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诗史的书写与差异——以20世纪30年代草川未雨和徐芳的新诗史为中心

新诗史的书写与差异——以20世纪30年代草川未雨和徐芳
的新诗史为中心
龙扬志
【摘要】新文学史的产生与20世纪30年代总结新文学成绩有关,是“书写现代”的重要组成部分,因为写作主体的文化差异,文学史呈现出不同取向.对照两部沉寂的新诗史可以发现,如果让新文学史料重新开口说话,一个充满差异、具有活力的文学史图谱将充分展示出来.
【期刊名称】《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年(卷),期】2012(030)001
【总页数】5页(P41-45)
【关键词】新诗史;书写;差异;话语
【作者】龙扬志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文学院,广东广州510632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7.25
20世纪30年代，新文学“书写现代”的重要方式是通过编著新文学史实现的，因此，新诗的“进步”被镶嵌在现代性叙事话语中，描述成“现代”与“传统”的紧张对立，而所有关于新诗发展的不同表述和歧异理解，在“进步”话语环境中失去了发出声音的条件。

比如胡适和梅光迪、胡先骕、章士钊等人在新文学发生期的
交锋，即通过对“历史趋势”的阐释而获得意见领袖地位，梅光迪、胡先骕对传统的“捍卫”和胡适对新时代的“开辟”，具体手法是相似的。

还原到日常交往场景中，矛盾并不像文字向后来者描述的那样尖锐。

虽然这些日常细节与“宏大历史”没有直接关系，由此亦能洞察“历史的阴面”究竟如何运转。

基于进化论而来的“线性”进步观构成了历史的动力，不相“吻合”的现象被割舍，是新诗现代性叙事中值得关注的问题。

事实上，只要编年体历史仍然是一种认识论工具，哪怕它的编纂摒弃任何暗示，时间一维性会促使人们去寻找前后事件之间的逻辑关联，忽略那些妨碍完整性观念得以生成的因素，或将其归纳为历史的“偶然性”。

为了深入探讨新诗“进步”背后的“歧异”，笔者选择现代文学史上两本新诗史进行对比，考察“书写”因为个人因素介入而引起的“差异”，或许可以进一步思考“现代”叙事本身包含的多种可能性。

这两部新诗史也与新文学史中的新诗叙述部分形成一种对照，相比之下，“新诗史”作为专门的文类史，单纯就新诗的历史呈现画面而言肯定更完整、更全面，折射出的主体叙述观念也更为清晰。

两部新诗史都产生于中国新文学的“第二个十年”，它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公认的“黄金时代”，二者写作时间大约相距5年，其中一本是草川未雨的《中国新诗坛的昨日
今日和明日》，1929年5月由海音书局出版;另一本新诗史则属于20世纪30年
代的“潜文本”，它是1935年北京大学文学院的一篇本科毕业论文，作者徐芳，“尘封”70年后在台湾出版。

后者之所以具有某种文学史意义，不单单因为它由
胡适指导，而且它构成了特定历史维度中青年学生对新诗发展境况进行追问的一种冲动，成为体现新诗认知的一个有效参照。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本新诗史，《中国新诗坛的昨日今日和明日》鲜被提及，原因在于作者强烈的个人倾向性。

朱自清在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卷时没有引用此书的任何观点和材料，并不是他无意的疏漏，《选诗杂记》间接表达了对该书的看法:“写导言的时候，怕空话多，不敢放手，只写了五千来字就打住，但要
说的已尽于此，并无遗憾。

这其间参考了些旧材料;其中也有自己的《论新诗》一文，看看辞繁意少，真有悔其少作之意。

也有‘草川未雨’的《中国新诗坛的昨日今日和明日》，那么厚一本书，我却用不上只字。

”［1］这通常被认为是对《中国新诗坛的昨日今日和明日》价值的否定，从朱自清一贯温柔敦厚的为人风格来看，的确代表了一种严厉批评。

标题采用“昨日今日明日”的格式反映出线性进化的历史叙事理念，而且显示了新文学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总结过去、展望未来的冲动，从产生语境来看，和20世纪30年代兴起的文学史书写行为具有内在逻辑关联。

