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泉州舶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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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文化遗产——泉州市舶司旧址

世界文化遗产——泉州市舶司旧址泉州市舶司旧址附近门匾典故闽南一带，特别是泉州，漳州等地还保留着许多古代传统，比如每家每户的大门一般都会嵌有一块牌匾，写着“xx传芳”“xx衍派”的，那就是堂号或灯号。

一般一个姓都有自己的一个或多个堂号或灯号。

堂号或灯号一般是根据该姓族人的起源地，长住地或祖上美德命名的。

熟记一些堂号灯号可以给我们许多帮助，能够了解一些有趣的典故，乃至对于认路也有帮助。

比如我家门匾上书“汾阳衍派”，意思是汾阳王郭子仪之后的意思。

当然，这其中还有一段典故，结论就是俺家其实不是郭子仪之后，其实是来泉经商的阿拉伯穆斯林为躲避元代“反色目“风波所追认的……前些天游街的时候逛到市舶司的旧址（水仙宫），发现这附近的门匾很多，以前就经常关注这些门匾传承，今天就简单分享一下。

四知堂四知堂为杨姓堂号,出自东汉名士杨震据《后汉书·杨震传》记载，“（杨震）四迁荆州刺史、东莱太守。

当之郡，道经昌邑，故所举荆州茂才王密为昌邑令，谒见，至夜怀金十斤以遗震。

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无知者。

”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

何谓无知？”密愧而出。

”杨震为官清廉，后人为纪念这暮夜却金的典故以四知堂为其堂号。

泉州的杨氏门匾则有“弘农衍派“”四知传芳”，弘农在今河南省灵宝县北。

映雪堂映雪堂为孙姓堂号，出自三国时期魏国将领孙康据《初学记》引《宋齐语》记载，“孙康家贫，常映雪读书，清淡交游不杂。

”后世常将此典故与车胤的囊萤相并，也是成语囊萤映雪的由来泉州的孙氏门匾有“乐安衍派“，乐安在今山东惠民县。

东山堂东山堂为谢姓堂号，出自东晋名士谢安，据《晋书·谢安传》记载，“有司奏安被召，历年不至，禁锢终身，遂栖迟东土。

”又有：“征西大将军桓温请为司马，将发新亭，朝士咸送，中丞高崧戏之曰：卿累违朝旨，高卧东山，诸人每相与言，安石不肯出，将如苍生何！苍生今亦将如卿何！”后来，前秦苻坚率兵80万南下进攻东晋，号称“投鞭断流“。

分析泉州港古今衰落的原因

第三章3.1分析并阐述古代泉州港从兴盛到没落的原因1、排外风潮首先，元朝末年，泉州发生叛乱，当地的色目人互相攻杀，这场战乱，使泉州的社会经济更遭受到严重破坏。

中断与海外各国经济文化交流，因为色目人是外国人，所以排外风潮盛行，直接影响泉州的对外交流。

2、市舶司迁移其次，泉州市舶司迁移亦跟泉州港的衰落有着密切关系。

宋元时期，统治阶级重视海外贸易，福建将市舶司设置在泉州，加强对出入港船舶和外商的管理。

因此，市舶司促进了泉州港的发展，明代时市舶司隶于布政司，福建布政司设于福州，主管市舶司的官员常往福州。

所以到了明成化八年，福建市舶司从泉州迁往福州，市舶司的设立，见证了泉州港的繁荣昌盛，而它的迁移则标志着泉州港的衰落。

3、倭寇为患明代初年，由于东南沿海倭寇、海盗为患，明太祖一方面为维持治安，一方面想改变元代的重商政策、恢复为传统的重农政策，实施了海禁。

至清初，清政府从经济上封销郑成功，下令「迁界」，强迫沿海居民内迁，规定「片板不许下水，粒米不许越疆。

」明清实行上述政策，破坏了泉州的社会经济和海外交通。

所谓「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海上贸易是泉州人生活所依。

可是，到明清时，这个国际性贸易大港却变成私商贸易港，可见海禁政策对泉州港产生的负面的影响。

到了十五世纪，欧洲的葡萄牙、西班牙、荷兰、意大利等国，先后发展成为殖民主义国家。

他们的东侵，使东西海上贸易受到干扰，阻碍了泉州的海外交通发展，加上倭寇对泉州地区的骚扰及破坏，泉州港遂逐步走向衰落的道路。

4、地理的变迁最后，泉州港衰落的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是地理的变迁。

由于晋江流域植被的破坏，水土流失严重，大量泥沙流到下流出海口，不断淤积。

泉州港是快沉积区，每年平均沉积度为四点六毫米，使泉州港失去作为优良港口的天然条件。

现今泉州沿海的部分地区，想当年便是万国旗帜飘扬的繁荣大商港。

如今，港口依旧，却风光不再。

想起来，真令人唏嘘不已。

3.2分析并阐述现代泉州港发展存在的问题1.周边港口竞争加剧，政策环境不具优势。

《泉州城遗址考古发掘报告——泉州南外宗正司遗址2020年·泉州市舶司遗址2019～2021年》简介

《泉州城遗址考古发掘报告——泉州南外宗正司遗址2020年·泉州市舶司遗址2019～2021年》简介《泉州城遗址考古发掘报告——泉州南外宗正司遗址2020年·泉州市舶司遗址2019-2021年》简介泉州作为我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起点城市，拥有丰富的历史遗存和文化遗产。

为了深入了解泉州的历史与文化，保护和传承泉州的传统和精神，泉州市进行了一系列考古发掘工作。

其中，《泉州城遗址考古发掘报告——泉州南外宗正司遗址2020年·泉州市舶司遗址2019-2021年》是其中重要的一份报告。

本文将简要介绍这份报告的内容和意义。

该报告共分两个部分，分别记录了泉州南外宗正司遗址2020年的考古发掘结果以及泉州市舶司遗址2019-2021年的考古工作。

通过对这两个遗址的发掘，揭示了泉州古城的繁华和演变过程，对于研究泉州古代城市规划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和学术价值。

