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遗民散曲生成的时代背景和作家的群体特征

2019年4月第44卷第4期
湖北文理学院学报
Joomat of Hubei Univenity of AOu and Science
Apo209
Voi.44Nu4清初遗民散曲生成的时代背景和作家的群体特征
闫慧
（渤海大学文学院，辽宁锦州12199）
摘要：明清易代造就了中国历史上最大的遗民群体，他们创作的散曲成为遗民文学中浓墨重彩的一笔，为清初的散曲创作增添了时代的厚重之感。

明清时世与江浙地区的曲学渊源使得清
初遗民曲家集中在江浙一带，地域的类聚化倾向十分明显。

此外，曲家的生存状态也表现出十分
鲜明的群体特征。

这些都使得清初遗民曲家群成为中国文学史上一个不可忽视的群体。

关键词：清初；遗民曲家群;群体特征；生存状态；曲学渊源
中图分类号：1206.24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5-4476（209）04-0044-04
清初遗民曲家群中有散曲存世的有9人，其中，沈自晋、归庄、熊开元、黄周星、徐石麒、宋存标、沈谦等堪称遗民曲家群的代表。

明清鼎革的时代巨变淋漓尽致地体现在清初遗民曲家的作品中，舆图换稿的切肤重创使遗民曲家在生存方式以及情感表达方面呈现出相似的基调。

一、时代玉成：明清时世对遗民曲家创作的影响
944年农历三月十八日，李自成军队攻入北京，崇祯皇帝朱由检自缢煤山，统治中国长达276年的明王朝永远陨落在历史的长河中。

明思宗“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勤惕励,殍心治理”。

9然而，崇祯皇帝十七年的夙兴夜寐并没有能让病入膏肓的朱明王朝实现“复兴”的梦想，晚明的颓靡奢华之风、朝庭党派之争反而加速了明王朝深陷泥沼的进程。

李自成入京的一个半月之后就被多尔衮赶出北京，顺治帝成功入主中原,清朝正式建立，自元朝之后的第二个少数民族政权实现了对中国的统治。

故国的覆灭带给明遗民曲家无法承受的精神折磨2华夷之辨”的民族心理让他们在清朝建立后决然“不仕异族”。

遗民曲家未能“死社稷”或“死封疆”，而是选择了“生”。

对于他们而言2明亡之际的不死，像是有待于救赎的一份罪业。

”2]“苦难使群众伤心，也使艺术家伤丿卜。

艺术家既是集体的一份子，不能不分担集体的命运。

”9归庄恸哭“闷来时，登高山,凌绝壁，将我那殉社稷的君王和泪也把孤魂吊，将我那没祭祀的小东宫奠一碗凉浆和麦饭也浇,将我那死忠义的先生们千叩首,万合掌，便嚎啕哭倒。

”王时敏感慨“转眼繁华东流泻，好梦追难拾，当年侍帝车。

”沈自晋以歌狂酒颠的状态叩问苍天“为甚地裂天山崩,天崩也似朽枯飒亡。

惊惶!”显然，遗民曲家们在明末清初的复杂社会背景下,并不能做到真正的“失语”，他们是“有话要说”的。

也就是说，遗民散曲是在遣怀这一情感目标的驱动下曲家发出的“不平之鸣"o诚如韩愈所言：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

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
在遗民散曲中，无论是亡国悲歌的主旋律，还是避世归隐的变奏曲,都是曲家内心郁结的不平之气的宣泄。

这种宣泄方式或直接、或间接，但都表达了他们干预现实、思考人生的情感取向。

显然，诗文之外，散曲成为备受明遗民青睐的又一文学体裁，这种现象的出现与明中叶以来散曲的复兴有密切关系。

明成化、弘治以来，王磐、陈铎等一批江南才子的创作率先昭示了明散曲复兴格局的形成。

在这之后直至明朝覆灭的一百余年中，明代散曲的发展总体上呈现出隆兴之势。

万历以后，散曲更是为诸多名公硕儒所喜爱，袁宗道、陈继儒、顾宪成都有不少作品存世。

这一时期，江浙一带的曲学世家纷涌迭出，吴江地区出现了以沈璟为代表的沈裔曲学群,淞江出现了宋氏兄弟曲学群。

宋氏曲学群体重要成员之一的宋征壁描绘了他们唱和活动时的盛况:“今我等一门之中，同堂之上，有倡者,有和者，申纸磨墨，甫脱手而翠翼流觞,红
收稿日期:209-12-19
作者简介：闫慧（993—）女，山西蒲县人，渤海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闫慧：清初遗民散曲生成的时代背景和作家的群体特征
牙按拍，洒洒乎有余韵焉。

