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话大王吴瑞林

用语音接通电话
电话大王吴瑞林
有这么一个著名的故事：有三个人要被关进监狱三年，监狱长满足他们三个人每人一个要求。

美国人爱抽雪茄，要了三箱雪茄；法国人最浪漫，要一个美丽的女子相伴；而犹太人说，他要一部与外界沟通的电话。

三年过后，第一个冲出来的是美国人，嘴里鼻孔里塞满了雪茄，大喊到：“给我火，给我火！”原来他忘了要火。

接着出来的是法国人，只见他手里抱着一个孩子，美丽女子手里牵着一个小孩子，肚子里还怀着第三个。

最后出来的是犹太人，他紧紧握住监狱长的手说：“这三年来我每天与外界联系，我的生意不但没有停顿，反而增长了200％，为了表示感谢，我送你一辆劳斯莱特！”
这个故事很老了，但却告诉我们电话的神奇和不可缺少。

有人说二十一世纪是个信息时代，试想想，拔掉我们的电话线，扔掉我们的手机，让我们享受远离尘嚣的安静生活，假若这样，有几人能够安之若素呢？
1876年3月10日，美国人贝尔发明了电话，彻底改变了人类的通讯方式。

而在中国的土地上，电话的历史是短暂的，曾经也是稀缺的，更是昂贵……直到有一天，我们自己开始加入生产和研究，电话普及的速度才以蔓延之势覆盖全国。

而说起中国的电话的普及，我们就不能不提前一个人，这个人就是“电话大王”吴瑞林。

让人羡慕的小脚郎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只不过，有的人把这梦想丢在了某个地方，或者慢慢地淡忘掉了。

说起梦想这玩意，有人把它比喻成星星，虽然摸不着，却看得见，并能给你指引方向，让你充满无限幻想和期望，并努力着去实现，最终化成一种动力。

吴瑞林就一直是一个有梦想并且从未放弃过梦想的人。

1952年2月17日，吴瑞林出生在福建省晋江的一个普通乡村。

父母以耕地为生，他是家里13个孩子中最小的。

虽然晋江地区是有名的侨商，先后有许多前辈漂洋过海，远渡重洋从事商业，给整个地区都带来了些许生意气氛，但对于出生在农民家庭的吴瑞林来说，那时候他还根本不知道经商是怎么回事，因为父母都是耕田的，他自然对自家的田地更熟悉一些，一到放学的时候便会去田里帮大人干活。

在当时，一到农忙时节，田间便会有人挑着各种小物品在垄头穿行叫卖，一下子便会吸引许多人的目光，劳累的人们常常会暂时停下手中的农活，将那人围起来，摆弄他货担里的小玩意。

而当时威风八面的公社干部到他们队里，对谁都是一副颐指气使的摸样，唯独对待那个挑着担的货郎总是客客气气的，总是把他叫到身边一起喝茶聊天。

这样的情景给当时只有10岁的吴瑞林很大的刺激，他便立志长大以后一定也要做一个让人瞧得起眼的货郎。

12岁那年，吴瑞林上完小学便辍学回家，开始参与公社劳动和集体。

幼小的身体还没有发育完全就开始进行全日制的体力劳动，虽说很辛苦，但对他来说已经相当习惯了。

俗话说：土地是金子，种啥长啥。

可是土地就是不长能闪闪发光的金子，不过好歹能糊住那张老感觉饥饿的嘴，这在当时来说，人们已经很满足了。

面朝黄土背朝天是一种生活模式，并深深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要说离开这样的土地，确实需要一些勇气。

吴瑞林踏踏实实地将五年的汗水都淌在了自家的田里，他就像地里的庄稼慢慢成长了起来，从身体到心灵都开始变的成熟。

17岁，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个充满激情和勇气的时节，当然也是人性比较叛逆的时节，吴瑞林也不例外。

就是那么一天，正在地里干活的吴瑞林突然扔掉手里的锄头，对父亲说：“我不想晒太阳了！”说完便朝地头走去。

翅膀硬了，要自己飞了，父亲望着儿子的背影，一言未发地握着自己手中的锄头。

就是这一年，吴瑞林开始跑到市场上去混，希望能赚到属于自己的钱，可思忖半天，他才恍然醒悟，自己只不过是刚从田头走下来、还没洗净泥裤腿的小农民，要知识没知识，要技术没技术，要本钱没本钱，要经验没经验，脑子一发热，就想出来混，道行太浅不说，连做什么都不知道，实在是太缺根筋了。

