_曾子_源流与_大戴礼记_曾子十篇_

2009年5月古籍整理研究学刊May 2009第3期Journal of Ancient Books Collation and Studies No.3
《曾子》源流与《大戴礼记》“曾子十篇”
张磊
---------------------------------------------------------------------------------------摘要：曾子作为一代儒学大师，身后留下著作并传诸于世。

西汉戴德将《曾子》书整理成至少十篇后编入《大戴礼记》；刘向将《曾子》书整理为“十八篇”，并记入《别录》，亦即《汉书·艺文志》著录的“《曾子》十八篇”。

“《曾子》十八篇”至迟在南朝、隋之际就亡佚了。

保存在《大戴礼记》中的“曾子十篇”具有非常宝贵的学术价值，是曾子研究的重要资料。

关键词：《曾子》；《大戴礼记》“曾子十篇”；《汉书·艺文志》“《曾子》十八篇”
中图分类号：B22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1017(2009)03-0021-07 ---------------------------------------------------------------------------------------
作为早期儒学史上至为关键的人物，曾子的著作到底有哪些？这是学者们反复探讨的问题。

《汉书·艺文志》儒家类著录有“《曾子》十八篇”，但早已亡佚。

不过，《大戴礼记》中的“曾子十篇”保存了不少有关曾子的资料。

《大戴礼记》一书是西汉礼学家戴德收集礼学文献而整理编订的礼学著作。

《大戴礼记》中的“曾子十篇”先言立身孝行之要（《立事》、《本孝》、《立孝》、《大孝》和《事父母》），次论行礼秉德、居仁由义、进退不苟之事（《制言》上、中、下），再论进德修业之功（《疾病》），最后阐述天地阴阳、礼乐律历之道（《天圆》）；包括了修身、君子人格、主体精神、厉行孝道、仁政礼治和儒家天道观各个方面的内容；论撰的层次也是逐层展开的，由内在修养到外在行动，由个人而至家庭、社会，并及自然，组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

《大戴礼记》“曾子十篇”与曾子是什么关系？它与“《曾子》十八篇”又是怎么样的关系？是曾子研究最有争议的问题之一。

对这一问题的回答，直接关系到曾子思想的认识和曾子地位的评价。

让我们从曾子的著作及其流传情况的研究入手来探讨这一问题。

不妥之处，敬请教正！
一、《曾子》及其亡佚
自宋代以来，由于疑古思潮的消极影响，学者们对《大戴礼记》“曾子十篇”看法一直存在分歧。

如宋黄震在其《黄氏日钞》卷55《读曾子》云：“不知谁所依作而为之”，“不类曾子弘毅气象。

”①明方孝孺在其《逊志斋集》卷4中云：“意者出于门人弟子所传闻而成于汉儒之手者也，故其说间有不纯。

”② 梁启超在《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中也说：“《大戴》所载十篇，文字浅薄，不似春秋末的曾子所作，反似汉初诸篇。

”
③ 受这些观点影响，今之学者对“曾子十篇”的可靠性多持怀疑态度。

清阮元根据《大戴礼记》“曾子十篇”重辑《曾子》一书，认为：“惟孰复《曾子》一书，以为当与《论语》同。

”④今之学者也多有新见。

王铁的《〈曾子〉著作时代考》从文体、语言、战国文献引述诸方面考察了“曾子十篇”，提出“曾子十篇”应成于曾子门人之手，但他没有涉及“曾子十篇”和《汉书·艺文志》之《曾子》十八篇是何关系。

⑤钟肇鹏的《曾子学派的孝治思想》以“曾子十篇”为可信资料。

⑥罗新慧的
① 黄震《黄氏日钞》，《四库全书》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② 方孝孺《逊志斋集》，《四部丛刊》初编本，上海书店，1989年。

③ 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载陈引驰编校：《梁启超国学讲录二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235页。

