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周作人的儿童文学翻译思想

2006年6月安阳工学院学报

June .2006第3期(总第21期)Journal of Anyang I nstitute of Techno l o gy N o .3(Gen .No .21)

*收稿日期:2006-03-16

作者简介:张道振(1977-),男,广东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文学翻译。

论周作人的儿童文学翻译思想

张道振

(广东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广州510520)

摘 要: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进步就是对 儿童 概念的发现,而对这一观念起重要引领和推动作用的就是周作人。五四时期,他对外国儿童文学的译介促进了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的滥觞。他提出的许多观点,譬如,译者应该有人类学的相关知识,翻译中应该调整作品的文体和句法特征以贴近儿童语言的思想,至今仍有鲜明的价值和意义。周作人翻译思想中的 儿童本位 观是中国现代文学翻译史上重要的精神财富。

关键词:周作人;儿童文学;翻译;思想

中图分类号:I04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928(2006)03-0121-03

0 引言

周作人一生中创作了大量的杂文和散文作品,并写了很多文学评论,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精神财富。他本人独自翻译也和别人共同翻译了大量的文艺作品。似乎已经有论者对周作人作为翻译家的一面进行了很多的论述,但是对周作人的儿童文学翻译的贡献却论述很少,不能说不是一种缺憾。早在五四运动时期,我国就开始了儿童文学翻译的介绍和翻译,周作人对儿童文学的译介却开了一代先河,促进了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的滥觞。1 周作人和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的滥觞

周作人(1885~1967),原名栅寿,字星杓,后改名奎缓,浙江绍兴人,著名的现代散文家和文学翻译家,鲁迅的二弟。周作人1901年考入南京的江南水师学堂,5年后东渡日本留学,1911年回国后在绍兴任中学英文教员,1917年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 五四 时期任新潮社主任编辑,参加 新青年 的编辑工作,参与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发表了 人的文学 、 平民文学 、 思想革命 等重要理论文章,并从事散文、新诗创作和译介外国文学作品等工作。周作人一生创作了大量的杂文和散文作品,并写了很多文学评论,其创作实践和理论主张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五四运动爆发的1919年是中国历史上发现 儿童本位 的一年,已经接受了卢梭 爱弥尔 中关于儿童本位的中国思想界,对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的滥觞提供了一种孳生的土壤,掀起了从晚清到五四时期持续20年之久的儿童文学译介活动,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就是对安徒生的译介,并由此开始了中国儿童文学的现代化进程。以周作人为代表的文学家当时就成了儿童文学翻译的先驱者。

周作人早在1913年就在 叒社丛刊 上发表了研究安徒生的文章,后来由于鲁迅的推介,引起了人们的注意。1918年,周作人在 新青年 第6卷第1号上发表 卖火柴的女儿 ,后来又翻译了 皇帝之新衣 ,被收入了群益书局在1920年重印的 域外小说集 中。周作人的译作活动推动了安徒生作品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周作人对安徒生童话的译介催生了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对同时代的鲁迅、叶圣陶、郑振铎、赵景深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使得安徒生以及他的作品成为家喻户晓的东西,也为后来的儿童文学创作提供了艺术的范本。正如郑振铎所说 使安徒生被中国人清楚认识的是周作人 (郑振铎1925)。根据他所整理的资料,到1925年8月,安徒生的童话至少有43种,68篇被译介过来。周作人对儿童文学的译介,带动了后来的一大批学者,譬如刘半农、孙毓修、郑振铎、赵景深、顾均正、沈泽民和周瘦鹃等人的翻译和研究,促发了中国儿童文学翻译的滥觞。

2 周作人的儿童文学译介活动

据胡从经先生的介绍,最早发现周作人登载儿童文学的刊物是与鲁迅有关的 同志研究社 的机关刊物 叒社丛刊 。在其1913年12月的创刊号 史传 专栏上,刊载了周作人所撰写的 丹麦诗人安兑尔然传 。安兑尔然即是当时作者翻译的现在安徒生的名字。作者在里面写道, 安兑尔然童话,欧土各国,传写殆遍,日本亦有二三译本,中国尚鲜有知之者,故为绍介其行业如此。 (胡从经1982:189)这是当时发现的有关安徒生通话的第一篇论述,文章介绍了安徒生的生平及其创作。据文中夹注可知,周作人当时参考了丹麦文艺批评家勃兰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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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的 安徒生传 、英国戈斯的 北方文学研究 、挪威波亚然的 北欧文学评论 ,以及德国柯伦的 北欧文学史 等论著写成,与世界同步介绍了安徒生,成为当时国人了解安徒生及其童话创作的一扇窗口。事实上安徒生走进周作人的视野,并非偶然。周作人在自己所写的文章中就谈过对安徒生童话的认识过程:

