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如何应对人口压力

清朝如何应对人口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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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上的人口数量，一直没有显著增长，一般超不过一亿。

人口的增加，往往被残酷的战争打断。

历史上多次出现过大战以后人口凋敝的情况。

明末清初的战争非常残酷，人口大量减少。

清朝建立以后，人口开始恢复。

这和各个新王朝建立初期的情况并无区别，但随后的情况就有所不同。

人口的增加速度越来越快。

到乾隆六年，人口数量已经达到一亿三千余万。

这已经超过了历代数字。

而到了乾隆五十八年，人口数量达到了三亿之众。

远远超过了历朝历代。

所谓康雍乾盛世，主要的表现之一就是人口的大量增加。

几亿的人口，这个规模是历代从未有过的，是中国历史的新现象。

中国目前的人口规模，可说正是在清朝奠定了基础。

这种人口的快速增加，引起了清廷高度注意。

从康熙开始，“太平日久，生齿日繁”等语就反复出现在皇帝的上谕中。

几位皇帝多次指示官员，要注意人口问题。

大多数当代历史书，由于受到现实中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往往把这一时期的人口增长描述为坏事，认为这是令清廷头疼不已的重大社会难题，给当时的社会发展造成了很大困扰。

可是如果全面考察清朝的经济发展，尤其是人口稠密的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就会发现，人口的增长确实形成了某种压力，但这种压力其实是经济发展的动力。

在这种动力的推动下，清朝的经济发展达到了前人未曾达到的高度，并且，其积极影响至今不衰。

起初，清廷统治者对人口增长提出的对策也无非是开垦土地。

这和历代新王朝建立时的情况差不多。

新王朝往往建立在长期战争的废墟上。

人口大量减少或逃亡以后，荒芜土地很多。

新来的统治者都会设法组织民众开垦这些荒芜的土地，发展生产，稳定社会。

清朝初期也是如此。

但清廷不久后就发现，荒芜的土地很快就开垦得差不多了。

可开垦荒地迅速减少。

指望着通过持续增加耕地面积
来养活快速增加的人口，越来越难。

他们面临着一个以往朝代没有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在土地已经开垦完成的情况下，让经济取得进一步的发展？用今天的术语来说就是，在粗放式经营发展空间已经不大的情况下，怎样实现经济结构转变，开发出新的经济增长点？
清朝人找到了其他的办法，还很有效。

从政府层面来说，全国各地的一大批能吏，在各处积极“劝农”。

所谓“劝农”，并不是简单地鼓励粮食生产，而是积极鼓励全面发展农业，也就是各种经济作物的种植，以及农耕以外的林、牧、渔等各项生产。

四川是明末清初战争破坏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清初重新开垦土地之时，种植作物单一，以主粮居多，其他作物很少。

