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明朝“争国本”事件及其影响

浅析明朝“争国本”事件及其影响
导论
“争国本”事件是明朝的一件大事，是万历年间最重要的政治事件之一，
历来是史家研究的中心事件，成果颇多。

“争国本”事件影响极其深远且广泛，而其中关于“明末三大案”方面的研究成果尤其多，本文就影响之中一些较少
被研究的方面进行浅析。

要了解与分析“争国本”事件，就要先了解与分析明神宗其人。

温功义先
生在其《三案始末》的“万历——三案的造因者”一章中便较为详细的分析论
述了明神宗：首先论述了张居正、李太后、冯保三人对神宗的控制，其中提到
了张居正作为帝师对神宗的教育，并指出了这种教育对后来“争国本”事件的
影响，“后来他（神宗）在立长、立爱这个问题上所以总觉很是为难，并且显
得颇为心怯，张居正这些教导确乎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还指出张居正对神宗
最大的影响，“便是养成了他的疏懒的习性”（神宗在军政大事上对张居正的
过于依赖）；同时，也分析了神宗在生活方面隐隐的对张居正的不满，并最后
导致了在张居正去世后神宗态度的剧变，也分析了在抄张居正家后神宗的“贪
欲益炽”；最后，论述了后张居正时代万历朝的一些情况，如申时行、矿税等。

1
樊树志的《帝王心里：明神宗的个案》一文中，把心理分析应用于历史研究，从心理分析角度，将明神宗作为个案研究，指出，明神宗是一个集权力欲
与怠于朝政于一身的皇帝。

2
对于“争国本”事件，历来史家对其始末有颇多论述，如何孝荣的《万历
年间的“国本”之争》3，温功义《三案始末》的“立储上的犹豫不决——三案
起因”一章4等，以党争为视角，论述了“争国本”事件始末。

尹选波的《争国本：君臣博弈的政治解读》5一文，则从政治视角解读，发现了“争国本”事件
折射了专制王朝政治运作的内在逻辑。

对于“争国本”事件的影响，尤其是“明末三案”与明末党争方面，史家
对此做了大量的研究，成功颇丰，对“妖书案”的始末也有所研究，但大多是
就其过程以及细节进行研究，深入的剖析较少（因为相比于“三案”，“妖书案”并没有在泰昌、天启朝被作为党争的主要题目）。

商鸿逵的《明末“三案”
1温功义，《三案始末》，四川：重庆出版社，1984年11月，62-89。

2樊树志，《帝王心里：明神宗的个案》，学术月刊，1995年01期。

3何孝荣，《万历年间的“国本”之争》，《山东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7年04期。

4温功义，《三案始末》，四川：重庆出版社，1984年11月，90-105.
5尹选波，《争国本：君臣博弈的政治解读》，《阅江学刊》， 2012年02期。

究竟》1，任昉的《明末的党争与“三案”》2，温功义《三案始末》的“梃击
案始末”“红丸案”“移宫”“《三朝要典》，三案翻了过来”“崇祯嗣位，
三案又翻了回去”五章3等，都分析论述了“明末三案”。

杨艳秋的《明光宗实录、三朝要典的编修》4则从天启年间的两部官修史书的编修的角度，论述了
“三案”及其影响。

张秀春的《试论<闺范>与国本之争》5较为详细的分析论述
了“妖书案”与“争国本”事件的关系以及其经过。

论析东林党和明末党争的很多，谢国祯的《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系统考
察了明末党争的成因6，王天有的《晚明东林党议》详细考察了东林党的政治、
经济背景7，朱文杰的《东林党史话》对东林党的历史进行了系统的阐述8，张宪宪博的《东林党、复社与晚明政治》则对东林党与西方近代政党进行了对比研
究9，小野和子的《明季党社考》从政治、经济利益方面阐释了明末党争的原因。

10研究明末党争一般除了对其细节、过程进行论述外，也会通过人物研究来进行挖掘，如王克婴的《明末浙党领袖沈一贯简论》11，王学深、房蓉的《冯铨被参案》（研究明末党争在清初的延续）12等。

最后是“争国本”事件最终对明朝衰落与灭亡的影响，在这方面学术界还
是有一定争论的，如苏德荣的《“明亡于神宗”论》13，李治亭的《明亡于神宗
1商鸿逵，《明末“三案”究竟》，《历史教学》， 1985年06期。

