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潘光旦民族复兴研究

第二章、潘光旦的民族复兴思想
我们知道，青少年时期是一个人思想形成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时期，潘光旦的青少年时期处于20世纪初，恰是中国民族意识日益觉醒的时刻，这一时期的爱国思潮在潘光旦的人生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记。

19世纪末爆发的甲午战争，大大加深了中华民族的苦难，也促使中国人走向觉醒。

对外战争的失败，创痛剧深。

先进的中国人试图探寻新的救国救民之路。

深受战争刺激的严复通过《天演论》的翻译，把进化论系统引进中国，从此进化论成为五四以前思想界的主流。

进化论的主要观点被人们概括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反映了甲午战后人们深深的民族危机意识。

以生物学为基础的进化论，在其背后隐含着可以运用生物学原理解释人类社会的假设。

这一思路盛行一时，可谓一时风靡全球，在某种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理论的发展。

在进化论的基础上，19世纪末，英国人高尔登开创了优生学这一新学科。

随着遗传学的发展，优生学的科学根据显得更加牢固。

优生学虽然诞生的时间很短，却借助于进化论，在民族危机十分严重的历史条件下，迅速传入中国。

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十分关注民族命运的潘光旦培养起了对优生学的兴趣。

1922年去美国求学时，经过深入思考，潘光旦主动选择了主攻生物学和优生学。

虽然，优生学在20世纪初刚刚产生不久，加之被一些种族主义分子所利用，不免受到时人的误解。

但潘光旦一直矢志不移，坚持不辍地运用优生学知识分析社会问题。

潘光旦的民族复兴思想就是在他的优生学理论的关照下，发展出来的。

因此，要了解潘光旦的民族思想，我们就必须先要理解他的优生学思想。

一、优生学理论
1924年，还在美国纽约优生学馆进修时，潘光旦就撰写了一篇《优生概论》，简要论述了什么是优生学，以及优生学的研究内容是什么。

潘光旦综合各家成说，认为：“优生学为学科之一，其所务在研究人类品性之遗传与文化选择之利弊以求比较良善之蕃殖方法，而谋人类之进步。

”【1】就是说优生学作为一门学科，是利用遗传规律，研究社会制度和观念对人类生殖的影响，以求提高人口质量，从而最终推动人类的进步发展。

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优生学“以生物为体，以社会为用，采遗传选择之手段，以达人文进步之目的”。

【2】
潘光旦的优生学理论主要涉及到差异、遗传、自然选择和人文选择四个概念。

他曾经概括出优生学的基本见解：“第一，他承认人类是不齐的。

……第二，他认为这种不齐的现象有血缘的基础，就是是遗传的。

……第三，他以为民族健康的真正有效的促进，应当求诸遗传好分子的选择，……与遗传不良好分子的淘汰。

”【3】也就是说优生学认定人的品性是不同的，存在着很大的差异。

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则主要是由遗传决定的，社会分子之所以优秀是由遗传因素决定的。

人口的品质受到自然选择和人文选择的影响。

自然选择遵循优胜劣汰的原则，因此
【1】潘乃穆，潘乃和编：《潘光旦文集（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页254。

【2】《潘光旦文集（第1卷）》，页247。

是值得肯定的。

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对人口的影响被称为人文选择，其结果难以确定。

因此优生学者就要探求改进社会制度和价值观念，以期达到优胜劣汰的目的，从而提高社会优秀分子在人口中的比重，以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

潘光旦研究优生学的目的很简单，就是通过婚姻选择的手段，使社会优秀分子相对地增加，非优秀分子相对地减少。

优生学深受生物学的影响，优生学者认为：“人是生物的一种，任他有挟山超海的大本领，他也逃不了生物的根性，免不了生物原则的支配。

”【1】也就是说生物性是人的根本属性，人也受生物学规律的支配。

从优生学的角度出发，潘光旦认为人类社会的文化，同样受生物因素的影响。

“生物学家观察文化与解释文化，有一个假定，就是：文化盛衰由于民品良瓠，而民品良瓠由于生物的原因。

……所谓生物的原因有三：一是变异，二是遗传，三是选择或淘汰。

”【2】这样，潘光旦就认为人和文化都摆脱不了生物因素的影响，那么社会的发展自然同样受到生物因素的制约。

“社会进化是一件极复杂的现象，其背景里底因子当然很多。

但是我们可以大别之为三类：一是人的先天的本质；二是后天的环境；三是人类的‘自由意志’。

”【3】在这里人的先天的本质其实指的是人的生物的遗传，潘光旦认为它最根本一些。

潘光旦对生物因素的反复强调，引起了部分学者的反对。

当时著名的社会学家孙本文就曾著文反对他，认为影响人类社会发展的主导因素应该是文化。

潘光旦很快做出回应，针对孙本文文化社会学的立场，潘指出文化影响与生物特性是难以分得清楚的，“谁都不能不承认：没有一种文化的影响，没有些少的生物特质做它的张本。

也没有一种生物特性多少不受些文化影响的支配。

”【4】他并非否认其他因素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不过在潘看来，人的生物因素是最根本的一种因素。

