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道的避祸之道及其代价

冯道的避祸之道及其代价旧时代的官僚，必须熟谙明规则、潜规则，最高境界恐怕就数五代时冯道的“五无”、“三胡涂”：无气节、无主见、无立场、无原则、无态度；既真胡涂，又不胡涂，还会装胡涂。

他曾经为五朝八姓十一帝执掌权力中枢。

对于冯道的评价，历来贬多褒少。

冯道，字可道，生于唐僖宗中和二年（882），逝于后周世宗显德元年（954），瀛州景城人。

他在世时直到北宋初，被官民视为“完人”，其享年七十三岁亦被认为与孔子同寿的荣耀。

因在五代时“代代红”，后世史家对他有很多非议。

宋薛居正撰《旧五代史·冯道传》，批评其“然事四朝，相六帝，可得为忠乎！夫一女二夫，人之不幸，况于再三哉！”北宋欧阳修在《新五代史·冯道传》前专门撰文大讲“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称他读冯道《长乐老自叙》，“见其自述认为荣，其可谓无廉耻者矣，则天下国家可从而知也”。

北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卷二百九十一评述冯道之死时也斥他“大节已亏”，“为臣不忠，虽复材智之多，治行之优，不足贵矣”。

当代史家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斥冯道是五代时文官中丑恶的代表，“是这个时期的特产，是官僚的最高典型”，是官僚中最无可救药者，“哀莫大于心死，冯道就是心死透了的人”。