2任昉，《明末的党争与“三案”》，《文史知识》， 1994年01期。

3温功义，《三案始末》，四川：重庆出版社，1984年11月，106-159.
4杨艳秋，《明光宗实录、三朝要典的编修》，《史学史研究》，1998年04期。

5张秀春，《试论<闺范>与国本之争》，《中国典籍与文化》， 2005年02期。

6谢国祯，《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

7王天有，《晚明东林党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8朱文杰，《东林党史话》，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

9张宪博，《东林党、复社与晚明政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2004年05月18日，003版。

10[日]小野和子，《明季党社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月。

11王克婴，《明末浙党领袖沈一贯简论》，《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9年03
期。

12王学深，房蓉.《冯铨被参案》，《紫禁城》，2010年11期。

13苏德荣，《“明亡于神宗”论》，《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4年01期。

辨》1，两文认为的影响程度便不同。

高振华的《试论皇权与阁权的斗争——明
亡原因新探》认为皇权与阁权的对立斗争，推动了明朝的灭亡。

2
总之，关于明朝“争国本”事件及其影响，许多史家、学者对此进行了多
角度、深层次的研究，大多主要对其始末有非常详细的阐述，或者通过对某个
特定人物进行挖掘，以期对其发展线索进行更详尽的梳理与揭示。

但是，史家、学者对“争国本”事件对明熹宗的消极影响较少论述，本文将主要从此方面进
行一些论析，以期为大家能够更好地研究明末政治、社会以及历史提供一些帮助。

一、“争国本”事件
（一）明神宗其人
明神宗朱翊钧（1563年-1620年），明朝第十三代皇帝，年号万历。

明穆
宗朱载垕第三子，母李贵妃，隆庆二年（1568年），六岁的朱翊钧被立为皇太子。

隆庆六年（1572年），穆宗驾崩，十岁的朱翊钧即位，是为明神宗。

明神宗在位的前十年，由于年龄还比较小，尚不能亲自处理政务，其母李
太后便将一切军政大事都交由内阁首辅张居正来主持裁决。

在这十年间，掌权
的张居正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一时吏治较为清明，社会经济有所发展，
使一度出现衰败气象的大明王朝又在表面上重新焕发了生机。

张居正还作为帝师，一心想把小皇帝教育成改革的接班人，所以对他的教
育非常严格。

但张居正的教育总体上是失败的，“他虽呕心沥血耿耿忠心却培
养了一位不合格的皇帝”3。

当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去世后，明神宗便开开始了对张居正的一系列清算行动，十一年“三月甲申，追夺张居正官阶”4，十二年“四月乙卯，籍张居正家”，“八月丙辰，榜张居正罪于天下，家属戍边”5。

开始亲政的神宗，有过一段时间勤于政务，想做一个好皇帝。

然而，
到了十七年（1589年），“自是临御遂简”6，自此罢朝近三十年之久。

神
宗长期不上朝的原因在此处不进行详细的分析（许多史家、学者已从多方面
对此有所研究），但与“争国本”是分不开的。

1李治亭，《明亡于神宗辨》，《史学集刊》， 1998年02期。

2高振华，《试论皇权与阁权的斗争——明亡原因新探》，《湖北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0年10期。

3陈韶旭，李桂云.《张居正的失败》，《张家口师专学报》， 2001年02期。

4(清)张廷玉等编撰,《明史》卷二十，北京:中华书局, 1974年1月。

5同上
6同上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五十八岁的明神宗驾崩，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
的皇帝。

神宗死后，传位于皇太子朱常洛，是为明光宗。

了解了明神宗其人，才能更好地了解在万历朝为什么会出现“争国本”事件，这一点已经在温功义先生的《三案始末》中有了较为全面的说明，温先生
也提到了张居正对明神宗教导的影响，但并没有说明张居正对神宗教育的失败
对后来发生“争国本”事件的重大影响。

在《张居正的失败》1一文中虽然对张
居正对神宗教育的失败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但此文单纯在分析失败的原因，并
不关心失败的后续的重大影响。

在中央权力越高度集中的社会，对最高领导人的接班人的教育问题就越重要。

在万历前十年，张居正其实是事实上的皇权代言人，他几乎掌控着大明帝
国的最高统治权。

而在这段时间，神宗实际上是处在接班的状态，所以对他的
教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将会决定后张居正时代大明王朝的最高统治者的
素质，也就必将影响历史的发展。