二、对民族问题的基本看法
在吸收优生学理论的基础上，潘光旦提出了自己的民族思想。

潘光旦是在区分国家、种族和民族三个概念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看法的，他认为国家、种族和民族都是一种共同体，“国家是用政治、经济、法律等意味的，种族是生物学与人类学的；民族却介乎二者之间。

一个结合，在种族的成分上，既有相当混同划一的性质，而语言、信仰、以及政、法、经济等文化生活方面，又有过相当持久的合作的历史——这样一个结合，就是一个民族。

”【5】在潘光旦的眼里，民族既是历史文化的共同体，也是血缘共同体，它同时具有这两方面的属性。

与他对社会的看法相类似，潘光旦也总结出影响民族兴衰的几个因素，虽然不同时期表述有所不同，但基本上是四个因素，即：“一是文化的，二是经济的，三是自由意志的，四是生物的。

”【6】生物性对于民族而言，并非无关紧要，可以
【1】《潘光旦文集（第2卷）》，页372。

【2】《潘光旦文集（第2卷）》，页315。

【3】《潘光旦文集（第8卷）》，页183。

【4】《潘光旦文集（第2卷）》，页385。

【5】《潘光旦文集（第3卷）》，页43。

随便忽略的。

用他的话就是，“一个民族的形成……离不开三个因素，生物的遗传，地理的环境，文化的遗业。

”【1】其中最基本的因素是遗传。

他这样强调民族生物基础的重要性：“一个民族先得有比较稳固的生物基础或种族基础，而后坚强的意志、丰满的物质生活、繁变与醇厚的文化事业，才有发展的张本。

”【2】在他看来，谈民族而不深入到血缘与生物的立场，就是“不踏实地的民族议论”，作为一个优生学家，潘光旦最关心的是，如何在生物基础上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奠定基础。

潘光旦在看待民族问题的生物学立场，为人们所瞩目。

当时著名的社会学家李景汉为他的《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一书作序时，就明确指出“潘光旦先生是用生物的眼光来看民族，认定一个民族先得有比较稳固的生物基础，才有发展的张本。

这一点是向来为人所忽略的。

”【3】潘对生物因素过于强调不免会带来很大的争议。

当时在知识界流行一种看法，认为中华民族已经老态龙钟了。

如学界领袖胡适就经常称中华民族是一个老大民族，1930年底，他在武汉大学做过一次演讲，题目叫做“中国历史的一个看法”，大旨是把中国民族当作一个饱经世变的老英雄，中国文化当作老英雄的功绩，中国的全部历史好比一出可以分作五幕的英雄剧。

【4】
知识界的这一看法其实是来自于西方。

与之相反，潘光旦则注意到西方人类学家有关中国民族的最新成果，这些成果表达了一种与上述中国民族衰老论想左的看法。

如澳大利亚的地理学家泰雷和美国的人类学家葛利格均认为中国民族并不老，依然有发展的希望。

从自己的学养和感情出发，潘光旦亦是极力反对中国民族衰老论。

他认为说中国民族是老大民族，“假如这老字所指的是历史、是文化、是语言文字，那还可以，假若是民族，我就不敢苟同。

”【5】。

他把中国民族当作一个发育不甚健全的青年，以年岁论，中华民族并不比斯拉夫人、条顿人和拉丁人老。

中国民族只是由于受地理环境和文化遗业的影响发育受到不好的影响，因此文化上不免有些老气横秋。

承认发育不全，民族元气受到一些折磨，那么民族的前途才可以大有作为。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步步紧逼，妄图吞并中国，进而征服世界。

中国的民族危机日益加剧，在这一背景之下，中国人民的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

但中国政府在日本的步步紧逼面前总是退却，内部却又纷争不已，这深深地刺激了富于爱国热情的潘光旦。

一向力持客观平正，很少在文章中显示自己感情的潘光旦在文章中开始显露出明显的痛心疾首情绪。

他在《民族元气何在》一文中表达了对1931年国民党因为宁粤对峙而不能团结对外的强烈失望和不满，痛呼“我们一旦亡国，那是真亡了，前途没有恢复的指望。

犹太国亡了二千年，但是犹太民族没有变成历史上的陈迹。

万一我们要亡的话，我们连这一点都够不上，因为犹太的亡，大半亡于外来的压力，我们的亡，亡于元气的丧尽！”他激烈地批评道“我们的大忌不在病，而在讳疾忌医，在不肯受诊断；不在不如
【1】《潘光旦文集（第3卷）》，页35。

