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编辑】试论陆贾在学术、思想领域的创造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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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项永琴（$&’(#）
，女，山东海阳人，烟台大学中国学术研究所讲师。

试论陆贾在学术、思想领域的创造性贡献
项
永
琴
（烟台大学中国学术研究所，山东烟台!%)"!(
）摘
要：陆贾在秦汉之际这一独特的历史时期，以其气势宏大的学人风范，做出了许多开创先河之举，如
其《楚汉春秋》在命名和创作方面均在史学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其赋作自成一派，在汉赋发展方面也有重大贡献；其主张“过秦”又引发后人，形成对秦政的系统批判。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审时度势引导刘邦倡儒、重儒，为汉武帝独尊儒术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关键词：陆贾；学术；《楚汉春秋》；《新语》中图分类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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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贾生当秦汉之际。

而秦汉之际在中国历史上是一段很独特的历史时期，无论是在学术方面还是在思想方面，都有其无与伦比的特殊魅力。

在这一辉煌的历史阶段中，陆贾也以其独特的贡献成为秦汉交替之际一位颇具影响的人物。

陆贾“绍孟荀而开贾董”（严可均《〈新语〉叙》），被后世学者誉为秦后第一儒。

他具有较为深厚的文学、史学和儒学修养，是汉初著名的学者。

他怀着改良社会政治和复兴儒学的极大热忱，以治国平天下为旨归，建议刘邦改变鄙视儒学的陋习，倡导和发展儒学，为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国策的提出奠定了基础，为儒学复兴做出了较大贡献。

笔者不揣浅陋，试对陆贾在学术思想领域的创造性贡献论述如下。

一、学术领域的开创之功
秦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转折，在这一转折过程中，陆贾即以其独特的学识在史学、文学诸方面展示了自己的风标独致之处。

（一）史学贡献
据《汉书·艺文志》著录，陆贾曾著《楚汉春秋》九篇。

班固注：“陆贾所记。

”班彪亦云：“汉兴定天下，大中大夫陆贾记录时功，作《楚汉春秋》九篇。

”《隋书·经籍志》：“陆贾作《楚汉春秋》，以述诛锄秦、项之事。

”又司马贞《史记索隐》：“《楚汉春秋》，汉大中大夫楚人陆贾所撰，记项氏与汉高祖初起，
及说惠、文间事。

”由这些记载可以知道，《楚汉春秋》乃陆贾对秦汉间历史的记录。

今《楚汉春秋》已亡佚不存，只在后世典籍中留有一些吉光片羽，曾有学者作过辑佚工作，如清人洪颐煊等，此可参见王利器先生的《新语校注》。

而司马迁作《史记》，在写秦汉间事时，就对《楚汉春秋》多所采撷。

《汉书·司马迁传赞》称：“司马迁据《左传》、《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迄于天汉。

”司马迁是汉武帝时人，对于汉初的历史自然知之较少，而这段历史又幸赖陆贾作《楚汉春秋》而得以保存，从而丰富了《史记》的记载。

班固也在《汉书·司马迁传》中将《楚汉春秋》与《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等量齐观：“及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记辑其本事以为之传，又纂异同为《国语》。

又有《世本》，录黄帝以来至春秋时帝王公侯卿大夫祖世所出。

春秋之后，七国并争，秦兼诸侯，有《战国策》。

汉兴伐秦定天下，有《楚汉春秋》。

”字里行间洋溢着激赏之情。

前人谓史家当具才、学、识、德，而陆贾著《楚汉春秋》即全面地展示了这四点。

在史德方面，据《史记·项羽本纪》载，刘邦父母妻儿被项羽囚禁之后，刘邦曾派陆贾往说项羽，项羽不听。

后又派侯公赴命，结果致使项羽与刘邦订立盟约：中分天下，并归刘邦父母妻儿。

于是侯公被封为平国君。

作为武帝时的司马迁，对楚
!"")年+月烟台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012，!"")第!$卷第$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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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之际的历史，不可能亲闻，所记此事很可能是源于《楚汉春秋》。

和侯公相比，陆贾的的作为实在是“有辱君命”，但陆贾在记此事时，“必然不会为己之失败而掩饰，则其史德，亦足以风人矣”。

［!］（"!#）然则陆贾史德昭彰，足为史家楷模。

至于其史识，一方面表现于其“作《楚汉春秋》，开了记述当代史的先河，并且为司马迁作《史记》提供了楚汉史的第一手资料，其于秦后史学的创立建有第一功，《楚汉春秋》可谓《二十四史》之先祖”。

