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交通史研究一百年（2）

中国交通史研究一百年（2）三
交通设施、交通工具、交通技术的研究，是认识交通总体结构之历史文化作用的基础。

中国交通史研究重视实证性的特征，也因此得以体现。

这一层面的研究，以交通道路考定所受到的重视最为突出。

上文说到的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等论著，主要成就在于推进了交通道路的研究。

此外，史念海《秦汉时期国内之交通路线》(《文史杂志》第3卷第1、2期，收入《河山集》第4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章巽《秦帝国的主要交通线》(《学术月刊》1957年第2期，修改后题为《秦帝国的主要交通线及对外交通》，收入《章巽文集》，海洋出版社，1986年)等学术论文，也都以交通道路的规划与建设作为主要论述对象。

史念海实地考察秦直道的成果《秦始皇直道遗迹的探索》(《陕西师大学报》1975年第3期，《文物》1975年第10期)发表后，引起了学界的普遍重视，此后又有一系列新的考察报告和研究论文发表(注：参看王开《秦直道亲探》，《西北史地》1987年第2期；贺清海、王开《毛乌素沙漠中秦汉“直道”遗迹探寻》，《西北史地》1988年第2期；孙相武《秦直道调查记》，《文博》1988年第4期；延安地区文物普查队《延安境内秦直道调查报告之一》，《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1期；史念海《直道和甘泉宫质疑》，《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3辑，收入《河山集》第4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史念海《与王北辰论古桥门与秦直道书》，《再与王北辰论古桥门与秦直道书》，均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4期，收入《河山集》第4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吕卓民《秦直道歧义辨析》，《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0年第1期。

)。

尽管认识未能完全一致，但为更接近历史真实的论点的推出，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关于秦直道的讨论，可以看作反映中国交通史研究生动活泼的学术气氛的实例。

关于历代交通条件的研究，历史地理研究者贡献殊多。

一些学者有较为集中的研究成果。

史念海的《河山集》已经有6集面世，收入涉及古代交通的论文20余篇。

除了前面说到的论文外，又有《三门峡与古代漕运》(《河山集》，三联书店，1963年)，《论济水和鸿沟》(《河山集》第3集，人民出版社，1988年)，《函谷关和新函谷关》、《论雁门关》、《直道和甘泉宫遗迹质疑》、《与王北辰先生论古桥门与秦直道书》(《河山集》第4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河西与敦煌》(《河山集》第5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汉中历史地理》(《河山集》第6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7年)等，都有相当大的学术影响。

又如李之勤的论文集《西北史地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中，第1编为“汉魏驿道研究”，第2编为“唐代驿道研究”，第3编为“宋元驿道研究”，第4编为“古代航道和桥梁研究”，共收有关于交通史的论文27篇。

蓝勇的论文集《交通生态研究与实地考察》(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收有交通史论
文22篇。

这些当然并不是他们有关研究的全部成果。

特别值得重视的，是这些交通史研究者注重实地考察的工作方法使得他们的研究收获具有的科学性可以超过仅限于在文献中爬梳资料的传统方式的研究。

在总结这些学者的学术历程时，我们注意到，交通史研究的成就不仅仅表现于一种学术积累，在许多方面也显示出学术的开拓和创新。

其中优秀学者的探索精神和科学方法，对于其他领域的研究也可以有所启迪。

岑仲勉《中外史地考证》(中华书局，1962年)收入的中国交通史论文有《＜
穆子天传＞西征地理概测＝、《六诏所在及南诏通道一段之今地》、《唐代滇边的几个地理名称》、《唐代大商港Al-Wakin》、《从嘉峪关到南疆西部之明人纪程》、《历代西疆路程简疏》等。

黄盛璋《历史地理论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中《中国港市的发展》、《历史上的渭河水运》、《历史上黄、渭与江、汉间水陆联系的沟通及其贡献》、《川陕交通的历史发展》、《褒斜道与石门石刻》、《阳平关及其演变》等，都是交通史专题论文，于研究陆路交通的路线之外，也讨论了水路交通的路线。

