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历史主义

新历史主义批评

新历史主义（New Historicism）是20世纪70年代出现于美国，80年代得以正式命名的一种不同于旧历史主义和形式主义批评的“新”的文学批评流派和批评方法。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的创立者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英文系教授斯蒂芬·格林布拉特（1943——）。他在1982年《文类》杂志第一期专刊的前言中打出了“新历史主义”的旗号，以后这个称谓逐渐流行开来,成为一种新的文学批评派别。其主要代表人物有美国的斯蒂芬·格林布拉特、海登·怀特，英国的路易斯•艾德里安•蒙特鲁斯等。

由于新历史主义理论来源的复杂性、批评取向的多样性以及它作为一个学术流派的松散性和跨国性，造成了对其归类评析的特殊困难。尽管如此，人们对其基本内涵还是形成了一些大致趋同的看法。这些大致趋同的看法体现了作为一个批评流派的不可取代的共性，这种共性可简洁地概括为：以特有的方式回归历史。

“新历史主义”之所以“新”就在于它回归历史的方式是独特的，不是要简单地回复到旧历史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它吸收了非历史主义批评的若干成分，特别是后结构主义，尤其是福柯的一些理论成分。新历史主义批评要回归的“历史”不是马克思主义所着力考察的以政治、经济制度为主的社会状况，而是一种“文化性的”历史。它的价值在于尝试将马克思主义与后结构主义相结合，将历史纬度输入到后结构主义批评当中，创造出一种新的历史主义批评。正如格林布拉特自己所承认的，他们的批评实践很难划入哪一个居主导地位的理论营垒，只能置于马克思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之间来加以说明。另一个重要的“新历史主义”的历史学家和文学批评家海登·怀特（Hayden White）也说过：“新历史主义既过于历史化，又不够历史化，既过于形式主义，又不够形式主义，而这完全取决于以何种历史和文学理论为基础来对其加以评判。”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新历史主义批评是一种对历史文本加以释义的、政治解读的“文化诗学”。

新历史主义者致力于恢复文学研究的历史维度，把注意力扩展到为形式主义忽略的、产生文学文本的历史语境，即将一部作品从孤零零的文本分析中解放出来，将其置于与同时代的社会惯例和非话语实践的关系之中。这样，文学作品、作品的社会文化语境、作品与其他文本的关系、作品与文学史的联系，就成为文学研究的重要因素和整体策略，并进而构成新的文学研究范型。作为一种新的文学批评流派，新历史主义进行了历史-文化“转型”，强调从政治权力、意识形态、文化霸权等角度对文本实施一种综合性解读，将被形式主义和旧历史主义所颠倒的传统重新颠倒过来，把文学与人生、文学与历史、文学与权力话语的关系作为自己分析的中心问题，打破那种文字游戏的结构策略，而使历史意识的恢复成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研究的重要方法论原则。

新历史主义文学批评是一个实践实绩高于理论建树的文学批评流派，正如其创立者格林布拉特所言：新历史主义是一种实践，而不是教条。②因此，我们似乎只有从这一流派批评者的具体批评实践中去考察分析他们的批评方法和策略以及所表现出来的基本理论倾向。

一、格林布拉特的文化诗学

新历史主义的领袖人物是美国著名学者斯蒂芬·格林布拉特(Stephen Jay Greenblatt 1943-)。他为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教授，以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的英国文学见长。1982年，他首先用“新历史主义”，这一名称并很快被广泛地接受和使用。其主要著作有：《文艺复兴人物瓦尔特·罗利爵士及其作用》（1972）、《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从莫尔到莎士比亚》（1980）、《再现英国的文艺复兴》（1987）、《莎士比亚的商讨》（1988）、《学会诅咒》（1990）、《不可思议的领地》（1991）等。他在政治上对60年代风靡一时的新左派运动抱有好感，曾主讲“马克思主义美学”课，后改授“文化诗学”课。这位教授的“文化诗学”研究似乎取了“与政治和与马克思主义思想毫不相干的文学视角”，殊不知到了80年代却日益成为一种热门的政治文化批评；他在解构主义成为“热门”的70年代，却一头扎进文

