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朱子和与王阳明思想之异同
王阳明的“去人欲而存天理”及其与朱熹理欲论之比较
王阳明的“去人欲而存天理”及其与朱熹理欲论之比较王阳明和朱熹是中国历史上两位重要的思想家，他们都对人欲与天理的关系做出了自己的阐述。
本文将分别介绍王阳明的“去人欲而存天理”以及朱熹的理欲论，并比较两位思想家的观点。
王阳明强调去除人欲、追求天理。
他认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只是被外界的人欲所迷惑。
他主张通过内观和修身养性的方式，将人欲清除出心灵，以便人心与天理相合。
王阳明的“去人欲而存天理”意味着个体要摆脱私欲的束缚，追求心灵的纯净和与天理的契合。
他认为只有从内心去除人欲，人才能够达到心性的完善，达到与天理相符的境地。
朱熹的理欲论则强调对人欲的认同和合理引导。
他认为人之天理即为人之理欲，人的欲望是包含在人性之中的。
朱熹认为人性中的欲望是可以合理引导的，人要根据理性的指引去调节和克制自己的欲望。
他主张要尽量满足人的理性需求，同时抑制非理性的欲望。
朱熹的理欲论强调了理性与欲望的统一，认为人的欲望可以成为人生发展的动力。
两位思想家对于人欲与天理的关系有着不同的看法。
王阳明认为人欲是扰乱人心的障碍，而朱熹认为人欲是人性的一部分。
王阳明认为要完全清除人欲，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心性的完善。
朱熹则认为人欲是可以通过合理引导和调控来达到人生的和谐，人应该根据理性的指引去调节自己的欲望。
两位思想家在对待人欲问题上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对比两位思想家的观点，可以看出他们对于人性本质的看法有所不同。
王阳明认为人的本性是善良的，只是被人欲所迷惑，而朱熹则认为人的欲望是人性的一部分。
王阳明更加强调个体内心的修炼与纯净，而朱熹更加注重对欲望的合理引导。
王阳明的“去人欲而存天理”与朱熹的理欲论都是对人欲与天理关系的思考与阐述，两者有着较大的差异。
无论是追求人心的纯净与与天理的契合，还是在合理引导和调控欲望中寻求人性的和谐，都是思考人性与道德的重要视角，对于人的修养和个人生活的规划都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朱熹与王阳明的格物致知
朱熹与王阳明的格物致知“孔孟朱王”，朱熹和王阳明是与孔子孟子并列的人物。
王阳明的王学是直接在批判朱熹的朱学基础上建立的。
这似乎必须提及那个有名的“庭前格竹”的故事。
据王阳明的《年谱》记载，他二十一岁时“一日思先儒谓‘众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涵至理’。
官署中多竹，即取竹格之。
沈思其理不得，遂遇疾。
”王阳明在读了朱熹的书后，首先进行了“格竹”行动，但终于失败，导致他对朱熹的学说产生了怀疑。
现代人已经很难理解其中的一些词语了。
“格物致知”语出《大学》，可以解释成分析研究事物的原理以掌握事物的本质规律。
朱熹“格物”思想中的“物”，是指事物，“物，犹事也”，指天下万事万物。
朱熹“致知”思想中的“知”，是知识的意思，“知，犹识也”，是指包括知识的知和道德的识两部分。
朱熹的格物致知的途径包括直接地“接物”穷理，亦即身体力行去研究事物的规律，或间接地从书本上读书穷理，获取前人的经验和知识。
王阳明思想的“格物”之物指心之物，所谓“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在王学的体系里，一切物质化的东西都内化于心了，格物便是格心，是去恶归善，去人欲存天理。
王阳明认为“知”就是“良知”，即人的良心。
在王阳明的格物致知思想里，格物即是致良知，两者完全是一回事。
知行合一，是王学思想的基石。
在俺看来，“格竹”行动的失败，在于王阳明把探察外界客观事物的规律误认为探讨自己内心的道德了。
俺显然更倾向于接纳朱熹的格物致知思想，对于客观规律的获取，需要积极的详尽的观察与研究，而不仅仅是作理论上的内心的思考。
但俺也承认，俺更喜爱王阳明的学说，因为在王学中你能发现具有现代意义的独立的个体性的“自我”。
王阳明建立王学，乃是有感于当时理学已经进入末流，乡愿之辈横行，将那个社会闹得没有天理可言。
对于普通百姓而言，如何在这样一个无天理的社会中，找到个体的安身立命之所呢？王阳明的答案是“致良知”：我们只有求之于自己的良心；每个人都有良知，只要你能确保你的行为选择是具有道德意义的，你又能按你的选择去实施你的行为，你就可成为圣人。
诠释与建构:朱熹和王阳明知行观的比较研究
诠释与建构：朱熹和王阳明知行观的比较研究李训昌【摘要】通过对经典的诠释,朱熹与王阳明建构了具有不同理论视野的哲学体系.若单就知行关系而言,王阳明知行本体、知行合一说对朱熹知先行后、行重于知、知行并进的继承要大于批评；若关联本体论、工夫论而言,王阳明对朱熹知行观的批评则要大于继承.朱熹和王阳明知行观的比较研究,能进一步透显理学与心学的理论宗旨和理论特色,深化对理学与心学的理解.【期刊名称】《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3(035)003【总页数】4页(P101-104)【关键词】朱熹;王阳明;知行观;比较研究【作者】李训昌【作者单位】南开大学哲学院,天津300071【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B244一、对知、行范畴的界定和使用对知、行范畴的界定和使用，朱熹和王阳明不尽相同。
