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塞留时期在法国的“国家最佳利益”观念

黎塞留时期在法国的“国家最佳利益”观念
选自弗里德里希·迈内克：《马基雅维利主义——“国家理由”观念与其在现代史上的地位》（1924年）（时殷弘译）
一、开端和1624年的《论君主和国家》
(Studies on “the best interest s of the state”: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on the individual particulars based on empirical observation of the state’s situation and its behavior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To this kind of advanced political thinking, neither Machiavelli nor his Italian successors on raison d’tat had reached.)……自博泰罗（焦瓦尼·博泰罗[1540-1617]，著《论“国家理由”》）那时以来形成的“国家理由”观念……局限在笼统的国家理论(General Theory of the State)限界内。

这后一理论……（按照对一切时代都成立的标准）……集中于探究尽可能最佳的国家类型。

与此相反，“国家最佳利益”（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state）观念完全不关注什么是尽可能最佳的国家类型，而只关注现时个别存在的当代国家个体。

这些国家由理论加以细致入微的考察，以探寻它们可能怎样行事，连同从它们那里可以期望将来如何。

……一个人自己国家的具体利益驱使他去进而理解支配别国的、特殊和恒久的运动法则，从而能够据此调整自己。

通过一种回顾式的概览，一个人迅速学会更深刻地理解甚至他自己的最佳利益，并且由此变得能够将自己的最佳利益意识从低层次上升到高层次，即从幼稚的本能和杂乱的想望升华到有思考的自觉和经过澄清的理性意志。

……据此，国家行为方式变得有可能成为一种真正的政治科学。

……
…………
马基雅维利大力辨察政治机制的隐秘源泉，披露其载体的最强烈的主要动机。

他据以这么做的勃勃精力和敏锐眼光无论怎样渲染也不会过分。

然而这载体——他懂得如何窥探其内心——大都还不是国家人格；宁可说，他们是手里握有一个“国家”(stato)的个人，“国家”的首要含义对他来说仍然实际上等于“权力机器”。

……他满足于较容易（对他也更有吸引力）的任务，那就是断定个别国务家的行为中的权宜成分。

这是他的认识的一个局限性，另一个局限性（与之密切相连）则在于他按照自己的说教倾向，确实只想导出一切政治行为中典型和普遍的东西，即希望为每个统治者和政治世界这令人眼花缭乱的万花筒确定某些规则，写下容易理解和能够应用的明确的格言……
(The valuable achievement of the Venetian diplomatic dispatches: The initial emergence of the notion of t he particular “state interests” , together with the notion of “the (particular) best interests of the state”, resulted from the general raison d’tat; “State interests” began to transform implicitly from the interests of the prince to those of the state.)……意大利“五头联合”的崩溃，连同意大利诸国的一切政治利益由此在欧洲权势关系内必不可免的纠缠、重组和隶属，不断迫使意大利的国务家们既研究非常宽广的关系，也以同等的注意力研究非常狭窄的关系。

出现了以威尼斯外交文书为典范的观察艺术。

这方法确实一向显示了对于在威尼斯人们惯常与之打交道的、未加修饰的具体事实的偏重，它难得升华为较为普遍和构建性的见解。

然而，……在16世纪中叶以后，它的确成功地达到了更清楚地形成一种理解的地步，那就是超个人的“国家利益”支配各国行为，决定国家离合。

这观察方法包含一种观点（它亦为马基雅维利接受），即每一项特定的“国家利益”都出自16世纪中叶往后被称为“国家理由”的东西，也就是说出自一条普遍法则——每个国家都受关于它的私利的自我中心主义驱使，并且无情地压抑所有其他动机；然而与此同时，一个根本假定被默然做出，亦即这
“国家理由”必须始终只是指那些被深思熟虑地、合理地认识到的利益，不沾染任何纯粹本能的贪欲。

只有在统治者的利益得到“国家理由”支持的情况下，才能起而信奉之。

……
(The severe limitation of the Venetian diplomatic dispatches and the great path-breaking achievement of France under Richelieu, pioneered by the “politique”school, in systematic observation of the state interests and the relations between states in terms of those interconnected interests.)在不时提供关于个别国家里个别形势的情报。

