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为神州泪暗弹”

“也为神州泪暗弹”作者：王姮来源：《现代语文(学术综合)》2013年第11期摘要：《沉沦》定稿于五四新文学运动初期，是郁达夫的代表作。

作为创造社的领军人物，郁达夫以精细的笔调刻画了现代人的苦闷，表现了灵与肉的冲突，展现了现代知识分子压抑的生理与精神需求。

然而作为伟大的爱国者，郁达夫未尝不以自己独特的创作，通过“零余者”的个体情感展现强烈的国家意识，将浓厚的爱国热情隐蔽在情欲的外衣之下。

关键词：郁达夫《沉沦》零余者国家意识《沉沦》是郁达夫1921年创作的自叙传小说。

小说通过细致哀婉的笔调，讲述了一位留日青年学生因国家衰败而遭人轻贱，心生忧虑，于是沉沦于性幻想和自渎之中，在学习、亲情、爱情逐一受挫后，悲愤溺海而死的故事。

作为主人公的“他”，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零余者”，即受社会挤压而无力把握自己命运的小人物，是被压迫被损害的弱者。

他们同现实社会势不两立，宁愿穷困潦倒，也不愿同流合污。

他们痛骂世道浇离，以种种变态行为以示反抗。

但是，在国破家亡之际，打动读者的并不仅仅是“零余者”的自我觉醒、自我拷问，更是他们觉醒后以鲜活的生命为代价的愤世呐喊，是“零余者”隐含在情欲外衣下深厚的国家意识。

一、《沉沦》中“零余者”的形象郁达夫的自叙传小说几乎不怎么给主人公命名。

无论是《银灰色的死》中的“他”，《沉沦》里的“他”，还是《春风沉醉的晚上》里的“她”，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零余者”。

学术界对于“零余者”有这样的定位：“他们头脑清楚，对黑暗的现实有自己的看法；他们身受社会的压迫，有着不满和痛苦；但他们缺乏勇气和毅力，不敢斗争也不想去斗争。

可他们又十分孤傲，常常以为自己不同凡俗，结果是用亲手造的茧把自己封闭了起来。

”[1]（P87）以《沉沦》为例，主人公“他”的故事便生动地展现了“零余者”令人嗟叹的心路历程。

小说中的“他”是一位年轻的旅日学生，敏感细致，内心忧虑，热爱大自然与一切美好的东西。

沉迷于“晴天一碧，万里无云，终古常新的皎日”，他的生活，也本应该如此不紧不慢地过着：学习，回国，娶妻生子，加官进爵，光宗耀祖。

可是“他的忧郁症越闹越甚了”。

国家羸弱，留学在外的他渐渐觉得在日本同学面前抬不起头来，“他一个人锁了愁眉，舌根好像被千钧的巨石锤住的样子，兀的不作一声”。

身为弱国子民，在强大的国家自然感到无所适从，得不到应有的尊重。

二十一岁的年纪本该是鲜活浪漫的，而他的二十一岁却如槁木死灰一般，只能旁观着别人的暧昧与爱情，压抑着内心的欣羡与渴望，将对幸福的渴望强制性地置于山水田园之间，封闭于内心抑郁的情感之中。

