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刻档案建档式保护和开发利用的实践思考

碑刻档案建档式保护和开发利用的实践思考作者：倪乐贤
来源：《档案与建设》2024年第04期
摘要：文化遗产碑刻档案以碑载文，兼具文物、非遗和档案文献三重特征。

文章以苏州园林书条石档案为例，从建档保护、开放合作、多元推广三方面，总结了文化遗产碑刻档案的建构与利用的实践做法，分析在保护研究、数字开发、成果转化方面存在的不足，提出文化遗产碑刻档案的保护与利用应着眼于整体研究、数智赋能、活化利用，从而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关键词：碑刻档案；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文献；资源建设
碑刻档案以碑载文，兼具文物、非遗和档案文献三重特征，见证并记录了国家、民族、社会的历史变迁和发展。

以往学界已对碑刻档案开展了初步研究，笔者从中国知网搜索“碑刻档案”共有41篇文章，其中以云南地区少数民族碑刻、石刻档案作为研究对象的论文最多，有14篇，占34%，如吕璐嘉[1]、邱志鹏[2]、华林[3]、徐海华[4]等从保护、征集编研及资源体系建设等方面进行分析并提出对策；宋萌[5]、毛巧珍[6]等基于碑刻内容，研究了社会发展及其多重价值；王文兵[7]、钱晓岚[8]等对碑刻档案保护进行研究；丁家友[9]、徐海静[10]等以数字人文视角对碑刻档案的开发利用进行研究。

目前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地域性研究、文物角度的保护、文献角度的价值挖掘以及数字人文角度的开发利用，而从文化遗产角度对碑刻档案整体保护和开发利用研究还不够丰富。

笔者拟结合工作实际，总结经验与不足，并展望今后的努力方向，以期为相关领域文化遗产工作提供启示。

明清时期文人士大夫喜蓄古人法帖，且摹刻、传拓之风尤甚。

苏州地区湿润多雨，木板易受潮发霉，书条石便逐渐取代枣木成为摹刻名家法帖和记录园史园记的最佳载体。

苏州园林书条石数量众多，镌刻精美，内容丰富，被园主安置于墙壁，与苏州园林的建筑融为一体，形成苏州园林独特的文化景观，是极具地方特色、充分彰显中华优秀文化遗产魅力的碑刻档案。

苏州园林的书条石及匾额、楹联、雕刻、装饰因储存了大量的历史、文化、思想和科学信息，物质内容和精神内容都极其深广，构成苏州古典园林丰富的社会文化内涵，成为苏州古典园林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理由之一。

[11]
苏州市园林档案馆是目前中国唯一的园林专业档案馆，馆藏书条石拓片9184张，拓本37册，另有书条石1260方由各园林单位保管。

近年来，该馆依托碑刻档案，围绕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开展了诸多实践，取得了一些成绩。

1 推进碑刻档案建档式保护与开发利用的实践探索
碑刻档案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保护与利用既遵循了国际遗产保护理念及国内的遗产保护规范，又发挥了档案存史资政育人作用，实现了碑刻档案化建构和开发利用。

1.1 强化建档保护，构筑碑刻档案资源体系
苏州园林管理部门依据国际古迹保护理念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针对文化遗产实物原真性、完整性、不可移动性的特点，进行档案化构建。

一是将本体保护与所在建筑、环境保护相结合。

《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宪章》第7条规定：“古迹不能与其所见证的历史和其产生的环境分离。

”书条石生成环境的特殊性要求對其保护不仅在于石体本体，还要关注其所在墙体甚至建筑的完好程度。

如园林管理部门按照国际遗产保护管理要求，拍摄、记录书条石及其所处环境，保存了书条石的照片档案和录像档案，采用精度达到50微米的激光扫描仪采集书条石三维数据，建立了书条石数字档案。

二是将世界文化遗产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相结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第3条规定：“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采取认定、记录、建档等措施予以保存。

