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东周官制

一、政治概况
公元前770年进入了东周时期，包括春秋、战国两个阶段。

这是一个由统一而进入分裂的时代，是社会转变的时代，也是经济、文化大发展的时代。

(一)春秋时期
公元前770-前476年，史称春秋。

由于社会经济迅速发展，各国和各族间的政治、经济发生了新的不平衡。

有些被称为蛮夷、戎狄的民族或国家，在社会生产不断提高、受中原先进文化影响和民族融合的基础上，很快赶上甚至超过了原先较先进的民族或国家。

而中原各国也因政治、经济条件不同导致强弱不同，因而出现了大国争霸的局面。

平王东迁以后，西方为秦国所有，秦国吞并了周围一些戎族部落和国家，成为西方强国。

晋国(今山西南部)吞并了一些姬姓国家(虞、虢、焦、滑、霍、杨、韩、魏)和北狄部落。

郑国(今河南中部)是中小国家中较强盛的国家。

齐国(今山东中部)吞并了周围的一些小国。

鲁国(今山东南部)勉强维持旧有局面。

燕国(今河北北部)此时不大和中原交往。

楚国(今湖北)先后向四周扩展土地，成为南方强国。

而长江下游南岸，后来兴起了吴、越两国，但都为时不久，吴灭于越，越亡于楚。

在这些国家四周，还散布着许多蛮、夷、华夏、戎、狄的小国和部落，后来大都被大国兼并。

也有一些边远的方国部落发展成了强大的势力。

周王偏居于今河南西部一隅之地，地位逐渐下降，地盘逐渐缩小，一直延续到战国时期才灭亡(前256年)。

东周天子调动不了各国诸侯，有的诸侯就“挟天子以令诸侯”，积极发展自己的势力。

诸侯间争权夺地，激战不休。

周初分封诸侯，其目的本是“以藩屏周”，这时却四分五裂。

夷狄进一步包围周人，形成“南夷与北狄交”，周朝处于“不绝若线”的局势(《公羊传·僖公4年》)。

当时，谁能应付这个局面，谁就可能成为霸主。

齐、晋、楚、秦等大国先后在中原争霸，使得这个时代充满着冲突与战争。

几百个小国逐渐归并为几个大国、封建制的孕育和逐步成长、各族人民的融合，都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公元前7世纪中叶，齐桓公任管仲为相，改革内政，争取霸业。

管仲利用并改进宗周旧制，制国为21乡(“工商之乡六，士之乡十五)；把野分成5个区，称五属；属下为县，县下为乡，乡下为卒，卒下为邑，邑下为家；划定士农工商的住区，规定了他们的地位，按人户编制，设官管理，不许随便迁徙、杂处；工商之民从事手工业和商业，野内之民从事农业，士则专服兵役；又将15个士乡分成三组，每5乡组成一军(约1万人)。

晋国在周襄王7年(前645年)也进行了改革，把田地赏给民众，废除了周初以来土地定期分配的制度。

楚国令尹子木在周灵王24年(前548年)也重新整理田制和军制，规定田地产量标准，根据收入的多少征集军赋。

一些中小国家为了生存，也作了某些改革。

这些诸侯国家所进行的改革，加速了奴隶制的瓦解，促进了封建制的形成。

(二)战国时期
公元前475-前221年，史称战国。

经过春秋时的兼并战争，到战国时形成了秦、楚、齐、魏、赵、韩、燕七国争雄的局面。

齐、魏、赵、韩的地主阶级在春秋战国之交就取得了政权，秦、燕、楚三国的地主阶级在战国前期，也通过不同形式逐步夺取了政权；但是封建制度还不完备，奴隶主贵族不断反扑。

各国新兴地主阶级为了巩固政权，都不同程度地进行了社会改革，掀起变法运动。

(1)魏
战国初年，魏文侯当政时(前445年-前396年)，任李悝为相，进行变法：1.废除官爵世袭制，按“食有劳而禄有功”的原则，根据功劳和能力选拔官吏；2.推行“尽地力之教”的政策，鼓励个体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充分发挥土地潜力，提高粮食产量，从而增加赋税收入；3.实行“平籴法”，用“收有余以补不足”的办法来平衡粮价，防止商人垄断粮价造成“谷贱伤农，谷贵伤民”的现象，稳定了小农经济；4.李悝还作《法经》六篇(《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确立了一整套封建法制。