冯道原先是位普通书生，祖上种田务农。

他的官僚素质是逐渐炼成的。

他虽有圆滑一面，但亦有敢言一面，尤其在进入体制之初，冯道还不失书生本色，在上司面前敢于发表不同意见。

唐哀帝李柷天祐年间（904-907），冯道曾被幽州节度使刘守光首次收录为掾吏（秘书），刘乘唐室喑弱，想扩大势力攻占中山国，召开军事会议商讨出兵部署。

冯道出来反对，刘守光就将冯道逮捕下狱。

这是冯道唯一的一次因言获罪。

这次下狱，冯道差点丢了性命，从此他开始了如何适应官场体制的“炼狱”生涯。

刘守光被太原李克用攻灭，赋闲的冯道到了太原，晋王监军使张承业录用他为本院巡官，又推荐冯道为晋王（即后唐庄宗）李存勖府中从事、掌书记（秘书处负责人）。

李存勖势力渐强，正做着灭后梁的准备，文书工作极为繁重，冯道的才干充分得到了发挥。

公元923年，李存勖在邺城称帝，冯道被任为省（部）郎、翰林学士，赐紫衣。

灭后梁后，冯道又升为中书舍人、户部侍郎，正式成为体制内中枢人物。

冯道长踞三公及相位，但在当时并不树敌。

首先，他在官场上善于保存自己，对政治立场和道德是非采取了不争论、不分辨、不为旧主尽忠死节、不谴责改朝换代的权力者的态度，而是积极、恭顺地侍奉新朝新帝。

唐明宗李嗣源发动兵变夺了皇位，他一入洛阳就问近臣：先帝时的郎中冯道现在哪里？这个人我是知道的，是个当宰相的材料。

冯道则对李嗣源的兵变不说一句批评的话，安然入阁为相。

公元936年，石敬瑭发动兵变攻破洛阳，唐末帝李从珂自焚。

冯道对后唐灭亡不置一言，石敬瑭亦仍让他当宰相，还派他出使契丹国，说：这么重大的使命，只有您最合适。

石敬瑭让他不必深入契丹朝堂。

他反而对石敬瑭说：陛下受北朝（契丹）恩，臣受陛下恩，有什么不可以呢？虽然这是为了与皇帝石敬瑭在政治上“保持一致”，但冯道心底里并不反感契丹却也是不争的事实。

冯道对皇帝的废立，完全没有取舍，只是一味地中立、服从。

乾祐三年（950），郭威（后周太祖）起兵攻入开封，后汉隐帝刘承祐被杀，郭威想把徐州节度使刘赟诓骗来当皇帝，为了让刘赟不起疑心，郭威命冯道为使者赴徐州。

冯道在路上对随从说：我生平从来没有干过骗人的事，这次见刘赟只好讲假话了。

刘赟不知郭威的计谋，又见朝中首辅冯道亲自来迎，便随同出发。

谁知一行人刚走到宋州，京城传来消息：郭威自任监国（代理皇帝），废黜了刘赟，并派侍卫马军指挥使率七百骑控制了刘赟。

刘赟急了，当面指责冯道说：这是怎么回事？我这次离镇赴京，是因为你这个三十多年的老宰相出马，但现在却威胁到我的身家性命了。

冯道摆出一种痴顽样子，默默不作一声。

注重除政治权变以外的个人修养操守，在社会上广收人脉，是冯道的立身之道。

唐明宗时他在宰相任上引荐了许多孤寒士子。

后唐时，工部侍郎任赞退朝时当大家的面讽刺冯道说：如果碰到危险要逃命，你肯定会先丢《兔园册》。

此书是北方农村教育儿童的启蒙读物，影响很大，明着讲冯道无品行、不珍惜知识。

但冯道也不报复任赞。

冯道自身清廉，生活不尚奢华。

《旧五代史·冯道传》赞他在后唐庄宗时，“遇岁俭，所得俸余，悉赈于乡里，道之所居，唯蓬茨（草屋或土屋）而已。

凡宰牧馈遗，斗粟匹帛，无所受矣”。

唐明宗对侍臣也称赞冯道的俭朴：“冯道性纯俭，顷在德胜寨居一茅庵，与从人同器食，卧则刍藁一束，其心晏如也。

”冯道父丧丁忧归家守孝，自己耕田樵采，与农夫打成一片，平等相处，一点也不摆贵人高官的架子。

冯道另一高明的避祸之道，就是始终避开权力中最敏感的中心气场。

后晋亡时，冯道在常山安抚民众，一时威信很高，众望所归，但他考虑郭威正虎视眈眈，便一点也不敢去抓军权，拥戴了骑兵校尉白再荣任诸军代理元帅，使军民秩序安定下来。

在很敏感的军事问题上，冯道绝不去沾手，也从未考虑过要建立私人武装觊觎帝位神器，始终只做文官。

由于他对武夫政权丝毫不构成威胁，这就从根本上解除了众多军阀对他的怀疑和忌惮。

大家都乐于接纳他、任用他，以提高自己政权的声望。

故而他在政坛上能成为“常青树”，在当时绝对是个政治奇迹。

冯道的政治态度当然是择君而视，五代时皇帝大都是武夫，但不可能是同一种类型，这就需区别对待。

唐庄宗当晋王时与后梁军在前线对峙，大将郭崇韬建议庄宗精简身边人员。

庄宗很不高兴，说：孤王为卖命的下属供一顿饭都没权力，你们另选统帅算了。

立命随军的掌书记冯道执笔起草辞职书，冯道说：大王率军征讨，屡建大功。

今天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荡平南边的梁寇，郭崇韬将军的建议，您不同意可以拒绝，但不宜把这件事闹大，传扬出去，敌人还以为我们君臣不和呢！请大王一定深思熟虑，改变决定。

