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民族志与比较文化研究

海外民族志与比较文化研究
中国的人类学在当下全球化语境中参与到国际性的事务时越来越显示出其独特的影响力。

因为这门学科从其诞生之日起，便不是目标向内而是目标向外的，即它试图以异文化为研究对象，对多样性的“异”的存在充满着一种好奇之心和探索的欲望。

这为今天中国人类学的海外视野提供了一种研究合法性的来源，也为人类学的海外民族志研究提供了一种方法论的基础。

曾经的西方或者欧美的人类学转换到中国的场域中来，便有着一种自我内化的倾向，即过度的内在关注和自我关注。

在与社会学、民族学无法分清其界限的同时，人类学在中国亦有很长时间是隐身在这两门一级学科的羽翼之下。

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类学在日益寻求与世界的接轨。

无论从理论还是从方法上，这种接轨甚至并行的势头都是突飞猛进的。

人们在其中发现了中国人类学海外研究这一新的主题。

越来越多人类学专业的研究生受到鼓励而尝试着走出国门，去做一种跨国、跨界的研究，即人类学所擅长的那种走进异文化之中去的海外研究。

因此，人类学在中国有了一个新领域，即海外民族志。

它是基于研究者在中国之外的区域开展田野研究之后所撰写的民族志报告。

真正激发出海外民族志活力的，当属2013年所提出来的“一带一路”
倡议，它激发了中国人对于中国之外世界的兴趣和感知。

也许，在此之前的基于一种互联网中国的文化转型也是一个重要的海外民族志发展契机。

由此，中国的文化真正大幅度、全方位地融入到了世界发展的大潮之中去，每个人似乎都处在一种带有世界性意义的转型之中，在其中不得已要做出一种属于个体机制基础的自觉选择。

同时，人类学的世界关怀在强烈地驱使着人类学家重新唤醒一种全球观照，将人的文化放置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上去加以重新定位和理解。

而面对这种处境，接下来的三个问题或许是当下试图走出国门或国界的人类学家所共同需要去面对的世界问题，厘清这些问题，才可能有一种真正基于中国意识的文化自觉。

首先是自我与他者之间关系的问题。

这也就是中国人类学家的主体本位意识与世界多样文化之间关系的问题。

对中国人类学家而言，新的海外民族志领域的研究真正需要有一种主体文化的关怀，需要知道我们需要什么以及我们究竟要去关心什么，同时还要清楚我们的民族志书写想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怎样的。

今日世界显然已经不是
17、18世纪欧洲殖民统治的世界，西方失去了其殖民地，人类学也是一样，人类学家失去了对殖民地人民进行一种独立研究的空间。

但这种转变的一个无意的后果则是，在这人类学的后殖民地时代里，一种本土人对于自己文化存在和未来发展的文化自觉得到了清晰唤醒，人们开始从自己的角度去思考自己的文化何以可能的大问题，这种文化自觉下多样性的
文化表达必然会成为新的海外民族志关注的一个热点。

其次是差异性的文化之间如何彼此观照的问题。

人类是有着一种主体自我意识存在的，但人亦是可以形成彼此关照、相互品评的对话性存在。

很显然，我们看美国人是一种态度，美国人看我们则可能是另外一种态度。

如果各自表述，互不搭界，相互之间则不会有什么真正的往来，人类学家的研究也变得简单，径直地走入其中，凭借观察直接书写便是。

曾经的殖民地时代的民族志，书写的模式大约如此，不出这种民族志作者作为唯一权威而去做单一性、无互惠交流的书写模式之外。

但麻烦的是，今天的世界，即超越了种种界限的开放世界，越来越是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互联互通局面，“谁也离不开谁”成为今日世界的一种日常。

人类学家因此需要去关注这种日常，关注自己身在其中的彼此互视所产生的一种文化观照，看到“我”和“他”之间在文化理解上的一种差异性存在，抛弃传统民族志那种研究者向着被研究者的单一方向去凝视聚焦的做法，转换一种既有的观察视角，看到自己眼中的他者，也能看到他人眼中的自己。

这要求一种双向的看，而非单向度的去看，不是“镜中自我”，而是“我看人看我”。

由此而书写出来的海外民族志不再是封闭的，而是开放的；不再是自圆其说的，而是关注到本土人现实存在的最为切身的问题意识；不再是强调我去书写，而是倡导一种彼此共同在写；也不再是只有大写的“我”才能书写，而是相互彼此都在书写，各自都有自己以及相互表达意
见和知识的空间。

最后是一种互惠人类学视野的再发现。

人类是社会性的存在，也是相互依存的存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人群以及不同的价值观之间，恰恰就是因为彼此有着不同的存在样态而相互之间才可能真正有一种交流和依赖，这背后根本上是一种互惠的文化逻辑在发挥其作用。

基于这种互惠的关系，人们之间的交往就一定不是输与赢之间的游戏，而是交往双方的相互依赖、互补互惠，是一种“我和他”的陌生人关系转化成为一种“我和你”的熟人朋友关系的社会创造。

互惠观念是早期人类学家在西太平洋诸岛屿土著部落中对人群交换关系的一种独特发现，而今天在世界之中的民族志书写同样需要有对此种互惠观念中的回馈精神和他者关怀的再唤醒。

与此同时，对中国的人类学而言，面对中国“走出去”、走到世界之中去的现实语境，也需要有一种互惠人类学的再发现。

搅在种种利益纷扰之中而不知有一种互惠逻辑存在的现代人，需要在这一点上有所觉悟并奋力前行。

民族志不仅是对真实生活的一种客观描述，还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最为有益的差异性文化构建途径的不断发现和总结。

“走出去”的海外民族志需要有这样一种文化自觉，在看自己的同时也能看到有他者的存在，看到别人生活的同时来反省自己的当下。

要知道，没有人愿意活在彼此孤立之中，暂时的冲突和矛盾并不意味着将来的绝望和老死不相往来，它需要一种时间和空间上的磨合期来实现一种更长久的彼此欣赏和友善的文化交
流。

我想人类学家既是这种文化的信使，也是人类可以在差异中获得一种永久和平的使者。

中国的海外民族志研究需要在这一点上有一种新时代的新的文化自觉，而非仅仅是作为一种工具被无反思性地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