此外魏文侯还派吴起改革军制(后人称“武卒制”)，严格挑选、训练和考核士兵。

根据士兵的不同特点，按身强力壮、善于近战；机智灵活、善于爬坡越沟；吃苦耐劳、善于长途奔袭三个标准分类，重新编制军队，使每个士兵的特点得以充分发挥。

李悝、吴起的变法，使魏国经济得到发展，政权逐渐巩固，国力日益强大，成为战国初年的强国。

(2)楚
吴起去魏奔楚后，楚悼王任吴起为令尹(前382年)主持变法。

吴起基本承袭了李悝在魏国实行的办法：1.规定凡已传三代的封君(指世袭贵族)，都取消爵禄；远支公族一律不再享受王室公族特权；2.强令旧贵族去“实广虚之地”，变相收回其原有封地；3.整顿行政机构，“捐不急之枝官”，凡是无能无用的官吏和不重要的官职一律裁减；4.削减官吏俸禄，节省财富用来抚养战士、奖励军功；5.统一言论，不准私门请托，“使私不害公，谗不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行义不顾毁誉”。

这些措施限制了旧贵族对国政的干预，加速了楚国封建化的进程，使其国力迅速强盛起来。

(3)秦
秦孝公时任用商鞅，主持变法：
1.废除井田制
奖励开垦荒地，国家按农民收入粮谷的数量征税(“訾粟而税”)，以均平土地所有者对赋税的负担；明令土地可以买卖，从法律上维护了土地私有制。

2.废除旧贵族的世袭特权
规定王族成员若无军功，就取消贵族资格，不得以血缘关系取得爵禄；异姓贵族更不得享受世袭特权；取消了贵族不受刑律制裁的特权，规定“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商君书·赏刑篇》)。

3.奖励军功
规定凡在战争中斩得敌人一个甲士的首级，赏给爵位1级、田1顷、宅9亩、庶子1人，如想作官则可委以50石俸禄的官职；打一次大胜仗，小官升1级、大官升3级。

根据“劳大者其禄厚，功多者其爵尊”的原则，按军功重新规定“尊卑爵秩等级”，建立了完备的军功爵制。

由此，以有无军功来决定人的政治地位，沉重打击了旧贵族。

4.实行重农抑商政策
以农业为本业，规定凡努力经营农业生产、多缴纳租税者，免除其本身的徭役；凡是弃农经商或怠惰以致贫穷而交不起租税的农民，没收为官府奴婢；还采取加重关市商品税、不许商人贩卖粮食、商人的奴仆必须服徭役等措施，迫使商人归农。

5.普遍推行县制
孝公以前秦已设县，但未成制度。

商鞅把乡、邑、聚(村落)合并成县，共建立31县(一说41县)。

当时秦国疆域不广，故未设郡。

6.建立什伍连坐制
定五家为伍，十家为什，彼此有互相纠察、告发“奸人”的责任；不告发“奸人”，要处以腰斩之刑；告发“奸人”则可与斩敌同赏；如果一家藏“奸”，什、伍要同罪连坐。

7.统一度量衡，颁布了标准的度量衡器
(4)齐、赵、韩、燕
齐威王任邹忌为相，“谨修法律而督奸吏”，制定巩固封建秩序的法律，加强对地方官吏的监督，并注重招收流民开荒。

因此，在战国中期齐国曾一度取代魏国成为东方诸侯霸主。

赵烈侯(前408年-前387年)时，采纳牛畜的建议，倡“仁义”、行“王道”；采纳荀欣和徐越的建议，“选练举贤、任官使能”、“节财俭用、察度功德”(《史记·赵世家》)，使得赵国政权逐步稳固。

韩昭侯任申不害为相，建立了“循功劳，视次第”的因功行赏制度(《战国策·韩策》)。

申不害强调“术”的作用，以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

术是君主任免、考核、赏罚各级官吏的方法。

申不害要国君“独断”，操纵最高权力；任用官吏要使其称职，不许官吏越职办事；要经常监督和考核官吏。

燕昭王(前311年-前279年)奋发图强，“卑身厚币以招贤者”，得到乐毅等人辅助，修法令、“与百姓同其甘苦”，强盛一时，几乎灭掉了齐国。

但这已是战国时代变法运动的尾声了。

战国时各国的变法运动，前后经历了100多年。

东方六国虽然较早进入封建社会，但因旧贵族势力较大，改革很不彻底，结果法制不定、内乱时起，日趋衰落。

秦国统治的关中地区，社会经济虽较东方六国落后，但旧贵族势力相对薄弱得多；加之商鞅借鉴了各国变法的经验，制定了有力的变法措施，改革较全面，使秦国后来居上、终灭六国，建立了统一的封建国家。