”⑷22宋氏子弟以散曲的形式或相互赠答，或唱和往来，可见，散曲在明代后期确实是备受关注,甚至成为时人逞才效技的一种手段。

甲申之变后，遗民曲家继续用散曲反映时世,寻找情感寄托，由是奏响了散曲文学易代悲歌的主旋律。

遗民对于散曲体裁的自觉选择受到了晚明以来散曲创作之风大炽的影响，不过，此时的散曲一改明末香艳软媚的格调。

遗民节士的慷慨悲歌使散曲的发展轨迹发生了方向性逆转”可以说，遗民们崇高的人格为清初散曲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根本保障”
二、曲韵江浙:清初遗民散曲作家的地域构成
清初遗民曲家的空间分布非常集中。

清初15位遗民曲家中，除熊开元、徐石麒以外，全部来自于江苏、浙江两省”其中，江苏籍的曲家有9位、浙江籍的曲家有3位。

在清初这个敏感的时期，江浙地区出现如此众多的遗民曲家，并对中国散曲史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绝不是偶然的。

这种现象的出现与江浙地区长期以来形成的散曲学传统以及明末江浙地区反清民族斗争的激烈化密切相关。

明中叶之后，江浙地区成为曲学发展的重镇。

徐渭在《南词叙录》中指出：“今唱家称’弋阳腔’，则处于江西，两京、湖南、闽、广用之;称'余姚腔’者，出于会稽，常、润、池、太、扬、徐用之;称’海盐腔’者，嘉、湖、温、台用之。

唯'昆山腔’止行于吴中，流丽悠远，出乎三腔之上。

”5］余姚腔与海盐腔产生于浙江一带，昆山腔流行于江苏吴中地区。

从四大声腔诞生之地来看便可知道，即使是在魏良辅改造昆山腔之前，江浙地区的曲学传统依然较为浓厚。

魏良辅改造昆山腔以后，南曲演唱之风在苏州一带迅速蔓延。

王锚曾这样描述苏州戏曲演出的盛况：“舆马从盖，壶觞'盒，交驰于通衢水巷中，光采耀目；游山之舫，载妓之舟，鱼贯于绿波朱阁之间，丝竹讴舞，与市声相杂。

”6这种戏曲演出的热闹局面足以说明当时民众参与戏曲表演热情之高。

越来越多的普通百姓摆脱了传统观念里对于戏子地位低下的偏见，转而竞相从事舞台演出。

与此同时，商人们出于提升社会地位的目的，亦纷纷染指戏曲。

一些文人都成立了私人的家班，蓄养大量的歌儿舞女为其宴饮活动表演助兴。

沈璟就经常指导家班的演出，有时也亲自参与其中便是显例。

随着苏州戏曲表演的不断活跃，其对周边地区的影响逐渐扩大，与苏南地区紧挨的浙江也兴起了一股习唱昆曲之风”一时之间,江浙曲坛风起云涌，名家辈出”梁辰鱼、沈璟、王骥德等诸多著名曲家祖籍都是江浙一带。

同一时期，江浙地区也出现了许多影响较大的戏曲流派，以沈璟为代表的吴江派曲家云集，对江浙曲坛发展产生了较大影响。

江浙地区特定的文化生态环境与浓厚的曲学传统为遗民散曲提供了生存之沃土。

遗民曲家们从小耳濡目染，养成了散曲创作的习惯，普遍具有良好的曲学素养。

沈自南在谈到沈自晋的度曲经历时称:“兄（自晋）为词隐先生犹子，考宫叶徵，素承几砚，童而习之。

”⑷5沈永隆“克嗣父音,尝续范文若未完传奇，宛然香令也。

识者谓可与其父望湖亭并传。

”⑷95沈永隆、沈自继都十分重视散曲,将其视作家学予以传承，由是在吴中地区出现了名噪一时的沈裔作家群体。

黄周星在戏曲理论方面建树颇高，有专门论述戏曲理论的《制曲枝语》存世，其中，“戏曲创作论”部分对后世的曲学论著，尤其是李渔的《闲情偶寄》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徐石麒“……尤精度曲，每成一曲，高吟令女延香听之,有不合律处，延香为之正拍。

”⑷⑼沈谦“于诗文词曲无不工，尤精于音韵之学和曲论。

”⑷32毛奇龄“平生博览载籍，深通经史，精研音律，善书，工诗词古文。

”⑷42可以说，在江浙曲学氛围的影响下，遗民选择以散曲的方式吟写心声是符合时代要求的必然选择。

清初遗民曲家在空间分布上集中于江浙一带,除了当地的曲学创作传统对曲家们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之外，也与江浙地区的地域文化渊源有很大的关系”
南京是明王朝的开国之都,是明遗民内心深处维系大明“血脉”的敏感之区。