【2】《潘光旦文集（第3卷）》，页27。

【3】《潘光旦文集（第3卷）》，页5。

【4】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12）》，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页102。

人，而在不自知其不如人。

”【1】
不过，这种由民族危机所激起的情绪并没有持续太久。

日本的侵略暂时放松以后，潘光旦的情绪渐渐归于平复，他又恢复到往日的乐观之中了。

1934年，潘光旦离开上海北上，到清华大学任教。

接受清华校报的记者采访时，他表示“他以为中华民族，现在还是在幼稚的时候，现在不过是得了一种病就是，这种病可以用优生的方法医治。

所以认为中华民族的前途很有希望而报乐观。

”【2】
三、民族性诊断的思想来源
在潘光旦的民族思想里，对民族性或国民性的讨论占有很大的分量。

民族性或国民性是清末民初知识分子经常讨论到的问题，但在中国现代学术发展成熟以前，那些讨论大多参考的是西方学者和传教士的零星意见，并掺杂一些知识分子个人的一般感觉印象。

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论题，应该对民族性的方方面面作出客观公正的研究，这样的结果才是可信的。

作为一个社会学者潘光旦对此是有一定的认识的。

但限于条件，潘光旦也只好有选择地介绍西方人的看法，他选择了两个人物的著作：一个是清末的著名传教士明恩傅的《中国人的气质》，一个是美国耶鲁大学著名人文地理学者亨廷顿的《种族的品性》。

明恩傅（1845-1932)，美国公理会传教士,22岁时毕业于美国比罗耶特大学，1872年来华，先后居住于天津、山东等地。

1880年后居住于山东恩县达25年之久。

著有《中国人的气质》，《中国乡村生活》等书。

《中国人的气质》一书为明恩傅获得了国际性的荣誉，代表了那个时代西方人对中国国民性格特征的普遍性看法。

《中国人的气质》一书对中国人的民族性特征进行了十分形象的描述和分析，其中大多是对中国人的批评。

因此，引起部分自尊心强烈的国人的反感。

但该书对中国人缺点的揭露也深为很多知识分子所认同，其中最典型的就是鲁迅。

鲁迅在日本留学时，便仔细研读了该书的日译本，并由此致力于揭示和改造中国人的国民性。

潘光旦也很认同明恩傅对中国民族性的观察。

尽管明恩傅对中国民族性的认识存在一些误解，甚至包含了不少西方人的偏见。

但明恩傅的研究至少提供了中国人的时空观念、为人处世的方式和生活价值观等方面的素材，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基于这样的认识，潘光旦翻译了此书中的15章，作为《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一书的第二编。

