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都市文学

中国现代都市文学

自沈从文的《文学者的态度》的发表，引发京海之争以来，都市与乡土文学的发展也迅速呈现出对立鼎盛之势，都市文学的逐渐兴盛也标志着不同城市的不同特色体系逐渐成熟起来，以京海两派为代表的中国现代都市文学也呈现出了别样的风采。

城市，这个在现代人看来一个熟悉的词语，其实经历了漫长的时间才组合到一起的。中国自汉唐以来，官设“市”于帝王行政“城”区，从而形成一定的商业区域。为何，中国的城市的商业意味伴随着“行政”的指引呢？这和中国的“封建皇权”的至高无上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首先，城市的设立基于巩固权利以及防御目的，从而使中国的城有着保守性与重叠性。保守性表现在它的森严与高大，使人观之会产生油然之敬畏之情。城的设立，隔离了上层与地层的交流，阻碍了城乡经济的发展与城市化的速度。重叠性，表现在它的建筑上，一般分为内城和外城，这以北京，长安，开封，南京最为典型。其次，城市的建筑的行政化与贵族化，使得城市的发展呈现出畸形状态。行政化，摸去了城市的商业氛围，贵族化使得城市只有消费，而缺少了生产，从而表现出明显的“生产缩小，消费膨胀”的畸形状态。

作为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的场域——城市，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或者可以这样说，没有城市，就没有中国的现代文学。也许这样说，显得有些偏至和极端，但也不乏其成立的合理性。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报馆，新闻机构集聚城市。自晚清以来，中国的救亡先驱，以新民之理想，拯救国人的梦想从未间断。而新民之术首先以开启民智为主要方面。这在当时舆论环境相对宽松的的上海乃至皇权松动的北京来说，报馆层出不穷。而以上海为中心，开办的报馆更是不少，就以《新青年》主将陈独秀创办的各种报纸来看，城市的确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城市提供了良好的舆论环境与阅读群体。二、知识分子聚集城市。当科举考试废除，文人的“学而士则优”的传统理想破灭，使得这部分文人不得不寻求别的方式谋生。而良好的报馆为职业文人的出现提供了机会，文人为报馆的兴盛打了一针强心剂。他们之间的相互促进，促使了新文学的发生发展的基础。其三，高等学校、教授云集城市。旧学停办，新学突起。中国的高等学校在民国期间得到迅猛发展。这一方面促使了文人士子的转行，进入大学教书谋生，另一方面，使得更多的人进入大学学习。原本学业救国与实业救国的理想一直是中国人的理想，外加梁启超的“新民思想”的鼓励，使得文艺救国成为可能，尤其在大城市中的大学里，更显得可能。大学为知识分子提供了一个交流与切磋的平台，也为新文学的的传播与互动提供了可能。这使得原有的小范围的传抄与借阅式的文学传播活动变成大量的刊印后的大范围的传播。

而中国的城市中，北京和上海表现的最为突出。大概有这样两个原因：一，北京作为千年帝都，伴随着清朝的结束，舆论环境的结束，民主共和国家的建立，使得民主与自由的思想空前高涨后，人们参政的意识远高于清朝。原本遗留的清臣和遗少，在角色转换过程中，很快融入到了新阵营。袁世凯当政后，北京又成为中华民国的首都，直到1927年，长答十五年时间，不论是新旧思想还是中外思潮，都在这里融会。这为新文学的发生发展培育了良好的突然。政治的原因，使得北京相比较其他城市而言，更有一定的经济优势，毕竟是“天子脚下”，它集政治，经济，文化于一体。二，上海自鸦片战争之后，赫然独立于王化之外，在外国势力的操办下，形成了特有的殖民地文化与租界文化经济。这种“国中之国”使得对清廷有异议的异己分子有了一个相对安全的活动空间。可以脱离体制，不受王法的控制。例如王韬等。上海作为中国面对西方世界的第一站，在讯息、文化、经济上占据得天独厚的优势。这使得上海在新文化运动中扮演的角色显得相当的重要。