首先，报告介绍了泉州南外宗正司遗址的考古工作。

宗正司是泉州古代的地方政府，具有重要的政治和行政职能。

通过对该遗址的发掘，考古学家们发现了大量的古代建筑遗迹、陶瓷器物和古代文字的残片。

这些发现为研究泉州古代的政治制度、城市管理和社会生活提供了重要的依据。

同时，通过对遗址内部不同建筑的布局和结构的分析，也能够揭示泉州古代城市规划的特点和地方文化特色。

其次，报告记录了泉州市舶司遗址的考古工作。

舶司是古代泉州的海上贸易管理机构，拥有丰富的商业和海上交通的信息资源。

在对该遗址的发掘中，考古学家们发现了大量的商业贸易相关遗迹，包括古代码头、船舶残骸和贸易工具等。

这些遗迹的发现能够帮助我们了解古代泉州的海上贸易活动、商业网络和交通运输方式。

同时，从考古出土的物品中，还可以推断出泉州古代经济发展的状况和商业文化的特点。

这份报告的意义在于，通过对泉州南外宗正司遗址和泉州市舶司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我们能够了解到泉州古代城市的规划和发展，揭示了泉州在古代海上贸易中的重要地位和影响力。

浅论我国古代市舶制度

浅论我国古代市舶制度作者：刘可欣来源：《卷宗》2018年第16期摘要：市舶制度，实际上就是海上对外贸易管理制度，市舶制度问题一直是中国古代海外贸易研究的一个重要论题，。

从唐到明几百年的时间里，市舶制度从萌芽到发展，臻于完善。

伴随着历代封建统治意识的摇摆，经济、政治的变迁，几经跌宕，市舶内容也深深地打上时代的烙印。

研究古代的市舶制度对于我们加深认识和继续研究中国古代海外贸易管理制度，乃至中国古代海外贸易史具有启发意义。

关键词：市舶制度；唐；宋；元；明1 唐代市舶制度1.1 市舶制度的初置我国的市舶制度始于唐代。

唐代以前既无监管海路贸易的机构，又无专门监管海路贸易的官员，而是由州吏刺史兼管。

在唐玄宗开元以前，曾设立市监，专司大食诸蕃（今阿拉伯诸国）和中国往来通商之事。

开元二年（714）才于广州设置市舶使。

其后才在沿海一带，首先在广州设置管理市舶贸易的官方机构市舶司，凡南海以外诸国以商船运宝货来中国者，每年到广州上岸，必须往市舶司登记，市舶司要查验各项必要的文书证物，然后课以关税，征以舶价。

此外，并立有禁条，珍异货品在所必禁，私运的货物，也要受到监禁与处罚。

由此看来，唐代的市舶司相当于近代的海关，而市舶使则相当于近代的海关监督与关长。

1.2 唐代市舶制度对外贸易的影响唐代海上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史上是一个新时代的开端。

当时经常来华贸易的有日本、新罗、南海诸国、印度、波斯、大食等，尤以阿拉伯为最，盖彼时阿拉伯人正崛起海上，继波斯掌握了东方海上的霸权。

西自摩洛哥，东至日本、朝鲜，都是他们的贸易范围，到中国来通商的也很多。

他们大都航海而来，由波斯湾经印度，绕马来半岛，以抵今之广州，然后再由此分散于岭南之交州、江南之扬州、福建之泉州；此外若福州、明州、温州以及苏州之松江等地，也都是当时的重要贸易港。

外商来者既多，且复多散居沿海口岸或内地，朝廷为搜罗珍奇和抽取商税起见，开元初乃设置市舶使以掌之。

其后贸易日盛，而市舶之利，遂成为国家一大收入。

与泉州相关的海洋事件

与泉州相关的海洋性历史事件西晋太康年间（280—289年），于南安丰州九日山下建延福寺，为闽南最早的佛教寺院。

城内的白云庙(今泉州市东街的元妙观)，也建于晋太康年间，是泉州最早的道观。

南朝陈永定二年(558年)，印僧拘那啰陀由建康经江西至福建泉州，住在南安丰州九日山翻译《金刚经》。

后从泉州乘大船往棱加修国(即今马来半岛)，中途遇风停在越南。

天嘉六年(565年)又乘船到泉州，改乘大船回国。

唐武德中(618一626年)，阿拉伯伊斯兰教创始者穆罕默德的门徒四人来中国，一个在广州传教，一个在扬州传教，另两个名叫沙偈储和我高仕的在泉州传教。

沙渴储和我高仕后逝世于泉州，葬于东门外灵山。

唐垂拱二年(686年)始建开元寺。

南宋嘉定十年（1217年）日本僧人庆政上人随行驶于“海上丝绸之路”的泉州商舶来开元寺学法，回国时带走开元寺福州版《崇宁万寿大藏》等两部经书，及“南蕃文字”的阿拉伯文诗歌。

南宋咸淳三年（1267年）日本法师大拙祖能率数十僧众到开元寺学禅，后在日本楞岩寺讲经，听众三万余众。

唐开元年间（713—741年）航海家林銮创建石湖码头，是泉州古代商贸的重要码头和海防重地。

北宋熙宁元年（1068）建石湖寨。

唐贞元五年(789年)，在泉州东郊开凿了“尚书塘”，周围二十八里，灌田三百余顷。

贞元间又疏浚了“东湖”，使泉州东郊农地的灌溉初步得到解决。

唐大和年间(827一835年)，在通淮门外的晋江北岸，开俊了“赌泄江水，以肥沃南洋之田”的天水淮以及元和初凿北山下塘以灌民田的“仆射堵”等等，都是当时著名的水利建设工程，至今仍然起着灌溉作用。

