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才发：杰出的新闻斗士和著名的教育家、哲学家潘梓年

宋才发：杰出的新闻斗士和著名的教育家、哲学家潘梓年
杰出的新闻斗士和著名的
教育家、哲学家潘梓年
宋才发
潘梓年是杰出的新闻斗士和卓越的教育实践家、哲学家。

1937年12月潘梓年奉命赴南京创办《新华日报》，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钦点他为第一任社长，在中国新闻史上被称之为“中共第一报人”。

1948年12月起他辗转于郑州、开封、武汉等地筹办中原大学，历任中原大学副校长、校长和党委书记，华中师范大学的创始人之一。

1949年5月16日他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南下武汉，任武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接管部部长。

中南军政委员会成立后，任中南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主任、教育部长。

1954年调到中国科学院筹建社会科学部和哲学研究所，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兼哲学研究所所长。

潘梓年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一级研究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二、三届代表。

一、潘梓年是杰出的新闻斗士
潘梓年出生于名门望族和书香门第。

潘梓年(1893-1972)又名宰木、定思，江苏省宜兴县人。

他家世代书香门第，曾祖和祖父都是清代举人。

自幼从父读四书、五经和数学，随二伯父学古文和地理，后来考入苏州龙门口师范(即“省立第一师范”)。

毕业后回乡协助筹办陆平小学，并且在无锡东林小学任教。

1920年他离职赴北京大学哲学系攻读哲学、逻辑学和新文学。

在北京大学读书期间，他经常阅读《新青年》、《新潮》等进步刊物，较早受到马克思主义的熏陶，因而他与其二弟潘有年、四弟潘美年及堂弟潘汉年，先后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

1923年潘梓年从北京大学哲学系毕业到河北保定中学任教。

1926年初他决心赴广州参加革命，由于途中生病到达广州时北伐军已经出征。

1927年初他回到上海，不久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他在白色恐怖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随后被派回宜兴重建党组织，4月27日在宜城组建马克思主义小组。

他利用县教育局长的公开身份，在家乡发动过“宜兴暴动”。

1927年9月潘梓年调赴上海，在北新书局主编《北新》、《洪流》等进步刊物和中共江苏省委主办的《真话报》。

1928年在“创造社”所办的上海艺术大学任教。

1929年春潘梓年负责创办华南大学并任教务长，6月他出任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第一任书记，1930年任社会科学家联盟负责人，后调任左翼文化总同盟书记兼文化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人。

同年秋他兼任中共中央主办的《红旗日报》上海地区总采访，他开始投笔从政由新闻文化人转变为职业革命家。

1932年春他主持丁玲、田汉等人的入党仪式，1933年5月14日与丁玲在上海被国民党逮捕，押解到南京宪兵司令部拘留所后，敌人派2名叛徒劝降遭拒，于是对他滥施酷刑，他始终坚贞不屈，最后被判处无期徒刑。

他在4年牢狱生活中，写出了关于辩证逻辑的25万字文稿，出狱后以此为基础整理撰成《逻辑与逻辑学》这部名著。

经中共中央组织营救，他于1937年6月出狱。

首任《新华日报》社长的艰辛创业路。

1937年12月潘梓年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以“社长”身份赴南京筹办《新华日报》，与章汉夫、华岗等先在南京后在武汉四处奔走，办交涉、找房子、搞设备，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冲破国民党当局的重重阻挠，1938年1月11日第一份《新华日报》在武汉面世，中共最高领导人毛泽东钦定潘梓年为第一任社长。

《新华日报》坚持到1938年10月25日武汉沦陷，报社不得不内迁重庆。

潘梓年和李克农奉命率领百余
人乘江轮向重庆撤退，船行至湖北嘉鱼燕子窝附近被日机炸沉。

船上的《新华日报》社和“八路军办事处”的25位同志惨遭日军轰炸遇难，其中就包括时任报社编辑及文书的潘梓年胞弟潘美年。

《新华日报》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的一份极有影响的大报，它克服了在战时物资缺乏和在国统区办报的恶劣政治环境等不利条件，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办报风格，把共产党抗日救国、反对内战、反对独裁的政治观点及时地传播给广大国统区人民，将《新华日报》办成了中共飘扬在国民党统治区内一面团结抗日的旗帜，团结和争取了一大批民主人士和普通群众，迅猛地扩大了党的群众基础和政治影响力。