神宗在张居正死后与其的决裂，也说明不久后与以前的生活决裂的必然性。

在决裂之后，他的罢朝等也就好理解了。

同时，神宗开始讨厌他的官僚机构。

（黄仁宇先生在他的《万历十五年》中，详细描写了明神宗和他的官僚机构的
恶劣关系，并分析出"争国本"的重要原因之一：神宗十分厌恶他的官僚机构，
出于严重的逆反心理，，神宗用自己仅剩的否决权在报复那些文官。

）2而神宗
讨厌他的官僚机构，与张居正对他教育的失败是分不开的。

（二）“争国本”事件始末
由于历来史家、学者对“争国本”事件的始末已进行了详细的论述，所以
此处只为本文所需要而进行简单的论述。

国本即太子。

“争国本”即神宗与群臣围绕皇位继承问题展开的激烈的
争论。

神宗王皇后无嗣，王恭妃于万历十年（1582年）八月生子常洛，是为
皇长子。

郑妃于十四年（1586年）正月生子常洵，为第三子。

由于神宗宠爱
郑妃，便很快以此晋封其为贵妃，生下皇长子的王恭妃则反而没有受到加封，且迟迟不立皇长子常洛为太子，于是便有了神宗欲废长而立爱的传闻，朝廷
内外一片哗然，自此掀开了长达十余年的“争国本”事件。

十四年二月，“辅臣申时行等请册立东宫”3，神宗借口皇长子还比较小，再等二三年。

然后，内阁和六部的姜应麟、沈璟、孙如法等无数大臣多次奏
请册立常洛为太子，绝大多数官员都被神宗以各种罪名贬谪和斥责。

十八年（1590年），神宗许诺的“二三年”之期早已过去，正月，“召
见大学士申时行等于毓德宫，出皇长子见之”1，继续以“长子犹弱”2为理由由拖延时间。

之后，君臣进行了更为激烈的争论。

1陈韶旭，李桂云.《张居正的失败》，《张家口师专学报》， 2001年02期。

2黄仁宇，《万历十五年》，北京:中华书局， 2007年1月
3(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七《争国本》，北京:中华书局， 1977年2月。

二十一年（1593年），在与群臣争论多年后，神宗决定加快改立太子的进程。

正月，“诏并封三皇子为王”3，即要将皇长子常洛、皇三子常洵和皇五子常浩一并封王，以后再择其中善者为太子。

群臣坚决反对，神宗只能作罢。

此后，又纷争数年，至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十月，在李太后的干预下，已年近二十的朱常洛才终于被立为太子，“国本之争”才基本结束。

但此后，福王常洵并不赴其封国，长期逗留京师，于是群臣又纷纷上书要求其按祖制离京赴封地居住，如叶向高、孙慎行等。

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三月，福王终于被迫前往封国。

至此，“争国本”事件才最终以群臣的胜利而结束。

这就是“争国本”事件的主要进程。

在“争国本”过程中所体现的君臣斗争、党争等问题也是历来史家较多论述的方面。

二、“争国本”事件的影响
（一）“妖书案”与“明末三大案”
“争国本”事件直接导致了“妖书案”与“明末三大案”，使大明王朝进一步衰落，间接导致了大明王朝的最后灭亡。