④ 阮元撰，邓经元点校《揅经室集·一集》卷2之《曾子十篇注释序》，中华书局，1993年，第46页。

⑤ 王铁《〈曾子〉著作时代考》，《中国哲学史研究》（季刊）1987年第1期，第45—51页。

⑥ 钟肇鹏《曾子学派的孝治思想》，《孔子研究》1987年第2期，第50—61页。

收稿日期：2008-11-28
作者简介：张磊（1979－），历史学博士，山东师大齐鲁文化研究中心专职研究人员。

研究方向：先秦史、儒学与齐鲁文化。

《郭店楚简与〈曾子〉》一文，据新出土的文献资料，指出“曾子十篇”与子思学派思想的密切联系。

① 《论语·述而》记孔子云“述而不作”，但在他的教学活动中，其弟子有做笔记的习惯，他们将孔子的重要谈话论述记下来，以防止忘记。

《论语·卫灵公》云：
子张问行。

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

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舆，则见其倚于衡也。

夫然后行。

”子张书诸绅。

子张感到老师的话很重要，惟恐忘记，所以把它写在垂带之上，以便随时学习。

孔子其它弟子也有这样的习惯。

这在《孔子家语》一书中亦多处可见：
《入官》：“子张既闻孔子斯言，遂退而记之。

”
《论礼》：“子夏蹶然而起，负墙而立，曰：‘弟子敢不志之？’”
《五刑解》：“冉有跪然免席，曰：‘言则养矣，求未之闻。

’退而记之。

”
看来孔门弟子在老师教学过程中各有所记，曾子恐怕也不能例外，他应该也有笔记存留。

曾子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德业兼修，学习勤奋，坚持不懈。

《论语·学而》篇云：“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朱熹对此解释说：“尽己之谓忠。

以实之谓信。

传，谓受之于师。

习，谓熟之于己。

曾子以此三者日省其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其自治诚切如此，可谓得为学之本矣。

”②他对曾子的评价可谓恰如其分。

曾子年纪轻轻便以“孝”德著称，因此，不肯轻易表扬弟子的孔子却非常称赞曾参的德行。

《孔子家语·弟子行》记孔子云：“孝，德之始也；悌，德之序也；信，德之厚也；忠，德之正也。

参中夫四德者也。

”孔子对德行突出而又勤奋好学的曾参寄予了厚望，《论语·里仁》篇曰：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

”曾子曰：“唯。

”子出。

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
孔子希望曾子能对自己一生孜孜以求的道能有深刻透彻的理解。

曾子用“忠恕”二字精辟概括了“夫子之道”。

孔子“因材施教”，对于以“孝”著称的曾参亦是如此。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云：“孔子以为能通孝道，故授之业。

作《孝经》。

”《孝经·开宗明义章》记载：
仲尼居，曾子侍。

子曰：“先王有至德要道，以顺天下，民用和睦，上下无怨。

女知之乎？”曾子避席曰：“参不敏，何足以知之？”
接着孔子给曾参讲了“孝”的道理。

《汉书·艺文志》云：“《孝经》者，孔子为曾子陈孝道也。

”孔子将“孝”
的道理授给曾参，这透露出一个重要的信息，说明孔、曾之间乃是非同一般的师生关系。

曾参应该是将老师所讲的“孝”的道理进行了记录和整理，成为《孝经》书的最早的资料来源。

曾参是一个有使命感的人，《论语·泰伯》记其云：“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因此他没有辜负老师的希望，毕一生之精力自觉地努力躬行“夫子之道”。

根据《汉书·儒林传》的记载，孔子去世后，“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

曾子却在鲁国聚徒讲学，弘扬儒术。

我们可以这样推测，出于对恩师的尊敬和爱戴，也为了弘扬师说，将孔子的思想发扬光大，曾子可能曾经收集和整理自己和孔门其它弟子留下的关于老师言行的笔记，这为不久以后孔门后学编订《论语》和《孔子家语》奠定了资料基础。

《汉书·艺文志》云：“《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

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孔安国在《孔子家语后序》中亦云：“《孔子家语》者，皆当时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所咨访交相对问言语也。

既而诸弟子各自记其所闻焉，与《论语》、《孝经》并时，弟子取其正实而切事者，别出为《论语》，其余则都集录之，名之曰《孔子家语》。

”③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门人当中，曾子对整理资料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从今本《论语》和《孔子家语》也可以看到这种痕迹。