如对《中庸》“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解释，朱熹认为:学、问、思、辨，所以择善而为知，学而知也。
笃行，所以固执而为仁，利而行也。
程子曰:“五者废其一，非学也。
”［1］48王阳明则认为:笃者敦实笃厚之意，已行矣，而敦笃其行，不息其功之谓尔。
盖学之不能无疑，则有问，问即学也，即行也;又不能无疑，则有思，思即学也，即行也;又不能无疑，则有辨，辨即学也，即行也。
辨即明矣，思即慎矣，问即审矣，学即能矣，又从而不息其功焉，斯之谓笃行。
非谓学、问、思、辨之后而始措之于行也。
［2］45－46在朱熹和王阳明的解释中，《中庸》学、问、思、辨、行五目在知、行范畴上的归属并不相同。
以朱熹而言，学问思辨属知，是致知;笃行属行，是力行。
因此，在朱子哲学中，知、行关系一般表现为致知与力行［3］365。
以王阳明而言，学问思辨“敦实笃厚”即是行，而知则主要是指对良知本体的证悟，即学问思辨的“能”“审”“慎”“明”处，如他说“良知之外，别无知矣”［2］71、“良知之外，岂复有加于毫末乎?”［2］46与朱熹相比，王阳明一方面窄化了知的范围，另一方面则扩大了行的范围。
朱熹王阳明格物致知思想差异研究
朱熹王阳明“格物致知”思想差异研究“格物致知”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种重要思想，最早来自于《礼记·大学》。
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人们对“格物致知”这一思想进行了深入的挖掘和研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两位学者就是朱熹和王阳明。
朱熹与王阳明在“格物致知”的理解与实践上有着许多的差异，本文将对两人的这些差异进行探讨。
一、《实践方法的不同朱熹认为，“格物”是通过发现事物的规律来加深对人生规律的认识，这需要通过“观察”和“分析”来实现。
而王阳明则认为，“格物”需要通过实践充实自己的经验以及不断思考来实现。
朱熹认为，“分析”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他提出了“致知格物”的方法，即通过对事物的观察和分析，来加深对人生规律的认识，进而“致知”。
他认为只有通过分析和推理，才能得到真正的知识。
而王阳明与朱熹在实践方法上有所不同。
王阳明认为，“格物”不仅包括思考和理智活动，还包括认识洞察和身体经验。
他提出了“良知即格”的理论，认为良知与创造素材或观察分析并不独立，良知其实是可以通过身体的经验来识别和发掘真理的。
他引用了一只砚台的例子，认为“看那个大小、扁高、上下阴阳，捻塞井盖的是用松精塞的”这一认识过程需要通过“摸拟”来完成。
二、《规律认识的不同朱熹和王阳明在“格物”中所关注的是不同领域的规律，他们在对于这些规律的认识上也有着不同的看法。
朱熹关注的是自然规律，他认为通过对于自然规律的研究可以了解人生规律，从而实现“知行合一”。
他强调通过自然规律的观察和分析来探讨人生规律。
而王阳明则注重的是人之间的规律，他认为通过交往和沟通可以更好地了解人生规律，通过“格物”的实践来发现真理，从而实现“致良知”。
三、《“致良知”的不同理解在“格物致知”思想的进一步发展中，朱熹和王阳明都提出了“致良知”的观点。
但是两位学者针对“致良知”的理解存在一定的差异。
朱熹认为，“致良知”是通过“格物”来“致知”，从而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
他认为只有通过对于事物的观察和分析，才能找到真理，从而提升个人修养。
朱熹王阳明格物致知思想之比较-- 兼论阳明学与朱子学的关系
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L anzhou U niv .(Social Sciences )1998,26(1):84～90 V o l.26 N o .1 1998P 84-90 朱熹、王阳明格物致知思想之比较Ξ——兼论阳明学与朱子学的关系陈声柏(兰州大学哲学与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兰州 730000)内容摘要 对“为学之方”的重视是宋明理学的一贯传统。
朱熹和王阳明关于这一点的思考集中体现在他们各自的“格物致知”思想里。
本文旨在通过王阳明与朱熹“格物致知”思想的比较,以期置其于王阳明思想形成的历史进程中说明阳明学与朱子学的关系。