陈桥驿《水经注》研究文集已经出版3种。

其中《水经注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85年)收有《＜水经注＞记载的桥梁＝、《＜水经注＞记载
的津渡＝、《＜水经注＞记载的内河航行＝、《＜水经注＞记载的道路＝，都对交通史研究有所推进。

王文楚的论文集《古代交通地理丛考》(中华书局，1996年)
收有有关论文20篇。

辛德勇的论文集《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中华书局，1996年)也收有关于交通史的论文16篇，其中大多都是探考古代交通道路方位和
走向的成果。

《王北辰西北历史地理论文集》(学苑出版社，2000年)收入研究交
通道路的论文3篇。

《章巽文集》(海洋出版社，1986年)原题《航海史及中西交
通史论文集》，收入章巽教授26篇交通史研究成果。

其中多篇论文的内容，如《＜禹贡＞篇中所见的海上交通＝，《元“海运”航路考》，《古西域交通道综述》等，都属于本文总结的对象。

章巽著《我国古代的海上交通》(商务印书馆，1986年)也以相当多的篇幅总结了中国古代航海家开辟本国沿海海上交通的贡献。

学海洪流，浩浩汤汤，一些学术大师的论著多散见于各种报刊之中，在资料信息条件未能尽如人意的情况下，往往寻求不易。

特别是历经数十年之后，学界新人要总结继承前辈的学术思想，常常会遇到这样的困难。

所以我们热诚希望能够将老一代学者散落多年的论文搜辑出版。

近年来，一些有识见的出版家已经开始进行这样的收拾遗珠的工作。

若干种交通史学术论文集的问世，显然有益于推进这一学术领域的进步。

专门考察中国古代水运路线的学术专著，以史念海《中国的运河》(重庆史学书局，1944年)创其始，又有绍华《大运河的变迁》(江苏人民出版社，1961年)，常征、于德源著《中国运河史》(北京燕山出版社，1989年)等承其后，相关论文
不胜枚举(注：一些重要论文对于水运交通史的发展有积极的推进作用，如邹逸麟《论定陶的兴衰与古代中原水运交通的变迁》，《中华文史论丛》第8辑，1978
年10月；魏嵩山、王文楚《江南运河的形成及其演变过程》，《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2辑，收入王文楚《古代交通地理丛考》，中华书局，1996年；黄盛璋
《论所谓“江淮运河”及引起的问题》，《文史》第21辑，1983年10月；《江汉运河考》，《水利史研究会成立大会论文集》，水利电力出版社，1984年。

)，形成了交通史研究的一个学术热点。

郭松义、张泽咸著《中国航运史》(文津出版社，1997年)是一部综合论述水运历史的学术专著，作者重视航运工具船舶的形制以及造船业对于交通事业乃至整个社会经济文化的作用，对于考古资料有所引用。

专门探讨中国造船技术发展史的论著，有席龙飞《中国造船史》(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王冠倬《中国古船图谱》(三联书店，2000年)，彭德清主编《中国船谱》(经导出版有限公司，人民交通出版社，1988年)等。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卷《物理学及相关技术》的第2分册《机械工程》中译本(鲍国宝等译，科学出版社，1999年)新近面世。

其中有“陆地运输车辆”一节，作者分别考论了中国古代双轮车，大型车、营地磨和手推车，以及独轮车和扬帆车，计里鼓车，指南车等车辆型式的发明和推广。

李约瑟指出，双辕车“一直到罗马帝国的末期以前在欧洲都没有出现过，也就是比在中国晚大约半个千纪”。

然而，他似乎没有注意到中国关于双辕车出现的最早的资料，是陕西凤翔战国秦墓出土的陶质牛车模型。

(注：参看吴镇烽、尚志儒《陕西凤翔八旗屯溱国墓葬发掘简报》，《文物资料丛刊》第3辑，文物出版社，1980年。

)李约瑟还说到1627年《奇器图说》中介绍的“西洋奇器”，包括服务于军事需要的营地磨，但是实际上“营地磨的历史几乎1300年以前就在中国开始了”，他举出的力证，是《邺中记》曾经说到的“车行则众巧并发，车止则止”，“行十里成米一斛”，“行十里辄磨一斛”的“舂车”。