不过在市场上转几圈，还是有收获的。

他发现那些裁缝师傅做的衣服很好卖，一件衣服挣的钱相当于在地里干七八天，这么一琢磨，他决定去学裁缝。

白天学裁缝，晚上在自己家里赶工承接一些活计，吴瑞林终于摸到了一些门道，开始赚起属于自己的钱来。

有了这手技术，保证了自己的饭碗，终于不用再下地干活了，年轻的吴瑞林深深舒了口气。

要说一个人做事真的用了心，那肯定什么事都能够做成。

吴瑞林用心的做衣服，忙着赚自己的钱，衣服越做越多。

本来是该高兴的事，可是慢慢他发现定做衣服的人一多他纵然有三头六臂也忙不过来，谢绝一部分也行，可这实在不像话，太不尊重人，长期下去肯定会影响自己的声誉和生意。

越想越烦恼，年轻的吴瑞林甚至想着把自己的客户让给一些同行，可是又一想，人家都是冲自己来的，如果托给别人，质量出了错，也等于给自己找不快，想着想着，他终于有一个大胆的决定。

说是大胆的决定，这一点也不过。

因为当时的吴瑞林刚20出头，嘴边的毛还没长齐，就想着自己开公司，确实有点天方夜谭的劲儿。

但有想法总比没想法的好，胆大的总比窝囊的有出息，如果不试试，怎么知道自己不行，就这么个想法，指引着刚20出头的吴瑞林开始召集人马。

比吴瑞林有经验的师傅有的是，比他做得好的更多，他才20出头，才做了3年，又怎敢跟做了十几年裁缝的老师傅比，不过吴瑞林他有自己的想法，那就是召集一些想学裁缝的学徒，进行严格的训练，这样一来，省了一笔请大师傅的费用，又能边培训边赶客户的服装，把关严点不会影响产品质量，而新学徒又好学又好管理，就这么着，他心里盘算的小公司竟然办了起来。

这之后，不到两年，他成了凤毛麟角的万元户。

1982年，当地一家服装公司濒临，年轻气旺的吴瑞林随即承包了这家公司，成为切切实实的公司老板。

这
一年，他刚满三十，正是自己的而立之年。

而公司在他的领导下红红火火热透了当地的半边天，成为许多人心目中的偶像。

想起20年前那个年少的梦想，吴瑞林轻轻地笑了。

这是一个珍贵的梦想，也是一个让他铭记一生的梦想。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马有失蹄时，人有失意时，怕就怕一失不返，一蹶不振。

意气风发的吴瑞林满心地经营着自己的服装厂，就像一匹自信的马驰骋在属于自己的原野上，但越是茂盛的原野，便越多了觅食的老鼠，多了老鼠打的洞，一不小心就踩到了鼠洞，马失前蹄，便栽倒在自己的原野上，却始终找不到那只祸害自己的老鼠，只留下一个已经踩踏的鼠洞。

服装公司发展到300人否认规模，吴瑞林为之付出了很多心血。

有一天，他接到了一个订单，客户需要很多数目的服装，吴瑞林思忖了半刻，这可是一个发大财的好机会，可是数目太大，需要大批的布料，而购买布料的资金有限，就是将公司所有运转资金拔出来也不够啊！可是如果再犹豫下去的话，可能就会失去这个大客户，接还是不接？这下可难坏了吴瑞林。

而客户那边把几万元的预付款已打了过来，虽然不能填充资金的欠缺，可总归是马上生产，耽误了时间，那损失可更大了，这么一想，吴瑞林下定了决心，马上赶工，资金不够，那就贷款！
谁曾想，当吴瑞林紧张地赶完这大批服装交货时，却找不到客户了！怎么联系也联系不上，就像突然从人间蒸发掉一样。

望着生产出来的服装，却找不到买主，只能存在库房里，而那些花掉的资金加上贷款，吴瑞林不敢想象。

毕竟，他只是搞服装加工和生产的，没有申请品牌，没有销售链条，那一刻，他欲哭无泪，做了这么多年服装，这下可亏大了，不仅是亏，连厂子都无法支撑下去了。

就这样，吴瑞林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辛苦建立的工厂关门倒闭了，那心里面犹如刀割。

亏了不少，还落下未还的贷款，那一刻，他感觉到天塌了下来。

服装厂倒了，曾经的风采便不再依旧，那些曾经的掌声变成了支离破碎的议论声。

蜚声一时的吴瑞林，此刻成为过道两旁邻里舍外的笑柄，吴瑞林恨不得能变成一只老鼠，找个洞钻进去，不要再看到听到那些冷嘲热讽的声音。

然而他不是一只老鼠，而是一匹马，一匹驰骋千里的马，好马不吃回头草，吴瑞林，不能再回头。

于是，收拾好行囊，他离开了泉州，去了深圳。

此时的深圳就像一台不停运转的发动机，全国各地的商人都纷纷来这里找着发财的机会。

吴瑞林思量着自己的失败，思量着将来要走的路子，曾经的踌躇满志变成了犹豫不决。

能做什么呢？出了裁缝，自己又有何本领呢？在这个喧嚣的城市，那些繁华的景象充满了无限生机，而吴瑞林却有些失落，服装厂倒闭的阴影依然笼罩在自己的头顶，那曾经甩掉锄头的勇气呢？那年少时所立的志向呢？那办服装厂时的自信与得意呢？吴瑞林一遍又一遍询问着自己，又数落着自己，如果在深圳混不出个样来，又如何有脸回到家乡？难道去遭受别人的耻笑？在自问和自责中，吴瑞林毅然决定放弃给别人打工的念头。

