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体制创新经验的现实启示
中国跨越“中等技术陷阱”的策略研究
专题：跨越“中等技术陷阱”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Avoid Middle-technology Trap and Achieve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编者按近年来，美国逐步推进对华的科技封锁和技术“脱钩”，其高科技出口管制在范围、强度和影响上都达到历史新高。
客观地看，尽管我国在很多领域实现了技术突破，但依然有许多核心技术及关键零部件对外依赖度非常高，美国的科技围堵对我国的科技创新和发展能力产生负面的影响，我国跨越“中等技术陷阱”的外部风险逐渐加大。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郑永年教授在总结世界科技和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基础上，提出了跨越“中等技术陷阱”的概念。
这一概念指向这一事实：无论从发达经济体成功的经验，还是那些长期处于中等收入的经济体的教训来说，一个经济体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实现基于技术进步之上的产业升级。
围绕着这一概念，郑永年教授发起和统筹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广州粤港澳大湾区研究院、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合作研究，产生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在郑永年教授的指导推进下，《中国科学院院刊》以“跨越‘中等技术陷阱’与实现中国式现代化”为题，结合上述研究成果组织策划专题，以期引起关注与讨论，支撑相关决策。
引用格式：郑永年. 中国跨越“中等技术陷阱”的策略研究. 中国科学院院刊, 2023, 38(11): 1579-1592, doi: 10.16418/j.issn.1000-3045.20230804001.Zheng Y N. How can China avoid the middle-technology trap?. Bulletin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2023, 38(11): 1579-1592, doi: 10.16418/j.issn.1000-3045.20230804001. (in Chinese)中国跨越“中等技术陷阱”的策略研究郑永年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深圳518172摘要无论从供应链、产业链还是价值链等维度看，中国目前的技术大体上正处于中等技术水平，具体情况是：（1）缺失原创性技术，即缺少“从0到1”的技术创造；（2）发展以应用技术为主，在“1—10”的刻度内处于“4—7”的位置而缺少“8—10”的技术水平，即在很多领域还没有达到世界顶尖水平，许多核心技术及关键零部件对外依赖度依然很高；（3）在某些应用技术领域取得了世界领先水平，但这些领域还处于零散的状态而没有形成系统，或者说技术的整体水平还远未达到全方位系统性的强大。
《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创新与体制演进》读书报告--我的读后感
正文《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创新与体制演进》读书报告------我的读后感《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创新与体制演进》一书主要阐述了我们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我国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成和变化、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及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和完善。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中国特色就是中国在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邓小平提出的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的确立指明了方向并在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
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体制制度在改革和发展中确立必须毫无动摇地坚持和完善。
深化分配制度改革必须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制度。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有两个方面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市场经济它必须体现市场经济的一般性其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制度的本职规定必须对市场的形成、发展产生影响因此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会体现我国生产关系和国情的特点而具有特殊性。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于我国原来实行的计划经济是符合我国国情的。
从书本上看《中国经济改革的理论创新与体制演进》共分为八个章节每个章节从不同角度为我们阐释了政治经济学学科的重要知识环环相扣、相辅相成构成了一个统一的政治经济学框架。
第一章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变化及其理论基础通过这章的阅览我了解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形成和中国共产党十五大以来的理论创新以及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混合所有制形式、性质和作用第二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这章的学习让我知晓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第三章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市场是资源配置的主体但是市场经济的运行有其优势和劣势有其局限性政府的作用在这时发挥出来国家对于经济的干预和调节解决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局限性、盲目性和滞后性政府的作用在市场经济运行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第四章国有企业的制度创新通过这章的学习我懂得了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历程第五章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与可持续发展原先的经济发展模式在西方社会发展中已经被证实其缺陷的存在因此我国在经济发展模式中不能走西方走过的老路我们要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要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同时我也初步梳理了节约型社会与我国建设和谐社会建设之间的关系第六章分配理论的发展与分配关系的调整改革开放后农民收入与农业发展关系的演变以及当前我国增加农民收入与发展农业面临的矛盾第七章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与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从提出到逐步建立与完善走过了一个艰难的过程虽然较之以往已经有了明显的改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当前社会保障制度仍然存在一些弊端因此我们应该运用社会保障制度的理论选择结合我国的实际国情开创性地完善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第八章我国社会保障制度中值得探讨的问题这章的内容涉及养老保险制度、失业保险制度医疗制度改革等方面学习的过程中我感触颇多也看到了我党在完善我国社会保障制度的过程中尝试的种种努力与积极探索。