他还较早创新了党报的管理方法，提出“编得好、出得早、销得多”的9字口号，钻研技术、改进工艺、自办纸厂，极大地提高了报纸质量。

“七君子”之一的李公朴曾专门写诗赞颂过《新华日报》的这一“奇迹”，很多群众因之都说共产党办什么都要比国民党高明。

潘梓年还以报业人特有的智慧和远见，写作并发表了许多发人深省的文章，如《抗战的现阶段》、《投降主义及其各种表现》、《自力更生与争取外援》、《战时图书杂志审查问题》、《民众变动问题商榷》等，仅在《新华日报》刊载的署名文章就达80多篇，在《群众》周刊和其他报刊发表的文章难以计数。

抗日战争胜利后，他奉命赴上海筹办《新华日报》总馆，并继续为重庆《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写稿。

1947年重庆《新华日报》遭到国民党反动派迫害，在吴玉章和潘梓年的带领下，全社人员进行了坚决的斗争，由他主持9年之久的《新华日报》成为中共的舆论武器，成为团结社会爱国人士一致抗日的坚强阵地。

二、潘梓年是卓越的教育实践家
参与中原大学筹建工作。

1947年3月潘梓年由南京撤退到延安，任党中央城市工作部研究室主任，1948年底他奉命辗转于郑州、开封、武汉等地筹办中原大学。

中原局和中原军区领导邓小平、刘伯承、陈毅等是成立中原大学的决策者和创始人。

1948年7月10日成立了以陈毅司令员为首的7人筹委会。

由于创建时间急迫，到召开纪念“八一”建军节大会，刘伯承司令员宣布中原大学正式成立的时候，除了嵇文甫、王毅斋等4位教授外，没有其他干部。

8月底邓小平在赴西柏坡参加9月8日至13日中央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期间，专门找当时任中央宣传部长的陆定一商量，希望中央能够从华北大学抽调一些干部支援中原大学。

会后根据邓小平的建议和要求，中央决定从华北大学抽调孟夫唐、刘介愚、梁维直、李光灿、林山、俞林、方衡等一批干部和教员，同由上海撤退到解放区的原《新华日报》社长潘梓年到中原大学工作。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任命范文澜为中原大学校长，潘梓年为副校长。

范文澜是当时北方大学校长，担任中原大学校长带有名誉性质。

这不仅因为范文澜始终没有到职，更主要因为他原来是河南大学的著名教授，当时又在担任北方大学校长，在中原地区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享有很高威望。

提名范文澜担任校长，既可以争取和说服开封师生留在中原解放区，还可以争取和吸引国民党统治区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到中原解放区来工作。

由于范文澜一直没有到校就职，学校工作实际上由潘梓年主持。

1949年10月中南军政委员会成立，潘梓年任中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长兼中原大学校长，孟夫唐任教务长，副教务长张柏园因工作需要调离中原大学。

从1948年底到1949年初，中原大学师生全部迁到了开封。

在这个阶段，学校共有干部(包括教员)302人，学员2689人，全校成立了党的总支部委员会，下设3个党支部。

在行政组织方面，校部由原来的教务、注册、秘书、总务4科增加到5科和1所图书馆。

为了能够很好地展开工作，潘梓年于12月12日召开全校干部大会，代表学校党政领导郑重地宣布了机构调整后的领导成员名单。

他着重指出：解放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给学校的担子更重了，教学任务更加紧迫，中原大学不但肩负着培养出大批干部以满足革命的需要，而且还有责任创造出一套教学经验作为中原区各地短训班的参考。

他号召全体干部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文化知识，努力提高自己，摸索出一套科学的工作方法，发扬我党艰苦朴素的作风，加强组织纪律性，加强新老干部之间的团结，以便共同完成历史赋予中原
大学的重任。

学校在河南宝丰时事多人少，干部力量不够，大家忙于事务，除了一般的时事学习外，无暇顾及干部的理论、文化学习。

到开封以后随着学校规模的迅速发展，革命大学一方面急需一大批有一定管理知识的教学行政干部，另一方面干部数量严重不足，知识水平也相对较低。

因而要求干部尽快加强文化、理论的学习和提高，迫切需要建立一个领导与组织学习的机构。

1948年12月29日学校举行校务会议，专题讨论了干部学习问题并成立了“学习指导委员会”，由潘梓年任主任委员领导全校的干部学习。

1949年1月17日潘梓年作了专场干部学习动员报告，布置第一阶段重点学习《新年献词》、《把革命进行到底》等文件。

学习指导委员会与当时为培养师资而设立的政治研究室一样，在中原大学的建设史上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为中原大学的发展壮大殚精竭虑。