对新诗历史进行总体描述，伴随新诗这一文体确立就已启动，草川未雨的著作与《晨报副刊》登载刘梦苇《中国诗底昨今明》一文的模式尤为相似。

刘梦苇在文中提出要“创造新的音韵，新的形式与格调”［2］，预示新月诗人对格律诗的探索即将全面开始。

不过草川未雨的标题好像更受到日本文学理论家升曙梦《新俄文学的曙光期》的直接启发，该书为“画室”(即冯雪峰)所译，1927年2月由北新书局出版，其中有《俄国诗坛的
昨日今日和明日》一篇。

结合草川未雨的阐释姿态和阐释方式，不难发现作者对话语权力的争取欲望。

通观全文，线性进步的时间观念贯穿始终，但是让人感觉“进步”叙事的目的为“将来的趋势”张本，而“将来的趋势”实际上属于自我阐述: 诗之“昨日”“今日”和“明日”若只按时间上分起来，则可说昨日的诗是已经流行过去了的，今日的诗还正在盛行着，明日的诗则是超于现时而向着将走去的方向的，现在要特别提出来说的，一是谢采江的《不快意之歌》，二是张秀中的《动的宇宙》。

［3］260
为了获得书写新诗“未来”的正当性，作者对新诗早期进行了相对公正的描述，之所以显示出面对新诗早期传统的客观态度，可能是他意识到胡适、刘半农、周作人等人在新诗建立之初的“立法者”地位既不可挑战，同时他们还代表了新诗的合法性起点。

不过当作者进入新诗“进步时代”叙述，阐释者主体性几乎发展到了极端
的程度。

如所周知，阐释不仅意味着理解的开始，阐释活动本身包含着某种明确的文化意义，或许还可以将其概括为阐释的政治学。

根据英国著名社会学家齐格蒙·鲍曼的论断，现代阐释者通过阐释活动达到对各种机制的操纵，目的在于“以使不确定性变为确定性，意味着作出决定，发表权威评论，隔离，分类，对现实施以限制性的规定。

换句话说，控制意味着对艺术领域行使权力。

”［4］179同样，正如鲍曼所指出的，在中产阶级获得对社会的操控能力之前，这样一种艺术规定的权力掌握在“教养良好、经验丰富、气质高贵、趣味优雅”的精英人物手里，不过草川未雨与胡适、周作人甚至赵景深、陈子展、刘梦苇等人比较，诸方面都存在很大差距。

草川未雨原名张秀中。

据史料记载，张秀中1905年10月出生于河北定兴县，1921年至1925年在保定育德中学29班(法文)读书，他1925年到北京，期间在北京大学做旁听生，选听文学课程［5］。

1926年1月第一本短诗集《晓风》出版，1926年至1929年张氏与保定育德中学教师谢采江，同学柳风、子波、湘灵、丁丁等人组成“海音社”，编写过“短歌丛书”，提倡“漫画式的文艺”，并且集资开办“海音书局”(地址北平沙滩23号)，主要出版同人新文学著译作品，《中
国新诗坛的昨日今日和明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写成并出版的。

为了重构一种新诗的历史秩序，草川未雨对“成熟时期”一些“成名诗人”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处理”，它们包括诗人成就的评价、诗歌风格和形式的对比、写作内容的伦理判断等一系列重新阐释活动。

比如对“晨报诗人群”完全负面的评价就有多处:
《晨报诗镌》——出版于民国十五年四月间，不幸是与新诗的发展相冲突，这一
派的人固然未尝不是想促着新诗发展，但在客观上只因了这派作诗的人们根本走错了道路，……这不是离开新诗相去万里了，这样便演成了千篇一律的方块板诗，盗去了新诗的领域，几乎断送了新诗的生命……［3］119－120
在过去的混沌的黑漆一团中，我们觉得第一讨厌的现象，是《晨报诗镌》，因为是
死的幽灵的再现，或说是又给死了的旧诗骸的墓前修的碑。

这派的作者说“格律就是节奏，越有魄力的作家，越是要带着脚镣跳舞才舞得痛快，跳得好……”这真是一种奇怪的谬论，此派的代表作者闻一多诸人，想着在新诗发展之外，另造出一种非新非旧的方块诗，觉着一种古怪之气，妖气，把诗作得莫过于他，以显其渊博高大(只是一半)又用古来的平仄韵，又排成新诗行，且以新的科学方法去谈，不失为进化人物，天下的事没有比这个再便宜的了，所以这一派人物又反过来嘲骂新诗……［3］235
可以大致判断，本书与刘梦苇《中国诗底昨今明》一文实际上构成了某种对话关系。