而“妖书案”与“明末三案”也由于学术界已有大量成果而只需简单论述。

1. “妖书案”
万历年间的两次“妖书案”是“争国本”事件直接导致的，是“明末三大案”的前兆。

“妖书案”充分暴露出明末朝廷中党争的激烈。

两次案件前后关连，有不少在朝的大臣，在野的读书人，甚至平民百姓都受到牵连，成为宫廷斗争的牺牲品。

第一次“妖书案”发生在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

张秀春的《试论<闺范>与国本之争》较为详细的分析论述了“妖书案”源起《闺范图说》的原因以及发展。

二十六年五月，吏科给事中戴士衡借吕坤（《闺范图说》的作者）上《天下安危疏》（即《忧危疏》）一事，上疏弹劾吕坤，“谓吕坤逢迎掖庭”4，依附郑贵妃。

而在此时，一个自称“燕山朱东吉”的人专门为《闺范图说》写了一篇跋文，叫《忧危竑议》，并在京师广为流传，此即所谓的“妖书”。

1(清)张廷玉等编撰,《明史》卷二十，北京:中华书局, 1974年1月。

2(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七《争国本》，北京:中华书局， 1977年2月。

3(清)张廷玉等编撰,《明史》卷二十，北京:中华书局, 1974年1月。

4(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七《争国本》，北京:中华书局， 1977年2月。

“朱东吉”意即朱家（即皇家）的东宫太子一定大吉（即太子之位不会被别有
用心之人所夺取）。

文中专门“援引历代嫡庶废立之事”1，影射“国本”的问题，大概是说，吕坤想讨好郑贵妃，而郑贵妃实质上是为了自己的儿子夺取太
子之位而努力。

又称吕坤与外戚郑承恩、张养蒙，魏允贞等九人结党，依附郑
贵妃。

此“妖书”一出，立即引起了轩然大波。

被神宗看到后，很是恼怒，但他并不想把事情闹大，便下令逮捕“嫌疑者”樊玉衡和戴士衡，并分别谪戍广东
雷州和廉州。

第一次“妖书案”，并未在政坛引起较大的震动。

然而，六年后，又发生
了第二次“妖书案”。

又经过数年的纷争，万历二十九年朱常洛才终于被立为太子。

但福王常
洵并不之国，而且神宗也不大喜欢太子。

所以，常洛的太子之位也被认为并
不是那么可靠。

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十一月十一日，内阁大学士朱赓等都发现了一份
题为《续忧危竑议》的揭帖已经在京师广为散布。

《续忧危竑议》假托“郑福成”为问答。

“郑福成”意即郑贵妃之子福王常洵能够成功。

书中大概意思是说：皇上立皇长子为太子是出于不得已，将来肯定会更易；之所以用朱赓为内
阁大臣，是因为“赓”与“更”同音，即更易之意也。

此书“凡三百余言”2，
但却在京城中掀起了轩然大波，时人皆称其为“妖书”。

神宗得知后，再次震怒，“诏五城大索”3，第二次“妖书案”由此而起。

《续忧危竑议》中，攻击了内阁大学士朱赓和首辅沈一贯，牵扯了朝廷的
高官，并由此引发一场大狱。

案情始终不能定案，明神宗大怒，会审众官人人自危。

如此一来，必须要
尽快“结案”。

十一月二十一日，妖书发现后十日，东厂捕获了一名与“妖书案”有关的
落魄秀才皦生光，并将其屈打成招。

但《续忧危竑议》一文非熟悉朝廷之大臣不能为，皦生光是不可能的，所
以大家都明白“妖书案”其实与皦生光无关。

但急于平息事端的明神宗还是匆
匆结案，皦生光被凌迟处死，家属发配边疆充军，成为宫廷斗争的牺牲品。

皦生光死后，第二次“妖书案”就此而平。

“妖书案”虽平，但其影响所及，却已远逾宫廷，遍及朝野，充分暴露出明末朝廷中党争的激烈。

“争国本”
1(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七《争国本》，北京:中华书局， 1977年2月。

2同上
3(清)张廷玉等编撰,《明史》卷二十一，北京:中华书局, 1974年1月。

事件所引起的宫廷斗争也并没有就此平息，到了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便
发生了“明末三大案”之“梃击案”。

2. “梃击案”
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福王终于之国，才最终真正确立了朱常洛的
太子地位，“争国本”事件才最终结束。

但“国本之争”的余波引起的宫廷
的权力之争仍未停止。

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五月，“蓟州男子张差持梃入慈庆宫，击伤守
门内侍，下狱”1，慈庆宫是皇太子居住之地。