《论语》和《孔子家语》里面多次出现 “曾子”
这一敬称，并记载了他厚重的言行，其殊荣于孔门其它弟子并不多见。

为什么两书对孔门弟子中的曾子尊敬有加呢？一方面是由于孔子逝世后，曾子博学多识，德高望重，成为一代儒学宗师，影响重大；另一方面与曾子为《论语》、《孔子家语》的最后结集作了资料收集整理工作也有密切关系。

④ 孔子以后，曾子整理有关孔子的资料，将自己掌握的材料分类整理。

这些材料至少应包括曾子所闻夫子之语和曾子本人的言
① 罗新慧《郭店楚简与〈曾子〉》，《管子学刊》1999年第3期，第64—68页。

② 朱熹《论语集注》卷一，《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第48页。

③ 孔安国《孔子家语后序》，载马端临《文献通考》卷184《经籍考十一》，中华书局，1986年。

④ 杨朝明《新出竹书与〈论语〉成书问题再认识》，《中国哲学史》2003年第3期，第32—39页。

论。

曾子门人也会将曾子留下的资料进一步加以整理成篇，这便成了《曾子》一书的最初形式。

但不幸的是，单行的《曾子》书在历史的长河中亡佚了，我们已经难以知道它的本来面貌。

不过，根据种种信息，我们可以推得《曾子》一书的大概。

通过对《大戴礼记》成书进行研究，我们希望能够弄清楚《曾子》的相关情况，廓清《曾子》一书的原貌，探究《大戴礼记》“曾子十篇”和《汉书·艺文志》记载的“《曾子》十八篇”的关系，以有利于深入研究曾子的思想。

二、《大戴礼记》成书与“曾子十篇”
我们推测，曾子会将自己掌握的材料分类整理，这些材料至少应包括曾子所闻夫子之语和曾子本人的言论。

曾子门人也会将曾子留下的资料进一步加以整理成篇，这便成了最初的《曾子》书。

另外，子思曾经学于曾子，也会使子思后人对曾子非常景仰，可以设想，曾子后学和子思后人对曾子著作肯定非常重视，将其认真整理并加以保存，流传数代。

由于“秦火”之劫，曾子著作和其他先秦儒家著作一样，遂不显于世。

西汉初年，西汉统治阶层总结秦朝灭亡的教训，开始重视文化，措施之一就是广泛收集先秦书籍。

《汉书·艺文志》云：“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

迄孝武世，……建藏书之策，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

”河间献王就向朝廷献了一大批书。

《汉书·景十三王传》记河间献王云：
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

七十子之徒所论。

……山东诸儒多从而游。

河间献王献给朝廷的“古文先秦旧书”中，就有“七十子之徒所论”。

曾子是七十子中非常重要的一位。

汉代“以孝治天下”，对力倡孝道的曾子之学当然十分重视，其著作也会被收集于朝廷秘府。

汉成帝河平三年，刘向受诏整理朝廷秘府藏书。

《汉书·艺文志》“儒家类”著录有“《曾子》十八篇”，班氏自注云：“名参，孔子弟子。

”《汉书·艺文志》乃因于刘歆《七略》之旧。

而《七略》本于刘歆之父刘向《别录》。

所以可以推知刘向根据自己的标准，将曾子著作整理为“十八篇”。

但不幸的是，单行的《曾子》书在南朝末年亡佚了，我们已经难以知道它的本来面貌。

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只有《大戴礼记》中的“曾子十篇”。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儒学上升为封建国家的统治意识形态。

作为儒学五经之一的礼学，能起到有效巩固封建统治，维持封建秩序的作用。

在刘汉皇朝大力倡导下，朝野均十分重视礼学，一些经师专习礼学。

《大戴礼记》就是在这种背景下由学者戴德编订的。

根据《汉书·儒林传》的记载，“仓说《礼》数万言，号曰《后氏曲台记》，授沛闻人通汉子方、梁戴德延君、戴圣次君、沛庆普孝公。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戴德和其从兄子戴圣都是西汉《仪礼》（《士礼》）学大师后仓的学生。

