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制度经济学：发展历程、方法论和研究纲领

新制度经济学已经成为经济学中最令人激动的领域，并被视为哥白尼式的革命。

新制度经济学的革命使经济学的潮流从政策建议转向了经济解释，这种转变引起了对经济现象的重新认识和对研究目的的重新确认以及对效率含义的重新评价。

由于关注范围的广阔和文献的庞杂，更主要的是由于其内部不同流派之间的差别和异议，新制度经济学还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明确统一的范式。

因而适时对新制度经济学的有关文献进行梳理，从总体上把握新制度经济学的思想脉络和发展方向，成为一项迫切而有价值的工作。

一、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历程当回顾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历程时，我们必须将视角推向历史的纵深。

1.制度主义的先驱制度经济学的先驱可以追溯到苏格兰启蒙思想家，包括大卫•休谟、亚当•弗格森和亚当•斯密（柯武刚和史漫飞，2002：39-40）。

他们揭示出了运行中的经济，或者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说，人类文明的制度基础及其演化的性质。

而涂尔干和孔德的社会学传统也是制度研究的重要起源（汪丁丁，2002：200-201）。

特别是涂尔干在《社会学方法的通则》中将社会学定义为关于制度、制度发生和制度职能的科学，并给出了制度学的研究方法。

孔德则保持了与经济学的密切联系，并通过英格拉姆等英国历史主义者产生了重要影响（埃克伦德和赫伯特，2001：343-344）。

理查德•琼斯在1833年的一篇演讲被霍奇森认为是制度主义方法论的源头（霍奇森，1984）。

琼斯认为，如果经济学家认为可以从一个很小的一般假设集合出发，推导出具有广泛应用性的原理，他们就是自欺欺人，而以这种方式得出的一般原理也缺乏一般性。

因此，经济学家不应通过抽象和演绎获得结论，他们必须“看和观察”（Look and See），把他们的研究建立在最广泛的历史和统计研究上。

对以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的全面批判始于德国历史学派。

老的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威廉•罗雪尔反对将经济学作为狭隘定义和抽象演绎的政治经济学，而应与其他社会科学尤其是法理学紧密联系，但其原理并不具有广泛的普遍性，而仅仅适用于特定的时期和地点。

作为青年德国历史学派的领袖，施莫勒用历史和人类文化学的方法处理各种主题，拒绝推理的作用，仅仅坚持在无限的历史变动中的客观和记录下来的东西。

熊彼特将施莫勒视为美国制度主义之父。

由于无法提供指导和限制人类日活动的原理，历史主义是一口无泉之井（埃克伦德和赫伯特，2001：211）。

新制度经济学：发展历程、方法论和研究纲领欧阳日辉 徐光东摘要：新制度经济学已经成为经济学中不容忽视和令人激动的领域，但新制度经济学内部没有形成一个明确统一的范式。

新制度经济学在坚持正统的新古典理论硬核的同时，不断修正新古典理论的保护带。

由于制度现象本身的复杂性，新制度经济学的进步需要方法论上的多元论，或者说对各种方法论的兼收并蓄。

新制度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必须在奥地利经济学认识论的基础上，充分整合现有各个流派制度分析的资源，将被新古典抽象掉的不确定性、无知、错误预期和法律与制度框架还原到现实中，研究真实世界的经济学。

关键词：制度；新制度经济学；方法论Key Words: Institution;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Methodology作者简介欧阳日辉，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生。

徐光东，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

尽管与德国历史学派存在方法论上的著名争论，但在对制度研究的推动方面，奥地利学派功不可没。

奥地利学派的贡献在于将制度的分析置于人类的有限知识和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和主观主义语境。

奥地利学派将经济视为一个复杂的演化系统，强调发生于历史性时间里和不确定环境中的无止境的试错过程。

制度因素在奥地利范式中是至关重要的。

在科尔奈对制度范式进行的简单历史回顾中，作为资本主义的病理学家和最有影响的批评家，马克思被认为是制度范式的鼻祖。

马克思不把自己限于去检验资本主义的特定领域（政治领域或者经济的、社会的或意识形态领域），他将所有的领域放在一起来考察，并分析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观察作为总体的制度，从而提供了一个系统性的观点（科尔奈，2002）。

诺思也对马克思的分析框架给予了高度评价，指出在详细描述长期变迁的各种现存理论中，马克思的分析框架是最有说服力的，这恰恰是因为它包括了新古典分析框架所遗漏的所有因素：制度、产权、国家和意识形态（诺思1994：68）。

马克思第一次提出了产权理论，为更好地理解经济过程做出了贡献（平乔维奇，1999：23）。

柯武刚和史漫飞（2002：43）将弗赖堡学派也作为制度经济学的先驱之一。

弗赖堡学派的构造性原则包括私人产权、缔约自由、个人对其承诺和行动负责、开放的市场、稳定的货币和经济政策，这些原则应当以同样的程度应用于所有相互依赖的市场，从而保证政策之间的协调性。

2. 老制度主义卢瑟福（1999：2-3）将老制度主义传统分为两个主要的研究纲领。

第一个纲领与凡勃伦有关，其中心概念是商业或金钱经济与实业经济的基本二分法。

另一个纲领主要出自康芒斯的研究工作，该纲领强调交易、产权和组织及其演变，关注人为设计的制度的运作以及这些制度如何受到产权、立法和法院决定的影响，制度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正式和非正式冲突解决过程的结果，是控制个人行动的集体行动。

尽管这两个纲领之间具体的分析框架存在着差异、矛盾甚至公开的冲突，但由于方法论、理论倾向和价值偏好之间的一致性——对形式分析方法的拒绝，对整体主义立场的坚持，对理性最大化的抨击等，老制度经济学仍然被视为一个群体。