尽管后来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但南京对于明王朝的重要性并没有因此而削减，南京依然保留了一套与北京一样的政府机构。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江浙地区的文人在情感方面对明朝有着更深的依恋”明朝覆灭之后，“浙东之学士大夫以至军民，尚惓惓故国，山寨四起,皆以恢复为辞。

”9他们继续进行艰苦卓绝的殊死抗争。

清朝统治者为了镇压这股残明势力，实现对江南地区的统治，制造了“嘉定三屠”“扬州十日”等惨案，江浙地区的经济、社会等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

清兵占领江南之后，在李成栋的带领下将江南地区的财宝、丝帛、美女大量掳掠到北方供统治者享用。

紧接着江南又陆续上演了奴变、哭庙案、奏销案、科场案等一连串重大案件，江浙士子的内心受到了沉痛打击。

此外，清朝统治者还在江南地区推行薙发令，这一政策的实施更是让江南文人群起反抗，他们坚定地认为“头可断，发不可剔”，不惜以头颅为代价维护发肤之尊严。

计六奇《明季南略》记载:“（顺治二年）闰六月二十四日降将刘良佐在东城外射进箭书劝薙发投降，江阴通邑公议回书：’江阴礼乐之
第44卷第4期湖北文理学院学报229年第4期
邦，忠义素著,……岂意剃发一令,大拂人心。

是以乡城老少，誓死不从，坚持不二。

’”[]江阴人民举起义旗,斩木揭竿，无所畏惧。

昆山抗清义士在朱元璋神位前叩拜流涕，树明朝旗帜，盟誓起义。

清廷在江南推行的种种严酷性政策和江浙文人对明朝的特殊依恋使得这一地区的反抗与其它地区相比异常激烈。

遗民曲家们生于斯，长于斯,他们亲眼目睹了家乡在鼎革之际历经的种种离乱，饱尝国破家亡、兵戈四起的辛酸凄凉，加之江浙地区在政治方面的特殊性更让曲家们对故明王朝有着一份独特的情感，因而他们更多地在散曲中抒黍离之悲、寓故国之戚。

遗民曲家在地域构成上的高度集中是曲学氛围与时代环境双重作用的产物，也是清初遗民曲家在群体方面呈现出的一个鲜明特征。

三、存亡之隙:清初遗民散曲作家的生存方式
明清鼎革,天覆地«（。

乙酉之变,夷狄入主中原。

深受“华夷之辨”观念影响的汉族知识分子在民族灭亡的时代缝隙中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倔强与孤独。

面对“生”与“死”的抉择，遗民曲家最终选择了“生”。

然而2如何生”却成为他们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一）退守隐居与逃禅
甲申国变后，遗民曲家多数选择了避居山野或隐遁逃禅的生活方式。

在他们看来，啸傲山林、绝迹城市或许能让其苟全存活的愧疚之感稍稍缓解。

退守归隐与逃禅是他们寻求精神慰藉、寄托心灵哀思的特殊方式。

这些遗民曲家或避居荒山，或栖于野林、或筑室土穴、或佯狂避世，以此来疏离新政、坚守民族气节。

沈
自晋明亡弃去，隐居吴山；王时敏在朝祚变更后构筑西田别业2因以老农自号，盖追念国恩,感怀今昔……乃日谐高僧隐君子往来赠答”5]；毛莹结庐松陵禊湖之滨，日事吟咏，消闲送老;徐石麒隐居不仕，以著述自娱；冯班之兄冯舒，弟冯知十在清兵南下江南后死于战乱,他背负着家仇国恨佯狂避世，潜心著作;毛奇龄隐居杭州,林居讲学。