唐在泉州设参军事，专门管理海外往来的使节和商人。

北宋乾德五年—开宝六年间（967—990年）建真武庙，是祭祀海神真武大帝的庙宇。

宋时，阿拉伯和波斯商人来泉州、广州等地贸易，多在印度的故临换乘抗风力强的中国海船。

通过换船，彼此交流了船舶驾驶技术和经验，因而各自都熟知对方海船的设备、性能及其优劣，我国的航海指南针，就这样传到了阿拉伯。

市舶司遗址作文

市舶司遗址作文今天我参观了泉州的市舶司遗址，据说，北宋元佑二年，舶司被设于泉州，这让泉州开始在海外贸易方面铺起历史的恢宏画卷。

几经辗转，在街巷中寻觅，藏匿于水门巷中的市舶司才展现在我们眼前。

古巷悠长，交错相通,两侧的红墙古厝尽显闽南风情，斑驳的让人依稀看出历史的痕迹，零星野草点缀着不规则的石板路，蜿蜒向前，我恍如置身于千年前的古城之中。

出了巷子就看见一座石桥，桥身平坦，名为“鹊鸟桥”。

桥下的水沟依然连通大海，据说,当年外来商船在港口换下小船，沿着这水路到市舶司缴税清关。

“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当年一派繁华，如今却也些许萧条。

再往前走，一眼便看见桥上立着一块刻着“宋泉州市舶司遗址”的石碑，碑上的三四条裂痕让我有些吃惊。

这不由得让我开始细想这石碑经历的历史变故,石碑是如何碎成这样的?又如何重新拼好立于桥上? ....“姐姐你看!”妹妹的喊声打断了我的思绪，我顺着她的手指的方向看去，原来前面便是市舶司遗址。

来不及继续思索，我小跑过去。

这就是由原址改建的水仙宫，本以为市舶司应是大而气派，而眼前这处其貌不扬的水仙宫，却让我改变了这个想法。

左右各有一扇老厝石窗，中间是正门，门前摆着一只小香炉，炉上还插着几支香，氤氲着烟气。

看着看着，忽发现墙的这一侧也有一块石碑，不同的是，这块石碑完好无损，看起来还挺新的，正当我疑惑时，同行的叔叔说:“石碑的损坏不只是因为时间长久，前几年，这两块石碑好像都有遭到一些人为破坏。

这块石碑比较幸运一些，只是被涂鸦上了办证广告，后来被义务保护遗址的志愿者清洗掉了。

而那块就不一样了，2001年，另一侧的石碑被人扔下桥，碎成几块,也是居民们请人把碎石碑捞上来补好，立在原地....”听完这番话，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

海丝市舶司，跨越千年，光阴之河没能将它淹没，而人为破坏也绝不能。

如今的市舶司遗址,也只剩石碑能让我们追溯过往的历史了。

来自海丝之路的遗产，应永远留于这座古城。

“有历史才有现在，唯遗产才知兴衰。

蒲寿庚是谁？泉州富豪蒲寿庚生平简介

蒲寿庚是谁？泉州富豪蒲寿庚生平简介本文导读：蒲寿庚是宋元时期的知名人物。

他精通阿拉伯语、占城语(越南)，这对外贸而言就有很大的便利。

南宋时期，他既担任过泉州市舶司提举，同时也因为外贸累积大量财富，成为泉州首屈一指的富豪。

13世纪初宋宁宗嘉定十年(1217年)，蒲家族从广州举家迁往泉州定居。

而蒲寿庚的父亲蒲开宗，还曾担任过安溪县主簿，并曾因贸易有功，被南宋朝廷授予“承节郎”的官衔。

抵御海寇南宋时，南海海寇猖獗。

泉州共发生海寇犯泉事件六起(不含山寇剧盗)，而《福建通志》记八起，两书最后一起海寇犯泉都在咸淳十年(1274年)。

而此时的蒲寿庚只不过是个小商人，略带有亡命徒性质的商队。

咸淳十年(1274年)，海寇袭泉州，官兵无能为力。

蒲寿庚与其兄蒲寿宬为保护家族的巨大利益，凭借强大的海上力量，助官宪击退之，因功授福建安抚使兼沿海都置制使(合称福建安抚沿海都置制使)，安抚一路之兵事民政，执掌福建兵事民政要职。

统领海防，权力很大。

泉州学者吴幼雄据《宋史·瀛国公度宗本纪》考证，咸淳十年(1274年)二月时，福建安抚使是赵顺孙，可知蒲寿庚之任福建安抚使应在咸淳十年(1274年)二月以后。

迅速发家蒲寿庚亦官亦商，官商合一，可以凭借权力更大规模地开展香料贸易，并可通过各种“合法”手段攫取利益，增加财富。

蒲寿庚于宋末垄断泉州香料海外贸易近30年，“以善贾往来海上，致产巨万，家僮数千。

”蒲寿庚拥有大量海舶，1973年，在后渚港发掘出一艘南宋远洋货船，载重量200多吨;船上香料遗存丰富，有降真香、檀香、沈香、乳香、龙诞香、胡椒等。

一些学者认为，这艘海船可能是蒲氏家族的香料船，“与蒲家香业有密切的联系”。

德祐元年(1275年)三月，即蒲寿庚受任为福建安抚沿海都置制使后不久，蒲寿庚参与了一场反抗宋廷的战争。

时右丞相陈宜中为迁都事，杀殿前指挥使韩震，引起殿前司左翼军兵叛。

左翼军统领夏璟联合蒲寿庚，连续挫败宋军，取得瑞安(温州)、温陵(泉州)、三阳(潮州)大捷。

方案-试论元代中国与高丽的贸易

试论元代中国与高丽的贸易'【内容提要】本文利用中外历史学、、考古学等资料、特别是以往不太为人注意的原始材料，考查论述元代中国同高丽经过海、陆交通进行的多种渠道、不同形式和规模的贸易往来，种类丰富的进出口商品，及商业活动对双方风习和民众生活的影响与渗透。