中国制度改革的历史经验与启示
中国制度改革的历史经验与启示中国是一个拥有漫长历史的国家，其制度改革经历了数千年的变迁与演进。
这些历史经验为当今中国的制度改革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本文将以历史的角度，探讨中国制度改革的历史经验，并从中总结出对当今中国制度改革的启示。
一、尊重传统与创新并重中国的历史上，制度改革往往伴随着对传统价值的尊重与创新精神的追求。
在中国古代，大规模的制度改革如秦朝的统一制度、汉朝的科举制度等都在尊重传统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
这提醒我们，在当今中国的制度改革中，应该继承传统的价值观念，但也要积极创新，以适应时代的需求。
二、顺应社会变革与民意需求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制度改革必须与社会变革相适应，并关注人民的民主意愿和利益诉求。
中国历史上的一些制度改革失败的原因之一就是脱离了社会的实际情况，没有顺应民意。
在当今中国，应该更加注重对社会变革的观察和研究，紧密结合人民的需求，推进制度改革。
三、稳定与渐进的改革策略中国历史上的制度改革大多采取了稳定与渐进的策略。
无论是减租减息运动还是改革开放，都是经过认真的研究和试验，循序渐进地进行的。
这给我们启示，制度改革需要考虑到社会稳定的因素，不能急于求成，而应该循序渐进地推进改革，确保改革的可持续性和稳定性。
四、积极借鉴国际经验与经典著作中国的制度改革历来注重借鉴国际经验和吸收优秀的制度设计。
宋代的科举制度就受到了唐代科举制度以及其他国家的启发。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积极吸收国际上的先进经验，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的制度改革。
这给我们提示，制度改革不应局限于国内的思维和经验，要积极学习借鉴国际上的最佳实践，以提高改革的成功率。
五、制度完善与问题解决并重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制度的完善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不断解决问题和改进。
中国古代的制度改革往往伴随着对问题的识别和解决。
在现代中国，我们也应该重视制度的日常维护和改进，不断解决制度中出现的问题，并且积极响应社会变革的需求，推动制度的不断完善。
六、坚持科学决策与民主决策相结合历史经验表明，制度改革需要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相结合。
《中国制度面对面》读书心得体会最新5篇
《中国制度面对面》读书心得体会最新5篇《中国制度面对面》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系统梳理正当其时。
如果周末要选择一本书读，那就是这本了。
一起来看看《中国制度面对面》读书心得体会最新5篇，欢迎查阅!《中国制度面对面》读书心得体会1“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这些脍炙人口的诗句，是我国古代无数寒门书生金榜题名改变命运的生动写照。
科举制度自隋唐时期开始，实行了1300多年，将读书考试同入仕为官紧密联系在一起，破除了世家大族的特权垄断，打开了下层精英参与政治的通道，对我国古代封建制度的运行起到了重要作用。
而同时期，欧洲各国在官员选用上，或实行贵族世袭制、君主恩赐制，或实行个人赡徇制、政党分肥制，容易带来阶层固化和权力垄断等流弊。
科举制度传播到欧洲，18世纪后备受西方国家的青睐赞赏，继而被效仿借鉴，成为现代西方文官制度的直接来源。
曾旅居中国的英国人格尔斯惊叹道，科举制度是一项伟大的制度发明，可以与中国古代造纸术、指南针、火药的发明相媲美。
“天下将兴，其积必有源。
”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演进中，孕育并形成了关于国家制度和治理的丰富思想。
公元前1000多年形成的周礼、周制，“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有效保证了周朝800年的“国祚绵长”;从春秋战国到秦朝统一，历经几百年建立起相对完善的封建制度，在皇权继承、中央集权、官吏、礼教、土地等方面形成了一整套制度体系，影响了中国2000多年的历史进程。
“百代都行秦政法”。
“知所从来，思所将往。
”任何一个国家的制度构建，都离不开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土壤。
走向历史的深处，今天的很多制度都可以找到渊源。
比如，“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一统观念。
自秦汉以后，我国形成了“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的局面，无论王朝如何更替，国家治理的基本框架得以延续下来，成为一种“超稳定结构”。
就拿文字来说，从秦朝的“车同轨、书同文”开始，几千年来天南地北的中国人虽然口音差别很大，但文字是相通的，这成为维护国家统一、增进民族认同的文化纽带和心理基础。
中国改革三步走读后感
《中国改革三步走》读书笔记硕****班 **学号：**************年*月**日《中国改革三步走》读后感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课程的授课老师推荐，我最近拜读了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先生的《中国改革三步走》一书。
该书是郑永年先生在多年研究中，于各大学、研究机构、政府部门等进行讲座或访谈时所留文稿的集合，经整理编纂后方成此书，因此该书的各个章节不免脱离之嫌，稍显逻辑上的散乱，但仔细阅读后不难发现郑永年先生的确观点新颖、认识深刻、颇有见地，让我感触很深。
自中共十六大开始，在“科学发展”和“和谐社会”的政策目标下，社会改革已经成为主体性的改革。
根据改革三步走的逻辑，社会改革正处在承上启下的关键位置，它既要解决经济改革所带来的问题并且为可持续的经济发展奠定社会基础，同时又要为未来以选举民主为主体的政治改革准备好制度条件。
我们可以看到“社会管理”、“社会转型”、“社会稳定”等词在近几年屡屡见诸报端，这正体现了党和国家对社会改革的重视。
而伴随着经济改革，有许多社会问题不断付出水面。
想想近几年的热门社会话题，物权法、食品安全、商业信用、社会暴力等等都是社会改革中所亟待处理与解决的问题。
结合《中国改革三步走》一书，尤其是第二部分“改革策略篇”中的第五章和第七章，我想就这些谈一谈自己的感想。
一、财富保护之机制大量的企业家或和财富的向外移出正逐渐成为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反映出人们对财富保护的呼唤愈发强烈。