他们都成了收集整理礼学文献的积极人物。

后仓担任博士期间，应该是见过不少的朝廷所得的先秦礼学著作，并加以整理，然后传授给学生戴德、戴圣等人。

根据各自的需要，戴德、戴圣分别对后仓传授的礼学著作进一步加以整理。

戴德编订成《大戴礼记》，戴圣编订成《礼记》。

那么戴德、戴圣是怎样分别编订《大戴礼记》、《礼记》呢？《文献通考·经籍考·经部》所收孔安国之孙、博士孔衍的《奏言》云：“又戴圣皆近世小儒，以《曲礼》不足，而乃取《孔子家语》杂乱者，及子思、孟轲、荀卿之书以裨益之，总名曰《礼记》。

”戴圣编订《礼记》，先秦儒家的著作并收其中。

《礼记》中有《大学》一篇，即为曾子著作。

戴德编订《大戴礼记》，情况当和戴圣相似，也选取了先秦儒家之书，包括曾子之书。

戴德将《曾子》书收入《大戴礼记》时，很可能也进行了必要的分类合并与整理，既基本保持了《曾子》书原貌，又克服了先秦古籍往往篇幅短小的缺陷，便于流传和阅读。

由于《大戴礼记》亡佚多篇，我们无法确切知道戴德将《曾子》书整理成十篇还是更多；但这十篇内容丰富，并且能构成一个较完整的体系。

《大戴礼记》所辑录的相当多的篇章为先秦古文礼学著作，亦为近来出土文献湖北荆门《郭店楚墓竹简》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进一步证实。

就《大戴礼记》“曾子十篇”而言，也与郭店楚简和上博竹书内容关系密切。

这也可以从下面的表格对比中看出来：
表一
《大戴礼记》“曾子十篇”郭店楚简《语丛一》《曾子大孝》：
乐正子春曰：“……吾闻之曾子，曾子闻天生百物，人为贵。

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养，人为大矣。

’”
表二
《大戴礼记》“曾子十篇” 上博竹书《内礼》 《曾子立孝》：
君子立孝，其忠之用，礼之贵。

故为人子而不能
孝其父者，不敢言人父不畜其子者；为人弟而不能承
其兄者，不敢言人兄不能顺其弟者；为人臣而不能事
其君者，不敢言人君不能使其臣者也。

故与父言，言
畜子；与子言，言孝父；与兄言，言顺弟；与弟言，
言承兄；与君言，言使臣；与臣言，言事君。

君子之孝也，忠爱以敬，反是乱也。

【第一簡】君子之立孝，（愛）是甬（用），豊（禮）是貴。

古（故）為人君者，言人之君之不能（使）亓（其）臣者，不與言人之臣不能事【第二簡】亓（其）君者；古（故）為人臣者，言人之臣之不能事亓（其）君者，不與言人之君之不能（使）亓（其）臣者。

古（故）為人父者，言人之【第三簡】父之不能蓄子者，不與言人之子之不孝者；古（故）為人子者，言人之子之不孝者，不與言人之父之不能蓄子者。

【第四簡】古（故）為人（兄）者，言人之（兄）之不能（慈）俤（弟）者，不與言人之俤（弟）之不能氶（承）（兄）者；古（故）為人俤（弟）者，言人之（弟）
之不能氶（承）（兄）【第五簡】〖者，不與言人之（兄）
之不能慈俤（弟）者。

