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天津地区的河南籍官员

明代天津地区的河南籍官员
摘要:明代天津地区河南籍官员的表现,是明代全部河南籍官员表现的缩影,明代天津地区河南籍官员在从政中的种种贡献和亮点,是唐宋以前河南地区从政者较多自觉奉行仁政观念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另外,也再一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其时河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总体发展仍保持着相当高的水平。

然而,河南地处内陆,在得知国外信息、传入国外事物上有其相对不便之处,从而限制了其时河南出身者的眼界。

关键词:明代;天津地区;河南籍官员
明代天津地区有不少出身于今河南地区的官员,他们对天津地区的发展作出了贡献,研究其任职天津的表现,很有意义。

一、为数众多
明代天津地区的官员中,有许多籍贯为河南者,将之统计下来,可得下表:
以上是由州县佐贰学官至朝廷部(院)副长官为止的明代任职于天津地区的各类河南籍官员的数字,将之加在一起,总数达131人次。

这个统计主要据嘉靖《河间府志》、光绪《顺天府志》、民国《新校天津卫志》、乾隆《天津县志》、乾隆《武清县志》、乾隆《宝坻县志》、同治《重辑静海县志》、民国《重修蓟县志》等与今天津地区有关的方志之职官志(或称官师志)、宦迹志(或称名宦志)等部分作出。

这些方志所记各类官员的名单是不完全的,一方面武职官员基本失载,另一方面文官也多有遗漏,此外记入名单的亦有许多失载籍贯者,因此,这个统计只能算作关于明代任职于天津地区的河南籍官员的一个不完全统计。

特别应予指出者,明代天津地区中天津三卫及蓟州之蓟州卫、镇朔卫、营州右屯卫三卫①等军事组织有数量颇多的武职官员,在明代天津地区官员中占有很大比例,这个统计不包括这部分官员,可见这个统计之不完全可说是极为严重的。

而即使是这样的不完全统计,其数字还是超过100人次,这不能不使人甚感吃惊。

由之透露出,在明代天津地区的政权管理、社会经济与文化生活管理上,河南人是发挥了极其重大作用的。

二、亮点闪闪
明代天津地区的河南籍官员,不仅人数很多,而且从政中多有贡献,亮点甚多,“有吏才”②、“善课士”③、“文行俱优”④、“才德并隆”⑤之类赞语,史不绝书。

归纳起来,其亮点主要有如下六点:
1.勤政惠民。

如襄城县人高伟在静海任知县,“克勤民事”⑥,舞阳人郭良在武清县任知县,“存心不苟,抚字有方”⑦,河内人史应聘于天启末年任宝坻知县,其“知天下将乱,一意惠怀其民”⑧。

2.从事基础建设。

如襄城人李敏于天顺时以监察御史身份,与守备蓟州署都指挥佥事刘辅、工部主事夏澄等一起,在蓟州城南“开故道,塞旁流,凿平地”,开挖了一条长达二百多步的河流,并于其上垒石为桥,解决了这里水积苦民、不便行旅的问题。

⑨沈邱人普济时嘉靖时任静海知县,曾“增置城楼”⑩。

3.为民革弊。

如原武人杨璲,正德五年(1510)任长芦都转运盐使司运使,因其所司盐场近京师,商旅多豪右,而盐场有远近美恶之别,为制止豪右作弊,他于每场“置一筹,纳竹筩中,令商以次出之”,豪右深感不便,其却坚持不变,称“吾革弊耳,权贵何恤焉”,由此而使“盐法大行”。