李约瑟还写道，“历史学家们普遍地同意独轮车直到12世纪后期或甚至12世纪都没有在欧洲出现”，而“大多数欧洲技术史学家们都不知道，这种简单的车辆在中国第一次出现的时间至少早在3世纪”。

认为独轮车最初应用于3世纪，是基于将诸葛亮“木牛流马”解释为独轮车的认识。

但是李约瑟又指出，实际上汉代画像反映独轮车的画面，有年代为西汉时期的。

但是中国学者刘仙洲、史树青确定独轮车的发明年代为西汉时期的研究成果(注：参看刘仙洲《我国独轮车的创始时期应上推到西汉晚年》，《文物》1964年第6期；史树青《有关汉代独轮车的几个问题》，《文物》1964年第6期。

)，似乎并没有受到李约瑟的注意。

李约瑟又据梁元帝《金楼子》关于“风车”的记述，认为中国早在6世纪就发明了陆地扬帆的车，而欧洲同类发明是在“差不多1000年以后”。

他指出，“这项来自中国技术的传播”，“第一次使欧洲人的思想适应于陆地上高速运行的可能性。

”他认为，应当充分重视“这种真正对快速交通的第一次尝试给予欧洲文化的冲击。

”“中国人的激励”，“其效果是不可阻挡的。

”(注：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4卷《物理学及相关技术》第2分册《机械工程》，鲍国宝等译，科学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266、278、281―291、304―306页。

)李约瑟立足于对于世界科学技术史的全面认识的中国交通工具史的研究，在许多方面可以给予中国学者有益的启示。

四
考古工作的收获，是推动中国交通史研究取得进步的重要条件。

1957年4月，安徽寿县出土战国时楚王颁发给鄂君启的免税凭证“鄂君启节”。

节形如竹，青铜制成，共4件，其中车节3，舟节1，各有错金篆书铭文，详细规定了车舟数量、行程期限、所经城邑和运载物品种类。

鄂君启节对于研究当时楚国境内的水陆交通提供了珍贵的史料。

鄂君启节的资料发表之后，在学术界引起了热烈的讨论。

殷涤非、罗长铭《寿县出土的“鄂君启金节”》(《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4期)，郭沫若《关于鄂君启节的研究》(《文物参考资料》1958年第4期，收入《文史论集》，人民出版社，1961年)，商承祚《鄂君启节考》(《文物精华》第2集)，于省吾《“鄂君启节”考释》(《考古》1963年第8期)，谭其骧《鄂君启节铭文释地》(《中华文史论丛》第2辑)，钮仲勋《＜鄂君启节铭文释地＞一文对安徽历史地理研究的意义＝(《安徽日报》1963年1月8日)，黄盛璋《关于鄂君启节交通路线的复原问题》，谭其骧《再论鄂君启节地理答黄盛璋同志》(《中华文史论丛》第5辑)，殷涤非《＜鄂君启节＞两个地名简说＝，商承祚《谈鄂君启节铭文中几个文字和几个地名等问题》(《中华文史论丛》第6辑)，黄盛璋《鄂君启节地理问题若干补正》(《历史地理论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朱德熙《鄂君启节考释(八篇)》(《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1989年，《朱德熙古文字论集》，中华书局，1995年)等论文相继发表，日本学者船越昭生也著有《鄂君启节考》(《东方学报》第43号，1972年3月)，对出土交通文物的共同关注，成为交通史研究中的盛事。

以文物资料证交通史，逐渐成为许多交通史学者习用的研究方法。

简牍作为一种重要的极富文化价值的历史遗存，其实极少数是被有意予以特别保留的，绝大多数都是当时并不为人所特殊重视，有些是被视为垃圾而遗弃，例如河西汉代边塞遗址出土的简牍，大多和草渣、畜粪、烧灰等废弃物混杂，有些则是当时作为燃料幸未烧尽的残片，有些甚至被称为“厕简”。