这一目的对这些富有成果的思索设置了一定限制。

威尼斯外交文书不可能升华到对这些国家利益（其存在被颇为广泛地假定）做出全面系统的考察，因而更谈不上升华为欧洲内部国家利益关系的一幅综合图景。

就我们所能见到的来说，给出这么一幅图景的首次尝试是在黎塞留时期的法国做出的。

…………
……在法国，胡格诺战争的惨痛体验已迫使人们不再那么狭隘地一心关注自我利益。

事实上，正是国家的这一深刻的宗教和政治分裂，导致政治思想产出硕果，迫使它为一个大有解体危险的国家探寻出一种新的思想精神凝聚力。

如前所述，这一凝聚力在其宏大形态上，由博丹的主权学说和国家权威的中央集权化提供出来。

另一种这样的凝聚力在于认识真正的全法国集体利益，它目前被对立各派的狂热情绪遮蔽了。

“政治派”的这些思想……在接下来几十年里始终继续光芒四射，有如内战乌云之上的指路星辰。

它们开始在君主政治中、在亨利四世的体系内得到实现。

亨利四世之死又一次将法国抛离理性的利益政策道路。

然而，“政治派”的传统依然活着，而且在这么一个时刻苏醒过来：法国准备重新从事由亨利四世开始但被其去世打断了的工作，并且加入反西班牙行列。

……
正是在这一形势下，出现了一部书，题为《论君主和国家》（《论基督教世界的君主和国家及其对法国的意义：按照它们的不同性质和情势的论说》）（1624年）。

……作者被说成是一位非同小可的人物：黎塞留的密友和助手约瑟夫神父……它属于那些年里出现的整个一批小册子，先前“政治派”的法兰西民族主义思想在这些小册子里再次复苏，其形式为反对（黎塞留的前任）吕伊内采取的西班牙/天主教路线。

在该书必定于其间写作的那些星期里，约瑟夫实际上同黎塞留生活在一起，而黎塞留本人正在大力争取国王采纳一种弘扬荣耀、追求伟大的政策，同时进行着反对现任宰相的软弱政策的斗争，以便为他自己出任宰相铺平道路。

……
……该书一开头就说：“在国务方面，一个人能够提供的最佳建议依据关于国家本身的特殊知识。

”他必须知道国家自身是什么，它与其他国家有什么样的关系，它怎么得到治理，统治者与臣民之间的关系怎样，它对外国的行为方式如何。

内政与外交之间有着无论好坏都是必不可免的关联（这里反映了半个世纪法国历史的惨痛经验），国内哪怕些微的混乱都影响到外国对它的行为，而国内的任何力量增进马上导致修补国家对外形势损伤的任务，这损伤是在国家动乱和虚弱期间遭受的。

世上一切统治者仅由他们自己的利益左右，他们的行为动机出自邻居的幸运或不幸，因此谁能怀疑一位虚弱和不受其臣民尊敬的君主会被他的邻居和盟友看轻……？在亨利三世国王多有烦难的最后岁月里，法国发觉自己受到旧日盟友相当糟糕的对待，而亨利四世一经赢得国内胜利，除哈布斯堡奥地利以外的几乎所有欧洲国家便立即向法国靠拢，以便通过与法国携手能重建制衡奥地利的均势。

（现在，）靠上帝仁慈，法国国体颇为强健，因而经过内部混乱的喜人解决，在外国面前重新挺立的时候现在已再次到来。

当前值得来研究这些外国，以便知道对它们之中每个国家要抱什么希望和持什么担忧。

……首先，关于西班牙的在欧权势，该书给出了一幅非常重要和清晰的图景：它的各不同主要和次要势力范围、它的资源、它的政府原理和方法。

然后，通过一番对它在整个南欧和西欧的地理分布的概要浏览，我们被告知它怎样以一种链条方式连在一起，并且同哈
布斯堡家族在德意志和东欧的领地遥相联结，因而威胁着包围所有处于中间的国家。

……统治（西班牙的）邻国的不同方法得到了非常精妙（非常具体和准确）的谈论。

……诚然，西班牙驻防军领有的据点遍布这些国家，高级职位由身为西班牙人或持有西班牙观点的官员占据；可是，在那不勒斯的统治模式显著不同于在西西里的，而在米兰的又不相同。

那不勒斯居民固然像西西里人那样性情火烈，容易激动，但那不勒斯是那么充满骚动和喜好变更，不得不靠西班牙的枷锁来严厉地使其循规蹈矩（按照历史经验，唯一能做到这一点的是枷锁），因此在那里最多只能取得一种被强制的服从；然而在西西里（它从前已经自愿臣属于西班牙王室），可以指望一种自愿的服从，因而有可能减小压力，并且尊重传统的自由和特权，以便不去惹恼一个假如被激起就难以劝慰的民族。