梃击之案自是起。

张差梃击太子宫之事，震惊了朝野内外，争论不一。

支持郑贵妃，倾向
福王为太子的大臣认为张差是疯癫所为；支持皇太子的大臣认为这是陷害太
子的阴谋。

经刑部十三司会审，查明张差系京畿一带白莲教的一支红封教的成员，
其首领为马三道、李守才，他们与郑贵妃宫内的太监庞保、刘成勾结，派张
差打入宫内，梃击太子宫。

梃击案牵连到了郑贵妃，神宗极力调解皇太子
与郑贵妃之间的矛盾，又“召见廷臣于慈宁宫”2，表示自己立太子的诚意。

此案经过复杂的斗争与审判后，“张差伏诛”3，马三道、李守才发配远
方戍守，太监庞保、刘成在内廷被击毙，梃击案掀起的轩然大波暂时平息。

3.“红丸案”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七月，神宗崩。

皇太子朱常洛继位，是为明光宗。

光宗即位不久后就病重，召内官崔文升治病。

服用崔文升开的药后，就
开始腹泻，致使不能上朝。

之后，“鸿胪寺官李可灼进红丸”4。

次日（九月
初一）光宗驾崩，继承皇位仅一个月。

此宫廷案件因“红丸”引发，史称
“红丸案”。

光宗八月初一继位，九月初一就驾崩了，朝野上下议论纷纷。

这个案子，一直争吵了八年，成为天启朝党争的重要题目之一。

4.“移宫案”
明光宗即位后，太子朱由校与一直抚养他的李选侍一起迁住乾清宫。

一
月后，光宗驾崩，李选侍控制了乾清宫，企图逼封皇太后。

杨涟、刘一燝等
朝臣即直奔乾清宫，请见朱由校，商谈即位之事。

在大臣们的力争下，李选
侍方准朱由校与大臣们见面。

杨涟、刘一燝等即保护朱由校突破李选侍和魏
1(清)张廷玉等编撰,《明史》卷二十一，北京:中华书局, 1974年1月。

2同上
3同上
4同上
忠贤的阻拦离开乾清宫，暂将他安排在太子宫居住，由东宫伴读太监王安负
责保护。

之后，朝臣们要求李选侍移出乾清宫，李选侍又要求先封自己为皇太后，亦遭大臣们的拒绝，矛盾日渐激化。

朱由校乾清宫登极大典日期迫近，李选
侍尚未有移宫之意。

内阁大臣站在乾清宫门外迫促，王安在乾清宫内力驱，
李选侍最终无奈，移出乾清宫。

九月六日，朱由校终于临御奉天门，即皇帝位，改元为天启。

至此，“移宫案”风波才算暂告结束。

“移宫案”与万历朝的“梃击案”、泰昌朝的“红丸案”一直是天启朝
党争的题目，史称“明末三大案”
（二）东林党与明末党争
在此次“争国本”事件中，和万历帝抗争得最强硬的一批名儒士大夫，
后来大多成了东林党人，并且成为了中坚分子，间接引发了明末几十年的党争。

1.东林党
东林党是明朝末年以江南官僚为主、各省官僚依附组成的一个官僚政治集团。

“南北言官群击李三才、王元翰，连及里居顾宪成，谓之‘东林党’。

”1
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以顾宪成与高攀龙为首的学者重修东林书院，
并在此讲学。

这种政治性讲学活动，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影响。

东林书院则成
为江南谈论国事的舆论中心，“三吴士绅”、在朝在野的各种政治代表人物、东南城市势力、某些地方实力派等，一时都聚集在以东林书院为中心的东林
派周围。

时人称之为东林党。

明神宗统治后期，皇帝长期罢朝，政治日益腐化，社会矛盾激化。

东林
党人针对这一现象，提出了一些有益的主张。

明末党争中，东林党的主要对立面是齐楚浙党。

万历后期，双方以“争
国本”为首，以三案为余波，相攻不已。

天启帝时期，宦官魏忠贤专政，形成明代势力极大的阉党，齐楚浙诸党
争相依附之，对东林党人实行了残酷的打压。

2.明末党争始末及其对明末历史与社会的影响
明末党争指明末东林党与宦党、浙党等之间的斗争。

明万历时起，朝政
日趋腐败，党争迭起。

东林党在上一节已做了较为详尽的阐述。

与东林党同时，另一批官吏士
绅又组成浙、齐、楚、宣、昆各党派，各党皆以乡里命名。

这些党派相互之
1(清)张廷玉等编撰,《明史·孙丕扬传》卷二十，北京:中华书局, 1974年1月。

间也有矛盾，“务以攻东林排异己为事”1。

在这些党派中，以浙党势力较大，浙党首领沈一贯、方从哲都曾经先后出任内阁首辅。

明末党争从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京察”开始，一直到弘光元年（1645），始终没有停止过。

开始是东林党和齐、楚、浙三党之争，后来演
变为东林党与阉党之争。

万历“争国本”事件中，内阁大学士王锡爵、沈一贯、方从哲等先后与
神宗妥协，东林党人便上书反对，各党派又反对东林。

于是起“妖书案”、
三王并封之争、福王之国之争、“明末三大案”等，东林党与齐楚浙党等在
立太子问题上展开了长达二十余年的争论。

最后，神宗终于皇长子立常洛为
太子，东林党占了上风。

熹宗时，党争愈演愈烈。

最初，东林党人叶向高、邹元标、杨涟、赵南
星等人得到执政的机会，浙、昆、宣等各党派一度受到排斥。

但此势不久，
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宦与浙、齐、楚、宣、昆各党中的一部分人结成联盟，异
军突起，被东林党称为“阉党”，朝廷内外，遍置死党，把持朝纲，为所欲为。

东林党人激烈反对“阉党”掌权。

魏忠贤借“梃击、红丸、移宫”三案为由，迫害东林党人，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黄尊素等人被捕处死，东林党受挫。