关键词 格物致知 心 理 即物 致良知中图法分类号 B 24417,24812“格物致知”语出《大学》,《大学》本是《小戴礼记》中的第42篇,它的基本内容为“三纲领”、“八条目”,《大学》在儒家经典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同样,“格物致知”思想在朱子学和阳明学中也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格物致知”作为一种修养功夫,是为学之始,是至圣人之下手处。
孝宗即位,语求直言,朱子上封事说:“帝王之学,必先格物致知,以极夫事物之变,使义理所存,丝悉毕照,则自然意诚心正,而可以应天下之务。
”①王阳明也说:“防于未萌之先,而克于方明之际,此正《中庸》‘或慎恐惧’、《大学》‘致知格物’之功,舍此之外,无别功矣。
”②可见,在对格物致知修养方法的重视上,朱王是完全一致的。
但是,关于格物致知在《大学》中的地位以及对其思想的理解上,朱王又存在重大差异。
朱子认为,《大学》全文没有出现对格物致知的解释是“阙文”造成的,解释诚意的传文没有出现在八条目中应有的位置上,是由“错简”造成的。
于是朱子在《大学章句》中一方面作了一个“格物致知传”来弥补所谓阙文造成的不连贯,一方面把传文中诚意的解释移到正心之前。
王阳明则一反朱子的作法,认为既无阙文,也无错简,悉从旧本,以此来摆脱朱子的补传及其对格物致知的解释,以便把格物致知纳入心学体系的解释。
朱熹王阳明“格物致知”思想差异研究
103朱熹王阳明“格物致知”思想差异研究周 昊（西北政法大学，陕西 西安 710199）摘 要：“格物致知”是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概念，就不同时代对其不同的诠释而言，其中最具代表性和比较性的就是宋明时期理学家朱熹和心学家王阳明对其的阐释，二者在存在着一部分内在的继承关系的背景下，最终走向了截然不同的发展路径。
本文将以本体论、功夫论、知行观三个维度为出发点，探究朱熹和王阳明在“格物致知”思想最终发展的成果上产生差异的原因，把视角放在当时的历史进程中，来更好地理解二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
关键词：格物致知；心；理；致良知从汉代《大学》中总结出三纲八目以来，“格物致知”在后来的学术史中，就作为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而历代相传相解。
客观的来说，自明清时期理学产生，程朱和陆王虽同为在宋明理学内部的唯心主义阵营的代表，但在思想上却充斥着激烈的对抗，而这种“理”与“心”的交锋，在丰富了宋明理学内涵的基础上，促进了其各自的思想在各个范畴和概念类的多元化。
因而朱熹和王阳明作为在“理学”和“心学”上的集大成者，他们的部分思想一方面针锋相对，一方面，则又处处可见其批判和继承，这一点在二者对于“格物致知”思想的不同诠释上体现的尤为显著。
一、朱熹对“格物致知”的诠释“格物致知”作为中国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最早是出现在《大学》，在汉唐诸儒以及新儒学思潮的进一步发展后，逐步确立了《大学》的核心地位，从《大学》开始，“格物致知”也作为三纲领八条目中的内容，被正式提出，成为儒家对于理想人格的最终确立标准里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而朱熹对其也是十分关注。
他在《大学章句集注》中将大学分为经传两部分，又对“格物致知”做了一个基本的解释，即天下万事万物都有一“理”字，日积月累的向外探求实践，以至其极，经年累月后，一旦融会贯通，便能通晓天地之间的全部奥妙。
把“格物致知”从文本上拆分来看，“格物者，格，尽也。
须是穷尽事物之理，若是穷得两三分，便未是格物，须是穷尽得到十分，方是格物。
朱熹和王阳明在“格物致知”解释上的根本区别
朱熹和王阳明在“格物致知”解释上的根本区别作者：卓涵来源：《青年时代》2019年第16期摘要：格物致知是儒家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概念。
朱熹和王阳明，作为宋明理学两大对峙学派的代表人物，对格物致知的解释截然不同。
朱熹注重在事物上求理求知，而王阳明注重致本然之良知于事物。
正是这种不同，导致了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在治学路径上的方向差异。
关键词：朱熹；王阳明；格物致知；致良知朱熹和王阳明是双峰并峙式的宋明理学大师，但两人的学问宗旨有根本不同，尤其在“格物致知”的解释和发挥上，两人的区别最为明显，造成了后世不同的治学方向。
一、朱熹对格物致知的解释：格物穷理“格物致知”语出《大学》。
《大学》云：“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
致知在格物。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
”[1]朱熹惟恐人们理解不透，对于“格物致知”做了详解：“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
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