故〗曰：與君言，言
（使）臣；與臣言，言事君。

與父言，言畜子；與子言，言孝父。

與（兄）言，言
（慈）俤（弟）；【第六簡】與俤（弟）言，言氶（承）（兄）。

反此（亂）也。

《曾子事父母》： 父母之行，若中道则从，若不中道则谏，谏而不用，行之如由己。

从而不谏，非孝也；谏而不从，亦非孝也。

孝子之谏，达善而不敢争辨。

争辨者，作乱
之所由兴也。

……孝子无私乐，父母所忧忧之，父母
所乐乐之。

孝子唯巧变，故父母安之。

君子事父母，亡（無）厶（私）（樂），亡（無）
厶（私）（憂）。

父母所樂樂之，父母所（憂）（憂）
之。

善則（從）之，不善則（止）之，（止）之而不可，（憐）而任 【第七簡】不可。

唯（雖）至於死，從之。

孝而不諫，不成孝；諫 而 不 從，亦不城（成）孝。

君子孝子，不飤（食）若才（災），腹中攷（巧）（變），故父母安【第八簡】之，如（從）（己）（起）。

《曾子大孝》：
民之本教曰孝，其行之曰养。

养可能也，敬为难；
敬可能也，安为难；安可能也，久为难；久可能也，
卒为难。

第九简： 孝子事父母，以飤（食）亞（惡），（媺）下之。

《曾子大孝》：
夫孝者，天下之大经也。

《曾子事父母》：
单居离问曰：“事兄有道乎？”曾子曰：“有。

尊事之以为己望也，兄事之不遗其言。

兄之行若中道，则兄事之；兄之行若不中道，则养之。

养之内，不养
于外，则是越之也；养之外，不养于内，则是疏之也；
是故君子内外养之也。

”
单居离问曰：“使弟有道乎？”曾子曰：“有。

嘉事不失时也。

弟之行若中道，则正以使之；弟之行
若不中道，则兄事之，诎事兄之道若不可，然后舍之
矣。

” 第十简： 君子曰：俤，民之經也。

才（在）少（小）不静（爭），在大不（亂）。

古（故）為（少）必聖（聽）長之命，為（賤）必聖（聽）貴之命。

從人觀（勸），（然）則
（免）於戾。

可以看出，《大戴礼记》“曾子十篇”与郭店楚简《语丛一》和上博竹书《内礼》在内容上联系密切。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曾子立孝》和《内礼》大部分语句相同。

①出土郭店简的楚墓的年代，估计不晚于公
① 张磊《上海博物馆竹书〈内豊〉与〈大戴礼记〉“曾子十篇”》，《管子学刊》2007年第1期，第107—110页。

元前300年；至于墓中竹简典籍的书写时间，可能还更早一些。

①上博竹书的年代和郭店楚简接近，所以《内礼》篇的成书年代不会晚于公元前300年。

曾子一派活动于公元前400年左右，因此二者的时期已经非常接近。

也就是说，《曾子立孝》作于曾子及其门人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因此，我们不得不相信今本《大戴礼记》中的《曾子立孝》等篇应该属先秦古文献。

今本《大戴礼记》中有包括《曾子立孝》在内的“曾子十篇”，这十篇内容联系密切，语言风格相同。

所以现在看来，“曾子十篇”应该都是先秦古文献，而且和曾子一派有重要关联。

那么，戴德《大戴礼记》中的“曾子十篇”与《汉书·艺文志》著录的“《曾子》十八篇”是何关系呢？依据前文的分析，刘向和戴德所使用的曾子著作，由于都依据朝廷秘府藏书，所以二者内容也应该基本相同。

由于整理编辑的标准不同，“《曾子》十八篇”和《大戴礼记》“曾子十篇”在篇章分合上可能不尽一致。

两汉之际，《大戴礼记》逐渐为人们注意。

人们在传习该书的同时，自然关注其中的“曾子十篇”，而作为单独流传本的《曾子》书由于与《大戴礼记》中的“曾子十篇”内容基本相同，反而不被人们所重视。

三、《曾子》的著录和“曾子十篇”
东汉以降至南朝，《曾子》书逐渐在人们的视野中消失了，史载阙如。

直到《隋书·经籍志》中，才有关于《曾子》一书的著录。

《隋志》云：“《曾子》二卷，目一卷（鲁国曾参撰）。

”未说明篇数。

《隋书·经籍志》根据南朝宋王俭的《七志》、梁阮孝绪的《七录》增损而成，反映了南朝、隋之际的图书情况。

正如《隋书·经籍志序》云：“其旧录所取，文义浅俗，无益教理者，并删去之。

其旧录所遗，辞义可采，有所弘益者，咸附入之。

……近观王、阮志、录，挹其风流体制，削其浮杂鄙俚，离其疏远，合其近密，约文绪义，凡五十五篇，各列本条之下，以备《经籍志》。

”因此，《七志》、《七录》对《曾子》书可能已经著录。

如果这一推论成立，两卷本的《曾子》书至迟在南朝、隋之际已出现了。

魏征还有《群书治要》一书，其中引用了《曾子》书：第一篇为《修身》，与《大戴礼记》的《曾子·立事》篇除篇名、个别字词不同外，其它都完全一样；另外三篇为《立孝》、《制言》、《疾病》，与《大戴礼记》“曾子十篇”中的相应篇章篇名相同，内容除个别词句外，皆相同。

