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十外长的政治光谱

新中国十外长的政治光谱
外交部，成立于新中国诞生的翌日，迄今已历一个甲子。

在这60年当中，外交部一共产生了10住外长。

作为国政运作的重要部门，外交部承载着新中国对外交往的使命，10位外长的职业生涯和荣辱沉浮正是新中国外交史的真实写照。

巧妇难为少米之炊的粗线条外交
在1949年建国以前，中共举党处于一种准军事化体制下。

这一特殊环境催生了一大批良将悍卒充任各级官员，但他们多缺乏海外经验和外语能力，甚至连外国人都没接触过。

两者兼备的大概只有红军时代就存在的莫斯科派和1920年前后赴欧勤工俭学的旅欧派。

前者因政治错误被边缘化，且海外经验单一；后者活到建国的不算多，位列高层的只有周恩来、陈毅、邓小平和李富春。

彼时陈、邓俱派驻地方，李富春主攻经济，于是周恩来当仁不让，以政务院总理身份兼任新中国第一任外长。

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是周恩来参加的首次国际性会议。

当时朝鲜战争结束不久，在和美国人交涉时如何把握分寸是个难题。

作为新中国外交的第一场大仗，周恩来准备很充分。

反观美国，提不出具备较高可行性的方案，只是一味反对，在道义上迅速落了下风。

1955年的万隆亚非会议是周恩来第二场外交秀。

因有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在前，周的出席愈显非常。

他提出了求同存异的理念，将会议从互相攻讦的边缘拉了回来。

周恩来凭借两次国际会议为中国开拓了宝贵的外交空间，并展现了中国外交部不盲从苏联的独立姿态。

彼时中国揭开了“大跃进”运动的序幕。

周恩来认为不切实际，因此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被毛泽东当面批评。

2月，周恩来就被免去外长职务，但在缺乏大将的背景下，他仍旧是外交系统实质上的统帅。

第二任外长是陈毅，但论及外交经验，只随党代表团外访过几次。

所以，陈毅前半个任期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跟着周恩来当实习生。

1964年是陈毅外交生涯的转折点。

当年中国不仅与西方大国法国建交，更成为拥核国家。

有了资本，陈毅的外交逾加强硬，最著名的当属1965年9月29日在北京答记者问时的讲话。

笔者查看过当年新闻简报录像，陈毅当时的言论非常强硬，火药味甚浓，且神情举止激动有些失态。

从这件事来看，陈毅远非一个出色的外交官，这一点，他本人也有自知之明。

好景不长，陈毅刚摸出点门道就因所谓“二月逆流”而地位摇摇欲坠。

1969年2月，陈被安排下放工厂。

同年3月，爆发珍宝岛冲突，中苏翻脸。

面对复杂的国际局势，高层决定由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老帅组建学习小组，为中央外交决策提供智力支持。

就是在这种不在其职谋其政的状态下，陈毅建议恢复中美大使级会谈，打破冰层。

1972年1月6日，陈毅病逝，离尼克松访华仅差一个半月。

以点控面，固本培元
陈毅逝世后，他的老部下姬鹏飞升任部长。

彼时外交部分三股势力：以姬鹏飞为首的老派、以周恩来重点培养的乔冠华为首的新派，以及以王海容、唐闻生一帮年轻女翻译组成的“通天派”。

通天派的小姐们捣蛋厉害，办事则基本指望不上。

而在业务派上，毛泽东最终选择了军人出身的姬鹏飞继任。

虽说是业务派，军人根性的姬鹏飞外交才能却很平庸。

但他运气很好，一上台就迎来了尼克松访华、中日关系正常化，而这些都是前任留下的遗产。

对姬鹏飞而言，表面的荣光难掩落寞。

与美国谈判，常常是周恩来对尼克松，乔冠华对基辛格，他对国务卿罗切斯。

外交部事实上处于周一乔体制下。

最终，他的消极表现令毛泽东不满，内部的通天派也起哄，姬鹏飞于1974年被免职，外长一职改由副部长乔冠华按任。

乔冠华将中国外交基轴放到了联合国。

在外交部，毛泽东信糊乔，昵称他“乔老爷”。

但无论于公于私，乔冠华都不可能绕过“四人帮”。

再加上周恩来病重，于是乔冠华选择和“四人帮”势力搞妥协。

1976年，周、毛相继辞世，同年“四人帮”垮台，在搜查王洪文家时发现了一份内阁名
单，乔冠华大名赫然在上。

其实，外交是只懂打砸抢和政治投机的造反派玩不来的高级游戏，这一点“四人帮”心知肚明，既然在外交部无亲人可用，找一个不敌对、好相处的业务派是最明智的选择。

但上了这份名单，瓜田李下就很难说清。

外交部的帅印交到了副部长黄华手中。

黄华任内的主要工作就是继续深化与西方的关系，1979年元旦，中美正式建交。

同年随邓小平访问美国，黄华的职业生涯到达巅峰。

可仅仅3年后，变故发生。

先是苏联对华态度出现软化。

另一方面，里根任内的新保守主义给刚刚起步的中美关系笼上了阴影，这样一来，中共内部出现两个声音：继续联美抗苏还是与苏联重新携手?
面对这样的变局，黄华稳健有余，却缺乏敏锐。