(11)杞县人李崇一任宝坻知县,时宝坻库中原有书、吏管理,其吏每年考察参转,而不知何时废去,只择地方殷富者票拘顶参。

但这些顶参者至后并不让其负责管理,只令“包赔油烛纸张,并各上台取礼公费。

若库中少有差错,更且株连受比”。

因而多有倾家荡产、鬻妻鬻子者,甚至“性命相殉,又遗累于子孙”。

其更换的日期也从一年变为半年,甚或一季。

更换之时,更是司其事者“需索”为恶之机,凡富厚之家都被列入名单,贿以厚赂方得脱免,最后则落至“忠厚愚懦”者头上,全县稍有“温余”者皆不得安枕。

李崇一发现此弊,即出示严革。

“行之两年”,不仅库藏“渐就清楚”,而且骚动不再发生,邑民“啧啧然以便告”。

(12)
4.重视文教。

如宝坻知县河南人钟英,在任“兴文教”,同县主簿河南人朱贤,在任“修文庙棂星门、库厨”(13)。

普济时在静海“重修文庙”(14)。

户部分司监督汝南文球,万历年间与大中丞汪应蛟、观察使张汝蕴、郡丞李望瑞等一起重修了天津卫学宫,并亲笔撰写记文,勉励天津卫诸人士“洒濯自振”,“最上,人文鹊起,科目云联,而以天下为己任,不当存温饱念头,其次,伏首穷诵,绳趋尺步,虽不被弓旌,而奋履纯白,为闾里规”,以“不负当事者兴学育才至意”。

(15)
5.战乱中守土卫民。

如崇祯二年(1629)冬,清兵犯北直隶,良乡、香河、滦州、遵化俱陷,时任宝坻知县之河内人史应聘,乃集本县士民,“谕以固守城外”。

“钲声动天,飞礮震地,应聘登陴指划,意气自如”。

清兵攻之不下,解围撤走,城卒得保全。

“事闻”,应聘荣升给事中。

(16)
6.为官廉洁。

如高伟之在静海任知县,“不妄取钱财”(17)。

祥符人李璵,景泰年间进士,其同年卢氏耿裕任吏部侍郎,敬重其为人,“念其守官苦节,家业未立”,乃言于吏部尚书,将之由户部郎中提拔为长芦盐运使,“实欲其循常例为自腴计”。

但李璵得知后却笑称:“非吾志也。

”既抵任,“严立条格,分毫无所取”,及致仕还乡,“箧笥无长物,惟故人某赠《赤壁图》一副”。

贫无以糊口,“乃以训课里中童蒙为业”,其妻则“昼夜绩纺不辍”,“终身无怨”。

(18)
河南籍官员在明代天津地区的优秀表现,使之大得民心。

史应聘在宝坻得到“合境戴之”(19)之优遇。

嘉靖年间在蓟州任兵备道之洛阳人徐学古,由于“气度豁达,才献(猷)风励,留心军务,扫除积弊”,得到本地人之爱戴,“后转易州道,士民皆泣送”。

(20)由举人任武清教谕的安阳人牛俊与上文提及的郭良,直至清代乾隆年间,或仍被武清生徒“称之”,或仍被武清士民“思其德”。

(21)在明代天津地区任职的河南籍官员,被立传收入当地府县方志《名宦》中者,有郭良(22)、史应聘(23)、河南卫人静海知县毕献、洛阳人静海教谕商宾(24)、徐学古、固始县人户部分司监督李绯(25)等,达6人之多。

另外,被祀于当地名宦祠或专门设祠祭祀者,有毕献、商宾(26)、郭良(27)、徐学古(28)等,达4人之多。

三、几点思考
明代天津地区河南籍官员的表现,是明代全部河南籍官员表现的缩影,回顾明代河南籍官员在天津地区任职的情形,对于加深对明代河南地区的认识很有帮助。

一个人能否出任官员,一般说来具有一定的文化素养是必要因素。

因而一个地区若能产生数量较多的官员,这一地区的文化发展必然程度较高,而一个地区文化的发展往往制约于当地的经济等条件,因而文化发展程度较高的地区,其经济等发展一般讲来亦必然是相当出色的。

可见,一个地区如能产生数量较多的官员,反映着该地文化、经济等方面皆具有相当高的发展水平。

如前所述,明代在天津地区任职的河南籍官员数量颇多,这就透露出明代的河南,在文化、经济等方面发展水平具有很高的程度。

众所周知,河南地区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在华夏文明史上,截至唐宋先后有20多个政权在河南定都,唐宋以前河南的社会经济亦长期居于全国的领先地位。

北宋灭亡后,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河南开始由鼎盛走向衰落。

但此后之河南,其衰落并非一败涂地、一落千丈,而是仍保持着相当强的实力和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