是以《大学》始教，必始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以求至乎其极。
至于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
此谓物格，此谓知之至也。
”[2]朱熹认为道理散见于事物上，需要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格尽天下万物，大道才能贯通。
但，朱熹的观点其实是有违儒家之道、孔孟之训的。
儒家正统观点是良知天赋。
孔夫子虽然很少言天道和性，但他的言行是绝对支持后来的孟子的良知天赋说的。
孔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
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
我叩其两端而竭焉。
”[3]孔子坦陈他并非生而知之者。
可为何一问便知，并非他事先花了很多精力储备了大量知识和技能，而是因为他有“一以贯之”的道，即良知。
孔夫子有一颗尊崇周公的诚心，所以，遇到祭祀周公这类事情，他会主动去学习祭祀周公的礼仪。
农夫问他事情，能就着事物的本末，逐步启发农夫，自己也逐渐明白了事理。
二、王阳明对格物致知的解释：致良知于事事物物与朱熹不同，王阳明则说：“致知，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
朱熹和王阳明的天理观
朱熹和王阳明的天理观朱熹和王阳明都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人物，他们的天理观具有一定的相同点和不同点。
相同点：1. 都认为天理是宇宙万物的本原。
朱熹认为，天理是宇宙万物的本原，万物皆禀受天理而生，包括人类。
王阳明也认为，天理是宇宙万物的本原，万物皆禀受天理，人类也不例外。
2. 都认为天理是道德规范的来源。
朱熹认为，天理是道德规范的来源，人类应该遵循天理，按照道德规范行事。
王阳明也认为，天理是道德规范的来源，人类应该遵循天理，追求内心的良知和道德境界。
3. 都认为天理是人类智慧的源泉。
朱熹认为，天理是人类智慧的源泉，人类通过学习和思考可以认识天理，掌握宇宙万物的规律。
王阳明也认为，天理是人类智慧的源泉，人类通过内心的良知可以认识天理，实现内心的良知和道德境界。
不同点：1. 朱熹认为，天理是外在的客观存在，人类需要通过学习和思考才能认识天理。
而王阳明则认为，天理是内在的良知，人类只需要通过内心的体验和领悟就能认识天理。
2. 朱熹认为，人类需要遵循天理，按照道德规范行事。
而王阳明则认为，人类应该追求内心的良知和道德境界，实现内在的自由和真正的幸福。
3. 朱熹认为，人类的认识和行为都应该符合天理。
而王阳明则认为，人类的内心良知是自由的，人类的意识和行为都应该听从内心的良知，实现内在的自由和真正的幸福。
朱熹和王阳明的天理观具有一定的相同点和不同点。
他们都认为天理是宇宙万物的本原、道德规范的来源和人类智慧的源泉。
但是朱熹强调外在的客观存在和遵循道德规范的重要性，而王阳明则强调内在的良知和追求内在的自由和真正的幸福的重要性。
朱熹与王阳明“格物”说探析
朱熹与王阳明“格物”说探析石兰荣一、朱王“格物”说概述(一) 何为格物?关于什么是格物，朱熹认为: “格，至也。
物，犹事也。
穷至事物之理，欲其极处无不到也。
”［1］(卷七十三) 。
又说: “格物者，格，尽也，须是穷尽事物之理。
若是穷得三两分，便未是格物。
须是穷得十分，方是格物。
”［2］(卷十五) 。
可见，朱熹所谓“格”，即“至”、“尽”; 所谓“物”，朱熹进一步解释为: “天下之事，皆为之物”。
［3］(卷十五) 物在朱熹眼里包括一切“事”和“物”，即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也包括“理”，即一切心理现象、思想意识。
朱熹说:上而无极、太极，下而至于一草、一木、一昆虫之微，亦各有理。
一书不读，则阙了一书道理; 一事不穷，则阙了一事道理; 一物不格，则阙了一物道理。
须着逐一件与他理会过。
［4］(卷十五)物，在朱熹看来是外在于己的客观存在，不论它是事还是物，是客观自然现象还是主体思想意识，莫不如此。
王阳明青年时期认同朱子的“格物”说，但在践行中，对其产生了怀疑。
至后来龙场悟道，他选择另一视角诠释“格物”的内涵。
关于“格”，他认为，“格者，正也。
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之谓也。
正其不正者，去恶之谓也。
归于正者，为善之谓也。
夫是之谓格”［5］(卷二十六) 。
这里，王阳明把“格”解释为“正”。
至于“物”，王阳明解释为“事”，事不能离开心而存在。
在王阳明看来，事物的存在表现为意义的存在，它因我而存在，为我而存在，无我即无物，物是心内之物，没有进入内心的客观事物不能称之为物。
因此，王阳明的“格物”可以解释为“为善去恶”，即去除人心的不正，使其恢复正。
格物就是“格心”。
(二) 如何格物?既然“格物”就是“极致”、“穷尽”“事物之理”，那么怎样“穷理”，将事物之理穷尽到极致? 朱熹提出格物的三个步骤，即分析、类推、贯通。