潘光旦选译的是明恩傅所描写的中国人的15种特性，可分为三类【3】：
第一类，生理与心理方面的五种品性：（1）活易死难，指中国人随遇而安，适应能力强。

（2）没有神经，指中国人的镇静、不慌不忙。

（3）耐性太好，指中国人善于忍耐。

（4）不求准确，指中国人对数字概念不求精确。

（5）寸阴是竞，指中国人时间观念薄弱，不惜时，不守时。

第二类，经济方面的三种品性：（1）勤劳；（2）节俭；（3）知足常乐。

【1】《潘光旦文集（第2卷）》，页438。

【2】《中和位育—潘光旦百年诞辰纪念》，页51。

第三类，社会方面的七种品性：（1）有私无公；（2）无恻隐之心；（3）言而无信；（4）尔虞我诈；（5）爱脸皮；（6）婉转；（7）客气。

潘光旦选译明恩傅的书，意在用它来代替对中国民族性比较全面的描绘。

他认为明恩傅的描绘是果，因则需另外的解释。

早在美国留学时，他就读了美国耶鲁大学著名人文地理学者亨廷顿的《种族的品性》一书。

在此书中潘光旦找到了中国民族性的成因。

亨廷顿的书出版于1924年，其中有四章专论中国民族的特性。

潘光旦特意把这四章翻译出来，以解释中国民族特性形成的原因。

亨廷顿原是一个纯粹的地理学者，一向以为一切文化的发生变迁可以用自然环境——尤其是气候——来直接解释。

但在《种族的品性》一书中，亨廷顿对自己的观点略有修正，承认自然环境的作用至少有一部分是间接的，而直接起作用的是自然环境所引起的选择或淘汰的作用。

亨廷顿用自然淘汰和人口移殖来解释中国民族的特性，特别注重灾荒对中国民族特性的影响。

他认为中国历史上的水旱灾荒数年就有一次，而且常常连年发生，殃及的地方甚广。

灾荒来临时，那些仍然生存下来并留有子嗣后代的人，多为自私自利和缺乏情义的人。

心肠软而不够自私自利的人反而难以渡过灾荒，被淘汰掉。

多经历一次灾荒，中国人品性上的自私自利的成分就加深一分，经过长期的淘汰选择，这些消极的品性通过婚姻遗传，对中国民族的特性造成了不可磨灭的影响。

【1】
潘光旦把明恩傅和亨廷顿的主要观点译介到中国，表示了他对二人观点的认同。

他还特意把两人的观点编进自己的著作《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中。

四、民族的四个病象
在民族危机不断，国势处于衰落阶段的时刻，潘光旦与众多的知识分子一样关注的更多的是中国民族性的消极面。

对于中国人的民族性，尤其是民族病象的概括，在1930年代最有影响力的，当推胡适提出的“五大仇敌”说和平民教育派的“四大问题”说。

“五大仇敌”说指的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和扰乱，胡适1930年在《新月》杂志上发文认为中华民族有五大仇敌，“第一大敌是贫穷。

第二大敌是疾病。

第三大敌是愚昧。

第四大敌是贪污。

第五大敌是扰乱。

”【2】胡适称之为“五鬼”闹中原。

“四大问题”说指的是愚、穷、弱、私。

平民教育派的代表是晏阳初，1931年在平教专科学校开学典礼上，他指出：“我们觉得要创办一种人民生活的教育，非先了解人民生活的实况不可。

因此，我们就跑到乡下，从人民的实际生活去找。

结果，觉得一般人民最感困难的四个问题：一是愚，二是穷，三是弱，四是私。

”【3】晏阳初认为愚、穷、弱、私是农村存在的基本问题，解决了这“四大问题”，才可能实现民族的再造。

在借鉴他人论述的基础上，潘光旦提出了民族的四个病象说。

他在1930年发表的《优生与民族健康》一文中认为民族的四个病象：“一是体格的柔韧化，二
【1】《潘光旦文集（第3卷）》，页122。

【2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5）》，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年，页353。

是科学头脑的缺乏，三是组织能力的薄弱，四是自私自利心的畸形发展。

”【1】
潘光旦认为这些缺点不仅仅是后天失调，还有先天不足，主要是选择和淘汰的结果。

在这个意义上，潘光旦对中国民族的四个病象展开了论述。

潘光旦的民族的四个病象说大致如下：
其一，体格的柔韧化。

中国人的体格是千百年来的饥荒所淘汰成的特殊的体格。

“说他坏，坏在没有多大的火气，以致不能冲锋陷阵，多做些进取开拓的事业。

说他好，好在富有一种特别的适应力或位育力，干些、湿些、冷些、暖些、饿些、抱些，似乎都不在乎；有许多别的民族认为很凶险的病菌，他也能从容抵抗。

”【2】中国人的体格有股“牛皮糖”的劲儿，即使多加锻炼也成不了西洋人一般的体格。

海禁开放以前，中国人的体格至少能够应付中国的环境，但开放以后就不行了。

“牛皮糖”的劲儿没有了用处，我们需要的是火气、活力，可以冲锋陷阵，可以冒险、进取、开拓、发现。

这样，才能与其他的民族竞争。

其二，科学头脑的缺乏，也是不好的淘汰所致。

从自然选择的角度看，是“迫于生计，日以孜孜的，无非是开门七件，民族分子中间或有些科学头脑，也就用武无地，早晚要受糟蹋埋没，所谓糟蹋埋没就是淘汰；科学头脑特强的人，兴趣所属，每每不能兼事家人生产，结果自然是受人排斥贬薄。

”【3】从人文选择的角度看，是因为二千年来的选举和科举制度。

“在选举制度之下，人口并非没有智力卓越的人，但这种智力都是清一色的，至多跳不出考据、词章、义理三个圈子，而考据的范围又限于古书的厘定诠释，至于声光化电，动植生理，初则因社会不与鼓励故，为兴趣所不属，终则因生物淘汰故，变而为才力所不逮。

