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旋律电影中集体记忆的建构——以《我和我的祖国》为例

第39卷第2期2020年4月
南昌工程学院学报
Journal of Nancha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Vol.39No.2
Apr.2019
文章编号:1674-0076（2020）02-0077-04
主旋律电影中集体记忆的建构
----以《我和我的祖国》为例
王玉迪，李春雷
（广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广东广州510006）
摘要：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成为电影创作生产关注的焦点。

主旋律献礼电影《我和我的祖国》通过对国家历史和集体记忆的建构，有意识地对观众主体进行内在情感召唤，将主流意识形态与民众心理进行缝合，无论在票房还是口碑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以集体记忆理论为切入点，以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为例，通过分析道具符号的代入，仪式符号的重复，事件符号的联动等建构集体记忆的电影范式，来探讨主旋律电影对集体记忆的建构所带来的情感联动与身份认同的现实意义，以期为主旋律献礼作晶创作提供经验。

关键词：《我和我的祖国》；集体记忆；身份认同
电影作为一种极其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能够集中反映出时代和社会的信息，传达出民族文化心理的嬉变、时代观念的更迭和社会意识的变化⑴。

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国际话语权权重的不断提高，大国崛起之势已逐渐深入和内化到当今时代下每一个国人的心中，民众的爱国主义情绪空前高涨,承载着国家情怀和民族记忆的文化产品切合了公众需要。

2019年国庆期间，三档献礼片《中国机长》《我和我的祖国》《攀登者》成绩较为突出，其中《我和我的祖国》以突破31亿元的票房，成为2019年中国国产电影票房第三，也是中国有史以来票房收入最高的献礼题材电影。

电影作为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一方面参与到社会文化建构和历史书写之中，另一方面也会将历史经验转换成生动形象的影像资源⑵。

《我和我的祖国》吸引观众的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其在爱国主义情绪蔓延的基础上对国家历史和集体记忆的建构,无论是观众还是电影叙事主体,都有着强大的成系统的情绪背景，这种情绪背景恰恰成为“唤醒”观众记忆的节点⑶。

以《我和我的祖国》为例,运用电影化的话语表述重现历史记忆场景，构建唤醒观众集体记忆的电影符号，以探讨集体记忆构建产生的现实意义。

一、集体记忆及其媒介载体
莫里斯•哈布瓦赫⑷㉚认为集体记忆是指在一个群体里或现代社会中人们所共享、传承以及一起建构的事或物;他将“记忆置放于社会总体框架中进行分析，并指出集体记忆不是一个既定的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

对集体记忆的研究通常有功能主义和建构主义两个研究视角，所谓功能主义视角是指集体记忆的保存和传播会对社会产生重要作用；而建构主义视角主要是研究分析集体记忆是能够被建构，以及怎样被建构的问题。

哈布瓦赫⑷"指出，“过去不会像在睡梦里那样重现……过去不是被保留下来的，而是在现在的基础上被重新建构的。

”可见,记忆依赖于社会环境，人们面对没有亲身经历的事件或者自身脱离原有社会环境时,需要借助他物来重建或者唤醒记忆。

如何把集体记忆的功能主义和建构主义相结合，是当下分析集体记忆电影化建构的关键。

电影运用视听语言表现手法,有效还原记忆场景，是建构集体记忆的优质媒介。

威尔•海斯⑸认为:“电影是历史的镜子。

”电影自诞生以来便担负起记录历史史实、承载文化“软实力”的重任，然而,一切有关历史的讲述都不会是单纯的历史回顾，其实都折射着讲述时代的现实需要。

主旋律电影作为文艺片和商业片之外的第三种电影类型，从功能主义视角来说有着传播中华民族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塑造伟大“中国梦”思想的重要功能;从建构主义视角来说，电影作为一种优质媒介能够运用电影符号和电影话语表述等手法来建构集体记忆。

献礼片对集体记忆的细致化建构凝聚和折射了丰富的社会和文化生活内涵。

观众通过观看献礼电影,完善模糊记忆，重温国家历史,达成对历史记忆的长时存储,进而唤醒大众对历史的记忆与想象,使之转化成为强化民族文化记忆的重要因子。

《我和我的祖国》通过展现历史发展中的重大事件来构建集体
收稿日期：2020-03-0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16BXW002）
作者简介:王玉迪（1995-），女,硕士生,yudidii@.
通讯作者:李春雷（1976-），男，博士，教授，博导,lchl_fi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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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并以故事内核中的多方努力彰显国家意志，成功完成“向祖国和人民献礼”的艺术使命，实现爱国情感与电影消费之间的双向联动，成功的缝合了主流意识与大众文化的距离。

