的是,垄断是另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打破垄断是治理垄断行业收入分配问题的根本措施。
垄断行业可以凭借垄断地位制定垄断高价,获得高额利润进而提高该行业职工收入,引致行业之间收入差距过大乃至混乱。
这就需要以打破垄断为突破口,尽可能减少垄断行业。
除了极个别的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需要保持国家所有国家经营以外,其他的竞争性领域都需要引入竞争。
当然对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也不是固定不变的,例如,汽车行业一度成为关系我国国民经济命脉的产业,实行国家所有和国家经营,而现在汽车行业成为竞争性最激烈的行业之一。
这里要特别注意的是有的垄断性行业借涉及国家安全或关系国民经济命脉阻止引入竞争,因为这里直接涉及到这些行业的切身利益。
希望中国能早日实现收入合理分配的局面,使收入差距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让人民不再怨声载道,更加热爱党和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