元丽民间商人的交往更生动的反映了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

\xa0\xa0\xa0\xa0\xa0\xa0\xa0\xa0\xa0\xa0\xa0中国与朝鲜直接山水相连，自古以来交流非常密切，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源远流长。

近年来已有不少相关的著述，（注：朴真奭《中朝经济文化交流史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年，其中论述了《十三世纪后半期至十四世纪元与高丽人民的往来和科技交流》；陈高华吴泰《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和陈高华《从〈老乞大〉〈朴通事〉看元与高丽的经济文化交流》《历史研究》1995年第3期；韩国全海宗《中韩关系史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中朝关系通史编写组《中朝关系通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陈尚胜《中韩交流三千年》中华书局1997年；蒋非非等《中韩关系史古代卷》社科文献出版社1998年等。

皆或多或少地述及元丽贸易，可备参考。

）但是对于元代中国与高丽之间的商业贸易，仍留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

本文即试通过多方面的资料，展现元与高丽贸易的历史画卷。

疏误之处敬希补正。

\xa0\xa0\xa0\xa0一\xa0\xa0\xa0\xa0\xa0\xa0元代中国与高丽的贸易是元代发达的海外贸易之组成部分。

元丽之间贸易的与当时历史、地理条件、社会和政策的背景密切相关。

首先，元朝的建立结束了中国大地经历了两百余年的宋、辽、夏、金对峙的局面，并拓展为地跨亚欧的蒙古帝国。

以前各政权分立时交通道路上人为的界限、障碍为之一扫，干扰贸易的因素也不复存在，（注：宋与辽、金对峙时期，各政权关系紧张，相互防范、阻隔，宋朝与高丽的贸易往来就减少，宋又惧怕辽金间谍混迹高丽商人前来，时或将高丽商人疏远或婉拒与之贸易。

泉州市舶司简介

● 宋末元初，阿拉伯人蒲寿庚“提举泉州市舶司”，他利用这个职位为自己谋私利，垄断泉州港的香料贸易近30年，为自己聚敛了无数财富。
● 据史料记载，蒲氏家族在一次贸易中被劫匪抢走的货船就达400艘。这些资料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当时泉州港海外贸易的兴旺以及泉州市舶司的地位。此外，一些外国人的记述也证明了当时正处于鼎盛时期的泉州港的繁华景象。意大利航海家马可 ·波罗在他那本著名的游记中写道：
● 元朝至正十二年（1352年），临郡契玉立南拓罗城以就翼城，在德济门至临漳门中间水关左建南薰门。南薰门水关，原高约5米，宽3.5米深2.7米，拱券，条石砌顶，券顶即是城墙。水关后有石闸门，其长石槽尚存。水关上的城墙，1956年拆除。而桥北的鹊鸟桥至今尚存。原六板桥已改成水泥桥，桥旁濠沟尚存一、二巨大石栏杆。
● 宋至明时，远洋商船的人员，其货物往来，可通过小船，沿晋江、破腹沟、水关，濠沟直达市舶司报关。
● 市舶司及水关是泉州港的重要遗址，亦是泉州港繁荣的历史见证之一。
史话
● 市舶司是我国古代管理海上对外贸易的政府机构，市舶司在特定港口遵照朝廷指令，统一管理对外贸易事务，其主要官员“市舶使”及其下属由朝廷任命。
遗址
● 市舶司内原有著名的“清芬亭”一座，南宋初傅伯成等名人曾有诗吟咏，是一座戒贪、颂廉亭。市舶司东侧即市舶库，西南即水关、鹊鸟桥，西为水仙宫，市舶司迁榕城后，司荒废，后渐为民居，现仅存遗址。
● 水门水关，Байду номын сангаас竹街西，北为鹊鸟桥。南宋绍定三年（1230年），泉州知州游九功沿破腹沟建翼城，以翼卫罗城，水门水关即建于斯时。
● “刺桐港是世界最大港之一，大批商人云集，货物堆积如山，的确难以想象。”

泉州的造船业有多厉害

泉州海外贸易的兴盛与发达的造船业是分不开。

泉州造船历史悠久，隋唐时已是全国主要的造船基地之一。

宋元时，这里的造船业更加发达，造船技术在国内首屈一指，有“海舟以福建为上”的赞誉，为中外客商所乐用。

北宋乐史（公元930—1007年，字子正）著的《太平寰宇记》还将“海舶”列为泉州土产之一，朝廷遣使，多到泉州雇募客舟。

除官营造船场外，泉州的民间造船业更为发达。

从后渚港至城南晋江下游沿岸，是造船场和修船集中的地方。

福建沿海所造的远洋木船，统称“福船”，是中国尖底型海船杰出的代表。

福建地处台湾海峡西岸，面临南北急流的黑水洋，常有突发性的狂风恶浪，沿海人民经过长期探索和改进，创造出这种坚固性、适航性和耐波性都十分优良的船型。

而在船上留有“保寿孔”的习俗也沿留至今。

闽南一带的海船在主龙骨两端的接合处往往挖有一个大圆孔和七个小圆孔，俗称“保寿孔”。

保寿孔排列形状，上部七个小圆孔放置七个小铜钱，状若北斗星；下部大圆孔放一个大圆镜为满月形。

一说象征七星伴月，另一说前者象征七星洋，后者象征大明镜，寓有明镜照亮七星洋的暗礁险滩，使船安全航行之意。

这种做法是福建古代造船的传统，至今闽南一带民间造船仍有沿用。

福船的基本特点：船身高大如楼，底尖面阔，首尾高昂，首尖尾方，船底有粗大的龙骨，船舱是水密隔舱，单层或多层船板结构，并以桐油灰捻缝，造船材料采用当地盛产的杉、松、樟木等耐海水木料，是“海上丝绸之路”上最著名的海船。