由于事物之理有十分丰富的内涵，所以“理会了一重，里面又见一重; 一重了，又见一重”。
［6］(卷十五) 这就要求人们采取分析的方法，由外及内、由表及里、由末至本，由现象到本质的全面深刻的对认识的对象进行分析。
朱子“新民”与阳明“亲民”之辨
朱子“新民”与阳明“亲民”之辨作者：黄羽来源：《西部论丛》2020年第10期摘要：由朱子与王阳明引发的“新民”与“亲民”之争论已成为学术史上一大公案。
以他们各自的哲学背景为依托，朱子主张“新民”说，认为“自新”的同时也要“新民”，并以本末关系来阐释“明明德”与“新民”之关系。
王阳明则反对朱子“新民”说，认为应从古本为“亲民”，并且“明德”与“亲民”是一体的，缺一不可。
此外，王阳明认为“亲”字包含教养义，较之“新”更为符合《大学》文义内容。
关键词：《大学》;明明德;新民;亲民《大学》为宋明儒学重要文本，朱子则将其选入四书之中，视其为入德之基，认为应该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然后再读论孟、《中庸》。
然而，经过程朱的修订，《大学》已不同于古本《大学》，朱子认为古本《大学》存在“错简”、“阙文”，所以朱子便对《大学》进行了重新修订，将经传分离，并“窃取程子之意”补出了“格物补传”，这也就形成了所谓的朱子改本。
王阳明则不同意朱子以己意篡改《大学》经文的行为，他认为：“《大学》古本乃孔门相传旧本耳，朱子疑其有所脱误，而改正补缉之，在某则谓其本无脱误，悉从其旧而已矣。
”王阳明认为《大学》古本本就自足，并不存在朱子所谓的问题，所以应当从其旧本。
朱子与王阳明在各自的哲学语境里，对《大学》做出了不同纬度的阐释，首先体现出来的便是“新民”与“亲民”的争论。
透过“新民”与“亲民”之争，朱子与王阳明的哲学思想之区别也可窥见一斑。
一、“新民”之理论进路按照朱子的说法，他对《大学》很多的阐释都是顺从程子之意，“新民”之解即是来自程子。
在《大学章句》中，朱子说：“程子曰：‘亲，当作新’”，也就是说，古本《大学》原文“在亲民”就变成了“在新民”。
对于这一改动，朱子当时就受到了质疑，他的学生问：“程子之改亲为新也，何所据？子之从之，又何所考而必其然耶？且以己意轻改经文，恐非传疑之意，奈何？曰：若无所考而辄改之，则诚若吾子之讥也，今亲民云者，以文义推之则无理，新民云者，以传文考之则有据，程子于此其所以补之者，亦已审矣。
“博文约礼”:朱熹的解读与王阳明的《博约说》
“博文约礼”：朱熹的解读与王阳明的《博约说》乐爱国【摘要】现代对于孔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的解读,是将“博文”与“约礼”分为二事,这最初可以追溯到西汉的孔安国,朱熹《论语集注》亦采用这样的观点.然而,朱熹晚年却改变了观点,明确提出“博文约礼亦非二事”,而王阳明讲“博文”与“约礼”体用一源,他们都强调将“博文”与“约礼”统为一体.此后,这种观点以“博约一贯”说或“博约合一”说而流行一时,直至清末民初.因此,将“博文”与“约礼”分为二事的解读,实际上是回到了朱熹之前的观点,故这需要作进一步的学术思想史考辨.【期刊名称】《贵阳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8(013)003【总页数】6页(P1-6)【关键词】朱熹;王阳明;“博文”;“约礼”;《博约说》【作者】乐爱国【作者单位】厦门大学哲学系,福建厦门361005【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B244.7;B248.2孔子讲“博学于文，约之以礼”(《论语·雍也》)，后世有不同解读。
杨伯峻在《论语译注》中将该句解读为“广泛地学习文献，再用礼节来加以约束”[1]，显然是将“博文”与“约礼”分为二事。
这样的解读，实际上可以追溯到西汉的孔安国，直到南宋朱熹撰《论语集注》，亦采用这样的观点。
然而，与此不同，朱熹晚年却明确提出“博文约礼亦非二事”，后来，明代王阳明撰《博约说》，讲“约礼”与“博文”体用一源。
此后，大多数学者都将二者统一起来，“博约一贯”说或“博约合一”说流行一时，清初康熙皇帝也撰有《博约一贯论》。
直至清末刘宝楠撰《论语正义》以及民国初年程树德撰《论语集释》，他们也都把孔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统为一体。
厘清这一关系——起始于朱熹、阳明将“约礼”与“博文”统为一体的解读过程，对于今天深入探讨其真正含义，不无裨益。
一、朱熹《论语集注》的解读《论语》讲“博文约礼”，共有三处：其一，《雍也》载子曰：“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其二，《子罕》载颜渊曰：“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
王阳明的“去人欲而存天理”及其与朱熹理欲论之比较
王阳明的“去人欲而存天理”及其与朱熹理欲论之比较王阳明和朱熹都是中国古代哲学家，其中王阳明的思想以“去人欲而存天理”为核心，而朱熹的理欲论则是他的重要观点之一。
本文将对王阳明的“去人欲而存天理”和朱熹的理欲论进行比较，并阐述它们的异同点。
王阳明的“去人欲而存天理”是他的人性论的核心观点之一。