2007年3月16日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物权法》获得高票通过，并于2007年10月1日起实施。
然而由于法治理念、社会管理等原因，财富保护的相关工作仍然任重道远。
1．财富保护的重要性财富保护的意思就是让所有的财产都有所归属，让所有的人都能够安心的去创造财富，私人的财产不会随意被剥夺，不会随意被侵害，这样百姓才会有信心使自己的财产投入到经济社会当中去，使它增值。
如果财产得不到有效保护，人们即使创造了许多财富，也不会用于扩大再生产，而是利用财富尽享其乐，财富不能用于增值、扩大生产和进行社会积累和建设，财富就没有意义，财富创造的积极性受挫，对社会发展是不利的。
郑永年：中国的思想危机
中国的思想危机郑永年尽管这些年来，中国领导层一直在呼唤思想的解放，通过思想的解放来推进和深化各方面的改革，但人们发现，各方面的改革在很多重要的方面都没有能够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中国的经济改革开始得最早，改革也是最深入的，到现在为止已经建立了基本市场制度。
但是要改革的空间还是很多。
例如近年来提倡的建立新的经济增长模式、缩小收入分配差异、限制垄断等等。
这些问题都提出来了，但如何执行呢？社会改革方面，包括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教育和环保等也是这些年里的改革重点，但执行同样也遇到了很大的问题，各方面都做了一些，就是深入不了。
政治改革更是提不到议事日程上来。
今天，大多数人都会认为方方面面改革的迫切性，各级政府也在提倡改革，但就是改革不动。
中央的改革动议，地方不执行；地方的改革动议，中央不认可。
很多的改革只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往后推。
但显然推迟改革并非办法。
在推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问题爆发出来。
一方面，权势阶层呈现出非道德化的趋势，腐败越反越严重。
这可从经济界的各种丑闻到党政高级干部和基层政权的腐败可以看出。
另一方面是基层社会的高度不满，各种社会抗议运动成为中国社会生活的“正常”现象。
当然，这也表明权势阶层和社会力量之间的对立化，尤其表现在基层政权。
也就是说，改革往后推并没有多少空间。
到了没有了任何空间，各种问题就会遽然激进化，从而失去控制。
负责任的行为就是要直面问题，通过及时的改革来解决问题。
渐进改革变成头痛医头问题在于，为什么改革没有突破？原因有很多，但有三个相关的因素非常重要。
一是中国的改革模式，就是渐进改革。
渐进改革就是邓小平所说的“摸着石头过河”。
在很长时间里，渐进改革模式取得了非常大的成效。
改革有个明确的方面，一旦确定方向，那么就一步一步地踏踏实实地往前推进。
就是说，一旦目标确定，那么就要动员一切可能的资源去达成那个目标。
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但是，渐进改革也逐渐地发展成为为了渐进而渐进。
在很多官员那里，渐进变成了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改革。
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基本经验与未来
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基本经验与未来什么是社会建设？陆学艺：社会事业、社会体制、社会规范建设，社会管理与社会安全建设，调整与优化社会结构郑永年：内需社会建设和社会秩序建设郑杭生：社会建设：民生建设（基础）、管理创新、体制创新（环境支持）、能力建设民生：劳有所得、住有所居、老有所依、学有所教、并有所用社会管理创新：社会自我管理+政府对社会会的管理=社会管理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构建发达的公民社会社会动员体制：建立健全法治社会结构的调整优化：社会自由流动壮大中产阶级社会组织发展：实现社会自我管理、参与公共服务提供（高质量、高效率提供，如向社会组织购买服务）、协同政府管理社会二、中国基本经验、1、积极转变发展理念与政府职能科学发展观：突出发展的民生取向超越发展主义：在经济建设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发展型政府到服务型政府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成为核心职能2、寻求新的政府治理模式！！！！！！！！广东乌坎：尊重和支持村民自治和民主选举村委会。
没有创新，但是履行了宪法规定的权利广东深圳：对工商经济类、社会福利类、公益慈善类组织实行“五主管登记”。
3、积极推动社会体制改革与制度建设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民生导向的公共财政体制建设、公共服务与社会管理逐步纳入绩效考核，强化问责。
用于民生的财政从2001，26.5% 到2006年34.2%——有进步。
社会政策体系建设：社会政策的项目规划基本健全，基本公共服务实现制度全覆盖社会管理体制创新：从行政管控走向促进社会融合。
社会管理主体增加：民众等主要问题：1、发展理念转变不到位：社会建设依旧屈从于经济建设、绩效考核偏重经济指标、政府依然发挥充当投资和建设主体2、体制改革滞后：（1）行政管理体制：事权财权不匹配、绩效考核经济指标偏重、垂直问责存在严重缺陷（中央直管省部，省部直管地市，地市管乡镇，使得中央管不了地市，省部管不了乡镇，这样的制度效率有限。
），水平问责（地方人大难以担当问责责任）和社会问责发育不充分。
郑永年：中国政治“不改革”的限度
郑永年：中国政治“不改革”的限度作者：郑永年来源：联合早报来源日期：2011-3-29本站发布时间：2011-3-29 22:33:04阅读量：377次在人们意识到政治改革尤其是民主化的限度的同时，更应当深刻认识到政治“不改革”的限度。
很多年来，人们认为，中国今天的争论已经不再是政治要不要改革的问题，而是改什么、如何改革的问题。
道理很简单，任何政治制度，无论是民主政体还是非民主政体，都要进行改革，而改革意味着要对现存的制度加以改进或者改善，使之适应社会和经济发展等各方面的需要。
但近年来中国的发展表明，人们在这两个层面实际上都缺少共识，就是说，无论是领导层还是社会，不仅对政治改革要改革什么、如何改革没有共识，就连要不要改革都没有共识。
各级政府官员，侧重点似乎都在“不要做什么”，而不是“要做什么”。
这是令人担忧的。
中共十七大提出了政治改革路线图，即“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但直至今日，这两方面不但没有具有实质性的进步，就连共识也在弱化。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情况?首先在于思想层面的两个极端的“误解”。
一些人认为，改革只是像中国那样的“非民主制度”的事情，西方的民主制度已经完善。
因为相信西方制度的完美性，他们倾向于认为西方式民主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方向。
这种思想最显著地体现在激进的自由主义(民主)派那里，他们否定中国现存制度的合理和合法性，把改革视为是制度重建，即从现存制度转型成为西方式民主制度。
不过，实际经验并不支持这种看法。
无论是西方成熟民主、发展中国家不成熟民主政治、或者具有其他政体的国家，都需要改革。
今天，从欧洲、北美、日本到其它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在呼吁政治改革。
在一些国家，改革属于制度改进。
另一些非西方的发展中国家，人们则意识到他们从西方移植过来的民主，经过多年实践之后并不适应自己，需要比较大的改革。
非民主国家也在改革，探索适应其国家现状的政治制度。
所以，认为西方的制度是终极的制度并不确切。
西方的制度本身都还在演变。
郑永年先生站着说话不腰疼
郑永年先生站着说话不腰疼附：郑永年：中国已进入一个知识短缺的时代【导读】近日，新加坡国立大学郑永年先生批评中国知识界热衷于炒概念，对政策研究并无贡献。
中国的政策制定不当或者执行不力，应该怪知识界吗？郑永年犯了三个错误：高看了知识界，逻辑错误和避重就轻。