［$］另一方面则表现于《楚汉春秋》之命名。

先秦古籍中以“春秋”命名的有《晏子春秋》、《李氏春秋》、《虞氏春秋》、
《吕氏春秋》四种，皆以姓氏标名，在《汉书·艺文志》中前三者被列入“儒家类”，后一种被列入“杂家类”。

《李氏春秋》和《虞氏春秋》早佚，《隋书·经籍志》中即不见著录。

《晏子春秋》、
《吕氏春秋》皆存，《隋志》分别列入“儒家类”和“杂家类”。

而《四库全书总目》又将《晏子春秋》列入史部“传记类”，这些书皆名为“春秋”，却不被列入“春秋类”史书中，是因为它们只不过是借助“过去的史料为自己的论点服务”，是“从历史中总结出来的治国之道”，实与“春秋”并无关系，“命名为《春秋》并冠以自己的姓氏，以表明是一家之言而非一国的官书”。

［%］（"!&）而《楚汉春秋》则与此不同。

它虽为陆贾所撰，但不称为《陆氏春秋》，而以历史阶段命之，此乃陆贾卓识之一。

而且该书又的确是记录历史的，既命以“春秋”，乃名实相符的记史之作，此乃陆贾卓识之二。

第三方面，在先秦，修史之职基本上是由史官来完成的，孔子笔削《春秋》即是立足于史官的原始记录，而且仍不免有一种忐忑心理：
“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滕文公下》）楚汉之际，天下纷乱，史官更无从谈起，陆贾竟然在没有史官记载楚汉间历史的情况下，勇于承担此任，修撰《楚汉春秋》，成为私人修史的第一人，其卓识更可见一斑。

此外，
《新语》也可算是史学著作。

《新语》围绕“粗述存亡之征”这一中心，向刘邦阐述“逆取顺守”之理，认为“秦非不欲为治也，然失之者，乃举措暴众，用刑太极之故也”（《新语·无为》）；又强调历史与现实的关系，提出“善言古者，合之于今。

能述远者，考之于近。

故说事者上陈五帝之功，而思之于身；下列桀纣之败，而戒之于己。

”（《新语·术事》）《新语》可谓是汉初统治者总结历史经验的第一部史论和政论，其历史思想和政治思想对当
时和后世都不无影响。

（二）文学成就
在文学创作方面，陆贾的贡献主要有二：一是首开“过秦”先河；二是汉赋创作的第一人。

贾谊的《过秦论》洋洋洒洒，气魄极大，其“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几乎成为关于秦亡原因的千古名断，殊不知首开过秦先河的实为陆贾。

贾谊之“攻守之势异”一句与陆贾“逆取顺守”异曲同工。

陆贾认为：“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

”（《史记》陆贾本传）贾谊的“攻守异势”之理正源于陆贾此意。

陆贾《新语》为刘邦述“秦所以亡”时归纳为三点：一是尚刑罚而不施仁义。

其《道基》称“秦二世尚刑而亡”，“二世与桀纣祸殃”；《无为》篇称：“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天下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