随着奴隶制的瓦解、封建制的兴起，“士”中的大部分成为专门从事政治、文化活动的知识分子。

战国时期，由于政治、经济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士”的数量大大增加。

部分贵族及其子弟在社会变革中败落，进入“士”的行列；同时，一些庶民出身的人上升为“士”。

因此，战国时的“士”是十分复杂、活跃的阶层。

他们名类繁多，至少有五、六十种名号。

从当时的形势看，他们主要分为两类：1.千方百计地反对改革、因循守旧；2.投身变法革新和谋求统一的事业，适应历史潮流。

此外，还有所谓“隐士、处士”，表面似乎游离于斗争之外，实际都直接或间接卷入斗争之中。

二、春秋官制
春秋初期，王宫首领太宰的地位相当重要，如僖公9年(前651年)襄王派孔宰代表周王赐祭肉给齐桓公；隐公11年(前712年)鲁国“羽父请杀桓公，将以求太宰”，鲁国本无太宰，而羽父“求太宰”是想成为最高执政官。

春秋中期，太宰(冢宰)地位就逐渐下降了，最后成为无实权的尊称。

这可能与周王室公室地位下降有关，因为太宰本身是王室的家宰，王室衰落，其家宰自然也随之失去了控制权。

如成公10年(前581年)楚太宰子商仅是一般使者；成公15年(前576年)宋国向带为太宰，位在六卿之外；襄公11年(前562年)郑国太宰石□仅充副使出使楚国；但吴国较后进，所以太宰之职尚居国政之重要地位。

战国时中原各国先后置相为执政官，太宰之称渐废。

(一)王朝官制
西周六卿的首领，春秋时称“正卿”或“冢宰”，也称“相”。

正卿有1-2名副贰，称“介卿”。

东周的执政正卿开始是郑伯，隐公8年(前715年)后郑伯为左卿、虢公为右卿。

桓公5年(前707年)“王夺郑伯政，郑伯不朝，王以诸侯伐郑，王为中军，虢公林父将右军，周公黑肩将左军”(《左传》)。

从行文看，大概右卿的地位高于左卿(中原各国尚右，楚国尚左)。

此后，虢公、周公并掌周政。

僖公5年(前655年)虢国灭，虢公丑奔京师，自此虢公也失政了。

此后，周室的执政者就是周公。

后来，周公又与王子虎、王叔桓公等同执周政。

至春秋后期，周政权落在单(右卿)、刘(左卿)二氏手中。

(二)列国官制
(1)朝官
春秋列国在治事众官之上，有1人总领全国大政，各国名称不同，泛称“执政”，相当于后世的相。

它是由西周晚期的执政卿事发展而来的。

平王东迁后，在春秋初年还称为“卿士”，后又以太宰居此位；晋国称中军元帅，郑国称当国，齐国在景公时曾一度称为相。

“执政”的爵位一般是正卿(或称上卿)，唯一的例外是齐景公时管仲掌国政而爵为下卿。

因为齐国的国氏、高氏二卿是由周天子任命，而管仲为桓公所任，其爵为下卿以示齐对周王的尊重。

“执政”有1-2人襄助，如右卿士有左卿士襄助，右相有左相襄助，太宰有少宰襄助。

春秋列国的重要职官是司徒、司马、司空，其次为司寇，为掌管诸侯朝政的官员。

司徒治民事、掌户籍，“司”是掌管，“徒”是徒役，指服军役和各种劳役的民众。

司马治军，其佐助为少司马，属官有主管养马的校人(或称校正)。

战国以前重车战，每辆战车用4匹马，
中间两匹称“服马”，两旁的称“骖马”。

马在车战时代起相当大的作用，所以以“马”命官。

司空管土地，主要职责是测量土地的远近、辨别土地的好坏，以便授予民众耕种；编定赋税的征收数额。

司寇掌管刑狱诉讼，治寇盗。

这些官称在中原列国多有设置，其职司也大同小异。

主管刑狱的官还有称作理、士、大士、尉氏等。

如晋国栾盈在国内斗争失败后逃往楚国，路经东周时遭到抢劫，因此要求周王给予保护，不然就要归罪尉氏。

尉氏当是后世“廷尉”一名之所本。

1.鲁国
《左传·昭公4年》载，杜泄对季孙说：“夫子受命于朝而聘于王，王思旧勋而赐之路，复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复赐之，使三官书之。