及西化东来，发明与研究的刺激和需要虽多，而研究精神和发明成绩的卑劣不足道如故。

”【4】
其三，团结能力和组织能力的薄弱。

一半因为千百年来的水旱灾荒，导致中国人自私自利心的畸形发展，人们难以通力合作、打成一片。

一半因为中国家族制度的发达和乡村的“无为而治”，家族制度的尊亲尊长，使一二富有领袖能力的分子没有用武之地；乡村的“无为而治”，则没有提供锻炼中国人组织能力的机会。

其四，自私自利心的畸形发展。

从自然淘汰的角度看，潘光旦完全赞成亨廷顿的分析，认为在经常发生饥荒的环境里，自私自利的人生存和传种的机会多，增加了这种人在中国人口中的比重。

从人文选择的角度看，还要归咎于中国家族制度的发达。

家族制度的畸形发展使得“人人把家族的利益看在个人的利益之上，”在饥荒来临时，“唯独作奸犯科的在这种年头才有保全个人和全家的能力。

”【5】潘光旦还在日常生活里观察中国人自私自利的表现。

如中国的各式武术多是单打独斗，西方的运动则多需要人们相互配合；中国人爱打麻雀牌也能看出中国人的个人主义。

潘光旦论述民族的病态多是在抗日战争以前。

此后，他并没有对自己的观点做进一步的深化。

抗日战争中，他也曾发表过很多文章论述民族问题，大多是印证抗战前的认识。

只是由于抗战的成绩，潘光旦对中国民族性的积极面增加了一
【1】《潘光旦文集（第3卷）》，页50。

【2】《潘光旦文集（第3卷）》，页208。

【3】《潘光旦文集（第3卷）》，页209。

【4】《潘光旦文集（第3卷）》，页208-209。

些信心。

1949年，新中国成立，近代中国的纷乱终于结束了，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1950年国庆节前夕，潘光旦在《观察》杂志上发表了《积弱百年，一朝康复》一文，在文中批判了自己以前对民族性的悲观看法，认为中华民族已经找到了新民主主义的新路，民族的完全康复指日可待了。

【1】标志着潘光旦对民族性的悲观评价的结束。

不过，以后的历史曲折证明潘光旦似乎又太过于乐观了。

五、民族复兴的出路
潘光旦是一个非常审慎的优生学者，自从1923年开始以优生学为主题发表文章以来，从没有正面提出优生救国的一类主张。

鉴于西方优生运动为种族主义者利用的教训，他深怕正面文字引起一知半解者出来大敲大擂，不但不能推进此种运动，反而会阻碍它的健全发展。

但随着国难的日益深重，潘光旦的心绪不能不发生变化，从而促使他打起以优生学作为民族出路的主张。

1931年8月，潘光旦在广州做过一次演讲，题目之一就是“民族卫生的出路”，内容并不是很具体。

但没几天，“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相继爆发，在日本军国主义者的野蛮侵略面前，中国的表现令国民十分失望。

在民族危机日益加重的历史时刻，中国人民为民族和国家求出路的声浪日高，人们纷纷提出各种民族复兴的方案，但一切救国的方面都谈到了，就是没有谈到优生，潘光旦很是焦急，于是把广州演讲的内容整理出来，明确提出了“优生的出路”的主张，既1932年1月发表在《新月》上的《优生的出路》一文。

潘光旦提倡优生的目的其实很简单，就是要通过婚姻选择教民族中的优秀分子相对的加多，不优秀分子相对的减少。

他本来对中国民族的先天条件有一些失望，但优生学却给他带来了一些希望。

因为优生学认为“一个民族的遗传品性原不是固定的，而是因为轩轾的生产、死亡、与婚姻率的关系而会随时发生变迁的。

”【2】这就一方面与主张民族品性不能改变的种族主义相区别，一方面又与文化人类学漠视种族先天差异的观点相左。

潘光旦提出的民族复兴的出路，并不排斥他人的观点，而是与他人的主张相互补充，这与政治派别的政见之争是不同的。

根据对民族病态的分析，潘光旦又提出了一些具体方法：
在自然环境方面，救荒是最为紧迫的一条路。

为了减少灾荒对民族品性的影响，要做的事情主要有造林、筑堤、疏浚、灌溉等等。

尤其是西北地区的防旱更为重要。

在经济生活方面，“一是求国家生产能力的提高，二是求分配的利便与公允。

”【3】提高生产，发展经济，首先要改良农业，依然要以农业为立国之本；二要适度的工商业化，由于中国人的组织能力差，中国应该提倡的是小企业组织，以适合国情民性。

至于分配的公允，并不是分配上的平均主义，而是要让能力高、贡献大的人多获得一些回报。

【1】吕文浩：《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的潘光旦》，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9年，页142。

【2】《潘光旦文集（第3卷）》，页2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