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人口问题略述

民国人口问题略述
文章分析了清代到民国的人口发展概况，概括出民国时期人口发展规律：民国时期是原始的人口再生产，即高生育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高高低）。

自古形成的早婚早育、多子多福观念，让民国人口出生率长期保持一个较高水准。

然而战火之下的高死亡率，致使近代乃至民国的中国，停留在“高高低”的原始人口再生产类型。

在1900～1943年，中国人口出生率维持在37.0‰，死亡率约为33.4‰，自然增长率为3.6‰。

这是一个很低的，但是足以支撑中国人口不断增长的数据。

标签：民国；人口数量；人口发展；人口再生产；人口转变
一、人口数量统计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古国，早在数十万年前，直立人就已经在中国广泛分布，进入农耕文明后，中国人口更是爆炸式增长，如何对这样一个大规模的人口进行全面深入的普查便成为一个严肃的命题。

人口数量研究无需赘言，可以反映人和自然之间相互作用关系，推断人类利用自然环境，从事物质生产的能力，当然，亦便于施政集团实现社会结构的管理和控制。

有关中国人口的记载最早可以追述到4000余年前的夏禹时代，但由于历代人口调查实为赋税制度服务，所以有相当大数量的人口选择逃避登记，属于“下有对策”，加原始的普查技术与特殊的地域情况，文献中记录的人口数量往往与实际数量有一定出入。

尽管数据结果并不精确，但不妨碍反映该时代人口数量变化的大致趋势，并非全无价值。

大量的统计资料中仍不乏一部分比较可信的信息，我们只要对调查数据加以鉴别加以分析，得到的研究结果仍具科学性。

民国时期的人口数量统计，有近代一百年的社会特殊性。

在中国千万公里的版图上搞人口普查，必须依赖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等官方机构的主持，但民国长期动乱，也给官方主持的人口统计带来难度。

1、前哨：宣统人口普查
清末中国曾进行过一次大规模人口普查，此次普查的数据对民国多次人口普查具有一定影响。

宣统人口调查起于一封奏折，《民政部奏调查户口章程折》（1909年1月1日），由于该时期立宪运动如火如荼，所以此次人口普查的主要意图是配合按一定人口比例选举议员，与此前为了征发徭役赋役的人口登记相比，这次普查可能有一定优越性。

为此，1907年9月，清政府宪政编查馆“奏准在京各部、院均设立统计处，各省设立调查局”。

民政部于1908年设立统计处，并制定了“六年调查户口计划”。

人口普查非朝夕之功，定立长期方案按部就班固然好，但是1911年爆发的辛亥革命打断了这次人口调查的进程，直到清朝灭亡，仍有一些省份未上报口数调查
的结果。

这次人口普查最终结果没有最后得以汇总、统计、发布，然据《清史稿·地理志》记载，是年全国各地区上报人口总计62699185户，341423897口。

20世纪30年代，王士达与陈长蘅先后利用了宣统人口普查的原始材料对普查时全国人口总数进行了估计与复原，得出的结果也各不相同。

王士达的修正数为70430432户，372563555口；陈长蘅的修正数为71268651户，368146520口。

学界对该次人口普查的评价不尽相同，但无论如何，宣统人口普查是一次大规模行动，空间范围涉及当时清朝政府治下除西藏外的全部版图，其普查的对象、普查过程和方法，都表明宣统人口普查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现代人口普查，具有重要价值。

2、1912年人口普查
民国肇事，北京政府的内务部旋即进行过一次全国性的人口普查，实际上本次统计整理了前清宣统人口报告，是宣统人口普查的延续。

本次普查通过两个系统推行，即警察和保甲，前者适用于设有警察厅的首都、省会及商埠，后者适用于广大的县城和乡镇，普查的项目增设教育程度、宗教、残疾等项目。

1912年人口普查发布于《内政年鉴》，人口总数为419640279人。

但本次普查并未包括全国所有地区，安徽、广东、广西、察哈尔、川边特别区、青海、外蒙古、西藏八个省级政区没有进行普查。

并且河南、陕西等省的普查数据明显失实，河南一县男女人数完全相等，陕西性别比荒谬的高达202。

陈长蘅遂在1934年的《中国经济年鉴》上公布了经他厘定后的数据，内中将无调查的各省区并河南河北后换上了宣统年间的数字，结果全国共76386074户，405810967口。

