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李大钊的青年思想政治教育观

论文关键词：李大钊青年思想政治教育论文摘要：李大钊非常重视中国青年的健康成长及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重视向青年灌输马克思主义的政治观，并积极倡导青年走与x-农相结合的实践观，强调青年应树立正确的人生观、爱国主义观，形成了其关于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思想。

这些思想对当代中国青年仍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李大钊是我国最早的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也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和五四运动的组织者、领导者。

李大钊的身边吸引了一大批青年人，他是青年的良师益友，对青年教育问题特别关注，并对青年寄予无限希望。

他认为青年是国家的灵魂，是民族的未来，加强对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是件关系国家民族命运前途的大事。

因此，研究李大钊对青年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的论述，对当代中国青年的思想政治教育以及构建现代和谐教育体系都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一、关于青年的地位和青年思想政治教育的作用在人类社会发展中，青年是人类生命中最旺盛的阶段，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桥梁，是人类历史的继承者和传递者。

同时，“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的一部分最积极最有生气的力量‑，}17aa}是社会革新和进步的一个最积极的因素。

李大钊非常重视青年一代的革命作用，他始终关注着青年的健康成长，始终把救亡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寄托在青年一代的身上。

他认为中国之所以贫穷落后，原因就在于缺少有勇气、有胆略、有新思想的青年。

李大钊把青年看成是“国家之魂”，认为“中华白身无所谓命运也，而以青年之运命为运命”，“青年不死，即中华不亡”}27z}s。

此外，李大钊还从青年的特点出发，明确指出“青年人的精神是进步的，发展的，……那末‘人’的未来事实，完全为我们青年的责任。

进一步说，我们青年的群众运动，就是社会革命的先锋。

;}s)s}s 由于李大钊对青年人的关怀和寄望之殷切，他非常重视青年人的思想政治教育问题。

李大钊在《(晨钟&之使命》中，就痛感当时负有教育培养青年一代的“老辈之不解青年心理，不与青年同情”，也就是不能成为青年的良师益友，因此当时的许多青年犹在睡梦之中，仍未从“老辈社会”的束缚中摆脱出来，不敢与“老辈”宣战，不敢与“老辈”格斗，缺乏“慷慨悲壮之精神，起死回天之气力”，这样的青年肯定是担当不起社会革命的先锋、再造青春中华的重任的。

他大声疾呼:“国家不可一日无青年，青年不可一日无觉醒，青春中华之克创造与否，当于青年之觉醒与否卜之。

;[a]na而青年之觉醒与否，就在于是否重视青年思想政治教育，是否对青年的教育得法。

同时，他还指出青年的历史使命是“冲决历史之侄桔，涤荡历史之积秽，新造民族之生命，换回民族之青春固莫不惟其青年是望”[4]z00。

李大钊在《(晨钟&之使命》中还提出“有精神、有血气、有魂、有胆之青年”，要“厚青年之修养，畅青年之精神，壮青年之意志，砺青年之气节”，也可以看出他对教育青年的要求是希望青年成为革命的一代，能以国家民族的兴亡为己任，敢于斗争，勇于创造，尽最大努力去完成时代赋予他们的神圣使命。

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他更加肯定青年在革命和社会改造中所负有的重大历史使命。

由此可知，李大钊关于青年的地位和青年思想政治教育作用的正确论述成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青年运动理论的重要内容。

二、关于青年的政治观教育 1917年，正当中国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时候，俄国爆发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先进的的中国人终于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决心“走俄国人的路”，开始积极学习和传播马克思主义。

李大钊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又是中共创立时期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杰出代表。

因此，李大钊主张以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运动包括青年运动的指导思想。

他于1916年8月在《<晨钟)之使命》一文中，指出袁世凯已被“护国义军穷迫以死，强调“青春中华之创造，实已肇基于此”。

9月1日在《新青年》上又发表了《青春》一文，指出“吾族青年所当信誓旦旦，以昭示于世者，不在眼眼辨证白首中国之不死，乃在汲汲孕育青春中国之再生’’[5]01917年10月在《太平洋》杂志发表《此日》一文，恳切地指出:“吾人仔肩所负之责任，愈益繁重”，为了创建青春中华，希望人们克服困难，奋发图强，“期予必达，勿稍怠荒，&r(6]。

强烈的爱国心，驱使李大钊在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道路上苦苦探索，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他终于从俄国人的身上找到了希望和出路[[2]0由于李大钊认识到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是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就是列宁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所信奉的马克思主义，因此在俄国十月革命之后，他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并向国人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

1919年9月、11月李大钊经过认真的学习研究，在《新青年》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全文分十一部分近三万字，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指出马克思的整个学说都是以其特有的史观，即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理论的基础，用以论证和阐明社会经济制度的发展和变化，预言了社会主义制度必然代替资本主义而起，并指出实现“社会主义的手段、方法仍在最后的阶级竞争”。

“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红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u]。