他认为人性本善，每个人内心都有天理的本能，只是被人欲所遮蔽。
通过去除人欲，就能恢复本真的天理，并实现内外之合。
他提出了“致良知”的思想，即通过不断修炼和悟道，使自己的心灵达到最高的境界。
朱熹的理欲论强调人性的理性和欲望之间的关系。
他认为人性本善，并强调理性和道德的重要性。
他认为理应该主导欲望，并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来实现道德的完美。
在具体实践上，王阳明强调“知行合一”，即将自己的理念付诸实践。
他认为只有在实践中才能更好地认识自己，从而实现道德的进步。
他注重个体的主动性和责任感，鼓励人们积极面对自己的人欲，从而达到自我超越的目标。
相比之下，朱熹则更注重学习和修身的过程。
他认为只有通过学习经书和思考，才能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
他注重思考和理解，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道德的提升。
他认为每个人都应该按照道德的标准来行事，达到人格的崇高和完美。
在对待人欲的态度上，王阳明更加强调去除人欲的重要性。
他认为只有去除人欲，才能真正认识到自己的天理，从而实现个体的自我超越。
而朱熹则较为温和，他认为人性中的欲望是无法完全去除的，但可以通过修身来调和欲望和理性之间的关系，达到合理的平衡。
王阳明的“去人欲而存天理”和朱熹的理欲论在某种程度上存在相似之处，都强调人性的善良和实现道德的重要性。
王阳明更加强调个体的主动性和责任感，鼓励人们积极面对和去除人欲，而朱熹则更注重学习和修身的过程，通过学习和理解来实现道德的提升。
在对待人欲的态度上，王阳明更加强调去除人欲的重要性，而朱熹则较为温和，认为人性中的欲望是无法完全去除的。
朱熹的格物致知和王阳明的致良知，知行合一有何区别？
朱熹的格物致知和王阳明的致良知，知行合一有何区别？
朱熹的格物致知是指从日常生活工作中悟出一种“真知”，然后就能察知自己日常起心动念的意图，并能确认意图是善还是不善，克制掉不善的念头，如此诚意，就达到修心修身的效果。
不断诚意诚心，一直这么做，直到最后能大成。
大成之后，就能处理好家庭和工作关系，家庭幸福合睦，工作顺利，如果有机会治理天下，自然轻松地治好天下了。
王阳明一开始也是照朱熹的想法做，企图去悟到那个“真知”，也跟好朋友一起格了几天竹子，双双病倒也没有悟出什么道理来。
后来他才放弃这条路。
阳明发现人人皆有良知，类似俗语中的羞耻心，通过良知来判断自己的念头是善还是恶，把不善的念头克制掉，他认为这样一个为善去恶过程就是格物。
所以阳明先生的格物至知，达到的知是修行大成后的知了。
格物致知之后，心头不再有任何恶的念头出现，就是知行合一的状态了。
是真知真行，不是妄行了。
所以朱熹的格物所致的知只相当于阳明先生所说的“良知”。
不过，一个讲诚意诚心，一个讲为善去恶，最后的终点其是一样的。
达到这个终点后，人行事不再有私意私欲，自然就是知行合一了。
4朱熹和王阳明教育思想
《四书正误》
教育的作用
教育反对传统科举考试的学校教育。
1毁坏人才
不学无术，死读书，不会实际应用。
2灭绝圣学
3败坏社会风气
学校的职能：讲学、议政。
讲学：培养人才，传递文化
议政：监督政府，议论政事。
教育的目的
明人伦
反对以科举为目的的学校教育
明人伦
经世致用，文武兼备的人才大学 Nhomakorabea育why
在”漳南书院“讲学
《漳南书院记》
“公其非是于学校”
教育著作
《四书章句集注》
人性论：理气伦
气：气质之性：个体差异，教育的作用时“变化气质”，接近天理，其中不利因素“欲”，需要加以控制和去除。
理：天理之性；至善
人性论：致良知
1天理=良知=心的本质=是非观念／伦理道德
2致良知：从良知出发处理社会的道德事件，行为就不会偏颇。德育就是顺应良知，扩充良知，倾听内心声音的过程。“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也
4学不躐等，循序渐进
5因材施教
小学教育
（15岁前）
what
1教以事：
2习惯培养：“少若成天性，习惯成自然”。
3教育内容：道德和基本知识技能。
4教育方法：浅近具体，生动活泼。
儿童教育
教育原则：1批判传统儿童教育，反对压制儿童个性。造成儿童逆反心理。
2顺应儿童身心发展规律，尊重儿童兴趣。
教育内容：唱吟诗歌、学习礼仪、读书。
1教以理:
2重要性：穷其理，以理教
3教育任务：利用已有经验推测未知事物，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4教育内容：读书穷理。
5教育方法：自学，悟性，自觉性，
教育原则：
略议朱子与其后学王阳明
近十年来，因朱子后人的因缘，我有幸结识到如方彦寿、朱茂男等诸多师长、宗长，并得到他们的抬爱，担任《朱子文化》编委，参与《朱子文化简明读本》编写，以及朱子学论坛等朱子文化活动。
耳濡目染，也尝试着做些诸如《朱子文化意象国学启蒙丛书》的出版策划、朱子文化讲坛的分享交流等基础性工作。
期间，朱子学与阳明学是无可回避的话题，但让人感到遗憾和不安的是，世人在朱子与阳明先生的其人、其学问题上，普遍存有太多的疑问与误会。
笔者认为，梳理朱王的学理历史渊源，客观评价这两位先贤，感受他们的思想要义，不仅十分必要，而且具有重要意义。
