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秘荒诞的生存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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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秘\荒诞的生存困境
作者:张群
来源:《艺海》2010年第02期
哈罗德·品特是英国当代著名戏剧家,一生创作了近三十部舞台剧和二十部电视剧、广播剧以及十个电影脚本,其戏剧影响了一代英国戏剧人。
马丁·艾斯林认为,品特的戏剧作品以其精当的语言、简洁的风格、详细的洞察以及深邃的情感,为现代英语舞台开创了新局面。
J·L·斯泰恩认为,品特是英语文学中自萧伯纳以来最优秀的戏剧家。
独幕剧《送菜升降机》是品特早期威
胁喜剧的重要作品之一,全剧难于辨识的神秘气氛,揭示的人之生存困境,描绘了一幅现代社会人类生存的悲观图景,反映出了品特思想中的悲观情绪和品特式戏剧作品的一些重要特征。
一、神秘气氛
独幕剧《送菜升降机》的场景是典型的品特式的“房间”——地下室。
人物也只有两个:本
和格斯。
全剧弥漫着许多令人难于捉摸的神秘气氛。
此剧的剧情极为简单,由两个职业暗杀者
的闲谈构成。
他俩在一间地下室等候暗杀指令,东拉西扯以掩饰内心紧张,说一些无聊的话,最后本接到命令,要他干掉进来的那个人。
这时,右边的门开了,本举枪瞄准,进来的却是被没收了衣服和手枪的格斯。
最后,大幕在两人的面面相觑中徐徐滑落。
毋庸讳言,品特的这部戏剧有很多地方令人难于理解:本和格斯何以卷入这个令人厌恶的地下组织,他们的杀人动机是什么?本为什么在那天早上停住了汽车,他们的老板是谁?威尔逊是谁,是谁送来火柴,为什么火柴是十二根?抽水马桶为什么会突然抽水,纷至沓来的小纸条是怎么回事?不断发出的要食品的升降机是怎么回事,是谁在上面操纵?既然地下室没有人,是谁扒光了格斯的衣服,解除了他的武装?为什么格斯是从左侧门进厨房的,却从右边通往过道的门走出来?最后的
结局是什么,本杀死了格斯么?这一切构成了一个大大的谜团,萦绕在读者和观众的面前,久久不
能散去。
哈罗德·品特究竟想告诉我们什么?
该剧的名字“The Dumb Waiter”也是模棱两可的。
在英语中,The Dumb Waiter既可以指在剧中五次出现的沟通人物和外部世界、神秘组织“上司”联系的“送菜升降机”——楼层间专事运送食品、菜肴、炊事用具、垃圾的送菜升降机,也可以指“哑巴侍者”——本和格斯这两个人物,默
默地等待来自外界的上司的神秘命令,没有发出一点儿自己的声音。
可以说,模棱两可和神秘色彩是品特戏剧的主要特性。
品特认为:20世纪戏剧中最明显的一种形式就是欺骗。
剧作家认为我们对剧中人物了如指掌,而这些人物则是通过他们的对话把自己介绍给观众。
事实上,这些剧中人物的所作所为全是剧作家的旨意。
他们不是随着剧情的深入而发展自己的性格,他们是为某一特定目标而固定在
舞台上——即为剧作家服务,阐明他想要说的观点。
在品特的一个剧中,当大幕拉开的时候,你看到的是一个特定的场面:两个人坐在一间房间里,故事不是
很早以前就开始了,而是在大幕拉开的那一瞬间开始的。
对于这两个人,作者并不比观众了解得多。
世界充满了出人意料的事情。
一扇门可能会被打开,一个人走了进来。
我们很想知道这是谁,他在想什么,他为什么进来,但是,我们又有多大的可能性弄清他的想法,他的身份,他的成长过程,以及他和其他人的关系呢?