秦非不欲治也，然失之者，乃举措太众、刑罚太极故也。

”二是用人错误。

《辅政》篇说：“尧以仁义为巢，舜以稷、契为杖，故极高而益安，动而益固。

……秦以刑罚为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以李斯、赵高为杖，故有颠仆跌伤之祸。

”三是生活骄奢靡丽。

《无为》篇称：“秦始皇骄奢靡丽，为作高台榭，广宫室，则天下豪富制屋宅者，莫不仿之。

设房闼，备厩库，雕琢刻画之好，博玄黄琦玮之色，以乱制度。

”［’］这三点都被贾谊吸收到《过秦论》中，只是因其文采飞扬，流传颇广，于是遮掩了陆贾《新语》的光辉。

“《史记·陆贾列传》汉高帝曰：‘试为我著秦所以亡失天下’；‘过秦’、‘剧秦’遂为两汉政论中老生常谈。

严（可均）氏所录，即有贾山《至言》、晁错《贤良文学对策》、严安《上书言世务》、吾丘寿王《膘骑论功论》、刘向《谏营昌陵》等，不一而足。

……汉之于秦，所谓‘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也。

”［(］（")&!）这一系列过秦之论实皆源于陆贾。

汉赋可以说是汉代的代表性文体，它是同唐诗、宋词、元曲并称的。

虽然后世的赋学研究者很少有人提及陆贾，但事实上可以说陆贾是汉赋创作的第一人。

《汉书·艺文志·诗赋略》以屈赋、荀赋、陆赋并为三派。

三派的差异为何、划分标准为何、各有何特点，史缺不载，但不能否认的是陆赋肯定是独具特色的。

这由其踵继者颇多也可证明：在《汉书·艺文志》中，陆贾赋之下列$*家$+!篇，包括枚皋、朱买臣、司马迁、扬雄等。

就陆贾赋的特点而言，前人多认为其赋具有辩丽骋词的风格。

如《文
心雕龙·才略》云：
“汉室陆贾，首发奇采，赋《孟春》而选典诰，其辩之富矣。

”而刘师培云：“骋辞之赋，陆贾以下二十一家是也。

”［!］（"#$#）顾实曰：其“盖主说辞者也”。

［%］（"&%$）《文心雕龙·诠赋》篇又称：“秦世不文，颇有杂赋，汉初词人，顺流而作，陆贾扣其端，贾谊振其绪。

”对陆贾赋作给予了高度评价。

惜陆贾赋今荡然无存，后人无法窥其全豹，所幸留有《新语》&#篇，似可从中领略陆赋的风韵（可参见拙文《从汉赋角度看陆贾〈新语〉》，《山东大学学报》#’’’年第$期）。

可见陆贾为“汉代词赋初祖，文献可征，首功不可没”。

［#］
由上所述，可见陆贾在西汉学术领域中做出了创造性的贡献。

在史学方面，其所著《楚汉春秋》，既使那段历史不致于淹没不彰，又具承前启后之地位，连接了先秦的孔子与西汉的司马迁：在先秦，孔子笔削《春秋》，是私人修史的萌芽，具划时代意义；在西汉，司马迁在史学上首次提出“成一家之言”，标志着中国古代史学已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而其这一主张是在总结先秦史学成果，继承汉初的历史思想倾向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这其间的纽带正是处于秦汉之际的陆贾。

就文学而言，为“过秦”系列导夫先路自不待言；汉赋由楚辞演变成有汉一代的独特文体，这其间离不开陆贾的起承转合。

他既以自己的独特创作在赋学史上据有一席之地，又影响了一批汉代文人，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汉赋创作群体和门派。

这些都当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我们应该尽可能的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二、思想方面的独创之功
（一）为儒学呐喊
以刘邦为首的汉初统治者，取得政权之后，即满足于“马上得天下”，崇武力，尚军功，把儒学当作迂腐之谈，对儒生也极为厌恶。

刘邦即曾因对儒生有不雅不恭之举，被后人揶揄了数千年。

而陆贾却不屈不挠，在刘邦面前“时时说称《诗》、《书》”。

在遭到刘邦谩骂之后，仍不偃旗息鼓，而是反诘道：“居马上得之，宁可马上治之乎？”他洞晓刘邦此时的心态：拥有天下之后，下一步棋该如何走，作为一介草莽的刘邦，实际上一片混沌。

于是他总结历史教训，因势利导，为其指出一条大道：
“逆取顺守”、“文武并用”乃“长久之术也”，亦即要“行仁义，法先圣”———这也是儒学的基本精神。

于是刘邦命陆贾为其“著秦所以失天下”，己“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于是便有了《新语》的写作。

陆贾《新语》著成之后，“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

（《史记·郦生陆贾列传》）
《汉书·高帝纪》载：“天下既定，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陆贾造《新语》。

”将《新语》列为汉初上层建筑的几项重大措施之一，可见班固对陆贾写《新语》誉之甚高。

律令、军法、章程、礼仪等属于具体的政治制度建设领域，而《新语》在较大程度上属于思想文化范畴。

思想文化的东西对政治的辅助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而班固的这一推崇也正是缘于《新语》对汉初选择治国方针路线所起的重大作用。