有些事情，何必非要抖出来？聂辉华（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这两天，微信朋友圈广泛流传着郑永年先生的一篇文章《新加坡任职学者批中国学界知识短缺：都在炒概念》。
郑永年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是海内外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因此他的批评引发了广泛的关注。
郑永年文章的核心观点是，中国学界的有效知识供给不足，都在忙于论证政策和炒概念。
“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做法，既过瘾，又粗暴。
因为广大看客们满足了亲临刑场观看犯人枪毙的快感，而且是向来高高在上的知识界被整体枪毙，自然让他们感到无比过瘾。
因为文章从整体上否定了中国知识界对政策研究的价值，让那些真正做了贡献的有名英雄和无名英雄都被迫陪葬，这种以偏概全的批评显然过于粗暴。
作为一个经济学者和一个智库研究者，我难以认同郑永年的批评。
中国的政策研究有没有用，什么时候有用，这不是“皇帝身上的新衣”吗？有些事情，非要我们说出来么？说就说吧。
先从郑永年的批评内容说起。
郑永年以当下最流行的“供给侧改革”已经成为无所不包的“杂货铺”为切入点，首先说明中国经济学界存在严重的有效知识供应不足。
其它批评案例包括：经济学界没有能力解释中国经验，经济学界没有提出应对国企改革、医疗体制改革、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方案，没有指出2008年政府通过刺激房地产市场来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不良后果。
进一步，郑永年认为有效知识供应不足也存在于政治学、社会学等几乎所有学科。
他特别举例说，“三个代表”理论在实践上不能到位，就因为缺乏足够的政策研究。
“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未能有效实施，也是因为中国学界没有提供有效的知识支撑。
十八大之后，中国学术界和政策界知识短缺的现象更为严重，例如“一带一路”战略被严重泛化和庸俗化。
郑永年：中国的城市改革
中国的城市化的前提是城市体制改革，而不是简单的扩张。
体制改革包括方方面面，但首要的问题是城乡统筹问题。
这是一个结构性问题。
城乡统筹问题已经被确定为中国下一阶段工作的重点。
它既是经济工作，因为城乡统筹可以成为下一阶段经济增长的一个主要来源；同时，它也是社会工作，因为城乡统筹可以解决农民工和城市的整合问题。
城乡统筹为什么要成为政策重点？首先是要解决所面临的问题。
在这个领域，中国已经累积了太多的问题。
1949年建国以来中国在处理城市和乡村的关系方面，走过了几个主要的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改革开放前的30年。
主要的特征是城乡隔离的二元政策，就是把城市和乡村分离开来，对两者实行不同的政策。
总体上说，是牺牲乡村来促进工业化。
这种政策的产生有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可以理解。
国家主导的工业化一方面促进了城市的发展，但城乡分割的二元制度同时也有效阻碍了城市化。
当然，在农村，也没有能够建立有效的乡村治理制度。
乡村治理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国家政权进入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对乡村的每一要素（包括人）进行严密的政治和行政控制。
其中，户口制度是这一制度的支柱。
国家通过高强度地剥削农民，完成了第一波由国家主导的工业化和城市化。
第二个阶段发生在改革开放开始之后到本世纪初。
人们可以把它称之为自下而上的城市化。
改革开放之后，工作重点转移到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发展。
经济发展要求劳动力要素的自由流动，主要体现为农民进城成为农民工。
1980年代初国家提倡小城镇建设，主要是为了适应当时乡镇企业发展的需要。
当时开始了城市化，但规模不大。
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讲话”和中共十四大之后，出现了大规模的城市化。
1990年代中期以“抓大放小”的国有企业体制改革，促使乡镇企业破产和转型的同时，推进了中小型国有企业的民营化。
同时，外资也大量涌入中国。
这就有效推动了农民进城打工，成为农民工。
中国社会因此从原先的城乡二元社会演变成为三元社会，农民工，既不是农民，也不是工人，从而成为社会的第三元。
郑永年：对中国军队国家化的一个体察
在拉丁美洲、非洲等地区，军人政府已经是习以为常。军人政府也经常出现在后发展的民主化国家，例如亚洲的泰国和巴基斯坦等。
长期以来“以党立国”
在西方，军队本属于国家，早先属于君主，后来属于民选政府。政党和军队的关系没有像后来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包括在内）那样复杂。
英国的军队到现代为止还被称为皇家军队。从君主政权演变到民主政体，政党扮演了一个很大的角色，军队的作用微乎其微。
同很多发展中国家一样，在中国，军队国家化问题的本质还是文人政府对军队的控制。自九十年代以来，在加强文人政府控制军队方面，中国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
因为毛泽东、邓小平等领导人具有数十年的军事生涯，和军队具有一种有机关系。他们在世时，人们并不担心文人政府对军队的领导。
但在老一代革命家过去之后，中国的文人政府仍然有能力掌控对军队的领导权吗？这是外界一直所担心的一个重要问题。
围绕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八十周年，中国“军队国家化”最近成了外界的一个热门话题。在海外，有人认为，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控制是中国政治发展特别是中国政治民主化的最主要障碍。因此，中国政治现代化和民主化的一个前提条件就是军队的国家化。
在中国国内，有关方面再次强调中国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把外界的“军队非党化”、“军队非政治化”和“军队国家化”的种种说法视为是敌对势力把解放军西化、分化的努力。
厘清党国军之间的关系
首先要理解的是政党、国家和军队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在现代社会，任何国家的政府（通常也是国家的代表）是由政党来组织的。正是因为政府是由政党来组织的，执政党对军队必然产生影响。
即使在民主国家，尽管宪法规定军队为国家所有，但这并不表明政党对军队就没有任何度建设加强对军队的领导方面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从江泽民时代开始，实行党的总书记也同时是国家主席和国家军委主席的“三合一”制度。
郑永年论中国改革
记：可不可以这样理解：社会改革的路径通往完善的现代国家制度，并由此通往“好的民主”?
郑：对于国家制度的建设，社会改革非常重要。我想，中国，创造财富的机制它已经找到了，就是市场经济。现在无论是宪法、党章，都承认和保护这一点。现在缺乏的是，怎么样保障创造出来的财富，怎么样把中产阶级保护起来，使得它继续壮大。改革的早期提小康社会，现在提全面小康社会，我的理解就是要把中产阶级做大。中国可以不用中产阶级的概念，用全面小康社会来代替也是可以的，全面小康社会就是这样一个中产阶级社会。怎么样把所谓全面小康社会保护起来呢?就要通过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温家宝总理所说的，通过政治改革来保障改革的成果，就要从这个角度来看。没有进一步的改革，不能把改革的成果、财富和成长起来的小康社会保护起来的话，它会流失的。
记：按照“三步走”的逻辑，社会改革的第三个功能是不是应该与政治改革有所连接?
