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与《理水》

鲁迅及其故事新编《理水》

2008年03月07日13:32:54 中国柯桥网[发表评论] ［大中小］［打印］

(一)

鲁迅堪称我国现代最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他以深邃的思想、犀利的笔锋，无情地撕破旧社会的假面和鞭挞丑类的罪恶，又以博大而仁爱的心胸、孺子牛的精神，将爱洒向劳苦大众，赢得了“民族魂”和“世界文学中永远不可能被忘却的巨匠”等美誉。

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字豫才。他出生在绍兴一个破落的封建士大夫家庭。7岁启蒙，12岁入绍兴著名的私塾——三味书屋，从宿儒寿镜吾读书。鲁迅自幼聪颖，勤学好问，涉猎广泛，爱看具有爱国民主思想和反抗精神的野史、笔记。他在故乡生活、工作近20年，深受越文化的熏陶，特别是陆游、王思任等越中先贤思想和精神的影响，又有较多机遇接触农村，亲近农民。13岁那年的家庭变故，更使鲁迅深切地感受到世态炎凉和上流社会的堕落与下层社会的不幸……这一切，都为他的思想健康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也成为日后从事文学创作的重要源泉。

1898年，鲁迅毅然离开绍兴去南京，先后在江南水师学堂、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读书。在此期间，他接触新学，接触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和近代科学知识，初步形成了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年的社会发展观，成了中青年鲁迅反帝反封建的主要思想武器。

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鲁迅于1902年东渡日本留学，进东京弘文学院。1904年毕业后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习医。他与当时先进的中国人一样，怀有科学救国的思想，曾著译出版《月界旅行》、《地底旅行》、《中国矿产志》、《中国地质略论》、《说钼》等书文，并希冀通过习医解救国人的疾苦，促进他们对于维新的信仰。可是，那些颇具狭隘民族主义思想偏见的日本同学对来自弱国的鲁迅的无端歧视，令这位热血青年不堪忍受。特别是在一次放映有关日俄战争的时事幻灯片时，鲁迅不时听到周边日本同学的狂热欢呼声，看到被指控为俄军侦探的中国人被日军抓捕后杀头示众，而围观的许多同胞显现出麻木不仁、甚至凑热闹前来欣赏杀人艺术的样子，这极大地刺痛了他的心灵。鲁迅痛感学医并非紧要事，以为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何等健壮，充其量只能当示众的材料和看客。他认定第一要务是改变国人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首推文艺。这样，鲁迅决然弃医从文，从1906年开始了革命文学生涯。

1909年鲁迅回国，先后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绍兴府中学堂和山会初级师范学堂担任教职，并在故乡参加了辛亥革命。未几，绍兴政局与全国各地一样，发生逆转，令鲁迅相当失望。1912年2月，他离乡应邀赴教育部工作。鲁迅一度彷徨、苦闷，但仍关心时局的

发展，审视中国几千年历史，苦苦思索中国的前途。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让鲁迅看到了“新世纪的曙光”和中国的希望。1918年5月，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从此“一发不可收”，在时代赋予的全新意义上，创作了《阿Q正传》、《药》、《孔乙己》等大量优秀小说和投枪、匕首式杂文，以彻底反封建的思想和犀利冷峻的艺术风格，显示其文学革命的实绩，成为新文化运动的英勇旗手。

由于支持进步学潮和正义斗争，鲁迅横遭北洋军阀政府及其御用文人的迫害。1926年8月，他愤而南下，先后在厦门大学、广州中山大学执教。鲁迅接受了大革命的战斗洗礼，又经受了1927年4月反革命政变的严峻考验，纠正只信进化论思想的“偏颇”，开始从一个革命的民主主义者向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的根本性转变。10月，他定居上海，主要从事文学创作和文艺运动，也开始了一生最光辉的战斗历程。鲁迅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紧密联系实际，用以指导革命实践；他勇敢地揭露国民党当局的黑暗统治，批判各种错误思潮，抨击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和镇压进步人士、扼杀进步文化等罪行，同时，热情讴歌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进步运动；他团结广大左翼文艺工作者，热情提携青年，倡导版画艺术，又不怕高压，率领左翼文艺大军胜利地粉碎了国民党的文化“围剿”。……根据形势和斗争的实际需要，鲁迅写下了大量深受民众欢迎和喜爱，却令敌对势力既害怕又忌恨的杂文，成集的就有《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和《且介亭杂文末编》等。他为世人留下了800多万言煌煌著译，这是一笔永具魅力与价值的精神遗产。

鲁迅以最清醒的现实主义态度，以高超的文艺形式和独特的视角让人感受病态社会沉疴之重，一生不断寻求疗治国民劣根性的良药，催人猛醒、觉悟，无愧为唤醒国人灵魂的文学巨匠。即使在当今，“他不只是作为文学家仅仅出现在我们的语文课本上的，而是作为思想家横亘在我们民族的多灾多难又是世纪动荡和变革的历史坐标系上。他的书给予我们的不仅是文学的章法和技巧，更是精神和心灵的滋养。”

