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良镛

会议室的门打开，一位矮胖的老人拄着拐杖站在门外，礼貌地对屋子里的人点头微笑。他在学生搀扶下颤巍巍走进来，灰衣、白发，一条中国水墨画式蓝灰色围巾，让他略显出与同年龄老人的不同。因为座位有一定距离，稍有耳背的老人需要身边同事重复我们的每一个问题。

这就是89岁的吴良镛。

2012年2月14日，他从国家主席胡锦涛手中接过了“国家最高科技奖”。这位如今看起来已有些虚弱的老人，却用他身躯里蕴藏的巨大能量，为中国建筑求索一生。

早年投身抗战，目睹国破家亡，吴良镛立志家园重建。他秉持“谋万家居”的人生宗旨和“匠人营国”的事业精神，把毕生心血投入中国大地的城乡规划建设中。北京、上海、苏州、三亚……大江南北古城保护、新城规划，处处都留下吴良镛的足迹。著名美籍华裔建筑学家贝聿铭曾说“你要到哪一个国家，说起中国的建筑，大家都说我认识吴良镛。”

“我毕生追求的，就是要让全社会有良好的与自然相和谐的人居环境，让人们诗意般、画意般地栖居在大地上。”他以这样的情怀安身立命、辛勤工作、行事为人。

匠人营国

吴良镛突然接到了梁思成、林徽因托人带来的书信，看到信中“百废待兴”四个字，吴良镛决定立即结束在美工作动身回国——

吴良镛手书的“匠人营国”，挂在清华建筑学院的墙壁上。

接受采访时，他希望向记者传递一种认识：建筑学不是简单的“就建筑论建筑”，而应是结合社会发展现状，解决现实问题的一门学问。“我们学建筑的人就是要用我们掌握的知识来为解决中国社会现实问题服务。”吴良庸对自己和学生都强调这种责任感。

出生于1922年的吴良镛，少年时饱尝流离失所和战争硝烟，这让他决意学习建筑，让人人都有个房子，有个舒适的家。而从重庆中央大学毕业不久遇到的一个人让他在建筑这条路上走得更远。

1945年，刚从缅甸中国远征军复员的吴良镛，接到一个消息，是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托人给他留话，让他马上去见他们。建筑大师的召见让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倍感意外，在此之前他与梁思成夫妇没有任何交往。怀着忐忑的心情，他找到了梁思成。

“当时觉得很惊讶。”原来，是吴良镛大学读书时在校刊发表的一篇有关古建筑的文章给他带来了“好运”。梁思成看中了吴良镛的才华，邀请吴良镛参与到他的工作中，他们靠手绘编成了中国第一本文物保护目录《全国重要文物建筑简目》，它使许多中国古典建筑在战火中得以保存。

不久后吴良镛又收到梁思成的信，邀他赴清华大学共同创办建筑系，吴良镛欣然前往。1946年，梁思成受邀赴美参与设计联合国大厦。美国归来，梁思成给吴良镛带来了一个好消息：要送他去美国学习设计，老师正是世界知名城市规划大师，“美国现代设计之父”沙里宁。

1949年吴良镛获得美国匡溪艺术学院硕士学位，在沙里宁事务所任设计师。他完成了通用汽车公司研究中心“设计大楼”方案设计，他主持的夏威夷“太平洋战争殉难者纪念碑设计”在美获奖。

一天，事业渐入佳境的吴良镛突然接到了梁思成、林徽因托人带来的书信。信中“百废待兴”四个字，让吴良镛决定立即结束在美工作动身回国。回到祖国的吴良镛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工作中，他参与了天安门广场扩建规划设计工程，并跟随梁思成参加了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和新北京的规划工作。

致力创新

《北京宪章》标志着吴良镛的“广义建筑学”与“人居环境”学说为世界建筑师普遍接受和推崇，扭转了西方建筑理论占主导地位的局面——

吴良镛的儿子、青年建筑师吴晨曾向媒体讲述过自己在北京的一次“备受打击”的堵车经历：为参加一次家庭聚会，吴晨乘坐飞机从香港飞回北京，期间飞行2小时50分钟，但回家取车后，从清华开往位于市中心的建国门一家餐厅，他用了3小时10分钟。生活在中国大城市的人们切身感受着：人与人之间沟通付出的交通成本在逐步扩大。