只是渴望借助这些遗存认识当时的历史文化面貌的后人，发现了它们的价值。

历史上曾经有多次重要的简牍发现，几乎每一次都大大丰富了当时的文化积累，推动了学术发展的进程。

19世纪末，瑞典著名探险家斯文赫定(SvenA.Hedin)来到中国西部，开始在新疆和西藏地区进行所谓“探险”活动。

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斯文赫定沿塔里木河考察，到达罗布泊北面，发现了古楼兰国遗址。

在1901年3月组织的发掘活动中，得到汉晋时期的简牍120余枚以及其他文物。

1903年，斯文赫定发表《中亚和西藏》，记述了他发现楼兰简牍的具体情形。

可以说，简牍资料的集中发现，是20世纪学术史中的大事。

斯文赫定的重要发现，引起了许多西方学者对中国古代简牍遗存的重视。

中国简牍学于是创生。

而近数十年经科学发掘而陆续出土的大量简牍，为中国历史文化研究的深入，提供了更优越的条件，当然也为中国古代交通史研究的进步，提供了更便利的条件。

中国历史学界和考古学界关心交通史研究的学者，及时认识到简牍资料是中国古代交通史料的富矿。

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中提供的历史文化资料，曾经引起热烈的学术反响。

熊铁基《秦代的邮传制度――读云梦秦简札记》(《学术研究》1979年第3期)，高敏《秦汉时期的亭》(《云梦秦简研究》，中华书局，1981年)，《秦汉邮传制度考
略》(《历史研究》1985年第3期)等论文，都是利用睡虎地秦简中的有关信息进行交通史研究的成果。

《日书》作为民间流行的数术书，是当时社会生活的一种反映。

睡虎地秦简《日书》中关于“行归宜忌”的内容，体现了交通习俗、交通心理的若干特征，因此也受到一些学者的注意。

(注：如饶宗颐、曾宪通《云梦秦简日书研究》，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中国考古艺术研究中心专刊(三)，中文大学出版社，1982年；李学勤《睡虎地秦简＜日书＞与楚、秦社会＝，《江汉考古》1985年第4期；王子今《睡虎地秦简＜日书＞秦楚行忌比较＝，《秦文化论丛》第2辑，1993年12月，《睡虎地秦简＜日书＞所反映的秦楚交通状况＝，《国际简牍学会会刊》第1号，1993年，《睡虎地秦简＜日书＞所见行归宜忌＝，《江汉考古》1994年第2期。

＝饶宗颐《云梦秦简日书剩义》(《楚地出土文献三种研究》，中华书局，1993年)和刘乐贤《睡虎地秦简＜日书＞中的“往亡”与“归忌”＝(《简帛研究》第2辑，1996年9月)论说较为精当。

云梦龙岗秦简中发现关于“驰道”制度的简文(注：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孝感地区博物馆、云梦县博物馆：《云梦龙岗6号秦墓及出土简牍》，《考古学集刊》第9集，科学出版社，1994年；刘信芳、梁柱：《云梦龙岗秦简》，科学出版社，1997年，第34―35页。

)，对于交通史研究也有重要的意义。

利用汉简研究汉代交通史，是许多简牍学者予以重视并取得丰收的工作。

陈梦家关于汉简邮程表的研究，关于汉简资料所见烽燧制度的研究(《汉简缀述》，中华书局，1980年)，都有重要的价值。

收入陈��《汉晋遗简识小七种》(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63，1975年)的《亭与传舍(附论客舍)》(《汉晋遗简偶述之续》)、《邮驿之制》(《汉简剩义再续》)等成果，也增益了对于汉代交通的理解。

劳干《汉代的陆运和水运》一文说到“车父”的身份，陈槃、陈直的汉简研究论著中也涉及“车父”(注：陈��：《车子・车父・车卒》，《汉简剩义》，《汉晋遗简识小七种》，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63，1975年；陈直：《居延汉简综述・车父的助边》，《北京大学学报》1959年第1期，收入《居延汉简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86年。