武汉解放前夕，学校奉命派出部分干部随军南下参加武汉市的文教接管工作，为中原大学迁往武汉做准备。

1949年5月14日副教务长朱凡率领干部120人、文工团员95人南下。

5月16日武汉三镇解放，17日学校首批人员随同部队进入武汉市。

紧接着潘梓年率领随员5人赶赴武汉，开始了学校大规模南迁。

潘梓年早在赴武汉前夕就在“学校南迁的动员报告”中说：“我们这次不是平时的行军，而是配合着开封各机关的干部去接收人民的武汉，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我们一定要把中原大学艰苦朴素的作风带到江南去。

”8月12日1200余名师生乘坐火车从开封朝武汉方向疾驰。

火车到达郑州车站时正遇上四野的队伍，学员们利用火车靠站的间歇时间奔上站台欢迎他们，四野的战士们围拢过去与学员们进行短暂的联欢。

学员们唱起了野战军进行曲《胜利渡长江》，战士们对唱的是《三下江南》，中原大学的腰鼓队在没有化妆的情况下进行了表演。

开车时间到了，学员们才依依不舍地上车，有的学员还把头从车窗里伸出来喊：“四野的同志们，咱们武汉见!”8月17日中原大学全部迁移完毕。

为了适应新区的需要满足广大青年的学习热望，中原大学在既缺校舍又缺教员干部的情况下，从当时来参加接管武汉的干部中抽出一部分力量，于7月初开始给在武汉招收的450名新生先行上课。

7月上旬又招收新生2609人；8月初第二批新生入校，8月16日举行开学典礼。

1950年8月3日，中原大学在武汉隆重庆祝建校两周年庆典，返校参加校庆大会的校友约2400余人，中南军政委员会、中共中央中南局及湖北省、武汉市各机关负责人莅临大会并讲话，各人民团体和在汉的各大中学校均派代表前来祝贺。

潘梓年校长在致词中阐明了中原大学选择“八一”为校庆的深刻意义，号召全体师生同心协力，发扬光荣传统，坚持不懈地努力工作和学习，为中南地区乃至全国的政治、法律、文化、教育、财经等部门输送更多的掌握先进的科学知识和技术的建设干部。

领导中原大学走向办学正规化发展道路。

中原大学迁到武汉后，潘梓年校长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文教接管部部长，在短期内完成了城市文化教育、新闻出版的接管工作。

中南军政委员会成立后，他又担任中南军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兼教育部长、中南行政委员会文教委员会副主任兼高教局局长等职，正确地贯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成功地领导了中南6省学校的接管和随后的院系调整工作。

中原大学的教育任务是要把前述的大量知识分子当作自己的人来培养、教育，用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和基础知识对他们进行世界观和人生观的改造，把他们培养成为党和国家各条战线上的干部和人才。

因而中原大学的教育方针是短期训练，着重政治思想改造，要求是“短期、高效。

”随着党的工作重点开始由乡村转向城市，由武装斗争转向和平建设。

与此相适应的大学教育也必然要逐渐转向专业与学术的正规化。

1950年8月潘梓年校长指出：“中原大学建校时所接受的历史任务，即随之告一段落，它在建校一年又半以后，就已需要从以短期的政治训练为中心，转变到以比较长期的专业训练为中心。

”这就是说，中原大学从1949年底到1950年初面临着任务、方针的改变，转变后的中原大学的任务和方针是“比较长期，以专业训练为中心”。

1951年8月文艺学院、教育学院先后从中原大学独立出来，中原大学逐步发展成为学术性、专业性的正规化大学。

8月16日中南军政委员会做出决定：撤销中原大学教育学院，将教
育学院并入“武昌华中大学”。

随之教育学院实行与华中大学合并改名为“公立华中大学”，成立公立华中大学改制委员会。

中南军政委员会教育部部长、中原大学校长潘梓年任主任委员，原私立华中大学校长韦卓民和原中原大学教育学院院长王自申任副主任委员，负责学校组建改革事宜。

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中南教育部对公立华中大学也进行了较大的调整。

在这次调整中将华中大学的经济商业系和地理组调出，先后把原湖北省教育学院、武昌私立中华大学、公立广西大学生物系并入。

1952年11月公立华中大学校名和华中大学改制委员会奉令撤销，学校改名为“华中高等师范学校”，成立华中高等师范学校建校委员会，潘梓年任主任委员，徐懋庸(时任武汉大学秘书长)、王自申任副主任委员。