福船的功能并不限于远洋货物运输，它同时是捍卫海疆的战船。

明代，抗倭英雄俞大猷和戚继光将福船改造成极具威力的大型战船，叫大福船。

还有从福船衍生出海沧船、草撇船、鸟船、开浪船、快船、苍山船、铁头船等。

明末清初，郑成功的商、战船队，多数船型也是福船。

宋代以来，福船还被选定为中国外交使臣出访海外的最佳座船，历史上有名的北宋神舟与客舟、元代刺桐海舶、明清封舟、明代郑和下西洋的宝船及船队等，多属福船型。

1974年8月，福建省泉州市东南郊的后渚港出土了一艘十三世纪建造的远洋木帆船，船舱内发现大批香料药物和其他珍贵物品。

略论福建市舶司的设迁问题(沈玉水)

略论福建市舶司的设迁问题沈玉水福建市舶司在北宋元祐二年(1087)始设于泉州，至明成化八年(1473)由泉州迁往福州，前后达三百八十六年之久。

它的设置，经历了泉州港海外贸易的繁荣、极盛、变化的三个阶段；它的迁移，是泉州港由盛转衰的标志。

本文拟就福建市舶司的设、迁问题，谈几点看法，以求教于方家。

一、元祐设司的经过福建市舶司的设立曾几经周折，最后才于元祐二年正式设置。

在这过程中，曾任福建路或泉州府的地方官罗拯、薛向、陈偁以及曾任户部尚书的李常等人，都是有重大影响的人物。

罗拯任福建转运使时，秉承朝廷结交高丽“以谋契丹”的旨意，于熙宁元年(1068)曾遣泉州商人黄谨(《高丽史》作黄慎)向高丽王致意；时高丽与宋无信使往来已四十一年了。

熙宁三年，黄谨再至高丽，高丽王文宗“遂遣金悌入贡，高丽复通中国自此始”①。

罗拯派泉州海商交通高丽，表明当时泉州与高丽(及海外诸国)有频繁的贸易往来。

在罗拯任福建转运使之前的嘉祐末年，泉州已是“舶商岁再至，一舶连二十艘，异货禁物如山。

吏私与市者，价十一二售，幸不谁何，遍一州争与市”②。

当时地方官不仅私自卖买外货，而且价钱只给一两成。

可见设司之前，泉州的海外贸易管理十分混乱，贪官得酬其利，而朝廷实损其益。

罗拯善于理政，所至多有建树。

他任福建转运使期间，为了加强海外贸易管理以增加国库收入，及向神宗提出设福建市舶司于泉州的奏疏。

神宗于熙宁五年(1072)诏令发运使薛向拟议办法：“东南之利　舶商居其一，比言者请置司泉州，其创法讲求之”③。

可见在泉设司问题，已被提到朝廷的议事日程了。

薛向是帮助王安石理财的能手，“神宗知向材，以为江浙荆淮发运使。

……时方尚功利，王安石从中主之，御史数有言，不听也。

向以是益得奋其材业”④。

正是由于王安石的信赖和支持，薛向更得知于神宗而被委以“讲求”在泉设司之事。

熙宁五年四月薛向升任权三司使，泉州设司之议究竟如何进行，史无记述，不得而知。

因为王安石推行新法以“富国”为主，熙宁五年三月，变法派决定设立“市易务”(次年改称都提举市易司，总辖诸州市易务)，以加强管理海外贸易，增加舶税收入，可是由于所任非其人，如吕嘉问任市易务提举后，随意违反章程，极力扩充事权，甚至拘拦蕃商货物，造成舶客不至的局面，熙宁七年广州市舶司竟曾亏岁课十二万缗。

泉州因何是海上丝路始发地

泉州，地处中国东南沿海，古称“刺桐”，是中国对外开放最早的地区之一，宋元时期发展成为“东方第一大港”，从泉州通往近百个国家和地区，同时这座城市也成为当时许多国家商人、传教士、王公贵族向往的地方。

当时亚非各国特别是阿拉伯国家，侨寓泉州者数以万计。

丰富的历史，使泉州荣获中国首批历史文化名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认的“海上丝绸之路”重要起点和首个“世界多元文化展示中心”。

优良的港湾泉州属亚热带海洋性季风气候区。

西南季风，东北季风交替影响，有利于以风为动力的帆船航行。

泉州港西北枕山，东南面海，入海处属台地花岗岩岸，泥沙不易淤积，而且海岸线绵延曲折，港湾多，水域宽，航道深。

泉州港又是典型的集群港，泉州湾、深沪湾、围头港三个港湾以及附属的洛阳、后渚、法石、蚶江、永宁、深沪、石井等十余个大港组成。

同时，泉州位于晋江下游和泉州湾内，兼具河口港和海湾港的优点。

包容的人文环境晋唐以来，特别是宋元时期，以宗教传播为主要特征的文明交流，在泉州表现得尤为突出。

泉州是伊斯兰教传入远东最早的地方之一，又是宋元时期摩尼教在中国的活动中心，还是古基督教的聂斯脱里派和圣方济各派在东方的重要据点，印度教、犹太教也曾在这块土地上传播。

与此同时，本土的佛教、道教和各种民间宗教千百年来兴盛不衰。

众多不同的民族及其宗教文化长期汇集一起，和平相处，共生共荣，由此可见那个时代中国对外开放的文明程度和对异域文化的包容精神。

发达的船业泉州造船历史悠久。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福建的先民就以船为车、以楫为马。