“你这卑怯者！”这是他对于自己止步于爱情行为的怒斥，但他却又没有胆量迈出这一步。

同样，由于巨大的自卑感，他在学习中也不能全力以赴，渐渐对学校知识失去兴趣。

纵情于中外文诗歌互译中，却一次次对自身文学素养表示怀疑，不断质疑自己爱好的诗歌“有什么用”，由此更加自卑。

心仪文学，却被兄长逼着学医科，于是兄弟心生龃龉，亲情随之遭受挑战。

情感严重缺失的他便更加渴望爱情。

然而懦弱、孤傲的性格使他不会与女性正常交往，他便沉溺于各种各样的性幻想中，自渎、偷窥、逛妓院，发泄着无处安放的情感。

现实世界的不如意，使他另寻梦境于他处。

沉溺于大自然、酗酒、自渎，是他赖以生存的三件法宝。

静谧广袤的大自然给予他无限的包容，这是现实世界所没有的。

在大自然之中，他敏锐的触觉可以伸长到各个美丽的地方，甚至一棵小草都能以紫色的气息把他的梦境打破。

同样，酒也令他解脱。

醉意朦胧中，他便可以不再懦弱，吟诗作赋，翻译诗歌，自得其乐。

自渎虽然令他羞耻，却带来了强烈的快感——类似于有可爱的“伊芙”与之相爱的快感，这是爱情缺失的他宁可丧失一切也愿意换取的。

生活在别处，这正是青春的特色。

可是现实世界总归是强大而不可忽视的，世外桃源只是一时的避难所。

大自然的包容并没有缓解他的抑郁，反而使他逃避社会的欲望更加强烈了。

酒和性只能暂时发泄欲望，排解情感，不能真正地使他舒心。

他依旧与现实世界格格不入，依旧恐惧而又期盼着自己的爱情。

身处良知和情欲的冰火两重天，他痛不欲生，最终在自戕自贱中走向死亡。

“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这是他最后的遗言，也揭示了他死亡的最终之谜。

二、郁达夫笔下“零余者”形象的由来五四新文学运动初期，各种文学样式纷至沓来。

小说占据文学格局的中心地位，成为作家创作的首选形式，也成为“零余者”形象出现的一个原因。

以郁达夫为代表的自叙传小说，从作者内心出发，通过描叙一系列颇具真实感的人物形象和情节，将个人的地位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于是，一个不同于以往小说“讲故事”形式的新型小说样式便出现了。

区别于传统的小说讲述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自叙传小说通过描述平凡人的生活，讲述“人”自己的故事，大胆暴露着个人的内心欲望，“赤裸裸地将自己暴露出来，有时还要加上一点…伪恶者‟的面目。

他的大胆的描写，在当时的作者中，是一个惊异”[2]（P161）。

变态情欲的描写，令当时的卫道士们大为震惊，恼羞成怒，口诛笔伐。

不仅是封建文人如此，甚至新文学阵营内部也有不少人表示不解，使郁达夫处于相当尴尬的位置。

然而，这种惊心动魄的描写，却的的确确撼动了封建道德的伦理根基。

“零余者”的形象也是郁达夫学习外国文学成果的体现。

俄国作家们的作品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郁达夫的创作。

俄国作家迦尔洵对五四时代作家们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迦尔洵著名的短篇小说《夜》，就展现了一位多愁善感的青年，在对社会、回忆、自身统统丧失希望之后，最终走向自我毁灭的道路。

抑郁敏感的青年，不满于现实的欺骗、残酷、冷漠，实现不了自己的愿景，转而回忆往事，沉湎于童年梦幻般的回忆中无法自拔。

然而，“我追忆了全部往事，我觉得自己是正确的，要迈出前进的第一步，我既没有什么根基，也没有什么立足之地。

向何处前进？”[3]（P136）回忆不能让他满足，反而使他更加痛恨现实的虚假和无情，进而怀疑处于现实社会中的自己的品行。

在不断的自我否定中，青年渴望“杀死自己”得以重生，最终用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郁达夫的“零余者”同迦尔洵笔下的青年一样，性情温良，热爱生命，渴望能为社会贡献些什么，却在现实面前节节败退，企图隐退到文学中，隐退到自己构建的梦中。

他们自轻自贱，举止轻狂，不在乎别人异样的眼光，毫不隐晦自己对现实的悲观与失望。

在这一切叛逆都不能安慰他们敏感脆弱而又饱受打击的内心之后，带着对国家人民的深深的忧愁，心甘情愿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可见，动荡的社会环境形成的忧患意识，成为整个二十世纪的“世纪病”。

无论是俄国青年还是中国青年，都感同身受地体会到国家民族的动荡与危难。

他们渴望以年轻的生命唤醒懵懂的人们，甚至不惜用鲜红的热血惊醒沉睡的大众。

“零余者”隐藏在大胆暴露中的，隐藏在心灰意冷从容赴死中的，未尝不是这种国家意识。

对郁达夫造成影响的俄国作家，还有屠格涅夫。

他笔下的“多余人”催生了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

有学者这样论述二者之间的关联：“从…多余‟到…零余‟，从…虚无‟到…孤独‟，郁达夫在接受了屠格涅夫影响的前提下，在本土化的过程中加入了中国文化的元素。

不但使作品表现出强烈的自传色彩，还使笔下的人物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上获得了新的生命意义。