不过这种“处理”方式，也可以视为作者理论素养准备严重不足的必然结果，包括术语运用、逻辑展开和理论阐述，与同时期代表性的几部文学史著作存在明显差距，近乎“恶毒”的价值评定建立在过于空乏的预设意图上，表明其知识标准在主观情绪面前受到了“扭曲”。

鲍曼认为，阐释作为对秩序的控制，它的有效性依赖于对“自然”秩序的充分了解，在典型的现代型世界观语境中，这种充分知识在理论上是可以获致的:“无论在实验室中，还是在社会实践中，控制的有效性与知识的正
确性密切相关(后者说明前者，前者进一步证实后者)。

它们共同提供了一种评判标准，以区分现存实践之优劣。

同时，这种分类在本质上是一种客观存在，也就是说，每一次都可以运用上述的评判标准，对这种分类予以公开的检验和证实。

无法被客观检验的实践活动，是比较低劣的(例如，那些需要凭借着与特定地区和特定时代
不可分离的习俗或流行观念，以使自身合法化的实践)，因为这种实践使知识发生
了歪曲，限制了控制的有效性。

”［4］4－5正是在不完备的知识视野影响下，
作者的宗派意识在诗歌史写作中被无原则放大，其中学教师谢采江的诗歌重要性被反复阐述，与对“晨报诗人”的反复批评构成鲜明对照。

第二章“草创时期”第7节专门谈论谢采江《野火》(P93－105)，篇幅较胡适、康白情、郭沫若、汪静之、宗白华等“已成名诗人”庞大得多。

第三章“进步时代”又有专节谈论谢采江的
《荒山野唱》(P199－220)，并且紧接着又为谢的小诗集《弹簧上》开设一节
(P220－232)，认为它是小诗发展的另一个标志性阶段(P220)。

此外，第三章对海音社的“短歌丛书”不遗余力的吹捧(P128－135)，不少地方也为自己进行了拔高，比如对“漫画式的文艺”主张所做的冗长阐释(P125－128)，并赋予其重要诗学意义，包括把他自己《动的宇宙》归纳为未来诗歌发展的方向。

这些“戏台里喝彩”的举措，体现出作者相对狭隘的思想趣味。

此书作为新诗史上第一个专门的历史文本，作者采用“草川未雨”的笔名，实际是为历史自我叙述而采取的隐身术，经过乔装打扮的叙述者在权力话语建构过程中不再羞答答，明白无误地宣告了个人对历史话语的书写欲望。

可能正因如此，朱自清才觉得不甚可靠，“用不上只字”。

徐芳偶尔被文学史家提及，主要是因为“胡适传奇”的讲述需要，其实她在20世纪30年代诸多报刊发表过诗作，“一时声名鹊起”① 施蛰存:《〈徐芳诗集〉序》，见《施蛰存七十年文选》。

陈子善，徐如麒，编选。

上海市:上海文艺出版
社1996年版，第881页。

按，虽然序文对象的徐芳并非本文讨论的徐芳，但施
蛰存在文章中花了大量篇幅介绍了30年代的徐芳。

徐芳生于1912年，江苏无
锡人，1931年考入北京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对新诗有强烈兴趣，故选择新诗作为毕业论文的写作内容，论文指导老师为文学院院长胡适。

提纲拟定之后交给胡适评阅，得到导师认可，于是开始《中国新诗史》撰写，1935年完成，历时1年。

“等诗史写成后，我订成一本书，送呈胡先生阅览，他好高兴，在稿上用红笔批改了多处，真是为我文章也费尽了心。

”［6］1胡适显然很器重这样一位热爱诗歌、且有思想创新意识的学生② 该书提供的初稿目录有胡适批阅，对诗人顺序做了若
干提示，比如梁宗岱、白薇、孙席珍、何植三等人，胡适批上了“似在后?”的意见，为论文“费尽了心”不是过分的说法。

因为胡适推荐，徐芳于1937年1月至8月编《中央日报》诗歌副刊，刊名“诗刊”亦为胡适所题。

有胡适这样一位声
誉显赫的学术“把关人”作为指导，《中国新诗史》在结构上布局得体，个人论述虽然不乏偏见，总体而言是一篇相当不错的大学本科论文。

《中国新诗史》全文分四章，三个时期:第一章“引论”;第二章“新诗的第一期(1917—1924年)”;第三章“新诗的第二期(1925—1931年)”;第四章“现在状况(1932年—现在)”。