华中高等师范学校进一步明确了学校的师范性质和特点，并据此对行政机构和系科设置作了相应的调整和充实。

在行政方面，在院长领导下设立教务长、总务长；在机构方面设校长办公室和政治辅导处、教务处、科研处、总务处等单位；在专业设置方面有数学、物理、化学、生物、中文、历史、教育、俄语、体育、政治、音乐、图画12个系和相应的12 个科。

1953年海南师范专科学校艺术科、南昌大学俄文科、平原师范学院历史系，又相继调入华中高等师范学校。

同年10月20日华中高等师范学校正式改为“华中师范学院”，成为中南地区一所文理科齐全的综合性师范大学。

1985年8月5日经国家教育委员会批准，华中师范学院改名为“华中师范大学”。

同年11月20日，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中原大学创始人之一的邓小平同志，亲笔题写了华中师范大学校名。

三、潘梓年是著名的哲学家
潘梓年是现代哲学家和逻辑学家。

他的哲学思想与逻辑理论包括数理逻辑的发展，认为数理逻辑是形式逻辑演绎法的一个新进步；逻辑发展史的研究是“逻辑上尤其是在了解辩证逻辑与形式逻辑的关系上的一个必要条件”。

他强调辩证逻辑即是辩证法“凌驾于形式逻辑之上”的“发展到更高阶段的高级逻辑”，形式逻辑中的某些内容可以作为一种方法（逻辑术）加以继承，但是不能再作为一门与辩证法并列的科学存在。

他一贯主张普及哲学，使哲学能够回答现实问题。

譬如，他在1958年撰写的《哲学的中国要求有中国化的哲学》一文中指出：马克思主义一进入中国，就开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中国化和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化的过程；哲学的中国要求有中国化的哲学，要求中国的哲学工作者及时概括这种新变化，研究和解决新变化所提出的新问题。

他认为辩证法是哲学的核心，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改造人的世界观的武器。

潘梓年著有《物质与精神的关系》、《大家来学点哲学》、《逻辑与逻辑学》、《文学概论》、《辩证法是哲学的核心》等著作；他在报刊发表的论文多收入《潘梓年文集》。

为中国哲学研究事业献出毕生精力。

1954年潘梓年调到中国科学院筹建社会科学部和哲学研究所，并着手筹备出版《哲学研究》和创办《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以推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哲学研究》1955年3月正式创刊，成立了以潘梓年为召集人的编辑委员会，有全国著名的哲学家李达、艾思奇、杨献珍、周建人、胡绳、于光远、冯定、冯友兰、金岳霖、汤用彤等17人，编辑委员会实际上成为当时中国哲学界的学术领导核心。

6月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成立，郭沫若以科学院院长身份兼任哲学社会科学部主任，潘梓年任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学部委员兼任哲学研究所所长，全面负责该部的创建工作。

他注重学术民主，尊重不同意见，保持谦虚谨慎态度，一切为了求得真理、维护真理、正确地传播与实践真理，为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开创与发展做出了独特贡献。

1958年他年已古稀，仍然带着研究生和助手赴河南历时2个月进行实地调查。

1962年他决心退居二线，以便集中精力搞学术研究工作，他说：“我老了，可还想用一二十年的时间，把我过去研究的一些东西整理出来写两本书，一本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另一本是《逻辑学》。

”他为此做了近千张卡片，由于在“文革”中他遭到江青反革命集团的
残酷迫害，致使他的这一夙愿未能实现。

1972年4月10日他在北京秦城监狱含冤去逝，终年79岁。

1982年2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八宝山为他平反昭雪举行追悼大会，陈云、邓颖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送了花圈，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充分肯定了潘梓年一生的丰功功绩。

（应母校华中师范大学110周年校庆约稿而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