吾子为司徒，实书名。

夫子为司马，与工正书服。

孟孙为司空以书勋。

”可见，鲁三家实际掌握了司徒、司马、司空三个要职。

襄公21年(前552年)，季孙对臧武仲说：“我有四封，而诘其盗，何故不可？子为司寇，将盗是务去，若之何不能？”说明臧武仲为司寇，其职次于“三司”。

后来臧氏衰败，孔子曾一度为鲁司寇(年俸为粟6万斗)，所以他有资格陪鲁定公到夹谷会见齐景公。

据说他在司寇任内曾诛杀与他作对的少正卯(《荀子·宥坐》)，其实此事不可信，“少正”本是官名，但春秋时鲁国并无此官。

孔子是春秋后期人，出身于非贵族家庭，他能任司寇这一要职，说明当时的等级制和世袭官制已开始动摇。

2.宋国
宋国有“六师”之制，如《左传·文公8年》载“公子成为右师，公子友为左师，乐豫为司马，公子荡为司城，华御事为司寇”。

宋国的右师、左师可能就是右卿、左卿，相当于后世的右相、左相。

如僖公9年(前651年)宋襄公即位，以公子且夷仁，使为左师以听政；成公15年华元执政，即任右师之职；向戌也曾以左师听政。

司城即司空，因宋武公名空，避其讳，改司空为司城。

其后，宋分司寇为大、小司寇，又增设太宰、少宰等官，如《左传·成公15年》载“于是华元为右师，鱼石为左师，荡泽为司马，华喜为司徒，公孙师为司城，向为人为大司寇，鳞朱为少司寇，向带为太宰、鱼府为少宰”。

宋国虽增设宰官，但位在六卿之后，又不是卿爵。

宰职本是王室总管性质的官，春秋时地位下降，正反映了治事职官和臣仆(或宫廷内官)的分职。

至昭公22年(前520年)右、左师降于“三司”之后，六卿的次序为：大司马、大司徒、司城、左师、右师、大司寇。

此后由于时世不同，六卿权力的轻重也随之变换。

哀公26年又以右师为首，“宋景公无子，取公孙周之子得与启，畜诸公宫，未有立焉。

于是皇缓为右师，皇非我为大司马，皇怀为司徒，灵不缓为左师，乐茷为司城，乐朱鉏为大司寇。

六卿三族降听政，因大尹以达”。

3.郑国
郑国也设六卿，但官职不尽一致。

《左传·襄公2年》载“秋七月庚辰，郑伯睔卒。

于是子罕当国，子驷为政，子国为司马”，《左传·襄公10年》载“于是子驷当国，子国为司马，子耳为司空，子孔为司徒”，襄公22年(前551年)又提到“少正公孙侨”与晋人对话之事。