“新诗的第一期”作者选择胡适、刘半农、周作人、俞平伯、朱自清、宗白华、郭沫若、谢冰心、康白情、徐玉诺、刘大白、汪静之、王独清、穆木天等14位诗人作为主要叙述对象，她的基本结论是新诗人们“确已把旧的推倒，又给重新建立了一个新的雏形”，从总体上看，她认为新诗的艺术价值还很幼稚［6］77。

第二期则以徐志摩、闻一多、朱湘、孙大雨、梁宗岱、陈梦家、曹葆华、林徽音、饶孟侃、于赓虞、孙毓棠、焦菊隐、邵洵美等人作为讨论中心，其中对于新月诗人的格律运动做了相当全面的介绍，作者对此时期的结论是:“第二期
的诗显见得是比第一期进步了。

这由两方面可以看出来:第一是形式方面，即是第
二期的有了一个完整的形式，不像第一期那种随笔挥来就是诗了。

第二是内容方面，即第二期的诗歌内容不像第一期那么幼稚了。

那里面所包括的比第一期进步得多。

”［6］148第三期诗人代表则涉及李金发、戴望舒、卞之琳、臧克家、林庚、何其芳、冯废名、李广田等8人，他们被归纳为“现代诗人”，“现代”意为“当前”之意。

作者注意到此期诗歌显著特点是象征诗的兴起，“象征诗来自西洋，现在已经流行全国。

象征诗的起来，一方面是由于第二期的诗的内容太平俗、格律太严紧，不足以发挥性灵与表现思想。

另一方面是西洋象征诗的介绍与翻译。

戴望舒、梁宗岱、施蛰存、卞之琳等人，都是对于这部工作，贡献较多的人。

象征诗的根，早在李金发的诗中埋下。

而当时的人们对他不是不了解，便是不注意。

直到一九三二年《现代杂志》按期登载戴望舒、施蛰存、何其芳等人的诗，象征诗才被人重视而兴起。

这时新诗又开了一个新方向。

”［6］151不过在最后展望新诗的发展时，作者又认为象征诗“是在打算怎么加几个绮丽的字进去”，因此是没有真感情的诗
［6］168。

除了将诗歌的情感作为重要书写内容之外，对新诗的前途还包括如下
一些思考，认为新诗应该有一个自由的形式和自然的韵律，也就是通过内容去选择合适的形式，不必追求外在的整齐和格律;诗人应该有丰富的生活经验;以西洋诗作
为参考，但不是要模仿，对传统诗歌的借鉴同样如此，目的是创新;诗人应有独立
伟大的人格，具体则指写自己的真实人生感受。

毕业论文作为高等教育中被精心设计的一个组成部分，决定了《中国新诗史》必须体现出“求真”的基本要求，因此重点不在于如何评价历史，而是希望通过展开新诗的历史景观证明作者对新诗知识的掌握程度，尝试从中找到发展的线索。

显然，新诗知识的平面展现妨碍了叙述的深度，但也避免了主体性的过分介入而造成叙述的偏差。

与草川未雨的“新诗史”叙述风格显著不同，徐芳在新诗史讲述过程中没有出现诸如“鸟瞰”之类的高姿态词语，“史著”混杂着多重语气，加上稍显拙朴稚嫩的行文，作者的学生身份得以表现。