”这里的“建档”的实质就是将口头表达和技艺流程记录的过程。

非遗技艺传承具有稳定的传承谱系和“师徒相传”“口传心授”的显著特点，如书条石一般为历史名匠或非遗传承人所刻、拓，因此采集口述档案，抢救文化遗产“活的历史”十分必要。

苏州市园林档案馆采集了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苏州碑刻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时忠德的口述档案，包括刻、拓技艺流程等视频资料，实现了对书条石蕴含文化遗产技艺的保护。

三是将日常监测与保养修复相结合。

碑刻档案的日常维护是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内容，对其保护措施应当形成完整、详细的保养修复档案。

《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宪章》第4条提出：“古迹的保护至关重要的一点在于日常的维护”，《中国文物古迹保护准则》第7条则规定：“保护的每一个程序都应当编制详细的档案。

”依据上述文件，苏州园林管理部门对书条石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措施，在此过程中形成了保护修复计划、方案、报告、鉴定记录、修复日志、用料记录、试验记录及相关照片视频等日常管理的重要档案。

1.2 强化开放合作，推进碑刻档案社会共治
以文献建构实现记忆建构，这一过程的开放性和社会合作成为必要。

[12]近年来，苏州市园林档案馆加强馆际合作、行业交流及社会力量参与，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宣传效果。

一是加强馆际合作。

档案馆、图书馆和博物馆都具有保存人类文化遗产、开展社会教育、传递科学信息的功能，为合作共享提供了有效的途径。

一方面，碑刻档案由于历史的原因，存在流失在外的情况，常保存在各大博物馆、图书馆中，档案馆可通过复制、捐赠或交换复制件
等形式，征集散落在外的各类档案，形成馆藏档案的有力补充。

如苏州市园林档案馆传拓苏州市碑刻博物馆保存的留园书条石旧物，复制苏州市图书馆保存的《留园法帖》旧拓本，填补馆藏档案空白。

另一方面，通过文化遗产项目之间的关联推动遗产项目融合发展。

如苏州市园林档案馆与苏州市档案馆联合举办“开放与繁荣——探寻丝绸档案、苏州园林两大遗产中的开放精神专题展”、苏州园林书条石文化交流活动暨档案学术研讨会等，共话文化遗产保护和利用新路径。

二是促进行业交流。

档案研究成果必须通过多样化的形式推向社会，转化为公共文化产品，才能体现档案价值。

举办展览、专题研讨、联合编研等形式，可有效加强行业交流合作。

如近年来，苏州市园林档案馆与广州越秀公园、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等十多家文旅单位合作，联合举办书条石拓片展，促进文旅融合。

三是引入社会力量。

引入社会力量全面参与档案的征集、保护、宣传、数字化各个环节。

如邀请非遗传承人传拓园内书条石，形成完整的拓片档案；请专业修裱师修补清代拓本；委托档案外包机构完成书条石及拓片档案的扫描、拍摄，等等。

1.3强化多元推广，提升碑刻档案社会关注
园林档案馆充分挖掘书条石档案的文化属性，以编研、表演、文创等形式积极推广，努力把特色档案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遗产开发利用优势。

一是编研成果的推广。

碑刻档案文献具有原始性、真实性的特点，记录了文化遗产的发展历史，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精神，因而可以利用碑刻档案承载的档案信息，考证历史、编纂志书、出版编研成果，积极向社会公众推广。