和传统的戏剧不同,品特的戏剧里没有具象性的人物,没有连贯的故事情节。
剧中人的来历、身份、性格都模糊不清。
大幕拉开,我们看到本和格斯闲聊着,一个漫不经心,一个急切而又冲动。
关于人物的过去、动机、性格,我们和作者一样一无所知。
戏剧就像这个表象的世界一样,我们所能感知到的只能是我们感知到的真相和假象混合在一起的一团生活现象。
尽管我们(包括观众、读者、剧作家和评论家)信誓旦旦地说“这个”或“那个”就是生活的本质,但是谁敢否定这种誓言所指向的却仅仅是某一生活的表象呢?用传统的习见的戏剧解码方式去解读品特,我们收获的可能只是一头雾水,满眼迷惑。
品特戏剧就像包裹着重重迷雾的生活碎片,需要我们去掀开他那神秘的面纱。
品特自己也认为:在这些情况下,语言是含混不清的。
在听到的话语下面,常常是一种可以理解但没有讲出来的事情。
关于他们自己的经历、愿望、动机和历史,我的剧中人物就告诉我这些,而不是更多的内容。
在我对他们生平的肤浅了解和他们语言的模糊性之间有一大片空白,值得我们去探索,也必须去探索。
显然,品特不是故弄玄虚,他是把真相的碎片隐藏在谜一样的语言游戏之中。
在模棱两可的语言和神秘的气氛中解读作品、寻觅真相,也许就是品特交给他的观众和读者的任务。
也许这就是品特戏剧独具魅力的原因之一吧。
二、生存之困境
1961年,马丁·艾斯林提出了“荒诞派戏剧”这一概念。
品特作品是否属于荒诞派戏剧自有可议之处,但是,品特剧作中反映出现代社会的荒诞图景——人与人之间的胁迫,社会、物质的力量对于个人的压迫——却是不争的事实。
《送菜升降机》中的神秘气氛,象征外在神秘力量对于个人的压抑,使作为个体的人失去了自明性,失去了自我,因而无所适从。
本和格斯的对话冲突也是荒诞的:人与人之间没有关爱,没有理解和交流,有的只是孤独、隔膜,以及无尽的争夺和无谓的挣扎,这是荒诞社会对于人类命运和心灵的戕害。
法国剧作家兼评论家艾伯特·加缪在其随笔《西绪福斯神话》中为我们描绘了一个荒诞的世界:当一个世界可以用一般的理论方式来解释时,即使这种解释有其失误的一面,这个世界归根结底还是我们所熟悉的。
但是,当一个世界突然失去了幻想和光明,人们就会把它当成一个怪物。
对于人们来说,这个世界就成了一个无可挽回的流放地,就像人们已经丧失了对未来天堂所
抱的任何希望一样,他们又被剥夺了对已经失去的家园的任何美好回忆,这种人和生活、演员和剧中世界的分离就产生了一种不协调的感觉。
法国著名荒诞派剧作家尤内斯库也认为:荒诞指的是丧失了目标,被割断了宗教,抽象的和超自然的根基,人垮了,人的所有行为都变得没有意义,毫无用处,不协调。
《送菜升降机》中,品特的荒诞意识是由人与外在世界、人与人、人的存在状态三个环节连缀而成。
(一)人与外在世界
在品特戏剧的“词典”中,房间是一个极为重要关键词。
品特许多作品都会有一个房间的意象。
品特自己说,两个人在一个房间里——我花了很多时间处理两个人在一个房间里这个意象。
幕起,我的心中浮现出重大疑问:房间里会发生什么事?有人打算开门进屋吗?显然,他们害怕屋子以外的东西。
屋子外面是一个向他们压下来的可怕世界,对你对我都同样是可怕的。
《送菜升降机》中的本和格斯,就栖身于这样一个房间里(地下室)。
从他们断断续续的对话中,读者大致可以猜测到,他们属于一个神秘的地下组织,从事着令人厌恶的杀手职业。
上一个被杀的是一个姑娘,这一次他们奉命在地下室等候上司的命令。
被杀的对象是谁,他们的上司是谁,这一切都是一个谜。
该剧自始至终笼罩在一种诡秘的气氛之中:抽水马桶拉动的时候不会冲水,没有人的时候却会忽然冲水;门缝里塞进来了神秘的信封;升降机在楼层间上下移动,不时送来客人订餐的小纸条;墙上的话筒传来上司的指令。
本和格斯生活在一个无所不在、异常强大的外部力量的控制之中。
对于受害者而言,他们似乎执掌着生杀予夺的大权(同时也在经受着杀人后心灵涌动的良知的折磨),但是还要听命于幽灵一般的上司。
他们似乎能够控制一切,但是什么也控制不了,因为他们对于自己杀人和被杀的命运茫然无知而又无可奈何。
信封、小纸条、升降机和话筒,这一切象征了无法逃避的外部世界,象征了外部世界的神秘力量对个人无所不在的威胁和压抑。