(二)

正是鲁迅所言：“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远古时代的大禹和近现代的鲁迅，虽然在时空上相隔遥远，但是，他们的伟大思想、崇格品德和对中国对人类的卓越贡献，彪炳史册，一直为后人所颂扬，无愧为“中国的脊梁”。

大禹是我们华夏祖先，为民治水的英雄。为了降服水患洪魔，他抱定“我若不把洪水治平，我怎奈天下苍生”的誓愿，“娶后三日而出，八年于外，三过家门而不入”，历尽艰难险阻，乃至身患“偏枯之疾”，终于获取“地平天成”的圆满结果。古往今来，关于大禹的丰功伟绩，

可谓有口皆碑，史不绝书。

鲁迅对大禹始终怀有由衷的敬意，对有关大禹的文物古迹一直怀有特殊的感情，分外珍爱。1910年春，鲁迅任绍兴府中学堂监学时，率领该校师生到禹陵旅行，还在禹庙百步禁阶合影留念。他们胸前均佩戴一朵小白花，凭吊大禹，追思他的功德。1911年3月18日，他又“出稽山门可六七里，至于禹祠”，在近旁的山上采制植物标本，还著有《会稽山采植物记》一文。据三弟周建人、工友王鹤照等亲友回忆，他们多次陪同鲁迅到禹陵等地拓碑。1912年1月3日，鲁迅在《<越铎>出世辞》中自豪地说：“其民复存大禹卓苦勤劳之风，……力作治生，绰然足以自理。”1913年6月，鲁迅回乡省亲，26日一早，鲁迅、周建人陪老同学、老同事伍仲文畅游禹陵、兰亭等名胜古迹。1914年，鲁迅在《会稽郡故书杂集·序》中又提及“禹，句践之遗迹故在。”1916年3月25日下午，鲁迅“往留黎厂(即琉璃厂——引者注)买《麃孝禹碑》一枚，银四元。”1917年上半年，鲁迅根据自己在禹庙所拓铭文，在汲取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写了一篇考证文章《会稽禹庙窆石考》。民间传说这状如秤锤的窆石是大禹下葬时所需用的工具，甚至有人说它是大禹下葬后的镇石，即陵墓所在的标志，所以民间也有窆石下面才是大禹的真正葬地的说法，激起人们对这位远古英雄的追念。鲁迅对窆石题字、年代和形制等作了精辟的考证和辨析，还辨释、照录龙朝夫瞻拜禹陵的诗：“沐雨栉风无假日，胼胝还见圣功劳。古柏参天[表]元气，梅梁赴海作波涛。至今遗迹衣冠在，长[使]空山魑魅号。欲觅[冢]陵寻窆石，山僧为我剪蓬蒿。”1918年10月21日《鲁迅日记》载：“午后往留黎厂敦古谊帖店买定造象二种八枚，券五元，卖与禹陵窆石拓本一枚，作券二元，添付券三元讫”。鲁迅在1927年8月17日致章廷谦信中说：“禹是虫，故无其人；据我最近之研究：迅盖禽也，亦无其人，鼻当可聊以自慰欤。”他对顾颉刚的说法不屑一顾，予以辛辣的讽刺。1933年8月14日，鲁迅在《我们怎样教育儿童的？》一文中说：“倘有人作一部历史，将中国历来教育儿童的方法，用书，作一个明确的记录，……则其功德，当不在禹(虽然他也许不过是一条虫)下。”直到1934年4月13日，鲁迅在致母亲的信中还提到：“害马(鲁迅对许广平的戏称——引者注)多年想看南镇及禹陵，今年亦因香市时适值天冷且雨，竟不能去”，颇为此而深感惋惜。笔者的上述罗列，足以说明鲁迅是十分崇敬大禹，十分热爱禹陵及其有关文物，十分重视学习、弘扬大禹精神。尊重大禹，就是尊重民族，一旦社会上出现对大禹不敬之词，他就毫不犹豫地站出来，予以迎头痛击。毛泽东说：“神话想象出人们征服自然力等等，而能够吸引人们的喜欢，并且最好的神话具有…永久的魅力‟。”鲁迅写于1935年11月的新编历史小说《理水》，虽然不能与神话等同，但是，他在《理水》一文中所塑造所讴歌的大禹形象，正是这样一个为历代人民大众所崇敬、拥戴，并具有永久魅力的“中国的脊梁”。

(三)

从1922年写作《补天》到1935年《故事新编》全书编成，鲁迅历时13年，这部新编历史小说集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已在1936年1月了。《故事新编》除《序言》外，按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