此外，还有一部分遗民索性以逃禅的方式“感悟”患难余生。

遗民逃禅者不在少数，以至于归庄在自己的诗中感慨：“良友飘零何处边，近闻结伴已逃禅。

”
禅于乱世之曲家，性本非近于禅，他们更多地是将忠节之志栖托其间。

“逃”之洒脱背后实则饱含对“生”的思考，即所谓的“有所托而逃”。

归庄在明亡后起义事败，剃发为僧装，称普明头陀。

”然其喟然感慨:“岂真乐从异教哉，不得已也!”熊开元“弃家为僧于苏州华山岩，师事南狱和尚。

又住休宁仰山，自号糜庵。

”59297沈自继于国变后弃家作浮图。

黄周星别号圃菴，侨寓湖州。

这些遗民曲家由儒及释的斩眼转换既出于逃生之本能，亦是为了寻求乱世之时济世心迹的暂时栖所，其“逃”实为“保节”，绝非“信然耶”。

清初民家儒行之举一时成,逃禅却又怀天下成为不民生活的常。

（二）武力抗争与著述
除了退守隐居与逃禅之外，许多遗民曲家面对国破家亡之耻并未选择消极对抗，而是积极投身到反清复明的社会活动中。

归庄“与顾炎武最相善……炎武至淮上招纳豪杰，庄亦屡诣之。

”[9'归庄多次参与抗清活动，为明朝的复国梦想积极奔走;夏完淳“从父允彝、师陈子龙抗清，受鲁王封为中书舍人,参谋太湖吴易军事”2[4]649朱彝尊在国变以后,策动山阴祁氏兄弟反清复明，共图大业。

1654年,他结交抗清志士魏耕，密谋反清事宜。

这些遗民曲家籍一己之力组织反清起义，尽管终以失败告终，然其投笔仗剑之举从未停歇，武抗成为清民家一的生。

然而，明王朝的大厦已然倾颓，历史的大潮不会因几股暗流之涌发生方向性地逆转。

南明政权内部势
力相互倾轧、战场上的连连失利都让抗争型曲家们更清楚地认识到“事之不可为”2也们转而从武力抗争转向文化著述。

遗民曲家们将其生命体验诉诸笔端，以笔为矛，以文字为依托，孜孜不倦地固守着文化领域这
方净土。

黄周星“工诗、古文词并镌篆、书法。

”[2]徐石麒于农学、书法、音律方面造诣颇高，他“刺掇诸史及说部各书,于评鹭人物之称，汇列成编。

”冯班以“杂录论诗文，识解精辟,经史小学，极有根柢。

”[9]朱彝尊“肆力於经史之学，而造诣该博。

”⑴皿遗民散曲家们或研究经史、搜辑典籍，或专治论学、摘录考据，或专注于文学批判与文学创作。

曲家选择以著述的方式坚守“传统之道”，寻求知识分子于乱世之时的心灵寄托,并通过文化创造不断确定自身存在的价值。

（三）处馆与业医
子曰：“君子谋道不谋食。

耕也,馁在其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

君子忧道不忧贫。

”自古以来，文人就不擅长治生，甚至对其存在一定程度的蔑视。

他们在“不事生产”观念的引导下表现出治生能力的极度缺
闫慧：清初遗民散曲生成的时代背景和作家的群体特征
失，特别是在明清易代之际，“治生”之问题与民族气节联系在一起。

遗民曲家们如何在确保基本生活需求的同时又做到对“节”与“忠”的坚守是不得不考虑的一个问题”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部分曲家选择了处馆之职以缓解生存之尴尬”处馆作为文人较为传统的职业选择，受到的异议较小,读书人迫于生存的需要往往会以此为养家糊口的方式。

即便如此，也很难使遗民曲家摆脱生存的困境。

黄周星在明亡之后曾往来吴越间,以教经糊口，不过，其生活仍然是“贫不能自给，”尤其到晚年时期，更是体羸善病，窘迫不堪;朱彝尊曾于顺治七年和顺治八年在乡里授徒谋生。

可见,处馆这一远离政治领域、依靠读书识字来获得生活所需的职业实为遗民曲家被迫选择的一种生存之道”
除了处馆之职，还有一些曲家以行医作为谋生之手段。

沈谦在明亡之后“隐于医”；归庄于国变后，弃诸生业医。

其实,相较于其它职业而言，古人对医者的评价还是比较高的。

王夫之提出“能士者士,其次医，次则农工商贾各惟其力与其时。

”“］显然,在他看来，衡量职业等级的标杆上，医者是地位远高于农工商贾的,这其实也代表了时人的普遍看法。

遗民受当时这一充满偏见的“谋道”观念的影响，转而以“医”之业作为其当世求生之方，既能坚持其遗民之身份,亦能求得“上等职业”的心理安慰。

因此，不少曲家在“守节”与“谋生”双重目标的驱动下选择了医者的职业，从医成为遗民曲家的又一出处。

面对鼎革巨变,深受“华夷之辨”观念影响的文人士大夫或选择退守隐居与逃禅、或以武力抗争、或著述立言、或选择处馆与业医。

时代的巨变造就了明末清初散曲文学史上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深厚的曲学传统也使江浙地区成为遗民散曲的创作重镇。

作为遗民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清初遗民曲家群应当为研究者所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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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倪向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