对于老制度经济学的评价往往是负面的。

由于老制度经济学想要制度的经济学而不要理论的经济学（朗鲁瓦，1986：5），与新古典范式相比，其精确性和严密性上的缺失不但在分析高度复杂的演进世界时面临严重的问题，而且导致了学术传承的困难和理论进展的缓慢乃至停滞。

缪尔达尔认为，老制度学派只是一种“天真的经验主义”；迪马吉奥和鲍威尔认为老制度经济学的方法“主要是描述性的，且具有历史特殊性”；格兰维特指出它不是积累性的（威廉姆森，2001：268）。

科斯（1984）甚至将老制度学派所作的研究看作是“除了一堆需要理论来整理不然就只能一把火烧掉的描述性材料外，没有任何东西流传下来”。

老制度经济学的立场并非严格与新制度经济学对立，更多的是强调侧重点的区别，因而双方的理论贡献有些可能在本质上是互补的。

即使仅仅考虑到老制度经济学的部分洞见，包括凡勃伦关于制度演化的观点和累计因果关系所具有的路径依赖思想，康芒斯对交易的强调和分类，也足以使任何对制度的研究都无法将老制度经济学完全置于视野之外。

“尽管其知名度和声誉大起大落”（卢瑟福，1999：1），老制度经济学仍然保持了其理论上的延续性和生命力，并展现出新的面貌。

姚洋（2002：第8章）通过对新老制度学派的比较，指出老制度学派在对问题的认定上比新制度学派更接近现实，而新制度学派则在方法上更胜一筹。

因此发展方向是将老制度学派的问题和新制度学派以及主流经济学的方法结合起来，并由此形成新的分析范式，这实际上也是卢瑟福（1999）的忠告。

3.新制度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脱胎于新古典经济学，但又对新古典经济学进行了深入的批评。

作为古典主义、新古典主义以及奥地利经济学中制度主义因素的再现和重要扩展（卢瑟福，1999：1-2），新制度经济学的形成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是各种持续努力相互作用的结果。

在新制度经济学先行者的名单中，包括奈特、哈耶克、迪雷克托，但无可争议的是，科斯的1937年的论文成为新制度经济学诞生的标志，引起了经济学的革命。

科斯的贡献在于将交易成本引入了经济分析，这种基于契约及其相应的交易成本的进路，成为后来企业理论的主要分析工具。

科斯的论文流风所及，影响广泛，根据拉斯•沃因（2003）的判断，布坎南和塔洛克的《一致的计算》是科斯对企业和契约选择分析的翻版，而著名的莫蒂格利安尼—米勒定理则是“企业的性质”的派生物。

到20世纪60年代，随着科斯（1960）关于社会成本的论文，斯蒂格勒（1961）关于信息经济学的论文，以及阿罗（1962）关于适度报酬的论文相继发表，新制度经济学才开始破壳而出，成为解释现实世界的重要工具，并被威廉姆森（1975）正式命名为“新制度经济学”。

科斯将威廉姆森、德姆塞茨和阿尔钦列为对新制度经济学做出重要贡献的经济学家，特别是将阿尔钦的两篇论文——《产权经济学刍议》和《不确定性、演化和经济理论》作为早期进展的组成部分。

在这个名单上，还必须加上诺思、巴泽尔和张五常等。

诺思开拓性地使用新制度经济研究方法解释了经济制度的演变过程，并以制度经济史将新制度经济学中的各个类别结合起来；巴泽尔的产权理论构成了新制度经济学从交易费用到博弈均衡的重要转折点；张五常为新制度经济学的传播做出了突出贡献。

在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通过“坚持认为制度是重要的，并且能够进行分析”（马修斯，1986），新制度经济学不但将研究领域拓展到产业组织、劳动经济学、经济史、比较经济体制等领域，甚至在经济学以外的法学等社会科学中的应用也是不胜枚举，并且与日俱增（威廉姆森，2001：2）。

实际上，从国际新制度经济学学会历届年会的议题和提交的论文来看，新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范围几乎扩展到了所有的社会科学领域，以至于产生了对制度浪漫主义的担心。

在增加我们对现实世界的理解方面，新制度经济学做出了根本性的贡献，并成为堪与凯恩斯革命相媲美，甚至比凯恩斯理论更有生命力的经济学革命。

二、新制度经济学的方法论经济学之所以有别于其他社会科学而成为一门学科，关键所在不是它的研究对象，而是它的分析方法。

然而，经济学内部对经济学分析方法进行过长期的争论。

1.经济学与方法论正如布劳格（1992）清楚地指出的，人们使用方法论一词时往往是十分含糊的。

方法论有时被用来描述一门学科的技术步骤并因此成为方法的同义词，但更经常地表示对一门学科的概念、理论和基本原理的研究。

布劳格赞同对方法论的广义理解，并因此将经济学的方法论解释为经济学所运用的科学哲学。

通过将方法论与科学哲学联系起来，布劳格引入了波普和拉卡托斯的证伪主义，以此对经济学内部的不同流派和观点进行了分析。

布劳格将主流经济学家视为证伪主义者，也就是说，任何现代经济学理论，除非它可以对待解释的现象作出一系列预言，并且这种预言至少是潜在地可用经验资料确证的，否则理论就不可能是合理的，从而无立足之地。

布劳格的这种论断直接对应着发轫于弗里德曼的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论。

20世纪50年代，为了反驳R.A.莱斯特的论断——利润极大化的假设是错误的因而边际生产力论是错误的，出现了一批方法论方面的杰出论文，从而奠定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方法论基础（张五常，2000：5）。

弗罗门（2003：15-20）发现，莱斯特的批评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牛津经济团体对新古典企业理论的质疑互补的，并被统称为反边际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