二、集体记忆电影化的符号建构
人的精神世界处于巨大的符号表征系统中，对特定事物的理解中都隐含着某种符号化的定型特征。

索绪尔认为每一个符号都是由能指和所指组成，即“能指是符号的形式,为符号的可见部分。

所指是符号的意义,为符号的不可见部分”同。

集体记忆本身就是一个符号系统，哈布瓦赫在《论集体记忆》中提到，当回忆昔日所处的心理状态时，有可能保留下来的东西包括主体的一般观念、生动感人的事件，甚至一页书或几行字。

尽管这些象征性的符号无法在内心深处从细节还原所有事件，但它可以逐渐地让一个场景或形象印刻在脑中。

也就是说，象征性符号可以唤醒存在人内心深处的模糊记忆。

在建国70周年这一特殊的社会情境下，《我和我的祖国》通过呈现或强化某一个集体记忆符号,有效勾连着七十年家国情怀浓厚的文化记忆和情感共鸣。

1-道具符号的表征
每一段青春岁月，都有其特属的符号。

电影作为一种造梦工具，道具设计是电影得以从构想转变成现实的基础。

符合时代特征的道具能够带领观众回到“过去”，《我和我的祖国》作为一部具有深刻时代烙印的电影，正是通过应用“怀旧”的道具符号来唤醒观众的历史记忆。

《夺冠》是从事件观看者视角，以电视机为重要道具讲述中国女排夺冠事件的影片,通过道具应用重现上个世纪80年代的上海市井生活。

弄堂，是上海特有的民居形式，在弄堂里看电视这是属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上海人民的集体记忆。

徐峥在幕后记录片中说道：“在弄堂里面看电视，是八十年代的时候上海弄堂里非常特别的一种奇异的文化现象”。

而《夺冠》正是通过对上海老弄堂的细致还原，为影片搭建出弄堂这一创作空间，能够让观众在影片中看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弄堂的群像展示。

场景道具的使用扩展了叙事的自由，营造出浓厚的时代氛围，勾勒和再现群众的记忆场景。

因此若想在更大程度上唤醒观众以往记忆，那么电影必须立足于电影道具的功能性特征，通过各种符合年代特征的道具符号来构建出观众记忆中的世界。

2.仪式符号的重演
纪念仪式是以重要节日、事件、人物为纪念对象，借助规范的仪式操演和具有象征意义的政治符号来凝聚人心的一种活动切。

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⑷认为，仪式的唯一目的，就是要唤醒某些观念和情感，把个体归为群体。

纪念仪式正是通过对历史的选择性加工,周期性的重演，使集体对纪念仪式达到长时储存。

例如“升旗”这一纪念仪式，《我和我的祖国》里在《回归》和《前夜》两个片段中共同选择了以升旗仪式作为叙事的核心。

国旗是一个国家最鲜明的标志，显示着民族的个性和尊严,而升旗仪式的频繁重演，其中寄托的不仅是对国家形象和民族尊严的维护，更是为了在这一纪念仪式中唤醒国人对于国家与民族认同的共同记忆。

升旗仪式作为公众从小学开始便接受的仪式教育，每周一次的重复上演，在身体和精神上都留下对升旗仪式尊重与敬畏的记忆。

将升旗仪式运用在重要的庆典和场合时能够唤醒群众对于升旗的集体记忆，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集体主义教育,产生爱国主义情怀。

《回归》讲述香港回归的历史事件，在香港回归的政权交接仪式上，中方代表团要求中国国旗必须于1997年7月1日零分零秒在香港升起，为此谈判了整整16轮。

香港交接仪式中升旗的这一刻，纪念仪式巧妙的把“历史”和“爱国”相勾连，一方面以“升旗”这一纪念仪式符号的重复上演，唤醒观众对于香港回归的集体记忆，另一方面在零分零秒升起中国国旗也是我们中华民族雪耻的见证。