在外部世界和个体的关系中,本和格斯仅仅是庞大的社会机器上的一个齿轮。
他们驱动着,主要是被驱动着,异化为没有自我的傀儡。
外部世界也变成了劫掠人类生存空间、促使人的异化的神秘力量。
(二)人际关系
本和格斯是品特在现实社会中找寻到的下层社会人际关系交流的标本,他们莫名其妙地卷入杀人的职业生涯,任凭外在神秘力量的摆布而难于自持。
为了排遣寂寞,他们在地下室里谈论着新闻、球赛、瓷器和水箱。
共同的职业和喋喋不休的谈话也许能够打通心灵的关节,消弭人与人之间的隔膜。
但是用于交流的语言却成了人物互相攻击和争权夺利的武器,心与心渐行渐远,人与人隔膜乃至相互威胁。
正如楼顶穿梭的无线电波和天空中忙碌的飞行器拉不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一样,用于交流的语言反而使人们越发疏离。
这是语言的悲哀,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悲哀。
对此,品特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我觉得人并非没有交谈的能力,而是人总在有意地躲避互相沟通。
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是很令人恐怖的事。
于是,人们只是喋喋不休地进行一些无要旨的交流,而不涉及人际关系的关键。
品特在这里谈到的是人际关系的隔膜感和孤独感。
人真是一个奇怪的动物,两个人谈话,如果一个人的用词量过大,对方就会产生一种自卑感,互争上风的语言战争就开始了。
本和格斯由人际关系的孤独与隔膜走向争夺权力的语言战争,最后发展到人与人之间相互胁迫的极端状态——本用手枪瞄准的恰恰是语言冲突的失败者格斯。
本和格斯由隔膜到交流障碍到最后的冲突,不仅表明品特否认语言的交流功能,而且表明了品特对于人际关系的失望:人与人之间从根本来说,只能是矛盾冲突的关系。
由此可见,品特是悲观的。
(三)人的生存状态
外部世界的威胁和人际关系的相互胁迫,共同指向的是个体的生存困境。
虽然品特公开宣称:我并不认为文学作品应该具有社会功能,我写作的原因是因为我想写作。
但是我们不得不说,《送菜升降机》关注的是作为个体的人的生存状态。
本和格斯在神秘力量的威压下,在人与人之间冷漠、孤单而又互相伤害的肃杀的环境里,也面临着寻觅不到自我的痛苦。
他们神经质地脱鞋子,穿鞋子,掏耳朵,摸弄着茶杯、茶托和茶盘,擦拭着手枪,无谓地争吵着,等待着那个随时会降临的荒诞的命令。
他们木偶似的活着,听凭着命运的拨弄,没有目的,没有信仰,没有个性,也找寻不到半点意义。
他们生命的天空里阴霾密布,琐屑而阴沉,没有一丝闪电的光亮在远处显现。
或许,现代社会根本没有那块儿属于他们的蓝天。
他们就如《等待戈多》中的弗拉基米尔和爱斯特拉冈一样,无望地守望着,不是等待话筒里传来杀人的命令,而是等待那个无望的希望,那个永远不会出现的心目中的上帝。
《送菜升降机》的结尾,本的手枪对准了格斯。
他会向格斯开枪么?还是要放格斯一马?我们不知道。
我们知道的只是,本没有了执行上司交给的任务时的沉着和果敢,而是和格斯互相凝望,直至幕落。
本这个哑巴侍者(Dumb Waiter),这个现代人类的象征,也不禁和观众一起陷入了痛苦的思考。
《送菜升降机》全剧沉浸在一种神秘的氛围中,这象征了无所不在的压抑人的外在的力量;格斯和本为了逃避这磐石一般沉重的命运的拨弄,躲在心灵的地下室里(房间),孤单、隔膜、相互威胁最后走向冲突。
这是现代人生存境遇的写照:一方面逃脱不出外在物质力量的魔掌,人的心灵被异化,人变成了非人,一方面徒劳地企图找寻失落的终极现实而咀嚼着痛苦;一方面渴望人际间的交流以摆脱孤独,收获温暖,一方面又心存戒备、人与人互相伤害,从而走向更为深切的孤单。
这些,都反映出了哈罗德·品特不可知论的哲学观点和悲观的人生态度。
(作者单位:安徽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 )
责任编辑:尹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