就像当初那个甩掉锄头的少年一样，他忘记了自己是个裁缝，是个服装厂的老板，一切都不是了他需要一
条崭新的路。

放掉一切包袱，在调查了深圳的市场后，他决定与别人合作继续开办加工厂。

当然，这次不再是搞服装，而是搞电话来料加工。

摸摸口袋，他将所剩仅有的2.6万元投资了进去。

1986年，吴瑞林的电话来料加工在深圳开办。

对国内电话机行业来说这是有着特别意义的一年——这一年香港电话行业开始向大陆进军，目的是要用大陆的廉价劳动力，同时占领电话机在大陆崛起的先机，而吴瑞林恰好赶上了这一时机。

在香港电话机攻势下的带动下，来料加工厂的贴牌生意也是蒸蒸日上。

虽然吴瑞林仅能赚取加工费，但即使这样也获利不小。

1989年，香港合伙撤资，也带走了许多家订单客户。

吴瑞林并未气馁，自己又办了另一个厂。

当时电话机需求量正步步上升，加上又是卖方市场，吴瑞林生意做得是得心应手，仅两年时间就挖到了开辟人生事业所需的第一桶金。

然而曾经的服装厂失败的经验告诉他，光靠加工是成不了大气的，不掌握主动权，不参加开发和自主生产，不加强市场销售，不变革技术，不提升自己的品牌，不走一条真正属于自己的路，只依靠承接别人的活计是没有发展前途可言的。

20世纪80年代电话机市场虽说发展的很快，但真正的发展高潮事实上尚未到来，90年代才是中国电信业得黄金时期。

随着内地经济发展的提速和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电话通信将真正步入千家万户，一个10亿人的大市场将爆发一场现代通信革命。

吴瑞林富有前瞻地看到了将来的市场形势，并决定成立拥有自主生产权的电话公司，于是，他离开了深圳，凭借着积累起来的经验和几年的思考在惠州筑起了属于自己的擂台。

当时国内正轰轰烈烈地刮起股票风、地产风，很多搞实业已有所成的人被短期内的投资暴利所诱惑，转做房地产和股票，吴瑞林却对此不屑一顾，认为搞实业才是最踏实的，有好项目就不愁赚不到钱。

他将自己的公司设在了TCL电话公司对面，租了一间800平方米的破旧厂房。

真正的擂台就此摆开。

1992年4月，侨兴电讯公司在广东惠州正式成立。

选择对手，给自己更大的动力
将公司设在TCL的对面，这绝对是个预谋。

TCL早在10年前就落地生根，并在1986开发出我国第一部免提式按键电话。

而侨兴公司1992年才建立，对比起来，TCL可算是侨兴的老前辈了，而侨兴背对着讨教的心将自己摆在了TCL 的门口，内含了无限的野心。

和高手过招，才能真正体现自己的实力，吴瑞林可谓用心良苦，虽然起步比较晚，但却迸发出势不可挡的后劲，就是TCL,想必也有些堂皇结舌。

TCL当以免提全按键电话机击败老式拨盘电话机的时候，可谓是风光尽显，并迅速控制了整个大陆市场，树立了自己老大的威风。

此时的侨兴刚刚起步，但吴瑞林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盲目跟风，而是自我发奋，独立研制出中国第一部液晶显示电话，填补了当时国内入网机的空白，一举在市场上引爆成功，两年后销售额就攀上了3亿元大关。

这全盘谋算的第一步，使侨兴从众多小型企中脱颖而出，成为领导电话机新主流的极具号召力的大公司之一。

此时的TCL和侨兴，就像一只狮子和一只老虎，狮视耽耽，虎视眈眈地盯着对方，到底谁更厉害，还真有点说不清的味儿。

在市场上稳住了自己的脚跟，吴瑞林开始花大价钱潜心研发技术，苦练内功。

一时的成功并不能说明什么，而要持续发展，就必须不断玩出新花样，寻找新卖点。

国内企业总有这么个习惯，就是喜欢一哄而上，商人逐利的天性使在中国这样的发展型市场中捞金的人难以保持纯粹的理智，结果蛋糕虽不会做砸，但利润空间却被挤得越来越小。

电话机行业也是这样。

为了居上，电话机生产企业往往会打出降价这张牌，结果把自己也逼入困境，1994年至1995年间，国内审批的电话机生产企业爆炸性的由几十家扩张至300多家，市场空间拥挤了起来，而品牌企业便成为“山寨工厂|”低价冲击的受害者。

