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容量与能源创新

国际制度的限制可以分为软法和硬法两种。当国际法中具有约束力和非约束力的规范运用到国际关系领域时，一般我们称为硬法制度和软法制度。[12] 在国际关系理论中，所谓硬法制度就是指通过详细的法规条文准确地从法律上保障和裁定的具有约束力的义务与责任，并通过授权给权威机构进行解释和履行这些义务和责任。[13]硬法制度必须完全具备三个必要条件，那就是义务、准确和授权。[14] 而所谓软法制度则指缺少硬法制度三个必要条件即义务、准确和授权中的一个或多个层面的制度安排。这种软化（softening）可以发生在每个条件的不同程度差异上，也可以在不同条件层面的组合差异上。[15] 规定集体行动的软法和硬法限制是最重要的一种权力，也是大国隐性资源和软实力较量的重点。 #p#分页标题#e#
目前西方盛行的环境威胁论，其目的就是迫使发展中国家接受温室气体排放的硬法限制。首先，一些国家宣称发展中国家应该为全球气候变化的趋势承担主要责任，这主要是因为在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的一些国家中，落后的农业生产方式，以及发展中国家人口爆炸式的增长、工业化进程的全面展开以及城市规模的迅速扩大，这些都造成了大量温室气体的产生。其次，由于以中国、印度和巴西为代表的全球一半人口正在或已经进入资源密集型工业化社会，传统的南北关系和资源环境体系受到严重冲击。资源环境危机的直接后果是西方国家的传统主导受到挑战，对新兴发展中大国的心理反感直接导致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硬法约束。
在气候变化的背景下，西方国家提出：为了保护环境、防止气候变化加剧，应当允许各国对影响环境的产品征收碳税或者贸易税。这一主张所影响的主要是那些被认为对环境影响较大的国家和产品，尤其是中国产品首当其冲。2005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186700亿人民币，其货物出口及服务出口总额约68580亿人民币。2006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为214380亿人民币，而其出口的商品和服务总额为83960亿人民币。[26] 较高的贸易依存度使得中国增加了碳的排放量。因此，欧盟推行的全球碳税政策将损害中国的经济发展。 #p#分页标题#e#
二、气候变化集体行动中的环境容量划分之争
全球气候变化谈判所产生的利益结盟团体，主要包括欧盟、伞型集团、77国集团加中国等。[22] 在个别集团内还可细分成不同立场的次团体，例如整个发达国家集团中，欧盟国家对减量政策大力支持，非欧盟国家则反应较冷淡。其中有两条主线贯穿于气候变化联盟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其一是关于欧盟和美国为代表的伞形联盟的矛盾，其二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矛盾。气候变化全球集体行动以发达国家为主导、以科学共识为先导、以相互依存下气候变化泛安全化为基础、以全球能源、环境和经济协调发展为核心任务，并以南北大国协调为必要条件，它的核心是建立制度以保证公平正义的环境容量划分。为解决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搭便车和帕累托改进，各国围绕硬法和软法限制进行协调谈判，其平台既包括《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其相关谈判，也包括其他国际组织和制度（亚太经合组织、东亚峰会、欧盟和八国集团等）。
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发达国家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的问题上要比发展中国家承担更大的义务，这不仅仅是由于发达国家的历史责任问题，而且是由于发达国家更加具有解决这个问题的能力。在上个世纪90年代谈判《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时候，发展中国家就已经清楚地表明，除非在公约中明确承认不同国家在公约中的地位，并且规定不同国家的软法约束和硬法约束，否则将不可能达成任何有意义的国际公约。
（二）能源创新和权力转移方面
国际体系重大结构性变化的前提和条件是能源权力结构的变化，即出现了下一代能源的主导国 [16]，如丹尼尔耶金的美国石油霸权兴起和保罗肯尼迪的英国煤炭霸权。技术创新对能源权力结构具有重要意义。乔治莫德尔斯基 [17] 的长周期理论、康德拉季耶夫长波学说 [18]、以及熊彼特的经济周期理论都论证了技术革命和制度创新对于国家兴衰的历史性作用。他们都强调世界经济周期性发展进程中的技术的重大改进这一因素，并且指出，周期的高涨起因于技术的创新，而技术的创新主要体现在能源（电力、蒸汽机车和内燃机）等领域。[19] 波特在《国家竞争优势》中则指出国家应把创新为基础的比较优势模式置于发展国家竞争优势主导地位。[20]
（一）突破气候变化集体行动困境竞争方面
பைடு நூலகம்
科斯定理指出：无论最初的权利如何分配，有关各方总可以达成一种协议或制度来得到解决，而且结果是有效率的[1]，因此在各国协商一致的基础上通过制度可以实现成功的集体行动。通过集体权责（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解决气候变化等环境问题是主要途径。[2]但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气候变化集体行动困境问题一直困扰着人类的气候变化合作 [3]。由于环境是世界各国分享的资源和共同的财产，世界各国必须在考虑代际公平、对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代内公平和环境与发展一体化的基础上对各国的环境满足程度加以限制，因此如何划分和限制环境容量成为气候变化集体行动的核心议题。