西汉伊始，统治者即面临治国思想的选择这一重大课题。

秦尚法家，二世而亡，显然，法家的主张对于治国是不合适的，那么在诸子百家中，选择哪一家才能保证江山稳固呢？历史最终选择了儒家。

儒学思想统治中国几千年，究其始，一般认为是汉武帝重儒。

其实这不可能是一个一蹴而就的简单过程。

在此之前，就有一些儒家学者在呼吁，并为之作奠基工作，陆贾即是其中较为重要的一位。

正如同唐晏所称“汉代重儒，开自陆生也”（《陆子新语校注序》）。

如果没有陆贾的引导，刘邦是很难意识到儒学对于治国的重要价值的。

刘邦早年不喜儒，而后来在给太子的敕书中却作了检讨：
“吾遭秦乱世，当秦绝学，自喜谓读书无益；洎践祚以来，时方省书，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

”［(］表明了对儒学态度的极大转变。

这一转变的原动力离不开陆贾在其面前的“时时说称《诗》、《书》”。

而刘邦这一重视儒学的思想对西汉诸帝思想都不无影响。

惠帝即位后不久，便除民间“挟书之律”，后河间献王鼓励民众献书，尽管说这些作法与当时文化形势的发展不无关系，然而也与刘邦对儒学态度的转变一脉相承。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应当说也有汉高祖的影响。

李存山先生认为“由陆贾促成的汉初君臣对儒学态度的转变，无疑是为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的‘独尊儒术’奠定了基础”。

［#］我们认为这一论断是十分允当的。

董仲舒的思想与陆贾有许多吻合之处，这早被东汉时的王充发现，其在《论衡·案书》中说：
“《新语》陆贾所造，盖董仲舒相被服焉。

”即表明了对二人之间传承关系的认同。

总之，陆贾冲破汉初轻儒风气的笼罩，为儒学呐喊，使儒学逐渐被官方所认可，进而成为官方的
主流意识形态。

在这一儒学发展进程中，陆贾功不可没。

（二）审时度势发展儒学
战国时，儒与墨并称显学，但并未得到统治者青睐。

后来秦始皇“焚书坑儒”，又使儒学元气大伤。

汉初也弥漫着轻儒的阴霾。

面对这一现实背景，儒学当如何发展成为时代的重大课题。

一些敏感的儒家学者开始认识到必须找到儒学主张和统治者利益的契合点。

于是被司马迁称为“汉家儒宗”的叔孙通通达时变，为刘邦制礼作乐，以直观的形式让刘邦感觉到儒学的作用；而陆贾则进一步从理论的高度让刘邦感悟到儒学的政治价值。

其具体作法即审时度势，为儒家仁义之说充实了新的内容，即揉进道家的无为思想和法家的法治思想，使之更加契合汉朝统治者的政治需要，从而在汉初就受到极大的欢迎：“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

西汉之初盛行黄老思想，陆贾《新语》也融入其无为主张。

他认为无为是道的最高品格：“道莫大于无为，行莫大于谨敬”，“昔舜治天下也，……寂若无治国之意，漠若无忧天下之心，然而大治”（《无为》）。

这一为人道所效法的天道无为思想显然受原始道家影响。

但这种无为并非消极地取法自然，无所作为，而只是表面上处于一种悠闲状态，实际上却在积极地遵从天道人道：“无为者乃有为也。

”如果没有人为的努力，社会就不能进步。

由先圣到中圣再到后圣的历史发展体现了圣人的有为。

陆贾不仅主张实行无为而治的政策，还把它作为最高的政治理想。

《至德》即描绘了一幅田园牧歌式的理想图景：“夫形重者则心烦，事众者则身劳；……是以君子之为治也，块然若无事，寂然若无声，官府若无吏，亭落若无民，闾里不讼于巷，老幼不愁于庭，……犬不夜吠，鸡不夜鸣，耆老甘味于堂，丁男耕耘于野，在朝者忠于君，在家者孝于亲；……岂待坚甲利兵、深牢刻令、朝夕切切而后行哉？”这种社会和老子主张的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的社会不同。

在老子那里反映的是对现实矛盾的逃避，而陆贾所主张的无为政治，却是新型的统一的封建制度的政治理想，反映了战国以来地主阶级孜孜以求的蓝图：统治者“权行于海内，化流于诸夏”，“举一事而天下从，出一政而诸侯靡”，
“执一政以绳百姓，持一概以等万民”（《新语·怀虑》）。