对此，侨兴撑了两年，并仍保
持着销售量位居国内市场第二的业绩，但企业发展的步伐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利润减少的阻碍。

对此，吴瑞林再次采取了不趟浑水的迂回战略。

这一决策使侨兴公司突破了市场拥挤造成的发展上限，实现了又一次飞跃。

作为继TCL之后第二家在中央电视台打出广告的电话机生产企业的决策者，在电话行业狼烟四起，广告战紧随价格战拉响的1996年，吴瑞林却作出一个令同行们疑窦丛生、面面相觑的决定：侨兴同时撤下了所有广告。

难道吴瑞林怯战了吗？大家知道显然不是这样。

吴瑞林自有他的一套想法，他认为，即使在价格战和广告战中取得优势，侨兴仍会付出极大的代价，对企业的发展速度没有太多的好处。

不如此时退出战局—竞争激烈的局面所面临的结果往往是洗牌，电话行业短期内虽不能实现洗牌目的，但肯定也会有一场大清洗，有混乱走向有序。

因而吴瑞林决定采取另一种洗牌方法：回避乱战，把功夫用在加强企业内部的核心竞争力上。

国内大多数电话机生产厂家都是从加工型企业发展起来的，开发能力和技术水平普遍较差，且长期以来的生产习惯又形成“电话是劳动密集型产业，所以用低廉的劳动力加现成的技术去博眼前的利益”这样的思维定式。

早在20
世纪90年代初，吴瑞林就已经意识到未来的通信革命将越来越激烈，通信技术也将不断更新，劳动密集型产品只能流行一时，企业的长期生存必须要靠不断技术创新才能完成。

为此他在撤回广告资金后成立了业内规模首屈一指的开发部门，集中了100多位软硬件研发工程师进行技术攻关，结果是利用产品创新摆脱了市场大战的泥潭，
为了降低成本，扩大产能，同时分散投资风险，经过吴瑞林的不懈努力，1999年，侨兴公司成为中国内地在纳斯达克上市的第一家民营企业。

此时的吴瑞林收拢起自己脸上的微笑，心里开始不断地告诉自己：“手机慢慢取代了电话，摩托罗拉、诺基亚、三星随着WTO的加入会快速进入中国市场，而我们，一定要开发芯片，做中国人自己的手机。

梦想存在的真正意义在于去实现她
虽然侨兴在国内电话机市场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博得了许多的第一，然而吴瑞林始终表示要力争在手机产业生产上赶上西方国家，这不再是一种简单的利益最求，而是一种民族自信心的闪耀。

2002年3月，“侨兴环球”以3.2亿元的价格，从天津泰达和中国电子集团(后面称为“中电通信”)手中收购了CECT(中电通信科技有限责任公司)65％的控股权，加上即将上市的“加利利”，吴瑞林所规划的一条完整手机产业链已经清晰地显示出来：CECT作为手机研发和制造基地，取得手机两网牌照，“加利利”专营手机营销网络，这两步关键的布局，其所用资金均来自海外资本市场。

2005年，中电通信的手写PDA手机在全国排名第三，国产第一，占有7.7的市场份额；2006年，中电通信率先开发出“超长待机”系列手机，一举成为手机超长待机领域的领军品牌；2007年，中电通信成功推出全球第一部“指纹安全”手机和“心电图监测”手机；2007年5月3日21时48分，侨兴移动在纽约证交所上市，成为第一家在该所上市的中国本土手机企业；2008年，中电通信再次续写神话，推出国产奢华手机的代表之作—VEVA系列产品，引领中高端手机市场消费狂潮，成为国内时尚手机领域的领军者。

如今，侨兴生产的手机已达二百余款，销售区域覆盖全国32个省市区（包括台湾），产品获得了广大消费者的普遍认可和青睐，并出口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德国、匈牙利，挪威、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越南、加拿大、美国、巴西、澳大利亚、叙利亚、韩国、新加坡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并与包括沃尔玛、南方贝尔、三星、汤姆逊等在内的国际知名企业建立了供销关系，同时和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铁通、中国网通等电信运营商均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并通过这些运营商和侨兴自己的销售网络进入到千家万户。

从年产量几十万部到现在的五百多万元部，曾经梦想成为小货郎的吴瑞林成为声名大噪的“电话大王”。

然而作为一个执着于梦想的人，吴瑞林始终都明白，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