郑：社会改革的更深一层意义，就是要为未来的民主化奠定基础。这一块我是非常担忧的。中国有人说，民主是个好东西。这有些武断。好的民主才是好东西，坏的民主比什么都坏。我们看民主时，不能光看欧美好的民主，非洲、拉丁美洲、亚洲有些国家的民主，更像是劣质民主。没有人能够保证，中国民主化了就是优质的民主，而不是劣质的民主。
但是在一个高度分化的社会，如果和两党制一配合，这种民主形态是最糟糕的，刚好把社会一分为二。泰国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农民选举出来的总理，城市居民不承认;城市居民选出ቤተ መጻሕፍቲ ባይዱ的，农民不承认，整个社会一分为二。所以，中产阶级很大的一个社会，多党制是可以稳定的。而高度分化的社会，多党政治一来，就是非常劣质的民主。
中国改革的每一个阶段，只有一种主体性改革，其他改革是辅助性的改革。上世纪90年代的改革，主体性的是经济改革，政治改革也有，是辅助性的，社会改革也有，也是辅助性的。这个过程非常好解释。在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经济改革过程中，民营企业长大了，就出现私有产权的问题。所以开始修改宪法，承认多种所有制，承认私有产权，到2007年出台了《物权法》。政治上的调整主要是允许民营企业家入党。这个是了不起的变化，使得共产党从以往的革命党开始转向执政党。革命党依赖的是工人、农民，不是一个包容性的政党，是阶级性的政党;现在开始向各个社会阶层开放，所有优秀人士都可以加入共产党，这是一种开放性的政党。我觉得，未来的历史看今天，这是共产党内部一个大的转型，即向执政党转型的开始。所以总的来说，90年代接受了80年代的教训，政治改革配合经济改革，配合得很好。
郑永年：警惕“明朝陷阱”
郑永年：警惕“明朝陷阱”荣智慧疫情、经济增长放缓和严峻的国际形势，让2020年全国“两会”召开的背景不同以往。
在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均受到较大压力的情况下，中国应如何总结危机下的经验和教训，改进治理手段，调动各阶层的积极性，并如何认识“逆全球化”的民粹思潮？近日，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郑永年教授接受南风窗专访，畅谈了自己的看法。
救经济，更要救社会南风窗：在应对新冠病毒肺炎或处理紧急事件时，政府的治理往往在“一切正常”和“背水一战”之间大幅度摇摆。
为什么应对措施倾向于激烈化？这些措施产生的原因是什么，可能会带来什么样的长期影响？郑永年：从常态到非常态，从常态到过激，大多数人很难适应。
一方面要肯定中国抗疫是成功的，武汉一千多万人口，很短时间内控制病毒的传播，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另一方面，中国在短时间内控制住了病毒，并不是说应付危机的模式没有改进空间了。
抗疫的举国模式，对第一季度的经济造成很大影响。
第二大经济体一下子停摆，对国际经济的影响也不小。
没有中国这样的举国体制，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控制疫情。
一下子令社会停止运转，原则是对的，因为以人为本、救死扶伤是中国的人道主义精神。
美国内部就一直在争论生命和经济何者应当具有优先考量，有些保守派人士甚至说以牺牲人命救经济。
美国、瑞典都是市场占主导地位，特朗普的做法实质上也类似于“群体免疫”，共和党都认为经济比生命更重要。
因此，从全球范围来看，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典型差异的模式，前者由国家主导，后者由市场主导。
还有没有第三个模式？德国模式。
实际上，德国、韩国、新加坡、日本，都有共同的特点—国家和市场的平衡模式。
德国模式就是社会市场模式，社会和市场是平衡的，既没有中国个别地方那样“一刀切”的情况，经济停摆，也没有美国那样的自由放任。
德国的人道关怀是有的，救人的同时也没有完全牺牲经济活动，因为生命和经济是一个辩证关系—经济停摆了，很多人的生活也会出现问题。
郑永年三中全会回答了什么样的政治问题
郑永年:三中全会回答了什么样的政治问题？郑永年2013年12月03日•|•更多郑永年专栏政治领域并非是三中全会的重点，但这次全会也回答了一些重大的政治和政治改革问题。
首先是在基本政治制度方面，《决定》重申了传统的观点，即从人大代表制度、政治协商和基层民主等层面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重点是在政治体制改革的方向上，解决了前段时间中国社会的“宪政之争”，间接表示了中国既不走左派“不搞宪政”的道路，也不走右派的“西方宪政”道路，而是坚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走依法治国的道路。
其实，以往的公报中往往都是提“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尽管法治、法制一字之差，也体现出执政者理念的不同。
“法治”的概念实际上在中共十五大的时候已经提出来，并以此作为国家政治发展的目标。
但此后，对法治一直强调得不够。
这些年来，建设法治国家的目标变得模糊起来。
今年年初以来，更是出现了左右派之间的激烈争论，左派简单地把“宪政”和西方政治制度等同起来，反对“宪政”，认为中国不能搞宪政；右派则认为中国应当搞西方式宪政。
这次三中全会给出了答案，既否定了左派，也否定了右派，中国要搞中国式宪政，就是法制与法治。
《决定》使用了一连串“法治”，即“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并强调要“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深化行政执法体制改革，确保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健全司法权力运行机制，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
”中国的宪政到底是怎样的？这的确需要人们花大力气去探索。
在神权和王权时代终结之后，宪政已经成为唯一的选择。
除了少数几个国家，大多数国家，不管其制度形式如何，都会强调宪政建设。
中国近代以来的政治精英，从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要搞宪政的，有没有实现这个目标则另当别论。
毛泽东主导下的1954年宪法，和邓小平主导下的1982年宪法，都是执政党宪政道路的探索。
不过，应当意识到，西方式宪政并不是唯一的宪政形式。
除了西方世界，西方式宪政在其他地区包括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并没有非常成功的例子。
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读书体会郑永年先生在《中国模式---经验与困局》一书中，围绕中西方发展的比较，中国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的由来、重合（联合）、矛盾等复杂关系，中国国家建设与政治民主建设的关系，中国政党制度及其内在转型革新，中央地方关系（集权与分权）沿革，公民社会建设在中国的前景，乡村民主和中国政治进程等课题，对建国三十年的“中国模式”提出问题并进行深入分析。