天启七年（1627年），熹宗驾崩，崇祯帝继位，捕杀阉党。

南
明政权下，党争仍在继续。

如“复社”与马士英、阮大铖的斗争。

“明之亡，有诸多不可避免的必然，而党争所起作用，为其荦荦大者。

”2
明末激烈的党争大大削弱了明朝的力量。

明末几十年的党争, 使大明王朝进一步衰落，间接导致了大明王朝的最后灭亡。

（三）对明光宗、明熹宗的消极影响
“争国本”事件还有一个重大的影响：朱常洛的太子地位长期处于不稳定
的状态，不仅使自己压力很大而无心国事甚至短命，而且也无心教育关心朱由检。

明熹宗天启年间“阉党”掌权，也与此有极大的关系。

由于明光宗的死因与“红丸案”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在“争国本”事
件对光宗的消极影响比较明显且研究较多，再加上其在位仅仅一个月，所以
虽然出阁讲学完了十二年，但影响没有体现出来。

而明熹宗便不同了，他在
位七年，虽不是太长，但是导致明朝衰亡的重要时期。

“皇储教育，国之大事。

”3在中央权力越高度集中的社会，对最高领导
人的接班人的教育问题就越重要。

在封建社会，皇储的教育问题绝对是国家的
重大事情。

而我们可以看一看明熹宗朱由校的受教育情况。

1·(清)张廷玉等编撰,《明史》卷二三六《夏嘉遇传》，北京:中华书局, 1974年1月。

2李洁非,《明末党争摭谈》,人民日报《大地》杂志 , 2007-10-01 第19期。

3赵玉田，《明代的国家建制与皇储教育》，《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年4期。

首先，朱由校的父亲明光宗是不受父亲明神宗的喜爱的，长期的“争国本”与太子地位的不稳定，不仅使自己没有受到良好的教育，更使他的继承人朱由
校基本没有进行过皇储教育。

明熹宗朱由校出生于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这时朱常洛虽然已经被立
为太子（二十九年），但福王还没有之国（之国远在四十二年），所以太子在
位还有人在虎视眈眈，而且明神宗也不喜欢皇长子常洛，太子生活得提心吊胆，太子的儿子便也不安稳。

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朱由校十岁，福王终于离开了京城去了封国，
朱常洛太子的位置相对稳定了。

但第二年，便发生了“明末三大案”之“梃击案”，不论张差是谁指使的，这件事都对朱常洛以及年幼的朱由校造成很消极
的影响。

同年，“史孟麟请册立皇太孙”1，结果别贬官。

说明神宗不仅不喜欢
皇长子朱常洛，也不喜欢他的孙子朱由校，这使他也不能接受皇储教育。

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朱由校十六岁，明神宗驾崩，朱常洛终于登上
了皇位，按理这时候的朱由校应该可以接受正常的教育了。

然而，仅仅在一个
月后，还没有接受皇储教育的的朱由校便要成为新皇帝了。

然后，在这个时候，他无奈地经历了“移宫案”。

抚养朱由校的李选侍劫持了他，而李选侍身边的太监正是魏忠贤。

在
“移宫案”中，魏忠贤与朱由校的接触，是他对这位新皇帝有了了解，而这
为他之后的专权提供了可能。

在东林党人的帮助下，朱由校终于登基，是为明熹宗，所以最初，东林
党人叶向高、邹元标、杨涟、赵南星等人得到执政的机会，浙、昆、宣等各
党派一度受到排斥。

但此势不久，党争愈演愈烈，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宦与浙、齐、楚、宣、昆各党中的一部分人结成联盟，异军突起，被东林党称为“阉党”，朝廷内外，遍置死党，把持朝纲，为所欲为。

东林党人激烈反对“阉党”掌权。

魏忠贤借“梃击、红丸、移宫”三案为由，迫害东林党人，杨涟、
左光斗、魏大中、周顺昌、黄尊素等人被捕处死，东林党受挫。

天启年间，
愈演愈烈的党争，使明熹宗也没有机会进行后期学习。

这样一位“木匠皇帝”“文盲皇帝”一定程度上是万历朝长期的“国本之争”以及其后续影响造成的。

天启这七年加快了大明王朝衰落的步伐。

总之，万历年间旷日持久的“争国本”事件，对明末的历史与社会产生
了极其深远的影响，大大削弱了明朝的力量，使大明王朝进一步衰落，是导
致大明王朝最后灭亡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1(清)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七《争国本》，北京:中华书局， 1977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