隋唐时期，泉州是全国的主要造船基地之一。

宋元时泉州拥有较多的造船场，主要分布泉州湾内，从后渚至泉州城南，晋江下游沿岸。

泉州所造海船，多重船板，载重量较大。

无论从坚固性、适航性、稳定性，特别是水密隔舱的安全设施等，在当时都达到先进水平。

宋代，泉州除官营造船业外，私营造船业也很发达。

繁荣的经济腹地宋元时期，泉州腹地的农业，特别是经济作物发展很快，为泉州港提供丰富的出口农产品。

一座港口，一户家族：宋元之际的泉州港与蒲寿庚家族

一座港口，一户家族：宋元之际的泉州港与蒲寿庚家族导语：研究东南沿海的贸易史，蒲寿庚家族是一道迈不过去的坎。

蒲寿庚家族崛起于南宋末年，在宋元易代之际，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在以前的正史记载前，蒲寿庚家族多湮没于史海，直到日本学者桑原骘藏专文著述蒲寿庚事迹，蒲寿庚家族的历史才被世人所知。

蒲氏家族崛起，始于蒲寿庚，其在南宋末年担任南宋市舶使一职，从此垄断了泉州的利源，蒲氏家族开始显赫。

在其任上，泉州是当时远东第一大港，阿拉伯、日本、高丽等国商船麋集于此，其所收取的商税占到了南宋税收的大头。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自从蒙古侵宋以来，维持南宋政权数十年的支柱，正是商税。

了解泉州港的兴盛，必须先从南宋的贸易制度讲起。

宋代的海上丝路1.管理海外贸易机构市舶司的设置：背景及税收的下降南宋政权立国江南，国土沦陷大半，主要南方许多地方还未开发，可耕地减少，地租等收入大大下降。

为了弥补减少的税额。

南宋政府转向了其他领域，商税就是南宋政府极为倚重的一大税种。

《宋史》记载“东南之利。

舶商居其一”。

宋高宗的上谕也说“市舶之利。

颇助国用。

宜循旧法。

以招徕远人。

阜通货贿。

”上至皇帝，下至地方政府，都对海外贸易持鼓励态度。

那时，许多外国商船来华贸易，运回中国的丝绸、瓷器，送来香料等资源。

南宋前期的疆域同时，为了管理外贸，设立提举市舶司这一机构，并置提举市舶使一名。

据《宋史·职官志七》:“提举市舶司:掌蕃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来远人,通远物。

元祐初,诏福建路于泉州置司。

”从此处记载来看，市舶司主管征榷，即类似于今日的关税，同时市舶司还有主管缉私一类的职责，集合了今日海关、边防等多个职责。

这样的重要的岗位，往往由皇帝信任的人物担任。

《宋代市舶司研究》一书研究了市舶使选拔的的途径，一般都是由中央官员和地方官员推荐，同时该职务出身科举的，共有231名，其他途径进入的仅有33人。

可见，这一职务还是受到宋朝廷的相当重视。

宋代泉州市舶司衙署市舶司的设置，始于唐代，但最兴盛的年代却是宋代，但兴盛的原因，除了前文提到，因为财政危机导致的原因外，还有大环境的变化，中西方的商路的转变。

市舶制度演变的基本轨迹

市舶制度演变的基本轨迹一、前言市舶制度是中国古代至近代对海上贸易的管理制度。

随着历史的演变，市舶制度经历了多个时期的变革和发展。

本文将对市舶制度演变的基本轨迹进行详细阐述。

二、秦汉时期秦汉时期，随着统一国家的形成，海上贸易逐渐兴起。

秦始皇曾下令修筑万里长城，防止北方游牧民族的侵扰，同时也促进了与外界的交往。

汉武帝时期，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开通了“丝绸之路”，使得陆上贸易日益繁荣。

然而，这一时期的市舶制度尚未形成，海上贸易仍处于自然发展的状态。

三、唐朝时期唐朝时期，市舶制度开始逐渐形成。

唐朝设立了市舶司专门管理海上贸易事务，制定了相关的法规和制度，如《唐六典》、《大唐律疏义》等，对海上贸易进行规范和管理。

同时，唐朝还采取了一系列鼓励外贸的措施，如设立商行、招商引资等，促进了海上贸易的发展。

四、宋朝时期宋朝时期，市舶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

宋朝继承了唐朝的市舶司制度，并在其基础上进行了改革和创新。

宋朝实行了商行制度和市舶抽解制度，对进出口商品进行征税和监管。

此外，宋朝还加强了对海外贸易的宣传和推广，鼓励更多的商人从事海上贸易活动。

五、元朝时期元朝时期，市舶制度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元朝实行了对外贸易的垄断政策，由官府直接控制海上贸易活动。

元朝设立了泉州市舶司等机构，对进出口商品进行管理和征税。

同时，元朝还加强了对商人的管理和监管，以保证对外贸易的稳定和安全。

这一时期的市舶制度呈现出官府主导的特点。

六、明朝时期明朝时期，市舶制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

明朝继承了元朝的市舶制度，并在其基础上进行了改革和创新。

明朝实行了海禁政策，限制私人从事海上贸易活动，由官府垄断对外贸易。

明朝设立了市舶司等机构，对进出口商品进行管理和征税。

同时，明朝还加强了对商人的管理和监管，以保证对外贸易的稳定和安全。

这一时期的市舶制度呈现出官府主导、商人参与的特点。

七、清朝时期清朝时期，市舶制度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清朝实行了闭关锁国政策，限制对外贸易活动，仅开放广州一处作为对外通商口岸。