”[4]（P78）“多余人”和“零余者”，同样是与现实社会格格不入的孤独患者。

不同的是，屠格涅夫笔下的多余人，往往摆脱不了贵族气息，虽然意识到要做点什么，却不能明确它是什么，在遇到反对时便立马放弃。

像《罗亭》里的罗亭和库尔别耶夫决定疏通河道，受到磨坊主们的反对就立即作罢。

贵族阶级的软弱无能再次表露无疑。

郁达夫受中国文化熏陶，具有视死如归的豪迈气概，因此“零余者”比“多余人”敢反抗。

“零余者”通过自渎、自杀，淋漓尽致地控诉社会的不公，唤起民众警醒，虽然方式血腥暴力，但是与鲁迅“我以我血荐轩辕”的呐喊，无疑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三、“零余者”形象寄寓的国家意识一直以来，人们普遍认为，鲁迅是以大我的姿态呐喊着，而郁达夫则是以小我的姿态呻吟着。

然而自叙传小说并不仅仅是发泄个人内心牢骚的出气筒。

在那个一切秩序都有待重建的时代，郁达夫和鲁迅一样，呐喊着，战斗着。

“零余者”和“勇士”一样，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不同的是，“勇士”正视不公，金戈铁马直奔敌人的大本营，为病弱的社会注入强心剂。

“零余者”则是以自我殉道的方式，毫不怜惜地贡献自己鲜活的生命，来惊醒懵懂的民众。

最虔诚的人往往最叛逆。

据《世说新语·任诞》记载，阮籍在遭遇丧母的时候，仍不动声色地照常喝酒下棋，狂饮唱歌，甚至是在礼教要求禁食的时候，依旧煮一只小肥猪，喝酒二斗。

他不屑于用繁缛虚伪的礼数伪装自己，却始终难以抑制自己内心丧失亲人的痛苦，在吃饱喝足后，直呼“完了”，长号呕血，用内心最深沉的哀痛而非表面的服丧节制表达对母亲的敬意。

同样，“零余者”也是虔诚的叛逆者。

他们拥有对祖国无限的眷恋，却又悲喜交加，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列强的侵略并没有让国人觉醒，而是让国人分化。

一部分沉浸于天朝最后的梦魇中不愿醒来，一部分沦落为歌功颂德的走狗，一部分自甘堕落，心甘情愿成为奴隶。

只有一小部分知识分子觉醒了，他们摇旗呐喊，希冀唤醒麻木的国民，摆脱沦为奴隶的命运。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

”[5]（P5）自我亵渎、自我毁灭，“零余者”用凄凉的结局，质问着把人一步步逼向绝路的黑暗社会，用哀婉的曲调吟唱着爱国之歌。

“零余者”表面上是“沉沦”了，沉沦于冰冷广阔的大海之中，沉沦于无尽的欲望与欲望不可满足的矛盾之中，沉沦于对祖国的失望与无奈之中。

可是，“零余者”的沉沦，未尝不是一种超越，一种不甘于被欲望束缚的自我救赎，一种以死劝谏的大义，一种对祖国未来最赤诚的希冀。

“零余者”的自我是深受国家意识支配的，他的沉沦源于社会逼迫，他的死是对蒙昧中的祖国的警醒。

“零余者”之所以“零余”，是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的。

国家的寥落颓败，是作者创作一系列“零余者”的根本原因。

近代中国积贫积弱，北洋政府腐朽堕落，外国列强的铁蹄一直在中国四处肆虐。

弱国无外交，同样，留学日本的年轻学生，自然会受到各种歧视。

郁达夫将旅日学生生活困苦，情感干涸的状况用极端的方式表现了出来，通过夸张变异，放大了他们的生理与心理需求，将渴望祖国富强的愿望以强烈的姿态呐喊出来，令人动容。

国运衰微，是“零余者”产生的现实因素。

关于郁达夫笔下的“零余者”形象，评论者历来聚讼纷纭。

批评者认为荒淫无度、赤裸裸的诱惑不利于青少年的身心健康。

褒扬者认为在那个保守的年代，郁达夫敢为人先，用大胆的描写挑战卫道士的虚伪，以殉道展现对祖国人民的热爱。

“零余者”也成为一个特殊的名词，在文学史上占据独特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