正因上述原因，徐芳的“新诗史”具有某种“读者理解史”特色。

对于“第一期”、“第二期”诗人及其作品的理解，徐芳一般会做出总体性评断，不同意见也有直率表述。

比如“商籁体”的理解，她认为曹葆华明显不如朱湘讲究:“对于曹氏的商
籁体，我有一点意见。

我以为既然要写商籁体，就得按照商籁体的格式(无论是皮
特拉克式或莎士比亚式)来写。

不能只把诗写作十四行，便称之为商籁体。

我们应
该按著规则用韵，要不这样的话，又写什么商籁体呢?曹氏之商籁体，只是写了十
四行，而未按著格式用韵，似乎有点不合适。

要写商籁体还是应该像朱湘那样，把韵押对了才好。

”［6］130当她谈论到“现代诗人”(即第三期诗人，1932—至今)作品时，则充满了阅读的困惑。

在论述林庚诗歌时，她列举了林氏《春野与窗》，然后说:“林氏的诗深奥而不易懂，也许太含蓄了的缘故。

这种非得有特殊
天才的人，才能了解。

像我就有点不大了解这诗;所以也不敢妄加批评。

不过我也
细看了这本诗集，我觉得作者生活经验太不丰富，生活范围也太狭小;所以没有什
么特殊的佳作。

林氏不妨在社会多得一点生活经验，再作诗，那样一定会有较好的成绩。

”［6］162对何其芳诗歌的评述，作者也从读者角度表达了阅读感受:“何氏的诗和他的散文一样，都是写得那么纤细，值得我们仔细去领会。

”［6］164
废名是现代诗歌史公认比较难懂的诗人，他的诗歌作品为现代解诗学提供了试金石，徐芳的意见是“最好是听冯氏把自己的作品解释一遍，那样我们可以更多的了解一点。

”［6］165通过这些“困惑”，大致可以想象出象征派/现代主义诗歌在20
世纪30年代的接受状况，作为一个爱好诗歌写作并且系统接受过新诗发源地北京大学的文学训练的大学生，从徐芳这里显然足以折射出一般读者的理解水平，进而反映出时代审美状况，这些信息是同时代其他充满独断、误读、因袭的新文学史不能提供的。

简而言之，这两本新诗史都有着明显的个人特色，从学术角度来看，它们属于“未完成”的理论著作。

草川未雨在新诗知识储备上相对而言更为丰富，他的缺点看起来表现在学术的“外部”，研究态度、研究立场、学术语言等诸种因素都是学术的一部分，最终会以多种方式影响学术阐释的呈现效果，这些东西不同于知识本身，必须通过大量的实践训练获得。

徐芳在新诗史写作中严格遵守高等教育学科论文科学性的要求，保持认真、严肃、客观的写作态度，因此她的论文体现出“求真”、“求实”的基本风貌。

她的“新诗史”明显欠缺在于史料阅读不足，如果抽去她所列举的诗歌作品，很多诗人几乎只剩下一句总体性的描述，这种平面照相式的展现，远远不能概括新诗发展的某种立体化的图景。

所以，它们在学术价值上，不在于是否阐明了对于新诗发展规律的某种“真理”，而是再现了特定历史阶段中人们对新诗“客观规律”的认识。

就草川未雨而言，我们似乎可以清晰感受到处于话语权力边缘的群体被压抑的苦闷，因此表达了边缘者意图参与历史叙述的权力诉求，它的意义在于它的“文本性”。

这种“报复叙事”远比温文尔雅的改写、借鉴能提供更多的历史信息。

通过这一个切入历史时间的入口走进历史场景，一种另类的新诗谱
系得以重新描绘。

早期文学史写作都存在学术的“未完成性”，这是学术发展的历史条件决定的。

在现代文学研究面临资源开掘的今天，已经有学者表达了研究对象和内容失范的担忧，也就是哪些值得研究而哪些根本就不具有值得研究的价值。

其实这涉及史料价值判断，就新文学史而言，它在今天的意义到底是它向我们提供了某种“真理”，还是重构了返回文学历史的现场感?在文学研究过程中，到底是否该选择一些更权威的
著作，还是把文献意义放置在首先考虑的位置?“对历史说来，文献不再是这样一
种无生气的材料，即:历史试图通过它重建前人的所作所言，重建过去所发生而如
今仅留下印迹的事情;历史力图在文献中自身的构成中确定某些单位、某些整体、
某些序列和某些关联。

”［7］在福柯看来，文献只是构建历史的一种手段，既然如此，早期新文学史的意义并不在于它提供了多么正确的认知，它们作为史料的意义远大于对一种文学发展规律的阐发。

因此，这两部新诗史的意义在于，如果让新文学史料重新说话，一个更具活力、充满差异的文学史图谱将充分展示出来，与此同时，新诗历史本身包含的复杂性也得到展示。

【相关文献】
［1］朱自清．选诗杂记·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M］．上海: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19．［2］刘梦苇．中国诗底昨今明［N］．晨报副刊，1925－12－12(14－16)．
［3］草川未雨．中国新诗坛的昨日今日和明日［M］．北平:海音书局，1929．
［4］齐格蒙·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M］．洪涛，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5］熊融．关于张秀中同志:一九八一年版《鲁迅全集》补注［J］．鲁迅研究月刊，1983(6):15
－17．
［6］徐芳．中国新诗史·自序［M］．台北:秀威资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6．
［7］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M］．谢强，马月，译．北京:三联书店200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