陆贾的这些观点是儒家大一统思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异彩重现。

时值西汉初建，
特殊的时局需要特殊的战略。

无疑，这一立足仁义的无为政治顺应了时代潮流，使统治者不以烦苛的劳役与贡赋扰乱民生，而广大人民在饱尝战乱之后，有了一个相对和平安宁的生存空间，这对恢复和发展生产有着积极意义。

这种务实的儒家思想展示了陆贾进步的历史观：随着时局的变更，不断融入新的气息，“因世而权行”（《新语·术事》），并非囿于一隅。

这种类似法家的历史观在《新语·道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在该篇中，陆贾将人类社会分为三个不同时期：先圣、中圣和后圣。

这种三圣划分法虽无科学依据，且在一定程度上有唯心史观色彩，但却反映了陆贾具有一定的历史进化论思想：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三圣不断发明创造，推进社会物质文明和伦理纲常建立与完善的历史，是一部圣人“统物通变”的有为史。

陆贾的叙述，排除了神意决定历史的宗教观念，大致符合社会历史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实情。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历史进化论观点反映了陆贾注重现实，反对崇古非今的思想。

陆贾是一位厚今论者：“善言古者合之于今，能述远者考之于近。

”他虽祖述古圣先王，却批评那种“世俗以为自古而传之者为重，以今之作者为轻”的厚古薄今思想，认为“道近不必出于久远，取其致要而有成”，办事当重实效，而是否源于古道则无甚关系，从而为据当前形势进行改革开辟了通道。

当然，陆贾也并不抛弃古道，不菲薄古人，而是以批判的态度去看待历史上的变法主张：
“故制事者因其则，服药者因其良。

书不必起仲尼之门，药不必出扁鹊之方，合之者善，可以为法，因世而权行”（《新语·术事》）。

他认为古今有某种同一性———“与道合”，只要合乎规律即可去办，而无需瞻顾古人是否做过，古书是否言及。

这种主张言古合今的思想，已经超出正统儒家之称先王、法尧舜的范围，鲜明体现了陆贾务实的政治态度，是对先秦法家“论事之世，因为之备”（《韩非子·五蠹》）观点的继承，尤其是“书不必起仲尼之门”一句，不将儒家创始人孔子当作偶像顶礼膜拜，更显示其注重实际的精神。

而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导下，陆贾所提出的理论和主张才更符合汉初巩固政权的需要，成为当时治国的指导方针。

陆贾通过对诸子思想的吸收和对儒学传统的重新阐释，使儒学的思想原则更合乎社会实际需要。

他洞晓仅靠单一的儒家思想不能实现较为完善的统治，应契合时势，因世而为之备，兼容一些
能为我所用的观点。

于是乃立足儒家而兼容道法，具有高屋建瓴之势，从而孕育了西汉王朝的政治纲领———“霸王道杂之”，也为儒家最终冲出黄老道家的笼罩而成为统治思想，奠定了牢固的根基。

对于陆贾及其《新语》，徐复观先生曾说过这样一段话：“陆贾《新语》在刘邦的全部政治意识与政治行为中所能发生真实的影响，当然比重是很轻的。

在二千年大一统的皇权专制政治史中，儒家真正的作用，更是如此。

但在此种皇权专制的黑暗中，能浮出若干人生存在的价值观念，能在人伦生活里面由仁义发生若干相濡以沫的作用，能在层层压制之下，代替人民发出疾苦的呼声，这对于我们民族生命的延续，文化的维持，依然有很重大的意义。

在这种地方，我们应给陆贾以相应的评价。

”［!］（"#$%）这是十分中肯的意见。

总之，陆贾在思想史和学术史上的地位都是不可小觑的，我们不可忽视他的首创之功，应该对他在思想学术领域的创造性贡献给以客观合理的评价和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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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丁鼎）
（上接第)$页）的思想。

这就是说，列宁认为一国也不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因为社会主义革命包括政治革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社会革命（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两个阶段。

既然一国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也就是说一国不能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那么，社会主义革命也不会有“一国胜利”，只有等待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国家都发展到社会主义的那一天。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如果不发展到社会主义，东方社会主义国家就永远地既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也不能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基础即建立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

这就是我们从刘文的结论中得出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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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宁&在莫斯科苏维埃全会上的讲话［1］&列宁选集：第(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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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郑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