作者认为，中国并没有什么模式可以效仿和追求。
不管怎样，最重要的不是从任何主义出发，来做些无结果的实践，而是要从中国的实际政治情形出发，对现行制度进行渐进式的重建。
重要的不是定性，而是从学理上深入、理性地来思考这个“模式”是如何而来,它的成功之处在哪里,又陷入了何种困局,如何才能改进它,使它朝好的方向发展。
全书以此为基调，议论具有很强的时代感，读来发人深省。
首先，中国模式作为一种对国家发展道路，包括经济、社会和政治道路的探索，无疑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推动了中国的迅速崛起。
全书将中国模式的主要内容概括为四点，一是在坚持稳定的前提下，大力推动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二是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以及从传统的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发展；三是先易后难的优先顺序，先农村改革，后城市改革，先沿海后内地；四是不断地试验、总结和汲取自己和别人的经验教训，不断进行大胆而又谨慎的制度创新。
从政治体制上讲，它保证权力与力量的集中，从而能一方面为人民提供权利保障，焕发社会活力，使中国工业化，现代化获得源源不断的推动力；另一方面集中民力，民智，集中资源，合理规划，统筹兼顾，实现国家稳定而有效的发展。
从经济体制上讲，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能实现以公有制为主体与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相结合；国家的主导作用与市场的基础作用相结合；提高效率与促进公平相结合；坚持独立自主参与经济全球化相结合；中央集权与地方集权相结合。
正是中国模式的这些优势，使得中国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能迅速得以缓解。
郑永年：中国是典型的经济国家主义
简单地说，在西方，如果市场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没有任何国家和社会的力量能够平衡市场力量，那么危机必然发生。上世纪30年代的危机是这样，2008年以来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也是这样。反之，在中国，如果国家力量占据绝对主导地位，没有任何市场和社会的力量能够平衡国家力量，那么危机也必然发生。
历史地看，“举国体制”并不是什么新生事物。1949年之后建立起来的计划经济体制就是典型的“举国体制”，国家通过政治手段把社会的每一个经济细胞都组织起来，在短时期内来达成国家设定的目标。“举国体制”甚至可以追溯到中国数千年的传统。汉代的《盐铁论》就已经把“举国体制”的道理说得很清楚了。《盐铁论》的主题就是论述国家为什么要垄断关键商业活动，其所举的理由都和国家动员有关，主要包括国防军事、应对危机、基础设施建设和“平准市场”。在西方近代国家产生之前，中国就已经实现了举国体制，有西方学者把此称之为“水利社会”。
另一方面，因为这个领域的企业往往规模较市场资本主义领域的要大得多，国家也不容许它们完全独立，会想方设法地去控制它们，保障它们不会对国家构成任何形式的威胁。权贵资本主义近年来越来越甚。在民营企业比较发达的地区，一些民营企业开始抱央企的大腿，和央企结成各种形式的联盟。对这些民营企业来说，它们得到了政治保护的同时，可以分享一些央企所拥有的政治和行政权力的好处;而对央企来说，这样做可以保证这些民营企业不会对国家构成威胁。从短期看，这似乎是一场双赢游戏;但从长远看，则可能是一场双输游戏。
相比之下，在中国，市场存在并生活在政府规定的边界之中，政府和市场之间不存在任何边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也在向西方学习，建立现代财政税收、金融等制度。毫无疑问，所有这些制度的主体是政府。随着政府在这些方面体制能力的提高，其控制和调控市场的能力也在提高。这就是为什么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中国的市场空间有了很大的扩张，但政府对市场的能力不仅没有减弱，反而在提高。在西方，政府掌握税收制度，但往往是私人部门主导金融部门。不过，中国最为重要的是政府本身仍然是经济活动的主体，就是说，政府仍然拥有一个庞大的国有部门。
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经验与启示
２０１８年第 ３期
会稳 定 ，而 不能 引起 社会 动 荡混 乱 。 改革 也是 革命 ， 要革 除 旧体制 的弊端 ，废 除不合 理 的旧制度 ，建立 健 全新 制度 。要改革 权力运 行机制 ，提 高工作 效率 。要 精简 机 构 ，裁减 冗 员 。这 势 必 引发 新 旧体 制 的矛 盾 ， 打破 原有 的利益格 局 ，影 响一些 人职 务升迁 和切 身利 益 ，甚 至会影 响党 和 国家领导体 制 的稳定 以及各 项工 作 的效率 。因此 ，中国政 治体制 改革 始终 坚持积 极稳 妥 原则 ，不急躁 冒进 、不 急于求成 ：坚持 先试 点后推 广 ，先局 部后全 局 ；既积极开 拓 ，勇于创 新 ，又 充分 考虑各种 困难 ，正确 处理 各种矛 盾和 关系 ，稳步 推进 ， 时刻保 持政局 和社会 稳定 。
一 、 坚持 正确 导 向 中 国政 治 体 制 改 革要 朝 哪个 方 向 发 展 ，要 实 现 什 么 目标 ，是推进 政治体 制改革 所必须解 决 的头等 大 事 。一些 人 以维 护社会 主义制度 为名 阻碍 改革 ，而 有 些 人 或 明或 暗 主 张 以西方 政 治 体 制模 式为 改 革 的 努 力 方 向和 奋斗 目标 。邓 小平始终 坚持社 会主 义基本 制 度 ，坚持 四项基本 原则 ，反对 照搬西 方发达 国家 的政
第 一 ，有 利 于 巩 固社 会 主 义 制 度 、保 持 国家 政 局 的稳 定 。政 局稳定 ，是 国家 发展和 人 民安居乐业 的 基 础和 前 提 。政 局混 乱 ， 国家贫 弱 ，人 民遭殃 。“中 国 的 问题 ，压 倒 一 切 的是 需要 稳 定。没 有 稳 定 的环 境 ，什么 都搞不 成 ，己取得 的成果 也会 失掉 。” 因此 ， 保 持政局 稳定 是政治体 制 改革的重 要导 向，也是衡 量 政 治体制 改革 成败 的一个重 要标准 。改革 必须实 现社
深入理解社会主义制度历史经验与现实启示
深入理解社会主义制度历史经验与现实启示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大历史经验，它的出现和发展不仅为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文明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现实启示。
本文将深入探讨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经验，并从中汲取现实启示。