)，此后王子今、李均明等又就此有所考论(注：王子今：《关于居延“车父”简》，《简帛研究》第2辑，1996年9月；李均明：《“车父”简考辨》，《简牍学研究》第2辑，1998年2月。

)，使得这一社会称谓的指代逐渐明朗。

裘锡圭《汉简零拾》中研究了当时河西地区运输生产中“僦”的雇佣关系的发生和作用(《文史》第12辑，1981年9月)，对认识汉代交通状况有开拓性的意义。

借助汉简资料研究交通史的论著，还有劳干《汉代的亭制》(《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2本，1950年)、楼祖诒《汉简邮驿资料释例》(《文史》第3辑，1963年10月)，劳干《再论汉代的亭制》(《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3本1分，1982年)，《汉代的军用车骑和非军用车骑》(《简牍学报》第11辑，1985年9月)，王北辰《古代居延道路》(《历史研究》1980年第3期)，王子今《秦汉长城与北边交通》(《历史研究》1988年第6期)，李均明《汉简所见车》(《简牍学研究》第1辑，1997年1月)，程喜霖《汉简所见关传向过所演变》(《简牍学研究》第2辑，1998年3月)，蔡宜静《汉代居延“就”运探研》(《简牍学报》第17辑，1999年12月)等。

作为汉代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交通设施的位于甘肃敦煌的悬泉置，当时对于开发河西，联络西域，曾经发挥了特殊的历史作用。

悬泉置遗址考古发掘所获取的23000余枚汉简，为认识当时邮驿交通系统的形式和作用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20世纪最后一年悬泉置遗址考古收获开始发表(注：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甘肃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发掘简报》，《敦煌悬泉汉简内容概述》，《敦煌悬泉汉简释文选》，《文物》2000年第5期。

)，为新世纪交通史研究的进步拉开了序幕。

对于敦煌吐鲁番文书中的交通史料，一些学者也辛勤发掘，深入研究，同样成绩斐然。

如王冀青《唐交通通讯用马的管理》(《敦煌学辑刊》1985年第2期)、《唐前期西北地区用于交通的驿马、传马和长行马》(《敦煌学辑刊》1986年第2期)，黄盛璋《于阗文＜使河西记＞的历史地理研究＝(《敦煌学辑刊》1986年第2期)，吴丽娱、张小舟《唐代车坊的研究》，王宏治《关于唐初馆驿制度的几个问题》(《敦煌吐鲁番研究论文集》第3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年)，鲁才全《唐代前期西州的驿马驿田驿墙诸问题》，程喜霖《唐＜西州图经＞道路考＝(《敦煌吐鲁番文书初探》第2编，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等，都各有新意。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俞伟超执笔的《三门峡漕运遗迹》(科学出版社，1959年)，是第一部直接考察交通遗迹的考古报告。

当时工作的主要对象，实际上是黄河栈道。

此后，又有考古学者继续这一工作，使黄河古栈道的交通作用更为明确。

张庆捷、赵瑞民对于山西黄河古栈道的调查和研究，成绩较为突出。

(注：参看张庆捷、赵瑞民《黄河古栈道的新发现与初步研究》，《文物》1998年第8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运城行署文化局《山西平陆五一石膏厂黄河古栈道遗迹》，《文物季刊》1998年第4期；赵瑞民、张庆捷《关于黄河古栈道的若干问题》，《山西省考古学会论文集》(三)，山西古籍出版社，2000年。

)
对于秦始皇直道遗迹，陕西、甘肃、内蒙古的文物工作者都进行了实地的考古调查。

甘肃省文物局编写的《秦直道考察》(兰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一书，发表了比较集中的考察成果。

张在明主编《中国文物地图集・陕西分册》(西安地图出版社，1998年)专门绘制了《陕西省古道路、桥梁遗存图》，明确标示了秦直道的走向和遗址位置，对于其他古道路如武关道、子午道、��骆道、褒斜道、故道、米仓道等遗址，著名的桥址、关址，甚至与宋明古驿道交通有关联的当时的烽火军事信息传递系统，也都在实地考古调查的基础上，有尽可能具体的表现。