艺复兴的“冷门”研究中，1980年出版的《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从莫尔到莎士比亚》一鸣惊人，大有以新历史主义取代强弩之末的解构批评的趋势。他强调新历史主义应是“一种实践，而不是教条”，力图以自己的批评实践为20世纪末的文学批评寻找一种新的走向。1980年，格林布拉特(Stephen Greenblatt)在《文艺复兴自我造型》一文中提出了“文化诗学”的概念。从一定程度上说，“文化诗学”是对结构主义、解构主义等形式主义批评的反动，它所试图建立的或表述的，是一种新的历史语境批评，是从人所共知的解构主义语言游戏的迷宫中走出来，进入文化批评的“大语境”。格林布拉特的这种“文化诗学”是吸收了多种理论元素的营养而创造出来的，其中不但有福柯的理论，而且还有形式主义批评的不少成分，最为重要的是它也是从新批评的“文本细读”中去仔细寻找灵感，譬如对莎士比亚的研究从《亨利四世》等剧作中去寻找，以支撑自己的论述观点。从他的这些批评我们可以抽绎出一些基本的理论倾向。

1、互动：文学、文化与历史相互生成。

文学、文化和历史的互动看起来并不是一个新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就认为文学具有相对独立自主性并对其他的社会构成要素产生作用。恩格斯在《致瓦·博尔吉乌斯》的信中指出：“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意识形态和社会存在各自成为一种对应关系。文艺是一种特殊的上层建筑，它处于起支配作用的经济发展的影响之下，而且对经济的发展同样具有反作用。”③问题是这里仍然存在着文学与历史的一种割裂与对立，是一种将历史看作是阐释稳定基础的逻各斯中心模式。这种对立的观念从丹纳的“种族、环境、时代”三要素决定论问世以来就已经明显地渗透到文艺批评中来，这样就使得历史成为一种文学诞生的客观化“背景”和“土壤”，而文学则是历史土壤上开出的花朵，是对这种“背景”的反映或表现。

新历史主义就是要打破这种“背景”和“前景”区分的幻象，认为并不存在固定、客观和统一的一成不变的作为“背景”的历史，历史不是固定的，而是生成的，文学也是这

种生成的一部分，一切都是“前景”。文学和历史都不是固定的、静止的，它们始终在相互塑造中生成着。新历史主义试图探索“文学本文周围的社会存在和文学本文中的社会存在”，④它试图解释具体文化实践的相互作用，这些具体文化实践产生了本文也由文学本文而产生。

它是通过对六位作家及其作品中人物的分析，发现尽管这些作家及其笔下的人物的“自我塑造”模式不尽相同，但也存在一致性。自我的概念总是与各种特定的权威或恶魔式的异己关系中逐渐形成的。这也就是说，“自我塑造的过程实际是自我与外力的复杂互动的过程。”

不仅文学文本与文化和历史，而且“自我”与文化和历史之间，也都是一种相互塑造的关系。每个“自我”并没有一种超越历史和文化的本质，“自我”是多种历史合力的产物。人总是诞生于某种文化中，被文化所构造。同时也构造着文化，文化是人创造的，人又是“文化的产物”，人和文化嵌合为一，相互塑造和生成。格林布拉特的名著《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从莫尔到莎士比亚》探讨的就是文艺复兴时代个人完成“自我塑造”的机制问题。它是通过对六位作家及其作品中人物的分析，发现尽管这些作家及其笔下的人物的“自我塑造”模式不尽相同，但也存在一致性。自我的概念总是与各种特定的权威或恶魔式的异己关系中逐渐形成的。这也就是说，“自我塑造的过程实际是自我与外力的复杂互动的过程。”作为作家的个人来说，一方面，他无法超越自己的时代，另一方面，伟大的作家可以通过自己的作品形成塑造他人和时代精神的能量。这样，文学绝不是个人的独白和梦呓，也不仅仅是一堆无关世事的“语言的构造物”，而是携带多种信息的文化“通货”，它不停地经受“流通”的考验与变化，同时也是在进行着“塑造”。

2、文学文本与非文学文本的互文性阐释

从对形式主义、结构主义等文学理论的清理中站起来的“新历史主义”，其核心就是要④ Stephen Greenblatt.：．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