这是我国最早全面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也是李大钊接受马克思主义以后阐明他自己的政治哲学思想的一篇重要著作。

在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前后，李大钊还在《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刊物上发表了《阶级竞争与互助》、《再论问题与主义》、《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由经济上解释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由平民政治到工人政治》、《平民主义》等一系列论文，宣传马克思主义，并初步地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解释中国革命和中国思想史的若干问题。

这些论文不仅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迅速觉醒，也影响和教育了一代对新思潮比较敏感的中国青年，并为青年运动提供了唯一正确的思想武器。

三、关于青年的实践观教育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学生爱国运动，以其无可争辩的事实证明了知识分子是中国民主革命中首先觉悟的部分，提高了青年的自觉进取心和历史主动性，正如李大钊所说:“‘五四’以后，知识阶级的运动层出不已，到了现在，知识阶级的胜利已经逐渐证实了。

,rfs]zoe同时由于十月革命的影响和工人运动的发展，与工农结合，为工农服务已作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实践问题摆到了知识分子的面前。

但是在这期间，中国的社会思潮纷纭复杂，单就教育思想而言，著名的就有平民主义教育思想、工读主义教育思想、职业主义教育思想、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等等。

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及早期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对这些思潮的理解各异，所要达到的目的也不一致。

许多青年学生不知所从，甚至被错误思想引导，走上歧路。

如胡适就曾大力提倡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论调，试图把青年引向故纸堆，脱离现实社会，脱离政治，实际上是阻止青年追求进步，走向革命。

只有李大钊才真正意识到青年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对这个问题给予充分的论述，并采取实际措施，积极引导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推动了教育与革命发展的进程，这是李大钊对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青年思想政治教育所作的重大贡献之一。

李大钊积极倡导青年走与工农相结合的实践观。

首先，他认为青年知识分子一旦脱离了社会，脱离了工农，不但一事无成，反而成为社会的累赘。

五四运动以前，青年知识分子一方面不满于社会动荡和政治黑暗，同时又苦于找不到出路，一时沉浸在消沉苦闷之中。

社会与青年几成“水炭之质，柄凿之势”，所学无论为何学科，社会皆不能容纳。

一般曹旧老宿，一闻“学生”两字郎整额，犹恐避之不及。

而学生又不能不谋求自存之道，不能不服事畜之劳。

于是不管所学是农工商，还是文科政法，全奔向政治一途，从而造成学生之间，为争一个职业，明争暗斗，相互倾轧。

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很多，诸如教育制度不良，学生自己不学无术等。

另外，社会制度不良，社会坐弃“确能为改进中国今日之社会所必需”的人才，也是主要原因之一。

但李大钊认为，更重要的还是学生自身的原因，是学生自己不思进取，不求改革的结果。

他说:“吾济固自有其智能，自有其势力，何以不能努进以与自然抗，与人事竞，反改沦落其可爱可珍之生涯于穷苦无聊之社会问题中。

不为强者，乃为弱者;不见胜利，徒见败北;此实吾济之深耻，吾济之奇辱。

”[4]429-4300李大钊认为，这些问题的存在，也要靠学生自己去解决。

我们不怕社会不用我，而怕自己没有本领。

如果我们有信心，有决心，又有能力，我们就可以抛弃不用我之社会，“自创一种社会以自用”，而此社会，即清洁勤俭之社会。

我们也可以抛弃不适于我们的生活。

李大钊还认为，青年欲“自创社会”，“自造生活”，必须联合占人口绝大多数之被压迫被剥削之工农大众，“速壮励其气力，作来者之前驱，以有用之才，开自然之利，为国民生活辟一新径路。

}}[4]432 其次，农村需要知识青年。

李大钊认为“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片不可。

我甚望我们中国的青年明白这个道理”[4]648。

他以俄国革命为例来说明这个道理。

俄国原本是个专制国家，政治腐败，社会黑暗，经过十月革命，“为新世界开一新纪元”。

但俄国革命胜利得来并不容易，是无数革命青年冒着被流放、被杀头的危险，抛弃自己家庭幸福，不惮跋涉艰苦，深入到乡村农民中，宣传革命道理，启发农民的革命觉悟，帮助农民组织革命团体才取得胜利。

李大钊认为，中国农村比当年俄罗斯的情况更糟，他指出:“中国农村的黑暗，算是达于极点。

那些赃官、污吏、恶绅、劣董，专靠差役、土棍作为他们的爪牙，去鱼肉那些老百姓”[a]649。

李大钊还认为“一般知识阶级的青年，跑在都市上，求得一知半解，就专想在都市上活动，却不回到田园;专想在官僚上讨生活，却不愿再去工作。

久而久之，青年常在都市中混的，都成了鬼喊，农村中绝不见知识阶级的足迹，也就成为地狱，;[4]650。

青年离开了农村，离开了工农，就一事无成，变成了“鬼蛾m;而农村离开了知识青年的指导，就变成了可怕的“地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