海洋贸易文化，元代的海洋印记

50 | Ocean World 2024Ocean World 思海探源蓝色文脉撰文｜安东尼贸易文化海洋印记泉州海上丝绸之路公园亚洲园海上丝绸之路雕像据《五杂俎》载:“元之盛时，外夷外贡者，至千余国，可谓穷极天地，罔不宾服。

”可见元代海洋贸易之盛。

元灭南宋后，元世祖忽必烈完成了中国的大统一。

南宋的迁都致国内政治和经济重心南移，一方面使长江三角洲沿海地区得到进一步发展，另一方面也推动了原先荆楚闽越及海南一带沿海地区的发展，人们与海洋的关系越发密切。

到了元代不仅重视海防建设，更是在此基础上积蓄了强大的海防力量，开拓疆土，进行远征，开展贸易。

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元代海洋文化在中国海洋文化发展和深化的历史进程中，得到创新和发展，逐渐走向活跃、繁荣，并呈现出多元性，特别是在海洋贸易文化方面。

忽必烈曾发布诏书有云:“市舶司的勾当，哏是国家大得济的勾当。

”这体现了他以海外贸易为重的思想。

↑ 元上都遗址的忽必烈雕像52 | Ocean World 2024Ocean World 思海探源蓝色文脉元代初期，官方沿袭南宋市舶制度，于至元十四年（1277年）在上海、澉浦、庆元（今宁波）三处海港同时设立市舶司，次年朝廷下诏书招徕番舶前来贸易。

后又在东南沿海的泉州、杭州、温州、广州等四个主要港口设立市舶司，之后还在广东雷州半岛设立第八处市舶司，且实施统一的税率。

与此同时，元代政府进一步采取了开放的海洋政策，实施官办、民办与官本民营三种并行，发展海洋贸易，以至于出现东西南数千万里梯航万国的盛况。

在政府的优惠支持和高额利益的驱使下，元代商人不避艰险，航行于大海之中，往返于港口之间，进行海上贸易。

当时从事海外贸易的商业群体庞大。

不仅有作为官方代理人的使者、官本船商人和斡脱商人群体，也有数量庞大、情况复杂的私商群体。

根据市舶司的废立与海禁政策的变迁，元代海外贸易可分为三个时间段，这三个时间段也反映了海上贸易的主体变化。

泉州及泉州港的发展变迁

航海42续几年出现“蕃舶罕至”的情况。

而此时的泉州港海外贸易却如日中天，朝廷政策的扶持使其继续发展，成为一个“有蕃舶之饶，杂货积山”的繁荣海港，市舶司的设置亦提上日程。

宋哲宗元佑二年（1087年）为适应泉州海外贸易发展需要，泉州市舶司设立，泉州港正式开放。

但终北宋一朝，泉州港势头虽盛，但由于起步较晚，泉州的地位依然未能赶超广州，贸易“惟广最盛”6，但无可否认，泉州港已开始步入重要贸易港口的行列。

南宋时期，由于都城迁往杭州，泉州接近京城，政治地位提高，宋政府又实行开放政策，鼓励海外贸易，加上泉州地区本身的外贸型经济结构的补充促进，泉州港迅速发展，港口贸易活跃。

自泉州港进出口货物的数量和品种都比以前有了大幅度提升，总数达三百多种。

据《宋会要辑稿》载：南宋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从占城运进泉州的商品仅香料一项就有7种共63334斤之多。

泉州与世界各国的交往范围不断扩大，这些地区和国家包括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诸国，以及东非北非等五六十个国家和地区7。

与之相适应的是贸易额的迅速上涨。

据李军研究，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泉州市舶一年的收入即相当于建炎二年至绍兴四年（1128-1134年）7年的总和，贸易额接近广州。

南宋中期，泉州贸易更是发展迅猛，此是泉州市舶收益已基本赶上广州。

至南宋末期，泉州海外贸易额完全超过广州，而一度兴盛的广州则失去了第一大港的地位8。

当然在此期间，泉州港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尤其是南宋后期，由于地方官“征榷大苛”，泉州的对外贸易曾一度萧条，宋廷对此极为重视，采取种种措施终于使泉州港得以继续向前发展。

两宋时期是泉州港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的关键时期，在此期间，泉州港经过三次飞跃,于南宋末年赶上并超过广州港成为第一大港。

南宋时期的泉州侨民云集，他们主要今泉州古有泉南、鲤城、刺桐城之称，其地处中国东南沿海福建之东南海滨晋江、洛阳江入海口处，扼晋江下游，为江海交汇之所，水陆交通便利，地理位置优越；泉州港港湾曲折，水深港阔且其避风条件好，临江面海适于泊船，具有优越的港区条件。

被马可波罗称为“刺桐城”的元代东方第一大港

被马可波罗称为“刺桐城”的元代东方第一大港刺桐也叫象牙红，名称由来是因树干和老枝上长了瘤状锐刺。

刺桐原产于印度和马来西亚，由于古时泉洲海外交通关系而移植来我国东南沿海的广东福建一带。

五代的泉州已遍植刺桐, 当时晋江王留从效初建泉州城时环城种植的刺桐极忘茂盛, 因而, 泉州又称呼为“刺桐”城。

十三世纪末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 由泉州回欧洲的时候, 他的记述中称“泉州港”为“刺桐港”。

泉州是古代一个重要港口。

她兴起于唐、盛于宋，宋末元初到达顶峰，是当时公认的“东方第一大港”，与埃及的亚历山大港齐名。

马可波罗在游记中说，埃及的亚历山大港运载的胡椒，一般的国家每次只运去一船，而“剌桐港者，则有船舶万余”艘，其繁荣兴盛可与亚历山大港媲美！泉州的“剌桐缎”畅销于南洋、印度和欧洲。