吴晨十分推崇父亲的研究成果：“北京交通单纯靠技术改进行不通，必须要通过城市发展战略的创新来调整。” 在吴良镛看来，一个好的城市规划，不应给人们带来拥堵、焦虑、不适的感觉。

从上世纪80年代初，大规模、高速度的工业化、城镇化在中国拉开大幕。城乡收入差异导致大规模人口流动，城镇化加速，中国的建筑规划面临着人口、资源、环境等诸多挑战，城乡建设急需适应时代符合国情的科学创新。吴良镛在一个个具体规划建设实践中寻找建筑的中国之路。

北京西北文教区和中关村科技园规划建设、上海浦东规划、深圳城市总体规划和福田中心区规划、三峡工程与人居环境建设、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历史文化环境保护研究……在这一个又一个至关重要的现实性课题中，吴良镛倾注了自己对吾土吾民的热爱，渗透了自己的才学与思想。在吸取中外建筑规划理论精华下，吴良镛结合中国建筑规划事件，开创性地相继提出“广义建筑学”与“人居环境学”，在国际建筑界引起反响。

1999年6月23日，国际建筑师协会第2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在北京举行。吴良镛担任科学委员会主席，作大会主旨报告，起草《北京宪章》，制定新世纪世界建筑学发展的路线图。《北京宪章》以人居环境科学理论为基础，提出“建设一个美好的、可持续发展的人居

环境，是人类共同的理想和目标”。《北京宪章》是国际建协1948年成立以来唯一的宪章，与《雅典宪章》《马丘比丘宪章》同时被誉为世界现代建筑史上重要宪章之一。

在“人居环境”学说的指导下，2003年—2005年，吴良镛领衔完成了“北京空间发展战略研究”，提出“新分散集团式”布局结构，形成“两轴、两带、多中心”的总体布局，解决城市蔓延、旧城保护乏力问题，开创了新时期北京城乡规划新局面。而此前进行的“苏州城市空间发展研究”则构建了“古城居中、一体两翼、十字结构、四角山水的山—水—城格局”，解决经济发展与历史文化名城保护的矛盾。

“让每个人都有房子住，都有个家，这是吴先生最看重的。”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城市规划系主任吴唯佳告诉记者。但家并不是一栋房子那么简单，它涉及到城市甚至区域的规划。吴良镛希望每个人都能在舒适的、与自然和谐的环境中生活。

守护古城

北京菊儿胡同四合院工程，推动了从“大拆大建”到“有机更新”的政策转变，更推动了从“个体保护”到“整体保护”成为社会共识——

上世纪50年代，保护北京古城的“梁陈规划”被否后，梁思成在被拆的北京城墙断壁残垣上夜夜哭泣的身影重重地敲击着很多人的心灵。一直在他身边工作的吴良镛更是感概良多。梁思成的执著精神和对中国文化的坚守成为吴良镛学术观点形成的重要基础，更奠定了吴良镛事业一生的基调。

保护历史文化名城，对吴良镛来说就是一个召唤。1996年12月，吴良镛出国开会的机票已经买好，突然接到一位老友的电话，老友说“我们要讨论苏州的规划。”吴良镛二话没说退掉机票转程去了苏州。

东西南北轰轰烈烈的建设，让国内许多历史文化名城处在生死存亡的危机中，吴良镛四处奔走，想找到办法尽力保护它们。其中最突出的，是吴良镛对北京菊儿胡同的“有机更新”，这让很多热爱古城的人看到了希望。

青砖红檐、典雅古朴的菊儿胡同，东起北京交道口南大街，西止南锣鼓巷，全长438米，居住着200多户居民。

吴良镛对菊儿胡同的设计，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建筑设计，而是囊括进城市设计的含义。当年破败的“危积漏”(危房、积水、漏雨)院落变成由一座座功能完善、设施齐备的单元式公寓组成的新四合院住宅。老住户依然回迁到原址，有了集中供暖、独立卫生间和良好的上下水系统……原来的邻里交往并没有疏远，最主要的是小户型的单元房，让老百姓有能力买得起。吴良镛认为，这才是菊儿胡同改造的实质所在。他所做的项目，都是依据这种思路，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

当时，国际上对历史文化名城进行的改建没有什么成功的例子。吴良镛提出“有机更新”的思想，“有机更新，就好像一个人衣服破了打块补丁；其实，只要精心缝补，即使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