这说明，唐初人所见到的《曾子》书已不出《大戴礼记》“曾子十篇”的范围。

看来，这个两卷本的《曾子》和《汉书·艺文志》所载的十八篇本的《曾子》书是有一定区别的。

蒋伯潜亦云：“魏征《群书治要》中之《曾子》，见引于马总《意林》者，均与《大戴记》合。

”②马总的《意林》系根据庾仲容《子钞》增损而成，而庾仲容为梁朝人。

这说明，南朝、隋之际出现的两卷本的《曾子》和《大戴礼记》“曾子十篇”基本无异了。

因为《大戴礼记》“曾子十篇”早就存在，所以这个两卷本的《曾子》书只能理解为是根据“曾子十篇”而成的重辑本。

《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和《宋史·艺文志》承袭《隋志》的说法，皆云：“《曾子》二卷。

”所不同的是，与《隋书·经籍志》记载相比，又亡“目一卷”。

两宋时期一些学者的著作对此也有所著录，并有了进一步的研究说明。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云：“《曾子》二卷，凡十篇，具《大戴礼》。

后人从其中录出别行，慈溪杨简注。

”这意味着，他看到的是两卷本的《曾子》，篇数为十篇，与《大戴礼记》中的“曾子十篇”无异。

高似孙也看到了这样一本《曾子》书。

其《子略》云：
《曾子》者，曾参与其弟子公明仪、乐正子春、单居离、曾元、曾华之徒讲行孝行之道，天地万物之原，凡十篇，自《修身》至《天圆》，已见于《大戴礼》，篇为四十九至五十八，他又杂见于《小戴礼》，略无少异，是固后人掇拾以为之者欤？
“凡十篇”的《曾子》书与《大戴礼记》“曾子十篇”是一样的，他猜测是重辑本。

南宋末的学者王应麟的《汉书艺文志考证》亦云：
《曾子》十八篇，隋、唐《志》二卷，参与弟子公明仪、乐正子春、单居离、曾元、曾华之徒，论述立身孝行之要，天地万物之理。

今十篇，自《修身》至《天圆》，皆见于《大戴礼》，盖后人摭出为二卷。

这两卷十篇本的《曾子》是后人从《大戴礼记》中“摭出”。

他在《困学纪闻》卷10《诸子》篇中再次重申了这一观点：“《汉志》‘《曾子》十八篇’，今世所传视汉亡八篇矣。

十篇见于《大戴礼》。

”他本人应该看到了这二卷十篇本的《曾子》，并且与《大戴礼记》“曾子十篇”的内容作了比较，所以才做出判断。

同时代的学者晁公武在《郡斋读书志》里面说得更为明确：
《曾子》二卷，鲁曾参撰。

《汉艺文志》《曾子》十八篇，《隋志》《曾子》二卷，目一卷，《唐志》《曾
① 李学勤《先秦儒家著作的重大发现》，载李学勤《重写学术史》，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04页。