总之，纪念仪式的一切构成元素都是为契合它所要传达的集体记忆而存在,通过仪式符号的重演使观众的个人情感凝聚于集体记忆。

3.事件符号的映照
重大社会事件和历史事件题材本身具有特殊的集体感情映照，群体事件的背后都有着强大的公众情感系统和心态体系⑼。

这些事件在社会发展中成为群体理念中的具体符号,承载本民族的集体记忆,诠释爱国主义情怀。

后现代历史观认为,历史在不断的叙事中被建构与赋形。

历史叙事并非为了求历史之真,而是在于旧瓶装新酒，借历史重述中的历史观建构今人的思想史和心灵史［心。

恰逢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我和我的祖国》借助新中国成立后的七个重要历史节点所对应的建国七十年来最广泛又最特殊的群众“集体记忆”，形成受众记忆的触发点。

女口《前夜》选择的是1949年新中国开国大典历史事件中的电动升旗事件，开国大典作为每一个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历史事件，是新中国成立的标志，它寄托着国人对于祖国独立自主的殷切愿望，也体现着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民族气节。

依托电影媒介载体，对开国大典这一历史事件的展演，重大历史事件通过不断的交流和共享得以记录和保存,既唤醒和重建了广大中华儿女对于新中国成立的集体记忆，感知当代人为确保新中国成立的不懈努力的过程，又是通过回溯当年展现我们中华民族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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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心，众志成城的民族精神，在精神上塑造当代国民。

道具、仪式、事件都是电影《我和我的祖国》构建关于新中国历史“集体记忆”的电影符号载体，在对认知场景再现的基础上，运用视听语言巧妙地让观众回到新中国奋斗历程，带领其进行历史记忆的回溯,激发对历史的情感并影响于现实中，最终通过具有连接属性的符号，勾连起集体记忆。

三、集体记忆强化下的身份认同
每个群体都有其自身的集体记忆，通过唤醒群体中的集体记忆使群体凝聚起来。

集体记忆作为一种凝聚的策略在民族国家中通常会被用以增加人们对某个群体、社会、民族和国家的认同⑴］。

因为集体记忆的本质是立足现在，所以可以说身份认同实际上就是集体记忆建构的最终目标。

电影从群体中取得最初的记忆创作素材，最终形成的作品必然也要回到群体中。

《我和我的祖国》通过对集体记忆的呈现，唤起观众相对应的情感系统和记忆系统，从而在个人身份、国家形象和文化认知上形成了强烈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首先体现出观众对自我身份的认同。

认同(I-dentity)有两重含义：“一是，本身、本体、身份，，是对’我是谁’的认知;二是’相同性、一致性’，是对与自己有相同性、一致性的事物的认知也就是说，观众观看电影产生对自我身份的认同感，需要电影中的人物或者品格或者命运与之相似,从而产生共鸣。

《我和我的祖国》便是在人物选取上与观众产生情感联动，《我和我的祖国》在人物选取上选择了小人物作为讲述对象,讲述小人物对祖国的奉献与付出，以小人物来映衬大时代的大事件。

例如在《北京你好》中的北京出租车司机张北京，他平凡普通、喜欢吹牛,是一个缺点明确的小市民形象，在偶然得到一张珍贵的奥运会门票后，本想把这张门票当生日礼物送给儿子修复父子感情，但最后还是送给了在汶川地震中死去的优秀奉献者的儿子。

小人物可能不完美，但是正是这些小人物对祖国默默关怀的付出精神让人动容。

观众能够通过影片中这些普通的人物角色找到自我映射，从而唤起“同理心”，营造起强烈的认同感。

其次是体现出观众对国家的认同。

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国家关系的呈现一直是近几年主旋律电影关注的焦点，从《战狼》系列到《红海行动》，都以军人救援海外的中华儿女为题材，为公众呈现正如《战狼2》电影结尾时护照结尾处所写的“我的背后有祖国”这样的人民和祖国的关系。

而《我和我的祖国》则是通过对重大历史事件的“提喻”，通过描绘普通人和某个重大历史事件的关系，为公众展示出普通百姓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奉献付出、不懈努力才有了日益强大的祖国，即展现出“祖国背后有我们”这样的祖国和人民的关系。

这种关系的转变和所处的背景有关，《战狼2》和《红海行动》是为了展现强大的中国,而作为新中国成立70周年献礼片的《我和我的祖国》则有着引领国人回顾过去，立足当下，展望未来的任务。