一、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经验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一种新型的社会政治经济体制，具有以下几个重要特点和经验：1. 实现社会平等与公正社会主义制度致力于消除社会阶级和贫富差距，强调全体人民享有平等和公正的权益。
通过国家的管理和调控，社会主义制度可以达到资源公平分配、社会保障体系健全、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普惠等目标。
这种平等和公正的政治与经济制度，有效地减少了社会不平等现象。
2. 提升国家整体实力和人民素质社会主义制度注重发展国家整体实力和人民的素质，激励人民创造力和干劲。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社会全面发展，人民普遍具备现代化素质与技能，从而为国家的繁荣和进步作出积极贡献。
3. 保障基本民生和社会稳定社会主义制度注重保障人民的基本民生和社会稳定。
通过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社会福利体系和法制建设，社会主义制度为人民提供稳定的就业、健康的生活环境和和谐的社会秩序，确保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二、深入理解社会主义制度的现实启示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经验为我们今天的社会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1.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制度通过传统价值观念与现代价值取向相结合，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我们应当深入理解这些核心价值观，将其贯彻于社会发展和个人行为中，以促进社会和谐与进步。
2. 坚持人民立场和人民至上社会主义制度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注重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和幸福感。
在当今社会，我们应当践行人民至上的原则，关注民生问题，推动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
3. 注重社会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社会主义制度通过公平的资源分配、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等方式，实现了社会的公平与可持续发展。
我们应当在今天的社会中，注重公平与可持续发展的价值，促进社会的整体进步。
郑永年：中国进入解决民生问题的黄金机遇期
中国进入解决民生问题的黄金机遇期编者按：此文为郑永年在《经济观察报》社主办的“2011观察家年会”上所做的主题演讲实录。
非常感谢《经济观察报》的邀请，跟大家交流这个意见。
因为题目很重要，我很认真地准备了一篇演讲，但因为时间有限可能只能讲一半。
资老师刚才说在中国很多方面来看，中国的确是崛起了，总体GDP已经是世界第二，有高铁、有航天飞机、有奥林匹克运动会，有世界博览会等等。
这些被很多人称之为中国奇迹、中国震撼。
所以，每当创造这样一个奇迹的时候我们会激动不已。
对外国来说中国整体力量日益强大，世界也感受到了中国的力量。
中国威胁论已经影响了很多年，这种声音越来越响。
不过我们经常讲，任何事物都有两方面，奇迹和震撼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又是怎样呢片头上，有那么多的国家奇迹，老百姓的感觉又怎么样呢关于腐败、贫富分化、贫富差异、社会分化，道德审判、环境恶化、穷人愤怒、中产阶级外逃，我们的负面的东西可以列出更长的单子。
国际层面各个国家都在要求中国承担国际责任，但他们在没有对中国做任何妥协的同时，对中国的要求越来越大。
欧洲发生了危机要中国拯救，但欧洲并不想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
美国，中国每年都在买美国的国债，中国已经成为美国的银行家了，但美国并没有作出对中国有利的事情，尤其是战略上。
美国在要求中国合作的同时处处提防着中国，从南海问题到TPP，中国各个方面都感觉到很大的压力。
今后几年中美关系怎么走我们也不清楚。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人民努力劳动但是生活却越来越难过，国家越来越富强，但社会是越来越软弱。
从前大家都期望中国崛起了我们抛掉了东亚病夫的帽子，世界会尊敬我们，重新回到一个大国应有的位置。
我们仍然走不出去，我们的企业走不出去，我们的形象走不出去，我们的文化走不出去。
从历史经验来看，任何一个国家如果要在世界上崛起，首先就必须是国内资本的崛起。
仅仅是GDP没有什么用处。
1820年代中国整体GDP占世界1/3。
短短20年之后中国被印度所打败，印度不仅没有成为大国反而成为了英国的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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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永年中国体制创新经验的现实启示
郑永年
2013年09月03日
通过体制创新来推动体制改革，中国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是中国改革和发展成功的路径。
从政策操作角度看，这也是从邓小平到1990年代后期的改革思路和改革策略。
这里当然不是要对改革做一个全面的回顾，而是举一些重大改革实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现在人们谈论改革受到了既得利益的阻碍。
但任何时代都是存在着既得利益的。
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邓小平发动改革的时候，也存在着既得利益。
当时的既得利益并不比现在的小。
要推进改革，主要是要找到克服既得利益改革方法。
邓小平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
较之城市，农村的既得利益比较少，可以说是既得利益的薄弱环节，比较好克服。
当时的既得利益群体，主要是农村基层干部和土地制度。
这个利益链不可说是不强大。
但因为在城乡二元制度下，农村和城市被隔离开来，农村所发生的不会直接影响到城市。
尤其农村改革是推动经济发展，符合广大农民的利益。
农村的经济改革可分为两大块，一是农村土地制度的改革，就是农村家庭土地承包责任制，一是乡镇企业。
农村改革在短短的几年里取得了成功，为城市改革创造了良好的物质和制度条件。
不过，农村的改革并非没有遇到阻力。
当时，尤其表现在高层一些领导人对农村改革的意识形态化的认识。
没有邓小平等改革者对农村改革的保护，就算不是被完全扼杀，农村改革也会走得很辛苦。