② 蒋伯潜《诸子通考》，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348页。

子》二卷。

今世传《曾子》二卷，十篇本也，有题目：“传绍述本”，岂樊宗师与？①视隋亡目一篇，考其书已见于《大戴记》。

二卷十篇本的《曾子》书上面题着“传绍述本”，他据此推测是樊宗师传下来的唐本。

该本内容和《大戴礼记》“曾子十篇”无异。

另外一点应说明的是，晁公武见到的二卷十篇本的《曾子》书首篇篇名为《修身》，和魏征《群书治要》所引《曾子》书首篇篇名相同。

因此魏征和晁公武所见本子很有可能相同。

这似乎更能说明晁公武所见的《曾子》书为唐本。

正如前面已经提及的，戴德将《曾子》书收入《大戴礼记》时，整理为至少十篇，保留下来的即是后人所称的“曾子十篇”。

但就内容来说，并未失《曾子》书之真。

因此，南朝、隋之际根据《大戴礼记》“曾子十篇”重新编辑的《曾子》书内容也就基本可信。

但这两卷十篇本的《曾子》书后来也亡佚了。

《宋史·儒林传》载：“《曾子》内、外、杂篇七，刘清之主编。

”从该《曾子》书分内、外、杂篇来看，它应是刘清之的重“编”本。

《元史》、《明史》则不再提及两卷本的《曾子》，这说明宋末元初之时，两卷本的《曾子》书已经不存在了。

但是，这两卷本的《曾子》书的亡佚似乎也未足可惜，因为它与《大戴礼记》中的“曾子十篇”的内容基本相同。

另外，应当指出的是，南宋末年学者郑樵的《通志》卷66《艺文四·诸子类第六·儒术》中有云：“《曾子》二卷，目一卷，曾参撰。

”他能否亲见二卷本的《曾子》书已无法详考，但他未曾见过“目一卷”是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他稍前或同时代的学者们的著作都未提及“目一卷”。

郑樵于此，应该是袭用前人成说。

四、《曾子》的重辑与“曾子十篇”
宋明时期，理学家们推崇思孟学派，当然也对启迪思孟的曾子非常重视。

但到南宋后期，不但《汉书·艺文志》所著录的“《曾子》十八篇”亡佚殆尽，甚至连《隋书·经籍志》所云的“《曾子》两卷，目一卷”也渺茫难寻。

尊崇曾子而看不到曾子的著作，一些学者便网罗群书，辑录相关资料，希望能最大程度地恢复《曾子》书的原貌。

南宋大儒汪晫便是其中一位。

汪晫生活在理学极盛的南宋晚期，那时，“曾、思二子之学大明于世。

”②他“箪瓢自乐，缣素为生”③， “嘉豚没世，无求于时，问学操履，孜孜师古”④，有感于“‘《曾子》十八篇’，今皆不存。

……寥寥千载，未有能裒而集之表而出之者。

”⑤于是，他立志“为往圣继绝学”⑥，把散见于先秦两汉典籍如《论语》、《孟子》、《大戴礼记》、《礼记》和《孔子家语》诸书中有关曾子的言论、事迹辑录在一起，进行整理，成《曾子全书》，并分为内、外篇。

《曾子全书》外篇的《养老第三》多用《大戴礼记》中的《曾子立孝》、《曾子本孝》、《曾子大孝》和《曾子事父母》等文；外篇中的《晋楚第九》录用了《大戴礼记》中的《曾子疾病》全文；外篇《守业第十》全部选自《大戴礼记·曾子立事》篇。

鉴于外篇中的这几篇都选用了《大戴礼记》“曾子十篇”中的一些篇章，我们推测，在《曾子全书》外篇中已经亡佚的第七、第八篇，可能还选用了《大戴礼记》“曾子十篇”中的篇章。

可以看出，汪晫辑录先秦两汉古籍成《曾子全书》时，是把《大戴礼记》“曾子十篇”作为重要的资料对待的；“曾子十篇”是他所理想的《曾子》书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观汪晫的《曾子全书》全书，中心突出“孝”，使“孝”这种血缘亲情成为人人践行的伦理规范；进而更加强调修身，并由此延伸，移孝作忠，最终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境界。

《曾子全书》与历史上真正的《曾子》书有一定的差距，但却反映了宋儒对曾子思想的理解，体现了宋儒对曾子开启的思孟学派的继承和发展，也显示了曾参作为先秦儒家的重要代表在宋儒心目中的崇高地位，其主旨和中国儒学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明清时期，偶有学者辑录训解《曾子》一书，其中以清人阮元的《曾子注释》4卷最为有名。

阮元非常推崇曾子。

他说：“曾子修身慎行，忠实不欺，而大端本乎孝。

……患之小者毫发必谨，节之大者死生不
① 樊宗师,唐名宦樊泽的儿子,“字绍述,始为国子主簿”；后“授著作佐郎，历金部郎中,绵州刺史”。

宗师极为好学，见《新
唐书·樊泽传》。

② 汪晫《曾子全书·汪泽民序》，《四库全书》影印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③ 汪晫《曾子全书·曾子、子思子全书进表》，1987年。

④ 汪晫《曾子全书·汪泽民序》，1987年。

⑤ 汪晫《曾子全书·俞希鲁序》，1987年。

⑥ 汪晫《曾子全书·曾子、子思子全书进表》，1987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