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外交政策的相关论文(20210215025930)

浅谈外交政策的相关论文

一、世界的大变革大调整和国际形势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催生了新时期中国外交思想和外交政策的发展和创新。

二、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主张是对邓小平外交思想的继承、发展和创新，这一新时期的中国外交思想将为中国的和平发展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不断推进和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特别是世界大变革大调整的时代大背景和国际大环境，催生中国外交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和创新。在此形势下，2006年8月召开的中央外事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中国倡导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这一思想既是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思想的继承和延续, 也是中国共产党十六大以来对中国独立自主和平外交思想的进一步发展和创新。

十七大报告鲜明地指出，“共同分享发展机遇，共同应对各种挑战，推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事关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各国人民的共同心愿。我们主张，各国人民携手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十七大审议通过修正后的党章总纲也写入了“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十七大把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主张写入大会报告并纳入新党章总纲, 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是站在时代发展和人类进步事业的高度对待当今世界一系列重大问题，体现了中国对当今世界局势、全球面临的重大问题、人类命运与理想目标的基本判断和价值追求，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中国人民的根木利益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相统一、相结合的意志，代表了中国外交思想和全球战略的最新发展。

推动建设和谐世界是漫长、曲折、艰苦的过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人类文明进步的不断推进，建设和谐世界的理念逐步深人世人心中，中国为推动建设和谐世界所作的努力定将得到更加广泛、更加积极的响应和支持。无疑，在此过程中，中国的和平发展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必将赢得更加广泛的理解和支持。

三、十七大精辟阐明了新时期中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内容。

十七大报告精辟阐明的新时期中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包括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1、中国始终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致力于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和热点问题，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反对各种形式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永远不称霸，永远不搞扩张。

2、中国始终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以自己的发展促进地区和世界共同发展，决不做损人利己、以邻为壑的事情。

3、中国始终坚持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超越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同所有国家（包括发达国家、周边国家、发展中国家）发展友好合作。

4、中国愿与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努力，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

以上述四方而为核心内容的中国外交政策，将在新时期的中国全方位外交中得到全面贯彻，为全而建设小康社会，开创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局而创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关键词】文化外交政策分析

一、文化的定义

广义的文化是人类文明的载体，贯穿于人类发展过程的始终。但是在不同时期，世界各国各地区的人们对“文化”概念的理解又存在很大差异。

尽管学者对“文化”内涵的理解存在很大的差异，但是文化对人们行为的影响却是毋庸置疑的。不同的文化模式下，个人的思维、价值观念甚至国家的组织建构都体现出了不同的特点。对于国家的外交政策而言，其制定是“决策者对于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运用自己的主观判断作出反应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管是决策者自己的主观判断，还是国家内部决策组织间的博弈都会受到文化因素的影响。因此文化要素的

分析是外交政策分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文化分析模式的产生和发展

文化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可以分为两个维度：一个是从结构-功能视角，解构外交决策的制定过程，考察文化对组织机制的建构和组织运行的影响；另外一个就是把决策行为体作为一个单独的分析焦点, 考察文化影响下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国家角色建构等方面的差异会对外交政策产生怎样的影响。就这两个维度分析的内容来看，存在很大程度的相互交叉。

1.文化影响行为体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偏好

思维方式是人们在一定的文化观念和知识背景的基础上形成的思考问题的方式、角度和程序的集合，它为人们解决问题提供一种思维框架。不同的思维方式可能引发对相同对象的不同结论和对相同情况的不同应对方式。思维方式受文化传统的影响很大，不同的文化背景导致了不同的思维方式，进而影响外交决策过程。中国人和美国人的思维方式存在显著的差别。二元主义在美国人的思维方式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美国人的二元主义思想主要源自于美国的基督教背景，基督教的教义强调天使与恶魔、堕落与救赎、神性与反神性等二元对立思想。二元主义思维方式对美国的国内政治和外交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国内政治中，存在民主党与共和党的两党政治、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政治倾向，在外交政策上则体现出浓厚的道德判断色彩，用泾渭分明的“善”与“恶”的标准来评判复杂的国际关系［8］,美国人自己代表着“善”，而世界上既存在过像苏联这样的“邪恶帝国” (evilempire),也有想朝鲜和伊朗这样的“邪恶轴心” (axisofevil)o中国人处理国际关系的思维方式与美国人有着显著的不同。中国的外交思想体现着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如“中庸”、“和谐”等。中国古代的儒家“仁政”思想作为中国处理其和周边国家关系的基本原则，其核心就在于用道德教化周边民族，道德教化重于武力征服［10］。这种思维模式直到今天仍然能够作为“和谐世界”战略理念的精神源泉。与思维方式类似，价值偏好也受文化传统的影响，不同国家会形成不同的价值偏好。比如在对生命价值的理解上，美国人从个人主义的角度出发，认为个体的生命是最宝贵的，因此为了减少伤亡而在不利的情况下投降会得到民众的理解;而

在中国、日本等东方国家，人们更容易从集体主义的角度出发，认为为了信仰、集体或者国家的利益牺牲自己是个人价值的最高体现。

2.文化影响行为体的文化认同和国家角色概念

文化认同主要指行为体通过建构同一的特质来找到自己的归属，形成对特定身份的认同感。文化认同在国际关系领域解决的主要是“我们是谁?他们是谁？”的问题，即通过不同国家行为体之间的交流碰撞，创造出一国与另一国的民众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甚至文明与文明之间的认同感，形成区分己方与异己评判标准。在建构主义看来，文化认同与国家对外政策之间的互动关联模式是，国家的身份塑造国家利益，直接影响国家的对外行为。国家角色概念源自霍尔斯蒂1970年发表的《外交政策研究中的国家角色概念》。霍尔斯蒂认为，国家角色观念是国家政策制定者对适合自己国家身份的总体决定、承诺、原则，以及在连续的基础上对其国家在国际体系或者地区体系内所发挥的作用(如果能发挥作用的话)的总体概括。简而言之，国家角色就是国家对外部世界的作用和取向的映像(image)。国家角色概念不仅包括一个国家在国际事务中是发挥建设性作用或是颠覆性作用的问题，还包搖一个国家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多大的作用，有多大的发言权的问题。因此，国家角色概念与文化认同从不同角度说明了“我是谁？”，这是行为体外交决策的根本出发点。

3.文化影响行为体的制度文化和组织文化

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选择，既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等客观因素的制约，也受到历史文化传统等主观精神因素的限制。文化不但能影响国家内部政治机构的设置，也影响各决策机构之间的地位和互动方式。英国最早进行了资产阶级革命，但革命后最终建立的是君主立宪制的国家。因为在一般英国人的心目中，君主是英国国民性格的象征，是国家的精神支柱，君主的存在赋予了政府以尊严和正统性，并能保证英国政治制度的延续和稳定。而美国独立战争中，英国的君主制则象征着专制和残暴，三权分立下的总统制共和制政体才是自由和民主的可靠保证。英国和美国不同的政治制度文化决定了两国不同的外交决策过程，进而影响着两国外交决策的走向。

“民主和平论”也是强调制度文化对国家对外政策影响的典型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