在米兰，采取的是这两种方法之间的中间策略，因为伦巴第人多少稳重笨拙，从而较容易使之安分守己。

与此同时，对所有其他西班牙领地来说，米兰是关键，是预定开进德意志、佛兰克孔德和佛兰德的西班牙大军的集结地，由于热亚那港口的缘故比那不勒斯更便于西班牙前往。

还有，尽管热亚那基本上同样持有意大利人对西班牙的共同憎恨，但它是西班牙的银行家，这项功能保证了它的利益与西班牙利益紧密相联。

然而为了米兰的缘故，西班牙不能据有那不勒斯。

作为它扩展领地的斗争的出发点，西班牙很聪明地没有选择那不勒斯（在那里它会同教皇冲突起来），而是选择了米兰，在那里它一步一步地获得了摩纳哥、菲纳莱、皮昂比诺等地。

而且，即使米兰会处于威尼斯和萨伏伊的敌视之下，作为补偿西班牙也能享有米兰的其他邻邦的好感，那就是热那亚和瑞士的五个天主教州。

而且，西班牙现在能够由此在瓦尔泰列内和格里松斯建立其经久存在，以便越过大海和山脉与德意志和奥地利联为一体。

（The primary characteristic of the book：[as said at the beginning,] [Nearly]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on the individual particulars based on empirical observation of the European major states’ situations and their behavior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First nearly systematic observation of the early modern European international system.）作者有一种可说是将个性分类的特殊天才：他首先按照其贯穿始终的共性设想一套复杂现象的整体，然后进至说明它包含的种种差别和特殊性，直到深入最为内在的隐凹处，但接着他总是再次回到总体印象，回到要从它那里被提取出来的教益。

因而，非西属意大利诸国首先以统一的形式展现在他眼前，由对西班牙枷锁的共同憎恨和对西班牙权势的共同畏惧结合在一起。

与此同时，他还以可赞的客观性，承认西班牙人的一项论辩有些道理，那就是靠着西班牙的统治，先前自相残杀、破碎不堪的意大利才首次获得全然和平这一巨大实惠。

同样可敬的是，他确实指出甚至法国也会被意大利人憎恨，假如它占据了西班牙在意大利拥有的地位。

然而，法国现在可以摘取西班牙权势的果实，因为所有那些正在大吃西班牙苦头的邦国都会寻求同法国结盟。

它们对待西班牙的行为方式也各不相同，依其具体国力和特性而定。

最小的邦国——曼图亚、摩德纳、帕尔马、乌尔比诺——在西班牙面前战栗不已，尽可能恭顺地以一种确实与主权国家不配的依附效忠来自保。

甚至佛罗伦萨大公也对西班牙国王阿谀奉承，即使实际上他对他置之不理和设法反对他。

威尼斯和教皇的行为则又以各自独特的方式与之两样。

教皇拥有西班牙不得不对他作为基督教世界的首领表示尊敬这一好处；他看来反西班牙如此坚决，以至不让他们为之争执的哪怕最微不足道的利益从他手里被夺走。

威尼斯大胆自信，尽管并不公然藐视西班牙，然而靠明智的政策和秘密支持西班牙的敌人来保护自己免遭其害。

萨伏依从前一直站在西班牙一边，令意大利其余邦国大为遗憾，但现在也一样防范西班牙。

这个小国对西班牙和法国都特别重要，正在发现难以同时与它们两国都关系良好；它先是引起其中一国的怀疑，然后引起另一国的猜忌，并且刻苦利用这个策略，以便同每个国家打交道时在无论什么可能的场合都促进自己的利益。