后来，四川各地官员积极倡导种植各种经济作物。

到了乾嘉时期，四川就已经出现了不少收益较高的副业产品，如蚕桑、麻、染料等。

棉花的种植，是当时劝农的又一个重点。

清廷对棉花种植的推广可谓不遗余力，遍及内陆十八省。

在推广棉花生产的同时，也大力推行家庭纺织加工业。

除了政府层面的努力以外，更大的成就还是来自民间的自发探索。

这种自发探索在中国江南地区造就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局面。

中国文明初期，重心在北方黄河流域。

后来由于战乱、气候等多种原因，经济重心渐渐南移。

到南宋，经济重心南移基本完成。

南方的农业生产已经超过了北方，人口数量也大大超过北方。

再以后，即使首都在北方，也要依赖运河从南方输入大量粮食。

南宋时，太湖流域流传着“苏湖熟，天下足”（也作“苏常熟，天下足”）的谚语。

可见江南地区粮食生产的重要性。

明末清初以来，江南地区的人口持续增加。

密集劳力之下，粮食产量很高，粮价持续走低。

谷贱伤农成为需要解决的问题。

雍正皇帝甚至多次提出官购余粮，以维持粮价。

在这种情况下，继续种植粮食，显然越来越不划算。

官购余粮这种敷衍之策当然不能解决问题。

问题的真正解决是放
弃种粮，发展收益更高的其他作物生产，也就是转变经济结构。

这种转变无须政府主导，无数百姓会在利润的指引下自发摸索。

既然粮价不高，大家就尝试着种植其他收益更高的作物。

棉花成为首选。

和粮食不同，棉花生产从一开始就具有强烈的商品色彩。

生产出来的棉花是为家庭手工业提供原料的，而最终生产出来的布匹，是在全国范围内销售的商品。

清代人口大量增长，势必导致纺织品需求大增。

在市场需求的推动下，江南棉花生产和家庭纺织业迅速发展，取代了原来的粮食生产，成为当地经济的重心。

换句话说，经过明末清初的变迁，江南地区的经济重心已经从粮食生产的“农”，转变为纺织业为核心的“工”。

和后来机械化大生产的“工”比较起来，家庭小作坊式的纺织业当然很不起眼，但和只生产粮食作物比较起来，家庭纺织业创造的收入可就高多了，可以养活的人口也多多了。

经济结构转变的结果是，江南地区以当时最稠密的人口，同时却拥有了最高的人均收入。

这里成了当时中国最富庶的地区。

而且，当时江南农民的收入中，现金收入已经远远超过了非现金收入。

这是对传统农业生产方式的巨大突破。

由于棉业的大发展，中国主粮产区发生了转移。

江南地区，从粮食输出地区转而变为粮食输入地区。

清代，长江中上游、华北以及东北等地，通过长江、运河、海运等，将大量粮食运入江南地区。

“苏湖熟，天下足”变成了“湖广熟，天下足”。

（湖广指湖南湖北。

清
代有湖广总督、两广总督。

两广才是指广东广西）
除了江南地区的长江三角洲实现了上述“工业化”转变以外，珠江三角洲也发生了类似的经济结构转变。

原来，广东的主产物是稻米，经济发展水平在国内属落后之列。

后来，在充足劳动力资源的推动下，稻米生产被收益更高的“鱼桑之业”代替，也就是把稻田改成鱼塘，形成塘中养鱼、塘边植桑、以桑养蚕、蚕沙喂鱼、塘泥肥桑的良性生产方式。

而广东本地所需的稻米，则大量从广西等地输入。

珠三角“初级工业化”的成就，同样巨大。

粤丝的产量，常常占到清代全国蚕丝产量的三分之一。

在以工代农方面，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可谓并驾齐驱。

人口压力不但没有让这两个人口稠密地区变穷变落后，反而让他们率先进入“工业化”状态，成为繁荣富庶之乡。

从经济意义上来说，这种传统的、初级的工业化，和后来的工业化并无本质区别，都是人们在寻求更高收益中对原有生产、生活方式的突破。

当然，相比英国的工业化，中国南方地区的工业化未能取得法律制度层面的突破。

不过，这是另一个话题了。

一个意味深长的现象是：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在工业化方面的领先态势，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近代以来的工业化，这两个三角洲在国内同样是领先地位。

甚至改革开放以后，率先开展新一轮工业化，再次成为国内经济发展领头羊的，同样是这两个三角洲。

或许可以说，十八世纪清代以来的经济发展，给他们奠定了深厚的传统和基础。

不断变革，需求更高收益的意识，一直存在于这两个地区人们的心中。

一有机会，就会繁荣兴旺。

也正是在这个角度上说，清朝的经济发展达到了前人未曾达到的高度。

这不仅是指产量和收入，更重要的表现在于贸易和分工的水平。

不仅个人、家庭或者村镇，甚至省一级的地区，都能摆脱单一的粮食生产；国内省际的贸易规模，达到了供应整个省所需粮食的水平；在大范围内实现了家庭工业化；养活了空前规模的人口。

这些成就都是前所未有的，并且，积极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

追问为何清朝实现了如此成就，会发现，其中一个重要甚至核心的原因在于，康雍乾以来，对人口的持续增长，清廷统治者采取了积
极的态度。

虽然期间有各种各样错误的政策，但政府的主流态度是用经济发展来解决问题，而不是消极地想要减少人口。

对民间自发的种种经济转变，政府没有大力压制，更没有坚持“以粮为纲”。

当时的政府并没有如某些前人或者后来者那样，强化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对抗日益扩展的商品经济，而是允许其自由发展。

这其中的许多表现，后人是远远不及的。

由此也可以看出，用发展生产的办法来解决人口问题，才是中国传统人口思想的主流。

这种思想和当代那种消极的用压制人口增长来解决问题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并且，高下立判。

可以说，那种视人口增长为灾难的思想，对中国人来说，其实是一种外来的陌生思想。

只是依靠三十余年的强行灌输和宣传，才得以进入中国人的头脑。

现在到了清除这种消极错误思想，重新恢复积极健康的人口思想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