这也是我不自量力，写这些文字的初衷与用心。
之所以用“略议”，盖因作为末学的我不敢高谈阔论。
旧学商量加邃密，新知培养转深沉就当今学界而言，研究朱子与阳明先生的学者很多。
而兼具精研朱王学说，且有权威性的学者中，台湾朱高正先生当位前列。
高正先生是朱子26代孙，台湾大学法律系毕业，德国波恩大学哲学博士。
高正先生以弘扬传统文化、重建中国文化主体意识为毕生目标。
更重要的是，他兼修《周易》、康德这两座东西方哲学高峰，精研《周易》《近思录》《传习录》等儒家经典，著有《近思录通解》《周易六十四卦通解》《中华文化与中国未来》等，以德文写就《论康德的人权与基本民权学说》，被认为是研究康德法权哲学之必读著作。
他既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学者，又是一位著名的社会活动家。
因此，无论从学术的角度，还是从实践的视野，他对朱子与阳明学说的解读可谓精到、独到。
引用福建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朱清先生评语：每次“读”高正先生，都有一种“旧学商量”和“新知培养”的收获……令人振奋的是，朱高正《四书精华解读》60集、《全解王阳明》180集已经在喜玛拉雅上线，让我们能够有捷径去全面学习并探究朱子学与阳明学的思想精华。
我初次见到高正先生，是在2010年武夷山举办的纪念朱子诞辰880年活动，之后每年两岸朱子文化交流活动，都能近距离领略高正先生的大家风范，受益良多。
王阳明与朱熹主要思想差异是什么？
王阳明与朱熹主要思想差异是什么？1，朱熹是客观唯⼼主义者，王守仁是主观唯⼼主义者，朱熹是理学思想的代表者，上承⼆程的学术思想，王守仁是⼼学思想的代表者，上承南宋理学家陆九渊的“⼼学”主张，并加以发展。
2，朱熹主张学校教育的⽬的在于“明⼈伦”，以造就封建社会的所谓“圣⼈”。
他的教育作⽤论是从他的理学思想体系出发论述的。
他认为教育的作⽤在于“变化⽓质”，“明明德”，以实现“明天理，灭⼈欲”的根本任务。
王守仁⼗分重视教育对⼈的发展所起的重要作⽤，提出了“学以去其昏蔽”的思想，认为教育作⽤是“明其⼼”。
3，朱熹认为，圣⼈教训具在经书，为学之道必须穷理，穷理必须读书。
先后编写《⼩学》、《四书集注》、《近思录》等教材
王守仁则认为经书是“常道”，即永恒⽽普遍的道理，然其根源仍在本⼼，他认为凡是有助于“求其本⼼”者均可作为教育内容。
4，朱熹认为理在⼼外，性与理是⼀个东西，即“性即理”。
他是以性为善的，认为“⼀理”就是“万理”。
王守仁认为理在⼼中、“⼼即理”。
王守仁认为理存在于每个⼈的⼼中，他并不认为万事之中存在理，他认为“⼼外⽆事，⼼外⽆物，⼼外⽆理，⼼外⽆义，⼼外⽆善”。
王守仁不谈性，只谈理，
⽽朱熹则通常把理与性放在⼀起谈论。
5，王守仁从'天地万物本吾⼀体'出发，他反对朱熹的'先知后⾏'之说。
王守仁认为既然知道这个道理，就要去实⾏这个道理。
如果只是⾃称为知道，⽽不去实⾏，那就不能称之为真正的知
道，真正的知识是离不开实践的。
朱熹、王阳明格物致知思想之比较兼论阳明学与朱子学的关系
朱熹、王阳明格物致知思想之比较兼论阳明学与朱子学的关系一、本文概述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朱熹和王阳明的格物致知理论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这两位思想家分别代表了宋明理学的两大流派——朱子学和阳明学，他们的思想对于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旨在比较朱熹和王阳明的格物致知思想，并进一步探讨阳明学与朱子学的关系。
朱熹作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其格物致知论主张通过格物（即研究事物之理）以达到致知（即求得道德认知）的目的。
他认为，通过对事物的深入探究，人们可以逐步把握宇宙间的普遍规律，进而实现道德的自我完善。
朱熹强调知识的积累和道德的修养是相辅相成的，二者共同构成了其格物致知理论的核心。
王阳明则提出了与朱熹不同的格物致知观。
他主张致良知，即认为每个人心中都有一种本然的良知，这种良知是道德的源泉。
通过反省内心、致良知，人们可以直接把握道德真理，而无需通过繁琐的格物过程。
王阳明的致良知理论强调了道德主体的能动性和内在性，与朱熹的格物致知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本文将从多个方面对朱熹和王阳明的格物致知思想进行比较，包括他们对格物与致知关系的理解、对道德认知的来源和方法的看法等。
通过比较，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这两位思想家的哲学观点及其差异。
本文还将探讨阳明学与朱子学的关系。
尽管朱熹和王阳明在格物致知理论上存在分歧，但他们的思想在某些方面也存在共通之处。
通过对阳明学与朱子学关系的分析，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发展脉络及其内在逻辑。