从这些记载可知，郑国六卿的官称应是“当国”、“为政”、“司马”、“司空”、“司徒”及“少
正”。

4.晋国
晋国执政官多为军职，《左传·闵公元年》载，晋献公时有二军，“公将上军，太子申生将下军”。

这种君卿共掌军师之制，与春秋初年六国相同。

至晋文公始作三军，立“元帅”。

《左传·僖公27年》载晋侯兴师救宋说：“于是乎蒐于被庐，作三军……乃使郤縠将中军，郤溱佐之，使狐偃将上军，让于狐毛，而佐之。

命赵衰为卿，让于栾枝、先轸。

使栾枝将下军，先轸佐之。

”
“元帅”也称将军，中军将、元帅、将军之名实始于此。

其下设尉，主发众使民。

中军将是军中最高执政官。

春秋列国军政不分，晋文公6年(前631年)赵盾将中军，“始为国政”，即中军主将执国政，为诸卿之首。

晋三军将佐都是卿。

晋景公12年(前588年)12月，“晋作六军，韩厥、赵括、巩朔、韩穿、荀骓、赵旃皆为卿”，即凡掌军职、地位较高的都可为执政官——卿(列国官制大体如此)。

这可作为文武不分、军政合一的佐证。

在各军将佐之下设有军大夫(掌军中政事)、军司马(掌军纪)、军司空(掌道路修建)、侯庵(掌侦察敌情)等官。

晋成公时，以卿的长子为公族，设公族大夫以教育公族，以中军元帅治军民。

司马、司空的地位比其他国家低。

司马只掌军中法纪，而非统兵官，是晋国职官与其他国家的不同之处。

司空兼管军政、民政，其职司与列国相同，也主管筑城及其他土木建筑。

如庄公26年(前668年)士□因有新功，由大夫升为大司空。

献公则命他主持增筑绛城，修建公子重耳、夷吾的封地蒲城与屈城。

(2)内廷官
1.太师、太傅、膳夫、宗人(宗伯)
东周及列国还有专为君主服务的近侍官员，列国大体一致。

如太师、太傅、太保，本是教育太子的师、傅、保；太子即位为王，就被尊为太师、太傅、太保。

这类官在西周时地位很重要，执掌国政，称“三公”。

春秋时，各诸侯国不设太保一职，而太师、太傅多属美称，并无实权。

又如膳夫，本是掌管王的膳食官，西周时却可担任王命要务。

春秋初年，东周王室膳夫的爵位还是大夫，地位不算低，但其他侯国掌管膳食的官，则不见有执行重大政治使命的事。

西周实行宗法制，宗伯是王朝重要职官，而春秋时只有鲁国设宗伯，其职掌是祭祀时掌神主位置的排列，其他侯国只设宗人，为国君掌管祭祀，并向神灵祷告，所以有“祝宗”之称，地位不高。

这些职官地位的下降，是朝政治事官与宫廷内官分职的结果。

这种分职是春秋时官制的一大变化，反映了统治机构日趋完善、设官分职更加细密的情况。

2.史官
在君王左右专掌书记文籍典册的官，称“史官”。

《左传·庄公23年》载曹刿谏鲁庄公：“王有巡守，以大习之。

非是，君不举矣。

君举必书，书而不法，后嗣何观？”这里所说的“君举必书”，就是史官的职责。

鲁成公2年(前589年)周定王破格接待晋国史臣巩朔，事后
定王派人告诉史官，此举不合礼制，不要载入史册，可见君王的言行都有专人记录。

西周时，史官有太史、内史之分，内史专掌册命之事。

到春秋时，除东周王室外，其他侯国只有太史兼掌册命，而不设内史之官。

史官为了记载的真实，往往秉公直书，不畏权势。

如《左传·襄公25年》载：齐国崔杼专权，杀死齐庄公后，太史书曰：“崔杼弑其君。

”崔子杀之；其弟嗣书，而死者二人；其弟又书，乃舍之；南史氏闻太史尽死，执简以往，闻既书矣，乃还。

这段记载说明了春秋时的史官，为了保留历史的真实，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

3.史(又称卜人、卜士)
掌管卜筮的官也称“史”。

如襄公9年，“穆姜(襄公祖母)薨于东宫，始往而筮之……史曰……”。

4.仆大夫
仆大夫掌管国君宫内的日常事务，君臣之间的意见常由他上通下达。

这种人很容易假君命而擅权，如《左传·哀公26年》载：“宋景公无子，取公孙周之子得与启畜诸公宫，未有立焉……六卿三族降听政，因大尹以达，大尹常不告，而以其欲称君命以令，国人恶之。

”这个大尹就是掌管通达君臣意见的仆大夫，他竟敢不将臣下的意见通达给宋景公，还以自己私意作为景公意见下达给臣僚，致使宋国六卿三族都受其摆布。

后来事情败露，才畏罪潜逃楚国。

5.其他
在列国宫中还设有乐官，称师、太师或舞师，掌管祭祀、宴飨、朝会的乐舞。

又设府人(掌金玉玩好)、廪人(掌粮禾米物)，掌管国君的财物。

司官或称巷伯、寺人、竖等，由阉人充任，掌管后宫。

(3)地方官
1.国野制
国野制在西周时就已推行过。

“国”指国都附近的地区，“野”指农村。

国人有服军役、纳军赋的义务，各国军队也以国人为主力。

春秋时期中原各国的地方政权组织基本上是国野制，把郊区和农村的居民按什伍制组织起来，各级设官管理。

春秋初年，管仲在齐国推行“参国伍鄙”制：在国中以5家为轨，设轨长；10轨为里，设里有司；4里为连，设连长；10连为乡，设乡良人(爵为大夫)；国中有21乡；轨长、里有司、连长、乡良人是国的四级官制；在野鄙中以30家为邑，设邑有司；10邑为卒，设卒帅；10卒为乡，设乡帅；3乡为县，设县帅；10县为属，设属大夫和属正长各1人；全国分为5属；邑有司、卒帅、乡帅、县帅、属大夫、属正长是野的五级官制(《国语·齐语》)。