譬如1981年lO月的坎昆南北首脑会议上就曾错判，仍突出反苏反修。

1982年11月，勃列日涅夫病死，黄华被派去萸斯科开展“葬礼外交”回国后，就被免去外长职务。

从年龄上看，姬、乔、黄属于同一代际。

但从专业和历史角度看，姬仅仅是过渡性角色，真正主导70年代中国外交的是乔、黄为首的业务派。

这两人的外交思维一脉相承――以点控面，固本培元。

所谓的以点控面，指的是当时的两个重点：美国和联合国，至于固本培元，指的是巩固原来的老朋友，再去慢慢发展新朋友。

变局之中的多元外交
黄华之后，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空降过来的吴学谦成为新中国第六任外长。

吴学谦上台时的中国已开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外交也要为经济工作服务。

昊一上台，中国便批准了加入关贸总协定(WTO前身)的申请报告。

或许是青年时代长期从事反国民党学生运动的缘故，吴的气质更像一个学生干部，官场纠葛甚少，是个纯粹的职业外交官僚。

他好读书，性格严谨，做事踏实，甚至有些刻板。

譬如外交部在他任内才允许外事人员出国带家属，但他本人却从来不带。

1988年底，他因健康问题被免去外长职务，由副部长钱其琛接手。

1989年东欧剧变，钱其琛上台仅一年，就面临立国40年未遇之大变局。

对钱而言，如何适应后冷战时代的新环境和应付中美苏力量平衡打破后的短期副作用，乃是中国外交的远近期目标。

该方针在钱任内具体表现为三个层次：若非原则问题不与美国发生正面冲突的底线；与俄、欧、日深化关系，以多元外交分散风险的中程目标；与世界接轨，加速融入国际社会的长远任务。

在多元外交方面，钱其琛虽非第一人，但今天中国外交的大势却肇基于其任内。

吴、钱二人生于20年代。

建国时恰逢青春，故接受过较系统的外交培训，是第一代职业外交官僚的杰出代表。

这批职业外交官的冒头，标志着粗放型的中国外交开始转向细化。

有所侧重的倾斜外交
钱其琛于1998年3月卸任，接任的是唐家璇。

与其他外长皆擅一门西方语言不同，1938年出生的唐家璇虽然也学过英语，但却是靠日语专业吃饭。

1991年在日军遗留化学武器伤人事件中唐家璇的强硬表现博得高层赞赏，同年被破格调任外交部担任部长助理，历任副部长、部党委书记，直至成为部长。

这其中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

90年代前期还不错的中日关系因历史、教科书等问题出现裂痕。

而美日同盟反倒重新强化。

世纪之交的中国外交大致分两条主线：继续对美缓和开始对日强硬。

于是高层选择了唐来贯彻实施该策略。

2001年，新保守主义的布什共和党政府一上台，就发生了南海撞机事件。

而更强硬的小泉纯一郎执掌日本无异于雪上加霜。

缓美迫日的策略显然难以为继，2001年由此成为中国外交的又一转型之年。

当年9・11事件爆发，中国在第一时间发电慰问，从而取得美国的
初步认同。

而2002年起恶化的朝核问题也为中美关系的改善提供了契机。

2003年，中国正式介入朝核问题，之前又恰逢党十六大和两会换届，唐家璇的外长职务随之解除，升任主管外交的国务委员。

总的来说，唐家璇是10位外长中性格最不显山露水，同时最不好评价的一位。

外界对他的印象除了四平八稳的作派和内敛阴柔的作风外大致无他。

唐家璇之后，接任的是李肇星。

在唐家璇外长任内，让接班呼声甚高的李派驻华盛顿一段时间，也是决策层外交战略调整的表现。

结果，2006年朝鲜首次核试验，宣告了六方会谈的失败。

也就是说，李肇星没能完成最重要的任务。

这个责任不应由李承担，因为负责六方会谈的并非知美派，而是亚洲司出身的知日派。

李任内忙得最多的是应付中美之间的经济摩擦。

2007年，李肇星因到退休年龄而卸任，接力棒传到了副部长杨洁篪手中。

杨洁篪生于1950年的上海，是首位建国后出生的外长。

从加入外交部那天起，杨的工作都和美国打交道，34年中有12年在美国度过，是个很纯粹的美国通。

选用这么个美国通接替同是美国通的李肇星，决策层的意图不言自明。

杨洁篪的性格气质和两位前任迥异，看不到强硬的气息，反倒和更早的吴学谦神似。

摘自《南风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