明代天津地区数量颇多的河南籍官员的存在,不正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这一历史实际吗?
中华民族具有丰富的政治思想,其中从政治民的理念中有一点非常积极的内容,这就是关于奉行仁政的观念。

在这种观念中,爱民是核心,诸如要求为官从政者应该懂得民为邦本的道理,强调本固邦宁,大呼民亦载舟、民亦覆舟,谴责如虎的苛政,提倡恤民和为民兴利除弊,歌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鼓励廉洁奉公,如此等等都是围绕爱民这一核心而向各个层面展开的,是奉行仁政的种种表现。

这种奉行仁政的观念,有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和发展,符合各个阶层的根本利益,是进步的举动,是广大成员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而逐渐形成的理性举动。

显然,只有文明发展到一定的高度,才能理解和执行这种理性的举动,文明发展的程度越高,一般理解和执行这种理性举动的自觉性就会越大,执行得越彻底。

由于河南地区在唐宋以前的很长时期中,在中国文明发展中处于领先地位,这便使得其从政者在自觉奉行仁政观念方面长期处于较明显之列。

西汉淮阳阳夏(今河南太康)人黄
霸、东汉河内汲县(治今卫辉西南)人杜诗等历史上著名的良吏、清官,就是唐宋以前努力奉行仁政观念之河南籍官员的典型代表。

前文所述明代天津地区河南籍官员在从政中的种种贡献和亮点,实即属于奉行仁政观念的作为。

明代天津地区河南籍官员的这些表现,可说是唐宋以前河南地区从政者较多自觉奉行仁政观念优良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另外,也再一次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着其时河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总体发展仍保持着相当高的水平。

回顾明代天津地区的历史,有一个人物很引人注目,他即上海人官至大学士的徐光启。

徐在明末曾在天津地区搞农耕实验,其间其家书中曾提到番藷种,“只是难传,可闷也”。

对于这句话的解释,学者看法不一,或者释为“所愁的是尚未找到解决薯种经不起长途运输问题的办法”(29),或者解释为“只是越冬传种问题,尚未解决”(30)。

但它表明这时徐光启曾有意把番藷推广到北方则是不可怀疑的。

番藷即甘藷,还有“红薯”、“白薯”等各种名称,是原产美洲的一种粮食作物,于16世纪传入中国。

由于它高产且极易栽种,其传入意义极大。

徐光启的家乡地处沿海,得以较早引种。

徐光启之得以想及将它引进北方,当即得利于其出身于便于接受国外新鲜事物的沿海地区。

而明代在天津地区任职的河南籍官员,尽管不少关心民生者,但未见一人涉及在这里引种甘藷者,对于其他国外新鲜有用的事物,也未见有人想及往天津地区引入者。

究其原因,殆主要因为河南地处内陆,在得知国外信息、传入国外事物上有其相对不便之处,从而限制了其时河南出身者的眼界。

在明代以前,世界各大洲的居民基本上各自分隔地生活着,而15世纪末即明代中期地理大发现之后,世界各大洲居民的交往日趋频繁,这使地处内陆的河南居民在地缘上处在了相对不利的地位。

明代天津地区河南籍官员与徐光启的上述差距,向河南人提出了警示:必须有意识地克服河南在地理大发现后出现的交往海外相对有所不便的地理局限性,否则就会影响自身的眼界与发展。

注释
①《寰宇通志》卷一,第12页。

②⑧(12)(13)(16)(19)(23)《乾隆宝坻县志》卷八、卷十一、卷十七、卷八、卷十一、卷十一、卷十一。

③(27)《光绪顺天府志》,《官师志》八。

④⑩(14)(17)《同治重辑静海县志》卷五。

⑤⑨(20)(25)(28)《民国重修蓟县志》卷二、卷十、卷二、卷二、卷二。

⑥(26)《同治重辑静海县志》卷五。

⑦(22)《乾隆武清县志·名宦》。

(11)(18)焦竑:《国朝献征录》卷一〇二、卷一〇四,上海书店,1987年。

(15)民国《新校天津卫志》卷四。

(21)《乾隆武清县志》,《职官》、《名宦》。

(24)《嘉靖河间府志·宦迹志·名宦》。

(29)王重民:《徐光启》,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93页。

(30)梁家勉:《徐光启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11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