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现实困境与未来出路_陈友康

2009年1月 河北学刊 Jan.,2009第29卷第1期 H ebe iAcade m ic Journal Vo.l29 No.1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现实困境与未来出路陈友康(云南民族大学,云南昆明650031)[摘 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间文学研究陷入低谷,研究队伍和生存空间萎缩,学术关注度降低,彻底走向人文科学的边缘。

民间文学研究遭遇危机的主要原因,一是社会大环境发生变化,二是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含混不清而导致自我消解。

现行的民间文学价值观存在着一定错位和越位现象,需要作重新思考和定位。

在民间文学跨学科研究中,要坚守文学本位,强化学科自觉,从丰富社会精神资源、促进民族文化发展、维护文化多样性的高度来认识民间文学的价值。

[关键词]民间文学;价值错位;文学本位;发展思路[作者简介]陈友康(1963 ),云南省宾川县人,云南民族大学教授,主要从事古代文学和民间文艺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7 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071(2009)01-0105-04 [收稿日期]2008-08-10一、民间文学研究步入低谷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民间文学研究,大体上是与五四新文学运动同步进行的,以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的成立为开端,民间文学研究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1950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成立,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建立的第一个学术团体。

这一事件具有象征意义,它表明民间文学研究受到国家重视。

尽管在以后数十年的发展过程中,民间文学研究像其他学科一样也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但总体上保持了在文学研究中的显要地位。

文化大革命 结束后的近十年间,民间文学研究达到一个新的高点,研究队伍壮大,学术期刊增多,学术活动频繁,学术成果丰富,学科建设成效明显,成为中国民间文学研究史上的黄金时期。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间文学研究一方面摆脱了传统意识形态影响下所形成的虚热态势,变得更加学理化,并在某些领域向纵深稳步拓进。

例如,刘守华对比较故事学和中国民间故事类型学的研究,吕微对神话的新阐释,刘亚虎对史诗的研究,户晓辉对民间文学现代性的追寻,陈建宪对民间文学理论的思考,朝戈金、尹虎彬对口头程式理论的译介和研究,高有鹏、陈勇超对中国现代作家民间文学观的梳理等,标志了中国民间文学研究在这一时期所达到的新高度。

民间文学 三套集成 的陆续出版, 格萨尔王传 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则是一些重要的标志性成果;另一方面,与本学科历史上曾有的辉煌和其他学科的发展相比,民间文学研究走入了低谷。

一是发表民间文学作品和研究论文的专业期刊或停刊,或转向,一般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发表的民间文学论文极少,民间文学和民间文学研究的生存空间迅速缩小,出版界印行的民间文学出版物也大为减少。

二是研究队伍萎缩。

老一辈研究者的辞世或逐渐淡出研究领域本属正常现象,但耐人寻味的是,原来从事民间文学研究并在该领域占有一定地位的学者却转向了其他学术领域。

这表明,民间文学研究丧失了其应有的吸引力。

有志于从事民间文学研究并具有深厚功底和优良资质的后继者骤然减少,是这一学科遭遇危机的突出表现。

三是学科地位尴尬。

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民间文学作为独立的二级硕士专业,与中国古代文学、中国现当代文学等并列,设置于汉语言文学专业之下。

1998年,专业调整取消其独立性,把它作为民俗学的一部分放置在社会学之下。

这种处理方式兼顾了两个方面:一是与国际接轨,按照通行方式,民间文学是民俗学的一部分,于是把民间文学并入民俗学;二是民间文学在新中国成立后一直是作为中文专业的独立课程设置的,已经成为一种历史和传统。

为了照顾到这种情况,设计者没有断然否认民间文学的学科合法性。

这反映了专业设计者的谨慎,更反映了民间文学在当前学科体系中的模糊身份和尴尬地位。

但是,它客观上削弱了民间文学的独立性,导致民间文学研究主体从文学专业向社会学或其他社会科学的转移。

这种转移又会产生两种负面影响:一是民间文学研究被淡化;二是不能充分探寻民间文学的精神价值。

按照国际上公认的学科分类,文学属于人文科学,社会学属于社会科学,其研究对象、研究目的和研究方法有很大的不同,人文105科学是关于精神或者说是关于心灵和情感的科学,社会科学关注的重点显然有所不同。

目前,民间文学研究的沉寂与学科归属的改变不无关系。

二、民间文学价值观的越位与错位民间文学研究陷入低谷的主要原因是社会大环境发生变化。

在商品化、市场化、物质化的社会,人文科学因为不能产生立竿见影的政治、经济效用往往会被忽视。

所以,边缘化一度成为人文科学的共同命运,民间文学研究也不免要受到重创。

这除了社会环境这一外部原因外,还有学科建设的内部原因。

有学者指出,民间文学研究遭遇危机的原因之一是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含混不清,导致了自我消解。

如陈建宪就谈到了 民间文艺学因研究对象与目的泛化而导致学科特性消解 的问题[1]。

在民间文学价值的认定上也存在错位和越位现象。

现行的民间文学概论教材往往把民间文学的价值归纳为实用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

关于民间文学的 科学价值 的说法,最早来自段宝林。

他在1964年曾撰文说: 由于民间文学最真实、最全面地反映了人民的生活状况,最直接、最深刻地表现了人民的思想感情,它记载着人民自己的历史,总结了劳动斗争的丰富经验,是人民自己的 百科全书 ,因此它为社会科学乃至自然科学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2]这段文字,所界定 科学价值 是 提供珍贵资料 ,其蕴涵实际上是一般文学理论所说的 认识功能 或 认识价值 。