即通过对集体记忆的电影化构建、符号化表达，同时以串珠式的叙事结构以七个小故事勾勒出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历程，从新中国成立,开启人民当家作主的历史;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中国的国家力量开始凸显;到中国女排的三冠弥补了我们女排历史中的遗憾，中国的奥林匹克体育强起来了;再到香港回归，中国在祖国统一大业中迈出了历史意义的伟大一步;再到中国航天事业的进步和扶贫政策的深入万家，最后是中国飞行表演中的阅兵仪式的成熟与进步。

看着新中国的日益强盛，观众对于祖国的自豪感日益增多，从而营造出对国家身份的强烈认同。

最后是对我们中华文化的身份认同。

文化认同，就是指对人们之间或个人同群体之间的共同文化的确认,主要表现为双方相同的文化背景、文化氛围,或对对方文化的承认与接受⑴］。

通过挖掘中华文化中的优秀特质,实现人们对中华民族文化信仰的身份认同。

《我和我的祖国》里通过人物精神来体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挖掘。

首先是对奉献精神的体现，奉献精神是指为了维护社会集体利益或他人利益,个人能够自觉地让渡，舍身自身利益的一种高尚品格帥打《我和我的祖国》中多次出现人物的无私奉献精神，《相遇》里的高远为祖国的原子弹事业不仅奉献了自己的健康，而且奉献了爱情。

其次是对团结精神的体现，团队精神是指为了维护整体利益，人们协同合作的一种服务精神。

《前夜》里百姓和军官都在为升旗成功团结一致，当需要稀有材料时,街坊们半夜拿着自家的各种东西,烟袋锅子、长命锁、化学实验室仅存的一块样板等行为让人感动与热泪。

“人物是电影的灵魂，电影叙事情节的戏剧化展开依托人物的参与而实现”少］,电影《我和我的祖国》通过对奉献、团结精神等爱国文化精神的展现,不仅体现出了人们对祖国奉献与团结，还体现出人们对奉献、团结精神等爱国主义文化的高度认同。

四、结语
福柯说，重要的不是神话的时代,而是讲述神话的时代。

电影艺术与国家政治意识的关系,从来都没有也不可能完全疏离,其距离的远和近，关系的紧张或松弛,彼此映照还是遮蔽,决定于彼时政治经济环境、社会文化生态以及观众欣赏或认同规制「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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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今，中国处在大国崛起时代,需要借助媒介载体来讲述和弘扬大国精神，营造身份认同的现实意义。

而新时期主旋律电影走红也是源于它对文化精神的承载和传播,《我和我的祖国》紧紧把握住主旋律电影的精神内核，通过对集体记忆的构建，以强烈的情感共鸣实现了创作者、观众与献礼任务的平衡点。

但《我和我的祖国》依旧存在尚待改进的空间，如叙事风格上《白昼流星》以其浪漫主义风格区别于其他六部影片,在整部影片中稍显突兀。

但瑕不掩瑜,《我和我的祖国》作为一部优秀的主旋律献礼片，为当下主旋律电影创作生产提供了启示。

一方面对于重大历史题材影片，应选取恰当的切口，塑造观众感同身受的人物形象，唤醒观众记忆，调动观众情感。

另一方面主旋律电影创作也应与时代紧密相连。

正如《我和我的祖国》总制片人黄建新认为影片的成功离不开整体的社会环境与时代局势一样,电影对于历史的讲述是为了服务于现实需要。

总之，在回应新中国成立70周年这一重大历史题材献礼任务上，《我和我的祖国》努力打破传统套路，最大可能地唤醒观众集体记忆，调动观众情绪，使当代观众产生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为今后命题献礼题材的生产创作提供了良好的范例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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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collective memory in theme films：
taking My People,My Country as example
WANG Yudi,LI Chunlei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Guangzhou University,Guangzhou510006,China)
Abstract:The year2019marks the70th anniversary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Through the construction of national history and collective memory,the film My People,My Country makes a conscious emotional call to the audience and stitches the mainstream ideology in the mind of the mass.The film has achieved great suc­cess in both box office and public praise.Based on collective memory theory as the breakthrough point,taking My People,My Country as example,through analyzing the film paradigm of collective memory by subst让ution of stage properties,repetition of ritual symbols and chain reaction of event symbol,we explore the significance of identifica­tion and the emotional chain reaction in constructing collective memory so as to provide experience for theme films. Key words:My People,My Country；collective memory；identific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