接着，就一个个意大利国家的权势方法和权势目的描绘的图景，也是一幅幅精巧的小插图。

特别是威尼斯——文艺复兴治国方略的女教师，必定诱使了这位政治肖像画家施展出自己的最佳本领。

他极为赞颂她的国内经济的优秀安排和谨慎基础。

威尼斯人能用一个银币做到别人用两个硬币才能做到的事情。

他们能够让他们的臣民承受相当沉重、但分配均衡的负担：这是他们在内陆的统治得以成功的“不小奥秘”。

要判断他们的海上力量有多强，就必须看过他们的军工场。

就此，无言胜于有言：这给出了足够的证据，证明他们的伟大勇气和实力。

事实上，威尼斯的实力无可惊异，因为这个城邦本身以其海洋性地位永不能被征服。

因而，就像先前已通过堪布累联盟出现过的情况那样，有可能夺得整个内陆领土却仍打击不了该国的心脏；她由此总是能够东山再起，夺回所失。

然而，尽管她权势强盛，威尼斯一向似乎只是关心维持这权势，而不是增长之。

这可以理解，只要考虑到包围了她的那些邻国和敌手：陆上是西班牙，海上是土耳其，此外还有皇帝、弗留利大公和教皇。

对教皇开战是糟事，因为总是不得不把从他那里夺来的东西退回去。

这是一条基于经验的实际政治原理，同样可以在马基雅维利、圭西阿迪尼、博泰罗、博卡利尼和康帕内拉那里见到；因此，威尼斯……靠着不丧失任何东西，她已经多有所获。

然而，为了在这些敌人中间维持她的地位，威尼斯不得不在全世界为自己寻求盟邦，而不管宗教属性如何。

因此15年前，她通过亨利四世斡旋，与虽然相距遥远、却能经海路与之交往的荷兰共和
国结盟。

不仅如此，她还以同样的方式与瑞士的伯尔尼、苏黎世两州和格里松斯结盟；而且，她还谋求与德意志新教徒、甚至与贝特伦·加博尔本人达成谅解，并且珍视与法国的友谊甚于珍视其他一切。

…………
……作者……很明白，英国由于其岛国位置而固若金汤，在海上强大有力，能够独自发动进攻，并且对其他每个国家来说都是值得向往的一个盟友，因而事实上必须被评估为仅次于法国和西班牙的欧洲第三强。

亨利八世，他接着说，懂得怎样针对大陆上彼此争斗的两大强国构成一个平衡力量，让自己受两强畏惧和笼络；而且，他还懂得如何维持这一体系，甚至在他同罗马决裂之后。

伊丽莎白继续以同样的决绝显示自己的力量；通过她对尼德兰造反的起初秘密、然后最终公开的支持，她导致西班牙人丧失了那个国度的一部分，接着在对无敌舰队的伟大胜利之后，将战争一直打到西班牙海岸和东西印度……这样，一个人就能理解为什么在1604年与英国缔结和约以后，西班牙急于为自己争取这个危险的强国的友谊——即使只是为了在尼德兰享有不受其威胁的安全感。

我们不想夸大该书的重要性，也不会将其不为人知的作者实际上排在那个世纪最为杰出的政治和历史著作家之列，虽然该书可以同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媲美。

在它对互相关联的各不同政治利益的描绘中表现出精细和敏锐，那是拉丁民族中间许多外交家和政治著作家共有的。

我们眼前有的只是个绝妙的范例，代表政治思想的一整个流派、一整个倾向。

他的许多个别判断透露出一个事实：他熟悉关于“国家理由”的意大利文献。

然而，他在对事物的看法上高于它，因为他将欧洲当作一个集合的整体来对待，而且就我们所知他是第一个试图这么做的人。

……（Richelieau, and his assistants like the author of the book:）在将决定宗教战争的结果、从而也将决定欧洲的精神未来的剧烈冲突过程中，趋于纯粹权势政治的倾向再次重现，那已经在马基雅维利时期活跃过，但这次由于下述事态有过之而无不及：洞察更广阔、更全面的关系，更清楚地认识国内统一和秩序与对外显示力量之间的关联，形成对真正强大和支配性的权势的意识，而且（最后但并非最为次要）自觉地反对听任教会和教派考虑遮蔽简单的权势利益。

为在国内保证国家统一和在国外获取欧洲盟友，从而使自己做好准备来完成与西班牙斗争这一艰巨任务，法国的现实主义政策不能不宣布一种关于不同宗教信条的“共处”方针……
黎塞留政策的一位不知名的预示者做了这一富有启发性的实验。

不久后，它就从一位历史情况明白得多的人那里得到了新的力量。

这是当时法国最重要的人物之一，其引人注目的政治腾达不仅增添了这本小册子的魅力，而且使我们能深入得多地探究当时的治国方略和历史观念。

二、亨利·德·罗昂公爵
…………
……从1624年那位富有天赋的匿名作者所著《论君主》，转到1638年在巴黎面世的、亨利·德·罗昂公爵所著《基督教君主和国家的利益》（简称《利益》）……德·罗昂先前是黎塞留的对手，指挥造反的胡格诺教徒，直至他们在1629年拉罗彻尔陷落后被搞垮为止。

然而，接着在争夺格里松斯和瓦尔泰列内的斗争中，他成了黎塞留政策的支持者。

他可以被算作是17世纪期间法国最有力的政治人物之一……
…………
有如《论君主》一书的作者，罗昂写作于法国重大决策的前夜，希望加速这些决策。

两部书里的思想都被这一对行将到来之事的意识支配，都有在干涉欧洲事务以前研究欧洲的愿望。

与此同时，在他自己的政治生涯中，罗昂经历了如此深刻的质变，以至他能够以一种深切的个人感觉写下他给黎塞留的献辞的开头几句话：
(A very brilliant way of the realistic and particularistic thinking; the first forerunner of historicism characterized by emphasizing individuality of the things, the fresh experience, and the
creative changes; Expression of a new realistic, un-dogmatic spirit of the age and expression of Richelieu’s creative statecraft:)“没有什么比统治的艺术更难，在这行当中最有经验的人也在去世时承认自己只是新手。