迪云（德化）制造的碗及瓷器既多且美。

泉州的对外贸易营利很高，政府可得巨额税收，是元朝国库收入的重要来源之一。

在那时，泉州等地还使用纸币，是重要的流通媒介。

宋人谢履的《泉南歌》：“州南有海浩无穷，每岁造舟通异域”，描述对外通商贸易的繁荣景象。

元代泉州海外交通，畅达东、西大洋彼岸，与世界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可谓“往来互市，各从所欲”。

当时从这一海上通商门户进口的商品主要是珠宝、香料和药物，出口商品则以泉州名产剌桐绸缎、瓷器、茶叶和铜铁器为主。

剌桐港极盛时期的能商贸易非常活跃，到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市舶税利高达100万缗，在国库财政收入中占有可观的地位。

是什么原因让泉州成为东方第一大港呢？首先是特殊的地理环境提供得天独厚的优势。

泉州座落于晋江下游北岸，东临大海，与台湾一水相隔。

泉州湾海岸线曲折漫长，水道深邃，拥有“三湾十二港”，足以吐纳自如地任由中外商船出入，具备一个天然良港的基础。

其二是通往内陆的水陆交通也较为便利，当地物产资源丰富，拥有享誉遐迩的名牌产品，而长江下游内陆腹地也可源源不断地供应充足的货物，这就为中外客商的进出口贸易提供了可观的市场和商品。

参观市舶司遗址小作文

参观市舶司遗址小作文跨越千年的重逢探寻我国古海关遗址——泉州市舶司的前世今生7月25日，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审议，我国世界遗产提名项目“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成功列入世界遗产，此次泉州申遗项目的遗产整体由22处代表性古迹遗址及其关联环境构成。

而作为我国仅存的古海关遗址——泉州的市舶司遗址在其中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那么，历史上的泉州市舶司是怎样一个机构？在对外贸易中发挥了哪些作用？泉州市舶司遗址保护现状如何？让我们一起来走近泉州市舶司，触摸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一个市舶司，一部繁荣的泉州海外交通史。

穿过充满烟火气的泉州市区水门巷竹街，沿着幽深绵长的石板路走，可在鹊鸟桥旁看到一方刻着“泉州市舶司遗址”字样的石碑。

宋元时期，这里曾是国家管理海洋贸易事务的行政机构。

彼时，无数中外船只在泉州港穿梭来往、各种奇珍异货堆积如山、市井十洲人流连忘返……存续近400年间，泉州市舶司见证了宋元时期，泉州海外交通和港口贸易的繁华盛景。

时过境迁、沧海桑田，虽世人已无法亲历泉州市舶司昔日“海上舟频入”“大舶高樯多海宝”的辉煌，但这段生动的历史丰富了泉州这座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时至今日仍为人津津乐道。

泉州市舶司关史中地位重要市舶司是我国古代设置的专门管理涉外船舶、贸易及其征税和接待使者的机构，其基本职能相当于今日海关。

我国市舶司制度于唐开元二年确立于广州，历经宋元明三朝，迄于明崇祯十七年，历时930年。

其中，泉州市舶司设于宋元祐二年，同样历经三朝，于至明成化八年北迁福州，前后385年，历经泉州港海外贸易的繁荣、极盛和衰微三个阶段。

几百年间，它见证了泉州港崛起为“东方第一大港”的辉煌，为泉州港乃至我国的对外贸易、经济发展以及对外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

早在南朝时，泉州海外贸易就开始发端并逐步兴盛，到北宋初年，泉州已成为仅次于广州的全国第二大港口，可泉州人发展海外贸易仍须到广州或杭州、明州（今宁波）这两浙市舶司‘请给官券’，有诸多不便。

宋朝至明朝中国海外贸易的发展

宋朝至明朝中国海外贸易的发展唐代仅在广州一地设市舶司，负责外贸事务。

除广州外，又在杭州、明州、泉州、密州五地设市舶司，使外贸规模成倍扩大。

北宋中期，每年的市舶收入达六十三万贯，成为政府的一项重要财政收入。

北宋出口的商品主要是丝织品、瓷器、金属等，进口的商品主要是香料、药材、象牙、珠宝等。

元朝的海外贸易也很发达。

元朝政府在消灭南宋后，原在南宋任泉州市舶使多年的阿拉伯商人蒲寿庚降元。

元即任他为福建行省左丞，管理泉州一带的海外贸易。

当时管理海外贸易的机构叫作市舶提举司，简称市舶司。

元朝先后在泉州、庆元（今浙江宁波）、上海、故浦（今海盐县南）、温州、广州、杭州设立了七个市舶司。

泉州是对外贸易的最大商港，由此出口的商品有瓷器、丝绸等，由此进口的商品有丁香、豆蔻、胡椒、钻石、珠宝等。

明初实行海禁，严禁民间私人贸易。

在明朝开国以后一个很长的时期内，中外贸易基本上限定在“朝贡贸易”的框架之内进行。

中期以后，朝贡贸易的政治色彩有所减弱，外番货品免税政策渐改为按例抽分。

这一改革一般被看作明代对外贸易政策的一个进步，问题是实行不久就又迎来了嘉靖时期的海禁，使正常的中外贸易受到极大影响。

隆、万开海以后，外国商船来华已不限于有朝贡关系的国家，贡期、船只数量等等限制也已放松，基本是来船都可以进口，照例抽分纳税后便可入市交易。

但这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自由贸易。

来华外商必须通过官牙行的中介才能进行买卖，而不能与民间商人直接交易。

明后期，市舶太监和地方官吏在口岸贸意中恣意抽分和掠夺，极大地损害了中外贸易正常发展的环境。

民间私人海外贸易的开放只是在不能有效禁止情况下的无可奈何之举，并且仍有诸多限制，管、卡和防范的色彩浓重，完全谈不上主动推动、大力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