例如，苏州留园充分利用档案研究成果，在每方书条石下增设二维码，让游客通过手机扫码识读书条石形成背景、内容原文及价值评析，将档案编研成果转化为公共旅游文化产品。

二是表演技艺的推广。

碑刻档案是承载非遗技艺的载体，非遗传承人的表演是传承和宣传非遗技艺的重要方式，也是加强文化遗产交流、进行档案宣传教育的强有力方式。

苏州市园林档案馆不定期邀请非遗苏州碑刻技艺传承人展示传拓技艺，面向市民免费开展研学活动，不断扩大书条石文化在社会中的影响力和辐射力。

三是文创产品的推广。

档案文创产品是档案文化资源的成果转化，也是近年来活跃于档案界的创意开发利用方式。

从档案中提取文化元素，设计符合公众心理需求的文化产品，能够使公众获取多样的档案文化体验。

如苏州市园林档案馆运用书条石元素，开发书条石系列档案文创（鼠标垫、晴雨伞、手袋等），使档案文化更好融入日常生活。

2 梳理碑刻档案保护与利用的不足
目前我国仅专门针对实物档案出台行业标准《实物档案数字化规范》（DA/T 89—2022），没有专门针对碑刻档案管理的统一标准，碑刻档案在保护研究、共享利用、活化利用方面还存在一定的提升空间。

2.1 整体保护研究仍待增强
长期以来，碑刻档案的保护研究以本体为主，对其内容的研究不够全面、丰富。

部分碑刻档案记录的内容专业性较强，虽包含信息丰富，但囿于种种限制，导致其作为档案文献的内容研究不足，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传播利用。

如书条石文献中楷、篆、隶、草等多种字体并存，另有生僻字、通假字、异体字，且部分石体断裂、残缺或字迹模糊，石体未经修复，给档案人员字体识别、古文句读、原文识读带来一定难度，导致目前相关研究仍显薄弱。

在此基础上，如何使文化遗产资源更好地被“選样”和系统化“汇集”，促进遗产项目的文化要素和信息载体有效整合[13]，缺乏进一步的理论和实践指导。

2.2 数字开发运用仍有差距
目前，书条石档案的数字化较多采取三维扫描、照片拍摄的形式，处于信息采集与存储阶段，仅仅实现了对其数字化，没有实现向数据化转变，扫描成果也缺少在线数字展示和共享。

此外，文化遗产碑刻档案的日常监测、评估、分析、预警等动态管理数据是档案信息的重要来源，这些档案在“世界文化遗产监测预警平台”和“档案管理平台”存在交叉管理的现象，在信息整合共享方面存在壁垒。

2.3 遗产项目活化仍显不足
书条石档案专业性较强，受众相对狭小，开发利用成果以展览、编研、文创等静态文字和图片传播为主，互动性不强。

同时，遗产项目之间的整合与表达形式的多样化不足，展览基本围绕文献内容展开，缺乏结合文物遗存、非遗技艺的立体化、全方位、多层次的价值表达，产品多样性供给不足造成公众文化认同感不强，参与度不高。

3 提升文化遗产碑刻档案保护与利用的路径思考
碑刻档案兼有文化遗产价值，因而对其管理是履行遗产公约、体现管理水平、展现中国形象的重要方式。

园林管理部门只有通过顶层设计、数智赋能、活化利用，才能进一步提升文化遗产的档案资源建设高度。

3.1 突出顶层设计，加强档案管理
以整体思维推进碑刻档案的保护与开发，通过组建专业团队、加强专项研究、开展整体保护，挖掘文化遗产项目的多重价值。

一是组建文化遗产专业团队。

档案智库作为新时代档案工作转型升级发展的重要思想库，能够为档案事业现代化发展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

[14]如书条石碑刻档案领域，可组建由档案、文史、遗产、金石等专家团队组成的文化遗产专家库，加强专家团队在碑刻版本鉴定、字体辨认、价值研究、遗产项目融合等方面的权威指导等；相关碑刻博物馆或档案馆可鼓励馆员积极参加文化遗产、文物保护、古籍装裱、大众传播、网络安全等领域综合课程学习，提高人才队伍的整体素质。

二是加强专项收集研究。

首先，相关管理部门可利用文化遗产行业监管的契机，开展地区性的碑刻档案摸底普查、收集建档，做到地方性的档案资源全覆盖。

其次，可联合保管单位、文保单位、大专院校及其他社会力量，加强专项课题研究，围绕碑刻档案的保管标准、数字建设、保护修复、展览交流、公众教育与人员培训方面形成统一规范的标准管理体系。