更值得注意的是，农村的经济体制创新也很快触动了农村治理制度的改革。
土地家庭承包责任制，最终导致了基于集体土地所有制基础之上的农村人民公社体制和生产队体制的解体。
这个制度的解体，进而催生了农村村民自治制度，也就是农村民主政治的诞生。
1984年开始的城市改革，走的也是体制创新这个思路。
城市改革主要内容是国有企业体制改革。
但是要改革这个庞大的既得利益，无论从物质利益还是意识形态层面，几乎是不可能的。
当时改革者的策略就是，国有企业动不了就先不要动。
国企改革早期主要是内部的改革，而且是分权让利，就是政府给于企业更多的自主权和经济上的好处，并没有从结构上对国有企业制度进行改革。
城市改革的重点在于制度创新，即容许在现有的国有企业体制外面，产生和发展出一个非国有部门来。
这个非国有部门体制，在早期是以个体户为主的民营企业，后来外资企业特别是港台的企业加入进来，壮大了力量。
制造促成改革的压力
1990年代初，国有企业开始大面积亏损。
到1990年代中期，国有企业改制最终被提到政府的最高议程。
为什么这个时候可以改革国有企业了？主要是非国有部门的发展（民营和外资企业）为国有企业改制提供了物质上和制度上的条件。
物质条件就是非国有部门有能力消化国有企业改制所产生的大量成本，例如下岗工人的就业，非国有部门吸收了数千万从国有企
业改制而失去工作的工人。
同时，非国有部门的发展，也为政府提供大量的财政资源，为政府改革国有企业提高了财政条件。
制度创新更表现在中央地方关系的改革方面。
无论从那个角度来说，中央地方关系在中国各方面的制度发展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
和国有企业改革一样，在中央地方关系中，中央政府首先实行的是分权让利，把更多的权力和利益（主要是经济层面的）让渡给地方政府。
中央向地方大规模分权，为地方的制度创新创造了条件。
无论在毛泽东时代还是在邓小平时代，中央地方关系的一般规律是，激进的分权必然导致危机，就是平常所说的“乱”。
但不能机械地把“乱”视为是单纯的负面现象。
“乱”是危机，但也是改革的机会和动力。
无论在什么地方，体制改革要有压力，没有压力，不会有改革的动力。
1980年代的中央向地方的分权让利，结果就是中央政府面临巨大的财政危机。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当时的改革者为自己“制造”了一场足够使得他们下大决心进行改革的危机，可谓“壮士断臂”之举。
实际上，向地方分权会导致“乱”，改革者非常了解这样的结果。
但为什么他们还要竭力去推动分权呢？这就是他们的改革策略。
危机导致改革，改革促成制度改革和创新。
分权所造成的危机，促成了中央政府在1994年进行分税制改革，确立了新的税制。
此后，中央政府比较顺利地进行了1998年的中央银行制度改革，和“抓大放小”的国有企业体制改革。
财政税收、金融和国有企业体制的所有这些改革，重新构造了中央地方关系。
利用地方创新来推进制度变革的另一有效方法，就是1980年代开始设立的沿海经济特区。
设立特区就是设立制度创新的空间。
在特区内部，特区政府可以对各种新的制度先行先试，成功了就向其他地区推广；不成功，其影响也局限于特区之内，不会影响大局。
从方法论上说，特区可以视为是改革的“试错”方法。
像中国那么大的国家，这种方法非常重要。
要把一种尚未进行试错的改革举措推广到整个国家，其中所包含的风险巨大。
从过去30多年的改革经验看，这种试错方法非常有效。
学者在比较中国和印度的发展经验时发现，中国的成功就在于像特区那样的“试错”方法，而印度的体制不容许这种方法的产生。
从有效性来说，体制创新更可以“借助”外力。
在近代史上，很多国家成功的体制现代化都是采用这种方法。
亚洲的典型例子就是日本的现代化。
“四小龙”经济体的成功，基本上也和这种方法有关。
这种方法之所以有效是因为三个因素。
首先，外力的形成和内部的既得利益无关。
其次，一旦把内部发展和外力关联起来，内部的既得利益就会感受到改革的压力。
第三，和外力发生关联可以培养新的利益，同时既得利益通过改革自身，和外力发生关联，也可以获得更大的利益。
今天，诸多发达国家包括美国和日本，仍然都想通过进一步的开放来推动内部改革，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成功也和外力有关，主要表现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上。
世贸组织在中国体制之外，但可以对中国的体制改革构成巨大的压力。
为了加入世贸组织，和现存的国际经济体制接轨，中国修改了大量的国内法律。
如果没有这个过程，中国的体制很难和国际接轨。
这个接轨过程也遇到了既得利益的阻力，一些既得利益也的确受损，不过整个国家则是受惠的。
当然，在使用外力的方法时，最重要的是要坚持“中国主体”这一原则，外来的体制是为我所用的。
也有很多国家过分仿效甚至简单地接受西方的体制，不仅得不到发展，反而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限制中央官僚对改革的阻力
体制创新的历史经验对今天的中国具有重要的启示。
中共十八大之后，各方面的改革计划都已经出台。
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实施这些改革计划。
不过，现实地说，要实现改革的全面突破可能只是一种理想。
各种体制背后都是巨大的既得利益。
要找到改革突破口，关键还是在于体制创新，也就是在既得利益之外培养新的利益。
现存的既得利益需要改革，也必须改革，但这种改革不会导致根本性的制度变革。
在没有有效的外在压力的情况下，针对既得利益的改革只是点点滴滴的。
只有当新的利益产生和发展到足以对现存既得利益产生有效的压力时，才能对既得利益进行真正有意义的改革。
作为顶层设计者，中央政府能做什么呢？顶层设计内容是什么呢？顶层设计可以从多方面来理解。
如果从体制创新的角度来看，顶层设计至少有两项议程。
第一是界定自己能够做什么，来推动新利益的产生和发展。
这方面，中央政府要通过自己所掌握的权力，例如财政税收和金融政策等来达到目标。
在诸多权力领域，中央政府面临的制约是不一样的。
在一些领域，中央政府受制于各种因素，权力的自主度很低；但在另外一些领域，中央政府的权力自主度较高。
很简单，中央政府可以避重就轻，善用自主性程度较高领域的权力。
第二是如何通过顶层设计，减少中央官僚机构或者中央既得利益对体制创新的阻力。
中央政府尤其是中央官僚机构本身要做体制创新，但改革的历程说明，这方面的努力越来越难。
例如在行政体制改革方面，在经历了1980年代到1990年代数次比较大的改革之后，动力已经不足。
很多人已经意识到，中央官僚机构越来越成为改革的阻力。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央政府高层必须承担最低限度的责任，就是减少中央官僚机构对体制创新的制约。
减少官僚机构干预可以通过各方面的改革来达成，例如划定政府的边界、禁止国企进入竞争性领域、设计新的规制等等。
根据过去的经验，中国体制创新的主要角色还是地方政府、企业和社会。
如前面所讨论，改革开放以来，体制创新首先发生在这些领域，然后再经中央政府的努力推广到其他地方。
如同从前，体制创新还是会发生在这些领域。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
文章仅代表个人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