而以两个城市为背景的文学创作，既有共同性，又有区别。首先，它们的共性，，主要表现在他们的反映与表现的时代主题与声音上。在主题上，大多表现了“民主”、“科学”旗帜下的“人”的觉醒——启蒙。单个的人的关注，使得文学变的自觉。尤其是妇女，儿童，农民的被描述。不论是在北京的文人笔下还是上海的文人笔下，都有一定的抒写。例如老舍《骆驼祥子》中的祥子，虎妞等，胡适《人力车夫》等。在此，笔者着重要讨论的是两座城市背后的不同。

他们的不同，主要是在“近官”与“言商”。这样的区分，当然与30年代“京派”与“海派”论争有关，更与这两派争论背后所体现出的文化气息与文化背景有关。不论是老舍还是茅盾的文学创作，都典型的代表了两种不同风格的城市文学题材。老舍，自幼在皇城脚下张大，对北京有着深厚的感情。这感情不仅是作为一个满族后裔的旗人情结，更有一个游子对于故土的眷恋之情。所以他的作品《骆驼祥子》中对车行的描写，对老北京城的描绘，无不包涵着深深地的情谊。尤其是在祥子的不幸遭遇为线索的描述中，从外到内，从表到里，都是一种爱恨交加的情感汇合。茅盾，作为一个从事编辑活动的新青年，对城市有着深厚的感觉，表现出热恋的状态。虽然《子夜》写了民族资本家的实业救国失败，却在行文中，由衷的表现出对十里洋场的生活的痴迷与向往。

京派对于城市的书写，更多的表现在对传统的追溯上，例如沈从文笔下的“乡土”与集丑陋、罪恶于一体的城市，都是从批判的角度对城市进行了分析与解剖。虽然难免有主体意识过强的痕迹，但也不失其对传统的固守背后的城市现状的描摹与反思。沈从文，废名是京派中的一支，而真正对北京进行大量书写的还是老舍。从早期留英的作品《二马》到颠峰《骆驼祥子》以及后来的长篇和话剧《茶馆》，都赋予了北京极大的同情与认可。城市文学，最大的特点，笔者认为，就是商业气息，与商业文化背后的现代性。而这一点上，京派相比较与海派稍逊一筹。

海派，在文学史上，并未有一个确切的指称，而只有一些大致类似的特点。在这些特点之下，将一些创作动机，创作背景，手法技巧相似的作家归为一类。这其中最主要的还是特写上海，以上海为背景的文学作品为主。这不得不谈到新感觉派。新感觉派，以现代主义的手法进行创作，在勾连城市与乡村，中国与西方，传统与古典之间，似乎与上海的商业气弥合的很完满。

这其中表现最为突出者莫过于穆时英，施哲存，刘呐欧等为主。他们具备良好的外语基础，绕过了二手资料这一环节，直接汲取西方现代主义的营养，将其投入到文学创作中，并表现出不凡的成绩。如《将军的头》、《石修》、《圣处女的感情》等，不仅有点破常理的勇敢，更有解构与颠覆的勇气。将原本神圣、高大的形象肢解成碎片，进而带进世俗的物质观念世界。这不得不说是一种技巧的成功，更始小说创作的进步。

商业的繁荣，不免在文学作品中表现出家长里短，油烟酱醋市民文化。市民文化的消费观念与精英文化有着明显的不同：消费性，标准化，批量性。所谓消费，在于大众的趣味所使，使得文学不再是高雅的艺术，也可以是消遣娱乐的一分子。当创作与商业，作家成为职业人员，必然使文学创作呈现出消费性，这也是城市文学在上海乃至其他城市的一个特点。标准化，在于商业消费观念的刺激下，为了满足市民的口味，必须针对市民创作符合市民口味的小说。批量性，指在为了商业利益的基础上，寻求最大化时，必须在量上寻找商业利益。这使得新感觉派呈现出典型的世俗气与商业气，怪不得沈从文要批判。这是有原因和根据的。

当然，在表现出“热爱”上海的这一情感中，张爱玲是不得不提的一位作家。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缘故，张爱玲在大陆文学史消失了几乎三十年时间。当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传入大陆，犹如一股狂风，吹走了积习，带来了新的天地，这包括对张爱铃，沈从文，钱钟书，周作人的评价与历史地位的肯定。而城市文学研究中，深深地爱着上海的张爱玲更是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