如2023年5月，苏州市园林档案馆参与承办苏州园林书条石文化交流暨档案学术研讨活动，来自园林、档案、书法、碑刻、文博、社科等领域的近四十位专家学者出席了活动。

与会者们就书条石文献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建言献策、汇经验、聚合力，共话园林书条石文化发展新路径，为今后碑刻档案工作开展提供了新思路。

三是开展整体保护修复。

档案界逐步将档案保护与文物保护、图书古籍保护结合，实现档案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走大保护道路”。

[15]碑刻档案受自然条件影响，存在损坏现象，管理部门在实施保护修复项目时，应整体考虑碑刻与建筑的关联，碑刻与拓片的关联，比如利用拓片档案与书条石原比例、原尺寸的关系，邀请非遗碑刻传承人对字迹模糊不清的书条石进行摹刻，恢复其原貌，为保护找到原始依据，并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对其整体鉴定和评估后进行可逆的抢救性修复措施。

2021年，苏州市园林档案馆针对书条石拓本、拓片污渍、残缺、断裂、分层、微生物损害等问题，通过苏州姑苏区非遗苏州装裱技艺（古旧书画修复技艺）项目，以传统手段开展修复保护。

三是引入社会力量。

引入社会力量全面参与档案的征集、保护、宣传、数字化各个环节。

如邀请非遗传承人传拓园内书条石，形成完整的拓片档案；請专业修裱师修补清代拓本；委托档案外包机构完成书条石及拓片档案的扫描、拍摄，等等。

1.3强化多元推广，提升碑刻档案社会关注
园林档案馆充分挖掘书条石档案的文化属性，以编研、表演、文创等形式积极推广，努力把特色档案资源优势转化为文化遗产开发利用优势。

一是编研成果的推广。

碑刻档案文献具有原始性、真实性的特点，记录了文化遗产的发展历史，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精神，因而可以利用碑刻档案承载的档案信息，考证历史、编纂志书、出版编研成果，积极向社会公众推广。

例如，苏州留园充分利用档案研究成果，在每方书条石下增设二维码，让游客通过手机扫码识读书条石形成背景、内容原文及价值评析，将档案编研成果转化为公共旅游文化产品。

二是表演技艺的推广。

碑刻档案是承载非遗技艺的载体，非遗传承人的表演是传承和宣传非遗技艺的重要方式，也是加强文化遗产交流、进行档案宣传教育的强有力方式。

苏州市园林档案馆不定期邀请非遗苏州碑刻技艺传承人展示传拓技艺，面向市民免费开展研学活动，不断扩大书条石文化在社会中的影响力和辐射力。

三是文创产品的推广。

档案文创产品是档案文化资源的成果转化，也是近年来活跃于档案界的创意开发利用方式。

从档案中提取文化元素，设计符合公众心理需求的文化产品，能够使公众获取多样的档案文化体验。

如苏州市园林档案馆运用书条石元素，开发书条石系列档案文创（鼠标垫、晴雨伞、手袋等），使档案文化更好融入日常生活。

2 梳理碑刻档案保护与利用的不足
目前我国仅专门针对实物档案出台行业标准《实物档案数字化规范》（DA/T 89—2022），没有专门针对碑刻档案管理的统一标准，碑刻档案在保护研究、共享利用、活化利用方面还存在一定的提升空间。

2.1 整体保护研究仍待增强
长期以来，碑刻档案的保护研究以本体为主，对其内容的研究不够全面、丰富。

部分碑刻档案记录的内容专业性较强，虽包含信息丰富，但囿于种种限制，导致其作为档案文献的内容研究不足，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传播利用。

如书条石文献中楷、篆、隶、草等多种字体并存，另有生僻字、通假字、异体字，且部分石体断裂、残缺或字迹模糊，石体未经修复，给档案人员字体识别、古文句读、原文识读带来一定难度，导致目前相关研究仍显薄弱。