不久，郭崇韬来赔罪，庄宗有了面子，也不“掼纱帽”了。

冯道的胆量受到称赞，这是因为他吃准了庄宗不是暴虐之君。

对那些不摸底的主子，尽管心里厌恶，他也只能应付，有时用假话、鬼话去糊弄对方。

对石敬瑭，冯道无能力改变，只好用“南朝为子，北朝为父”的鬼话去应付；后来契丹主耶律德光要留他在北朝为臣，冯道表面上不硬顶，暗中则做着南归的准备。

后晋末，契丹主入汴京，时局混乱，耶律德光将他从襄邓州召至京城，问他：“天下百姓，如何可救？”冯道说：此时百姓，佛也救不得，只有皇帝救得。

这话一语双关，皇帝当然是指耶律德光，是给他戴一顶能救百姓的高帽子，目的是让他不滥杀中原百姓；这“皇帝”也可理解为双关语，即希望耶律德光允许汉人自己选一个皇帝。

不能说冯道厚颜无耻，他是通过敷衍契丹主来保全中原百姓的性命。

冯道在事业上知道满足，达到位极人臣、显亲事主便自我“封顶”。

他从不弄权，不培植自己心腹党羽势力，因而被认为无野心之人。

他在《长乐老自叙》中公开宣布自己的人生哲学为“三不欺”：下不欺于地，中不欺于人，上不欺于天；遵循“四如是（一个样子）”、“三事”：贱如是、贵如是、长如是、老如是，事（尊）亲、事（尊）君、事（尊）长。

后晋出帝（石重贵）时，冯道问朝中朋友：我主持政事、国务，外边有什么反应？朋友说：毁誉参半。

冯道淡然地说：不赞成我意见说我不好的人，恐怕十成之中有九成。

古代仲尼（孔子）那样好的圣人，尚且有人说他的坏话，何况我这样道德根基浅薄的人呢！所以冯道是个对自己很清醒、很看穿的人。

这种“看穿”也是一种觉悟。

千余年来学界对冯道的批评、否定有没有道理？我们不能脱离冯道当时所处的时代，不能脱离论者自身所处的时代。

如果从冯道所处时代条件出发去分析，就会发现，他至少实现了两害相较取其轻，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在冯道“一仆十一主”的六代十国时期，朝野对他始终尊崇有加。

我认为对冯道的评价，不妨尊重当时朝野（皇帝、臣僚、百姓等）对他的评价；尤其是那些被他抛弃的政坛人物都不恨他、不非议他，今天我们又何必愤愤然地为“六代十国”朝野越俎代庖去否定冯道呢？后世论者把冯道的“不倒翁”现象视为政治投机、不讲道德、没有气节。

对于这一点，冯道自己也没有信心。

《长乐老自叙》中要家人“无请谥号，以无德故”，似乎已预感到身后会有人否定。

毋庸讳言，冯道政治上有实用主义；但假如我们冷静地去研究一下“六代十国”的皇帝都是些什么货色，就会发现苛求冯道尽忠于那些“旧主”，不亦太残酷了吗？在“六代十国”时倒确有两位“股肱老臣”为主子尽节，一位叫敬翔，是梁太祖朱温的谋臣，一贯助纣为虐。

虽然最后上吊“殉主”，但后世并未给他正面评价，因为他跟的主子名声太臭。

另一位是后晋的“忠臣”桑维翰，为石敬瑭谋反称帝和勾结契丹效劳，割了燕云十六州。

后晋亡时，桑维翰不肯投降契丹，被绞死，家产悉被掠。

桑维翰是“从一而终”，但他所忠的石敬瑭父子却是民族败类，这样的“忠臣”，其“气节”价值何在？冯道最为史家诟病的，是他在后晋时出使契丹的“失节”行为，但这次“勾结契丹”事件，石敬瑭是主谋，又是中原合法皇帝，冯道的出使只能算是奉命办事，不是叛国投敌，所讲的一些“肉麻话”，也带有被迫恭顺的违心因素，他与契丹主还是有距离的，内心深处是要回南朝而不愿臣事“戎狄”。

冯道的评价走下坡路直至被否定，是从宋代开始的，统治者强调臣下忠君，鼓励为王朝尽节，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这就必然要在伦理、道德上否定冯道频繁换老板的做法，冯道的评价必然每况愈下。

范文澜的《中国通史》撰于抗战时期，那个时代民族危机深重，中华民族处在最危急的时刻，媚日、投寇的汉奸横行，所以特别需要提倡民族气节，不能鼓励认贼作父、卖国汉奸无耻地去迎奉敌寇。

冯道在历史上可算是个复杂的人物，而对这类复杂人物的论定，似宜“多锤定音”，而实难以一锤定音，即随时代的不同和政治环境的不同需求而去进行评价：既不必否定五代时人们对冯道的正面评价，也赞同后世学者因所处时代的因素对他进行批判或否定；因为对于冯道这个人，不同时代的不同声音似都有合理存在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