美国等发达国家一直是要求对发展中国家的减排义务进行硬法约束的积极倡导者。美国根据《伯德法案》力图将发展中国家自愿承诺以及承担降排温室气体义务等条款放进《京都议定书》。2001年美国终于退出《京都议定书》，并宣扬如果中国等发展中国家不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美国就不考虑重新加入《京都议定书》[25]。美国一直利用发展中国家不承担减排责任为借口来推卸作为最大发达国家的环境责任。2007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报告出台后，美国政府仍坚持在中国和印度接受强制性减排时间表之后，美国才会根据市场和自愿原则减排温室气体，同时转让低碳技术。
尽管目前来看，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存有怀疑、猜疑，甚至提出针对中国的环境威胁论，但对人类文明基础的威胁（气候、水、食品和土壤等）正推动全球各国从安全战略和外交角度来反思、甚至寻求生态问题的终极解决。发展中和发达国家围绕环境容量和低碳经济的竞争较量方兴未艾。人类未来取决于对现有能源资源格局的改造或者新型低碳经济的建设。大国应共同协调设计全球环境能源机制以及为人类未来发展确定方向，让中国等国将全球环境治理融入其国内利益和政治。面对日趋复杂和严峻的气候变化政治态势，中国既要避免和西方在环境、能源和资源方面发生正面冲突，又要维护未来发展权益；既要做大做强自己，也要推进世界各国在能源和经济转型方面的共同进步。
因此，环境容量国际谈判掩盖了西方国家追寻能源创新和谋求垄断的意图。伊文思等都认为掌握了国际体系的大国必然具有创新优势和不断谋求新的创新优势的能力，而目前低碳经济和清洁能源是未来能源权力转移的关键所在。乔纳森戈卢布 [21] 等学者指出欧盟的环境政策是为提升全球竞争力服务，而推动气候变化谈判可以提升其产业创新力和竞争优势。2007年的《斯特恩回顾：气候变化经济学》和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低碳经济道路报告》都认为欧盟推动气候变化谈判，不仅仅是作为一个低碳经济先行者，也让欧盟在全球治理中占据主动，并且为以后主导全球经济打下基础。美国高官葆拉多布里扬斯基，以及阿米蒂奇和约瑟夫奈等提出美国参与气候变化谈判既可以提升巧实力（smart power），又可以增强产业竞争力。
摘要新世纪是人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全球一半人口正在或已经进入资源密集型工业化社会，传统的南北关系和资源环境体系受到严重冲击。资源环境危机的直接后果是全球环境危机与治理困境，潜在后果则引发主要力量在责任分配、未来发展权益竞争等方面的较量，进而影响国际体系权力转移。在全球气候变化外交中，西方国家既要平衡内部矛盾，吸引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又要主导气候变化谈判机制建设，实现能源分配和环境容量的垄断。西方国家一方面对新兴大国冲击既有环境资源和未来容量格局的担忧，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软法和硬法来约束中国等新兴发展中大国，进而在经济分工和权力转移中继续保持主导优势。中国应以共进策略参与全球气候变化谈判，即一方面在不同谈判联盟之间及内部，积极协调环境资源和容量博弈引发的冲突和竞争，另一方面推动全球共享能源创新成果，用共同进步的思路解决目前国际环境政治困境。
（一）硬法约束
气候变化的主要谈判议题都涉及南北关系问题，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到现在，推动发展中国家接受减排的硬法约束一直是谈判的焦点和难题。全球气候变化集体行动给世界各国带来的收益大不相同，这就决定了不能忽视国家之间在经济和历史责任的差距。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面临着发展经济、提高生活水平的任务，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虽然会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环境受益，但与之同时，经济和人民福利的受益将会减少。王逸舟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仍然需要在能源消费和温室气体排放方面有某种程度的合理增长，像发达国家人民所享受的清新空气和环境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实在是一种奢侈品。[23] 发达国家在降排温室气体方面比发展中国家有更大的受益。据统计，当人均收入10000美元以上时，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随着收入的增加而减少，同时目前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经济呈低速增长，温室气体排放量恒定，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对于经济发展影响不大。[24]
西方国家把全球变暖部分归咎于新兴发展中大国的碳排放迅速增长，并希望加以限制。彼得哈斯和托马斯迪克逊等学者提出要从环境容量入手限制发展中国家对稀缺环境资源的无序竞争 [7]，詹姆士罗西瑙等也提出全球治理正从权力均衡向付费均衡发展，发展中国家必须为全球污染付出代价 [8]。一些学者认为与其让发展中国家搭便车[9]，不如通过环境容量约束发展中国家。埃肯伯瑞强调国际制度和集体行动是政治控制的工具 [10]。霍普金斯认为国际集体行动限制、规范了各国的行为和议程；决定何种国家行为应当被谴责 [11]。
在全球环境治理中，中国和印度等发展中大国处于利益攸关方的地位，随着这些新兴发展中大国碳排放量的大幅上扬，发达国家提出必须采取措施制止发展中国家的碳排放迅速发展的趋势，发展中国家应该承担减排义务。由于目前发展中国家没有硬法约束其减排指标，因此美国和欧洲企图通过采用一些带有正面选择性激励的机制来和新兴发展中大国协调对话，并促进这些国家减少排放量。
关键词气候变化 环境容量 能源创新
中图分类号：D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4812（2008）06-0051-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