这篇文章在民间文学研究界广有影响,后来的教材大都沿用了他的这一提法和论证思路。

例如,刘守华和陈建宪的界定是: 民间文学给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都提供了丰富多彩的素材,具有独特的科学价值。

[3](P53)黄涛则从历史资料、科学知识、思想感情和风俗习惯,语言资料等方面说明了民间文学的 科学价值 [4](P21)。

这样的界定、论证和现在通行的 科学价值 的内涵有很大不同,如果硬要作这样的描述,则应该用 学科价值 而不是 科学价值 的概念。

科学 当然包含了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但 科学价值 的含义只限于人们在认识自然、探寻自然规律、改造自然界的过程中所获得的知识的价值,即自然科学的价值。

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所具有的价值一般不用 科学价值 来表述,这是现代科学的一个基本观念。

在中国现代科学经历一百多年的发展,建立起精密规范的体系以后,如果还用民间一些经验性的知识来认识自然,那显然不具备起码的科学精神。

因此,现在还来强调民间文学的 科学价值 ,实在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而且,由于对民间文学的 科学价值 界定不科学,却要以此来区分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价值,于是便出现了越位而贬低其他学科价值的问题。

史诗、神话、民间传说等确实包含着一些历史信息,在涉及历史事实时天然地具有主观随意性,这与以 探寻真实 为第一原则的历史学显然具有巨大区别。

忽视乃至抹煞这种区别,用史诗、神话、民间故事、民间传说等来构拟、证明或者改写历史,这样的历史肯定是 戏说 的历史。

中国古代历史叙述确有许多偏颇之处,但毕竟是世界史学中一个最为系统、丰富、严密的学科体系,有其不可置疑的价值。

但民间文学教材的编者喜欢引用郭沫若的一篇讲话来证明民间文学的历史学价值比正宗的历史学著作还要高。

郭沫若说: 民间文艺给历史学家提供了最正确的社会史料。

过去的读书人只读一部二十四史,只读一些官家、准官家的史料。

但我们知道,民间文艺才是研究历史的最真实、最可贵的第一手资料。

因此,要站在研究社会发展史、研究历史的立场来加以好好利用。

[5]郭沫若用了三个 最 来强调民间文艺的历史价值,这显然是文学语言而非学术语言。

但民间文学研究者一直把它奉为圭臬,并作为基本的理论支点,显然是不明智的。

黄涛在论证民间文学的艺术价值时,也引用了郭沫若的这篇讲话: 如果回想一下中国文学的历史,就可以发现中国文学遗产中最基本、最生动、最丰富的就是民间文艺或是经过加工的民间文艺的作品。

[5]这里又是三个 最 。

虽然黄涛已清醒地看到 他这些话是在特定的场合和社会环境中讲的 ,但依然认为 他列举的现象确为文学史上的事实 [4]。

郭沫若的这篇讲话对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史的陈述显然不完全符合中国文学史的事实,是情感化的而非理性的,因而是不科学的。

如果把那些历史上代表中国文学最高成就的文学大师的作品排斥在 最基本、最生动、最丰富的作品 之外,显然让人无法接受。

由此而言,作为学术著作,对这样一些片面性观点实在不宜作为正面论据来使用。

对于民间文学学科建设而言,形成错位和越位的结果是自身的价值难以得到充分挖掘。

民间文学的价值在于提供了与作家文学、外国文学不同的知识系统或精神资源,从不同的侧面丰富、完善了人类的精神文化世界。

由此来看,民间文学的价值是不可替代的,无须越过边界去借助其他学科来抬高自己的身价。

作为 一个民族特殊的知识总汇 、 各民族早期生活的百科全书 ,民间文学当然具有其他如历史、文化、政治、自然科学等方面的价值,对此进行研究和阐释是必要的,但不应喧宾夺主,更不能越俎代庖。

三、文化学研究的效用和限度在20世纪30年代,民族民间文学研究突破了单106河北学刊 2009 1纯的文学研究视角,采用多种方法,从多学科、多角度、多侧面挖掘民族民间文学的丰富内涵,极大地拓展了研究空间,并使研究水平得到一定提升。

其中,成效最为显著的是文化学研究。

由于少数民族的文明程度相对较低,各种思想、文化观念都依托世代口耳相传的民间文学得到反映,特别是创世史诗往往会成为一个民族的百科全书。

这就要求研究工作把民族民间文学作为民族文化最基本、最重要的载体来进行解剖,揭示其蕴涵的文化信息。

因此,民间文学的文化学研究是一条重要的学术进路,但同时必须警惕由此产生的泛文化倾向。

所有问题都由大而化之的文化来说明,结果可能是什么也说明不了。

同样,文学研究能说明所有文化问题却不能说明文学自身,这种研究方式走到极端,可能会否定民间文学学科,并使其存在价值消减、学术独立性丧失。

泛文化倾向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的民间文学研究中十分突出,民间文学自身价值反而被严重忽视。

为了民间文学学科的健康发展,如何在文学研究和文化研究之间确定一个合理的界限,是研究者在从事民间文学的文化学及人类学、民俗学研究时必须思考的问题。

其实,这一问题在现代民间文学研究学科建立之初也曾遇到并得到了妥善处理。

1936年,胡适在 歌谣周刊 上撰文指出: 我以为歌谣的搜集与保存,最大的目的是要替中国文学扩大范围,增添范本。

我当然不看轻歌谣在民俗学和方言研究上的重要,但我总觉得这个文学的用途是最大的、最根本的。

[6]我们从胡适的这篇文章中可以抽绎出 民间文学跨学科研究中的文学本位论 。

胡适的这一理论包含两个要点:第一,对民间文学可以进行跨学科研究,包括文化学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