所以如此，原因在于一个人无法定下治国的不变铁律。

导致世界万事周而复始不断变动的无论什么力量，同样导致善政的基本原则变动不休。

因此，那些让自己更多地由往昔楷模而非当今理性来指引的人，必定会犯严重错误。

”
当马基雅维利早先为那些谋求获取或创建一个新王国的人指出一条掌权道路时，他强调了大不相同的原理。

“人们差不多总是遵循前人踩出的道路，靠仿效来行事。

”诚然，他们永不可能很成功地始终坚持走别人的道路，也不可能达到自己在模仿的那些人的“美德”(virtù)；但是，他们遵循伟人们踩出的道路获益良多，因为他们自己的力量即使抵不上前人，也至少会从中获取某种气息和韵味。

因此，他的教导以展示摩西、居鲁士、罗穆卢斯和提修斯等伟大范例开头。

他以这一方式思考和行动，首先因为他相信永恒的循环，相信历史生活中事态之无休止的反复重现，还因为他处于古典时代的强烈影响之下，喜欢拿他自己那个较卑微的时代与从前更伟大的时代作比较。

他那天才的经验意识完全能够使他自己超越他的理论的这些局限，但他从未将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典主义大致撇在一边。

甚至16世纪末的政治思想家们也尚未成功地使自己从中解脱出来。

博丹将许多古代的和现代的例子混在一起，很不管青红皂白，全无任何历史区别。

博泰罗则解释说，政治智慧的最丰富源泉不在于总是必定有限的个人经验，甚至也不在于由当时人提供的信息，相反却是在历史学家那里，“因为他们怀抱世界的全部生活。

”甚至雨果·格老秀斯，在他1615年写的政治研究指南中，也大都推荐阅读古代作者；而且在他的国际法论著中，他只使用取自古代的范例。

一个人在阅读罗昂的著作时，如同正在从16世纪攀升到17世纪。

纯经验主义原则占了上风，根本上拒绝那遵循著名范例和墨守往昔陈规的传统倾向。

他只重视自己周围新鲜的、不断喷涌的生活源泉。

……向注定要逐渐支配每个生活领域的纯经验主义的转变已经孕育在时代精神之中，能够一经些微刺激便喷薄突入政治领域。

而且，伴随着政治经验主义，一种对于政治生活中个别和独特之事的强烈感觉也发展起来。

“对国家最危险的”，黎塞留在其《政治遗嘱》中说，“莫过于那些希望按照他们从书本里搬来的原则统治王国的人。

这就是说，他们往往完全毁了王国，因为过去同现今无关，因为时间、地点和人物的相对情况大不一样。

”
因此从一开始，这同一个倾向就俱可见于黎塞留与罗昂的思想。

假如黎塞留治国方略的眼前景象不也影响到罗昂，那就令人惊愕了。

“在整个这部论著内”，他微妙地献媚说，“您是讨论的唯一对象，虽然从头到尾完全没有提到您。

”(Richelieu’s concept of “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state”, or “pure interests of the state”; and the idea of state interest as a combination of universals and particulars；The final practical result of this type of thinking—an excellent definition of the best state interests of France during the Thirty Years War.)黎塞留政治思想的核心在于这么一个命题：在一切国家活动中，主宰因素都将纯粹和完全地是“国家理由”，“纯利益”，被清除掉了一切特殊的和私人的动机、一切物质上利己主义的成分。

……他以一种十足功利主义的方式，将它(“国家理由”)限于会直接有利于国家、会给国家带来威望和权势的范围内。

他甚至毫不犹豫地限制君主的个人行为自由。

他告诫后者不要按照个人喜好和情绪来决策，提醒他即使国王也受制于国家的绝对必需；而且说到底，占据王位的实际上不是国王的既定人身，而是“理性女神”(“Goddess Reason”)——并非甚至想主宰国家的18世纪的“理性”，而是国家自身内在固有的“理性”或“理由”。

……在为它效劳时，必须压制一切自私冲动。

它是这么一个观念：虽然根本地和非常有力地被感知到，但同时也被贯穿着（确实几乎是被机械地贯穿着）一种铁的逻辑连贯性；它作为一个原则，具有最高程度的普遍、不变和抽象性，然而在一个个国家活动实例中，也具有最高程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