在此基础上，如何使文化遗产资源更好地被“选样”和系统化“汇集”，促进遗产项目的文化要素和信息载体有效整合[13]，缺乏进一步的理论和实践指导。

2.2 数字开发运用仍有差距
目前，书条石档案的数字化较多采取三维扫描、照片拍摄的形式，处于信息采集与存储阶段，仅仅实现了对其数字化，没有实现向数据化转变，扫描成果也缺少在线数字展示和共享。

此外，文化遗产碑刻档案的日常监测、评估、分析、预警等动态管理数据是档案信息的重要来源，这些档案在“世界文化遗产监测预警平台”和“档案管理平台”存在交叉管理的现象，在信息整合共享方面存在壁垒。

2.3 遗产项目活化仍显不足
书条石档案专业性较强，受众相对狭小，开发利用成果以展览、编研、文创等静态文字和图片传播为主，互动性不强。

同时，遗产项目之间的整合与表达形式的多样化不足，展览基本
围绕文献内容展开，缺乏结合文物遗存、非遗技艺的立体化、全方位、多层次的价值表达，产品多样性供给不足造成公众文化认同感不强，参与度不高。

3 提升文化遗产碑刻档案保护与利用的路径思考
碑刻档案兼有文化遗产价值，因而对其管理是履行遗产公约、体现管理水平、展现中国形象的重要方式。

园林管理部门只有通过顶层设计、数智赋能、活化利用，才能进一步提升文化遗产的档案资源建设高度。

3.1 突出顶层设计，加强档案管理
以整体思维推进碑刻档案的保护与开发，通过组建专业团队、加强专项研究、开展整体保护，挖掘文化遗产项目的多重价值。

一是组建文化遗产专业团队。

档案智库作为新时代档案工作转型升级发展的重要思想库，能够为档案事业现代化发展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

[14]如书条石碑刻档案领域，可组建由档案、文史、遗产、金石等专家团队组成的文化遗产专家库，加强专家团队在碑刻版本鉴定、字体辨认、价值研究、遗产项目融合等方面的权威指导等；相关碑刻博物馆或档案馆可鼓励馆员积极参加文化遗产、文物保护、古籍装裱、大众传播、网络安全等领域综合课程学习，提高人才队伍的整体素质。

二是加强专项收集研究。

首先，相关管理部门可利用文化遗产行业监管的契机，开展地区性的碑刻档案摸底普查、收集建档，做到地方性的档案资源全覆盖。

其次，可联合保管单位、文保单位、大专院校及其他社会力量，加强专项课题研究，围绕碑刻档案的保管标准、数字建设、保护修复、展览交流、公众教育与人员培训方面形成统一规范的标准管理体系。

如2023年5月，苏州市园林档案馆参与承办苏州园林书条石文化交流暨档案学术研讨活动，来自园林、档案、书法、碑刻、文博、社科等领域的近四十位专家学者出席了活动。

与会者们就书条石文献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建言献策、汇经验、聚合力，共话园林书条石文化发展新路径，为今后碑刻档案工作开展提供了新思路。

三是开展整体保护修复。

档案界逐步将档案保护与文物保护、图书古籍保护结合，实现档案文化遗产的“整体保护”“走大保护道路”。

[15]碑刻档案受自然条件影响，存在损坏现象，管理部门在实施保护修复项目时，应整体考虑碑刻与建筑的关联，碑刻与拓片的关联，比如利用拓片档案与书条石原比例、原尺寸的关系，邀请非遗碑刻传承人对字迹模糊不清的书条石进行摹刻，恢复其原貌，为保护找到原始依据，并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对其整体鉴定和评估后进行可逆的抢救性修复措施。

2021年，苏州市园林档案馆针对书条石拓本、拓片污渍、残缺、断裂、分层、微生物损害等问题，通过苏州姑苏区非遗苏州装裱技艺（古旧书画修复技艺）项目，以传统手段开展修复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