诚然，本次调查是有硬伤的，甚至可信度不及宣统人口调查，其数据很难为学术研究采用。

3、1928～1937年的人口普查
1928年，国民党结束国内长期的军阀混战，定都南京，宣布全国统一。

1928年5月27日，内政部通令各省有关部门办理人口调查，截止1930年底，共有13省完成了统计，其余15省及蒙、藏地方人口，则依据各省历史资料进行人口估计。

最终内政部整理合计全国人口总数为474787368人，这是中华民国中央政府第一次正式發布全国人口数据，“四万万同胞”提法也由此而兴。

然而也正如严中平所说的一样：“1928年政党将政权开始统治中国的第二年，人民对北洋政府摊牌苛捐杂税、抓壮丁和蒋介石反革命屠杀的记忆犹新，对家庭人口这样的调查，极有可能又有必要不保真相。

”该次数据由于社会动荡、部分省区敷衍等因素依然难以得到公认。

1931年，国民政府内政部曾举行一次全国各县市土地人口调查，内政部统计司于1935年将结果编辑成《全国各县市土地人口调查》一书出版。

结果显示1931年全国共88368454户，共428053605人。

由于缺乏统一组织，部分县市甚
至用相差几年的数据上报，本次调查仍然不是一次正规的人口普查。

时至1936年，民国中央政府鉴于“训政”即将结束，国民大会代表选举需要全国各行政区人口数据，由内政部通电全国各省市政府，查报各县局的户口实数。

统计结果显示全国总人口为461363646人，其资料来源大部分系编查保甲户口所得，但保甲统计的人口往往谬误百出，缺户漏口极多，还有不少编造数字。

4、抗战时期的人口普查
1937年抗战爆发，中央政府西迁重庆，此时国土已有大片沦丧，再作人口登记和统计已无全国贯通的可能，所以此期间发布的全国户口统计，多是估计数。

抗战期间，内政部发布的全国户口人口统计数计有1938年《户口统计》，1941年《户口统计》，1943年《后方各省市户口统计》，1944年《各省市户口统计》。

其中1944年出版的《各省市户口统计》只收入了非沦陷区的户口统计，人口总数为210569455人，只占战前1936年全国人口统计总数的44%。

由上述情况可知，近代中国流离的社会形态，严重影响人口统计数据的科学性。

大规模的人口普查须由官方推进，然而“弱政府”集权不够，启蒙较晚的底层社会又对于人口普查的意义缺乏认识，让举国动员流于形式，耗费精力仍不得要领，以人口数据为基准考量制定的国家政策，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实施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进行人口统计，每个时代的立意各异，而该政策出发点又可能左右人口普查的结果，如宣统年间国人对宪政的向往，有可能促使统计数据更接近事实真相。

二、人口发展规律
中国自进入近代以来，人口发展也同国运变化交织起来，呈现每个时段的特殊表征，生产力发展缓慢，天灾人祸频发，影响了中国这一时期的人口增长速率。

1924年，国父孙中山先生在进行救国道路的思考时，对中国的人口发展问题有过一分思考，他谈到：“我们的人口到底有多少呢？在乾隆的时候已经有了四万万，若照美国公使（柔克义）的调查，则已减少四分之一，就说是现在还是四万万，以此类推，则百年以后恐怕仍是四万万。

”诚然，当时就有学者提出分析，结论为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人口发展迟缓，属于“停顿型”。

孙中山先生的救国理论中，人口是根本，他将近代中国的人口增长与近代西欧资本主义强国的人口增长进行对比，得出人口增长缓慢是近代中国衰落的诸多原因之一，所以借此驳斥了当时流行的马尔萨斯人口学说。

且不论此观点对错，中山先生所引用的乾隆年间人口达4亿实为误记，乾隆六十年（1795年）中国人口为3亿余，突破4亿数值要迨道光初年。

近代社会不宁，阻碍人口增长确是事实，但由此得出增长停滞的结论，或也不够准确。

近代中国长期处于封闭状态，即使发生人口迁移，也是体系内变动，向外拓徙与异族迁入不是主流，对比庞大的人口基数其影响微乎其微。

所以似可将上表的年平均增长率升降，看作是与该期自然增长率相关的变动，即出生与死亡的差
值所导致的正负数值，向外拓徙与异族迁入对数据造成的影响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从清初的0.9亿人口开始，到乾隆初年，即1740年中国人口已上升至2亿，超过历史最高水平，而到了道光年间，再翻一番，达到了4亿，到了195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已达到5亿6千万，所以总趋势一定是上升的。

即便在国内军阀纷争不断、日侵燃及半壁江山的民国，人口发展从整体上说也未发生倒退，甚至在四十年代贡献了颇高的年平均增长值。

葛剑雄主编《中国人口史》论述了中国人口发展的大致规律，他认同王朝更迭所导致的人口谷值，但也肯定了人口数量从一个高峰到下一个新高峰的大体趋势。

在经历太平天国运动期间，中国人口由峰值的4.5亿下跌至3.7亿的谷值之后，近一百年时间在生产力逐步进步、社会渐发开明的情况下，中国人口基本持有上升态势，而民国时期正处于该时段当中。