2.郡县制
春秋以后，各国又相继设县。

县本设在一国的边境，目的是为了加强防御。

至春秋中晚期，内地也设县，县开始成为地方政权组织，如晋国曾在旧都绛(今山西翼城县东)设县，称绛县。

春秋末，晋国在县下又设郡。

春秋时郡比县小，与战国以后郡统县的地方制不同。

由于县的大量设置逐渐取代了国野制，县郡官吏也就成为地方政权的主要官吏。

到战国时，国野制也不存在了。

如晋灭祁氏、羊舌氏后，分其田为10县，每县由国君派人治理，称县大夫；县大夫下设县师、司马、司寇(其职掌与中央的司马、司寇相当，只是管辖范围不同)。

3.家(贵族封地)
西周、春秋时期的贵族有大片封地，也有宗族组织，这种宗族组织称为“家”。

春秋时这些“家”的势力大大膨胀起来。

鲁国的“三桓”(鲁桓公三个儿子的后裔)就曾两次瓜分公室。

晋国的六卿势力也很强大，祁氏、韩氏各拥有7县，大夫羊舌氏也有2县。

《左传·昭公5年》载“因其十家九县，长毂九百”，9县能出900辆兵车，说明每县都是拥有100辆兵车的大县。

此外，宋国的戴、桓八族、郑国的“七穆”，都是大家。

拥有大片封地、控制大量人口，贵族在“家”中已建立起一套行政机构，是国中之国，因而“家”可视为一国中的地方组织。

宰(家宰)总管一家政务，宰下有各种官吏，分掌各种事务。

《论语·子路》载，孔子的学生仲弓就曾任过鲁国季氏的家宰；他向孔子请教为政的方法，孔子告诉他：“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

”可见家宰可以任免官吏。

《论语·先进》说，子路为季氏家宰时就任命子羔为费邑宰。

“家”的下面，还分设有若干邑或县，并设各种职官。

《左传·定公10年》载，鲁国叔孙氏的郡邑就设有邑宰、马正、工师、贾正等官。

春秋晚期，这类家臣的人选已不限于本宗族的人，有时也不限于用本国人。

如阳虎，本为孟氏后，而作季氏家宰。

定公9年(前501年)，阳虎畏罪逃奔晋国，赵简子迎而相之。

子路作了鲁国季氏宰后，又到卫国作了卫大夫孔悝的邑宰，并于哀公15年为孔悝之难“结缨而死”。

齐国的鲍国跑到鲁国作了施孝叔家臣。

这种家臣、家宰不受出身和等级的限制，如子路、仲弓、冉有、子羔等人出身均较低微，但都做过家宰、邑宰之类的官。

春秋晚期，家臣的俸禄多为领取实物，主子对家臣的任免去留也较自由，他们之间基本上是个人的主从关系，由这种关系而逐渐构成了一种新型的任官制度。

到战国初期，一些强“家”取代国君成为诸侯后，这些家臣就变成了国家官吏。

这时，家臣与主人间的主从关系，就成了新国家官僚制度的基础。

这样，从西周以来盛行的等级制、世袭官制，就被新的、适合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代替了。

三、战国官制
(一)官僚制度初步形成
春秋后期，中原各国由于经济发展，许多力量较小的卿大夫陆续被强大的卿大夫所兼并；原来的国君因宗族内讧、连年战争和国人(国都中的士和工、商)叛变、农民反抗，逐渐衰弱了；而某些卿大夫因其推行的政策符合经济发展的要求，逐渐代替了原有的国君(如三家分晋、田氏代齐)，形成了秦、楚、齐、魏、赵、韩、燕七国并立的局面。

七国中小者地方千里，大者数千里。

七国之外，还有宋、卫、中山等小国，也都地方500里，远远超过了从前的大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