本文旨在通过对朱熹和王阳明格物致知思想的比较以及对阳明学与朱子学关系的探讨，揭示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丰富内涵和独特魅力，为现代哲学研究提供有益的借鉴和启示。
二、朱熹的格物致知思想朱熹（1130-1200），字元晦，号晦庵，是南宋时期著名的理学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也是唯一一位非孔子亲传弟子而享祀孔庙的学者。
在朱熹的哲学体系中，格物致知思想是其理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理解朱熹的哲学思想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朱熹与王阳明思想的异与同
朱熹与王阳明思想的异与同
朱熹与王阳明都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思想家，他们的思想虽
有一些不同，但也有一些共同点。
1. 异：
（1）“知行合一”与“致良知”：朱熹认为，知识的目的在于
实践，即通过学习来达到对生活的改善。
他提出了“知行合一”的
思想，即知道的东西应该被付诸实践。
而王阳明则提出了“致良知”的思想，其中“良知”被认为是每个人本质的知识和道德力量，因
此我们应该通过自我反省来发掘和利用它。
（2）“格物致知”与“心学”：朱熹主张“格物致知”，认为
通过观察和实践来领悟天地万物的本质和规律，从而升华自己的智
慧和道德。
而王阳明则主张“心学”，强调通过反省内心来了解自
己和外界，从而最终达到智慧和道德的提升。
2. 同：
（1）道德思想：无论是朱熹还是王阳明，他们都十分重视道德
教育和道德修养。
在他们的哲学体系中，道德是基础，思想体系的
核心也是牢固的伦理基础。
（2）人类本质：朱熹和王阳明都强调了人类的天性和本质，认
为人类天生具有道德敏感性和能力，需要不断地培养和发展。
总体而言，朱熹和王阳明在哲学思想上虽然存在一定的差异，
但其价值和意义都得到了广泛的认同。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浅谈朱子和与王阳明思想之异同
朱熹——宋朝理学的集大成者，他继承了北宋时期程颢、程颐的理学，完成了客观唯心主义的体系。
认为理是世界的本质，“理在先，气在后”，提出“存天理，灭人欲”。
朱熹学识渊博，对经学、史学、文学、乐律乃至自然科学都有研究。
在思想上有理气论、动静观、格物致知论、心性理欲论等观点。
王守仁——明代最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文学家、书法家、哲学家和军事家。
是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
他发展了陆九渊的学说，精通儒、释、道三教思想。
思想主张——心外无理、知行合一、致良知、惟求其是。
一、相同之处
朱子和王守仁都是我国古代儒家思想集大成者，两人都是唯心主义者，同出于封建社会之中，两人生活的年代虽有很大不同，但思想上有诸多想通，两人都主张“存天理，灭人欲”，为封建社会发展扫清道德障碍，主张“明人伦”的教育目的。
朱熹和王阳明都认为天地间有一个理在，这个理是天底下万物都遵循也应该遵循的准则，人是因为有私欲在，所以理不明，这个准则没有发挥最大的作用，所以社会就乱。
反过来，要解决现实的社会问题，就应该从人的私欲克制下手，以修身为手段，使自己的私欲缩小到一定程度（朱熹认为应该完全消失）就是君子，再缩小到没有就成了圣人，王阳明即使归宗儒家后思想也经历了从理学中蜕变的再自成一家的过程。
这算是早年的相同。
后来二者产生的分歧越发大了，王阳明认为儒家的精髓并不在乎所谓的理想准则而在于完整的人格，也就不太说理，转而用心这个名词了
二、不同之处
朱熹与王阳明的区别确实是在“性即理”与“心即理”上，但这个东西并不玄乎，可以用大白话说清楚。
朱熹讲性即理，认为人的本性是好的，但是我们在生活过程中会逐渐形成许多偏见，包括潜意识里的偏见（理学上叫未发之前），比如“我长得不好看”、“我没用”等等，人的全部思想行动由这些前提条件出发，同时产生了许多负面情绪，遮蔽了人的眼睛、影响了人的行动。
这些偏见（包括由此而来的情绪）不是人的本性，不是天理，而是人欲，是习气（理学上又叫客气，“客”是外在的意思），朱熹要灭的就是这些东西。
他把这些东西看作是人心里的墙，人要努力拆掉自己心里的墙，拆出来的路就是人的本性，就是天理。
朱熹是拆迁队的。
王阳明不讲性即理，他讲心即理。
他的意思就是，难道我不把墙拆掉，我就一直站在这里拆，别的都不干了吗？墙是死的，可是人是活的，我们绕着墙走，照样前进。
表面上看，绕着墙走是走弯路，但走起来却更快，因为你一直傻站在那里拆墙，拆掉一面走一段，虽然走的是直路，可是费时费力，事倍功半。
那个弯路在王阳明看来才是真正的直路，墙就在那里，你不去撞墙就是了，绕过去跟你拆掉他，结果都是一样的：都是从这面墙前边走到了这面墙后边。
朱熹的观点是，只要我们向前走，我们总会遇到墙。
阳明的观点是，只要我们向前走，我们总会找到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