汤普森与乔启明对江阴县峭岐镇的调查显示，1931年至1935年，该县人口自然增长率达到了6.4‰，且各年出生率稳定的保持在40‰以上。

哪怕是1933年～1934年死亡率达到顶峰52.0‰时，当年的人口出生率也有40.0‰，其年是前后五年中唯一的负增长年份，值得注意的是，该年人口出生率也是五年中的最低点。

1959年有联合国关于亚洲及远东人口的研究报告书，其书广泛搜集中国人各种年龄层资料，尤其是对1953年人口普查结果加以测算，结论是在1900～1943年，中國人口出生率维持在37.0‰，死亡率约为33.4‰，自然增长率为3.6‰。

这是一个很低的，但是足以支撑中国人口不断增长的数据。

三、人口再生产类型及人口类型转变探因
人类社会有不同的历史阶段，所以人口再生产也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先后存在三种基本的人口再生产类型：第一种是原始的人口再生产，即高生育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高高低）；第二种时传统的人口再生产，即高生育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高低高）；第三种是现代的人口再生产，即低生育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低低低）。

经上文所述，民国人口呈缓慢而增长的态势，自然增长率是低水平的。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这种原始的经济模式必须通过增殖人口来获取劳动力，劳动力越多，产出越高。

自古形成的早婚早育、多子多福观念，让民国人口出生率长期保持一个较高水准。

然而战火之下的高死亡率，致使近代乃至民国的中国，停留在“高高低”的原始人口再生产类型。

人口转变理论，简单的说是随着西方国家现代化过程得出的，处于第一阶段高生育率和高死亡率的类型，由生产力发展带来物质保障，向第二阶段的高生育率和低死亡率的类型转变，此阶段人口数量会经历一次飞跃，再因更高追求的精神生活，人类进入第三阶段，在低生育率和低死亡率上回到相对平缓的人口增长，甚至负增长。

自从18世纪中叶欧洲产业革命开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引领了人类社会的
一系列变革，其中就包括人口再生产类型的变革。

由于生产力的提高，社会财富增加，使得资本主义前期人口出生率保持高水平。

而生产力推动科学技术发展，人类的医疗卫生事业在此期亦取得长足进步，夺取中世纪大量生命的流行病得到了控制，西欧人口死亡率明显下降，人口自然增长率必然升高，形成第二阶段“高低高”的人口再生产类型。

中国的人口再生产类型的转变，到底比欧洲晚多久？据《中国人口史》第六卷作者侯杨方估计，1911年时中国人口总数为4.1亿，1936年年初为5.3亿，1946年年初时为5.2亿。

1911～1949年之间，由人口增长率变化分作3个阶段。

第二阶段1936～1946年为-1.33‰，是负增长，与其前后的第一、三阶段的（10.27‰、8.00‰）形成极大反差。

尽管如此，1911年至1949年中国人口增长率仍能保持7.06‰。

1936-1946年的负增长是抗日战争的结果，然而1911年-1949年的中国人口仍然增加了 1.3亿。

因此可以确信，如果没有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1936-1946年仍维持第一阶段的速度，那么1949年中国的人口总数应该超过6亿。

民国初年，人口年平均增长率超过10‰意味着什么呢？这个速度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在外族迁入人口几乎可以忽略不计的近代中国，20世纪初叶的高自然增长率，只有与下降的高死亡率相关联。

如果没有民国时期的内乱外患，居高不下的死亡率就会被更加正常的死亡率取代，那么人口的增长速度也许会更快，这种情况或许表明，至少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中国已经开始了人口再生产的转变，进入第二个阶段。

遏制死亡率，主要归因于现代医疗与公共卫生系统的建立，欧洲如此，中国亦然。

19世纪末，西方传教士将现代公共卫生与现代医学系统传入中国，在1874年，有10位经过现代医学训练的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1907年，这一数字增加到了200多人。

1882年，李鸿章选择8名留美学生接受外科医学培训，随后，一批不很正规的现代医学教会学校在杭州、苏州、沈阳等城市建立，培训出第一批中国西医。

1936年，中国已拥有47所现代医学院（校），1936年的毕业生总数达7000人以上。

伴随医学西化进程，1928年民国政府建立一个国家普及现代公共卫生事业的部门——卫生部，是国家的最高卫生管理机关。

1929-1934年，登记在册的医师共计6761人，药师281人，助产士2217人，药剂师856人，均不包括中医，另据不完全统计，1930年代中国已拥有近1000所现代医院。

尽管当时现代化医院与医务人员的数量有限，且分布不平衡，但是对于保障国人健康，降低人口的死亡率一定会起到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