四川广元明月峡等地的古栈道遗址，发现在横梁基孔的底部另外凿出小方孔，研究者认为是特意加工的榫孔，用以固定栈道横梁，以防止其脱落(陆敬言：《古代栈道横梁安装方法初探》，《自然科学史研究》第3卷第4期，1984年)。

研究者还注意到，在黄河古栈道的转弯处绳槽最多的位置，多发现为避免纤绳与岩壁的直接摩擦而专门设置的立式转简的遗迹(张庆捷、赵瑞民：《黄河古栈道的新发现与初步研究》，《文物》1998年第8期)。

有关的发现和研究，为丰富对当时交通技术的认识，提供了值得重视的资料。

桥梁是交通道路通过河渠的特殊形式。

文物资料中的古桥画像的发现，古代桥梁遗址的考古发掘和勘查，也增益了研究历代交通建设的资料。

唐寰澄《中国古代桥梁》(文物出版社，1957年)，罗英《中国古代石桥》(人民交通出版社，1959年)，茅以升主编《中国古桥技术史》(北京出版社，1986年)，罗英、唐寰澄《中国石拱桥研究》(人民交通出版社，1993年)，唐寰澄《中国科学技术史・桥梁卷》(科学出版社，2000年)等研究专著，都是以有关的文物考古工作收获为条件的，也是中国建筑史学者参与交通史研究的成果。

交通考古突出的成就，还表现在对古代车船等交通工具的复原研究。

商周墓葬遗址已经发现数量可观的车马遗迹。

郭宝钧《殷周车制研究》(文物出版社，1998年)一书，是有关研究的总结性成果。

张长寿、张孝光《说伏兔与画*[左车右缗去纟]》(《考古》1980年第4期)与《井叔墓地所见西周轮舆》(《考古学报》1994年第2期)，是以新的考古资料成功探讨西周车辆形制的论文。

秦始皇陵陪葬坑铜车马模型的发掘出土，为了解秦时制车技术创造了条件。

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著的《秦始皇陵铜车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98年)和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编著的《秦始皇陵铜车马修复报告》(文物出版社，1998年)，就其资料价值和学术内涵来说，对于秦代交通史研究都有里程标志的意义。

20世纪60年代刘仙洲和史树青以文物考古资料作为研究基点的关于独轮车创始于西汉的论证，对于交通工具史的研究有显著的推进。

王振铎从30年代起即先从东汉入手，开始进行古代车制研究，其遗著《东汉车制复原研究》(科学出版社，1997年)由李强整理补注，终于正式出版。

作者所注意到的“近代民间使用的车辆”其车型及其工艺“多是保存了东汉的遗制和传统的做法”(《东汉车制复原研究》，第33页)的情形，与我们在研究中国交通史时所遇到的若干有关现象，有某种共通之处。

认识和理解这类现象，探索其原因，对于总结中国交通史进程的总体趋势是有意义的。

王振铎《指南车计里鼓车之考证与模制》(《史学集刊》第3期，1937年4月)，《燕肃指南车造法补证》(《文物》1984年第6期)，均从技术史角度成功地探索了古代车制。

对于交通进步有重大的世界历史性贡献的指南针的发明，王振铎又发表《司南指南针与罗盘经—―中国古代有关静磁学知识之发现与发明》(《中国考古学报》第3、4、5册，商务印书馆，1948年，1949年，1951年)，《中国古代磁针的发明和航海罗经的创造》(《文物》1978年第3期)，《试论出土元代磁州窑器中所绘磁针》(《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总第1期，1979年)等论文，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

(注：这5篇论文均收入王振铎《科技考古论丛》，文物出版社，1989年。

)
孙机著《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文物出版社，1991年)111种分类的内容中，直接属于交通范畴或与交通密切相关的物质遗存计有11种(注：即：23.车Ⅰ：轺车，�N车，轩车，安车；24.车Ⅱ：辎车，辇车，牛车，驼车；25.车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