我们初读外国文时,大抵先遇见G ri m m兄弟同H ans Christian Andersen的童话,当时觉得这幼稚荒唐的故事,没甚趣味,不过怕自己见识不够,不敢菲薄,却究竟不晓得他好处在哪里,后来涉猎Fo l k-lore一类的书,才知道G ri m m童话集的价值:他们兄弟是学者,采录民间传说,毫无增减,可以供学术上的研究。至于Andersen的价值,到见了诺威Boyes-en丹麦B randes英国Gosse诸家评传,方才明白:他是个诗人,又是个老孩子(即H enry Ja m es所说Per-petual boy),所以他能用诗人的观察,小儿的言语,写出原人 文明国的小人,便是系统发生上的小野蛮 的思想。格林兄弟的长处在于 述 ;安得森的长处,就全在于 作 。

(周作人1918)早在1908年,周作人在 域外小说集 第2卷末刊出的 域外小说集以后译文 的目次中,就预告要翻译 丹麦安兑尔然 (今译安徒生)的作品,后因一、二集销售不佳,第三集未能印行。1912年,周作人作 童话略论 ,其中就有介绍安徒生及其童话的文字,认为 今欧土人为童话惟丹麦安兑尔然(A ndersen)为最工,即因其天性自然,行年七十,不改童心 。1913年,发表 丹麦诗人安兑尔然传 ,称赞其所童话能 以小儿之目观察万物,而以诗人之笔写之,故美妙自然,可称神品,真前无古人,后亦无来者也 (见胡从经1982)。1917年,周作人又发表 安兑尔然 介绍安徒生。针对译界存在的随意篡改安徒生童话的现象,1918年9月,周作人在 新青年 上发表 随感录(二十四) ,以刚出版的陈家麟译本 十之九 为例,作毫不留情地批评,指责译者将安徒生童话中 最合儿童心理 的语言删除了, 把外国异教的著作,都变作班马文章,孔孟道德。这种优待,就是哈葛得诸公也当不住,到了安得森更是绝对的不幸 。(周作人1918)当时中国译界的风气就是喜欢篡改、增删原著。鉴于此,周作人自己翻译了安徒生的童话 卖火柴的女儿 ,发表在1919年 新青年 第6卷第1号上。

周作人批评文章的发表对我国早期的安徒生童话翻译与研究产生了 方向性 的影响。郑振铎后来对其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 使安徒生被中国人清楚认识的是周作人 。正是由于周作人 在 新青年 批评陈君译的安徒生童话集,题为 十之九 的。此后,安徒生便为我们所认识、所注意,安徒生的作品也陆续的有人译了 ,安徒生童话的价值与意义才被中国读者所了解。到1925年 小说月报 出版 安徒生专号 之前,据郑振铎的统计,我国已翻译安徒生童话43种共68篇,介绍安徒生生平与作品的论文有15篇。郑振铎也高度称赞安徒生是 世界最伟大的童话作家,他的伟大就在于以他的童心与诗才开辟一个童话的天地,给文学以一个新的式样与新的珠宝 (1925)。可见,周作人在儿童翻译文学的开拓之功是不可磨灭的,他为后来安徒生童话称为大人孩子终身相伴的经典文学夯实了基础。

3 周作人儿童文学翻译思想

童话是以奇异动人的幻想和曲折的故事情节来间接反映现实生活的,表现儿童情趣的一种文学样式,因而 要研究讨论儿童文学的问题,必须关于人类学民俗学儿童学等有相当的修养, 根据人类学派的学说来看神话的意义,根据儿童心理学来讲童话的应用,这个方向总是不错的。 (周作人1932:423)。同时童话具有鲜明的语言和文体特征,因而翻译时候就应该特别重视它的文体意义和美学价值。他指出:

原来童话(M rchen)纯是原始社会的产物。宗教的神话,变为历史的世说,又转为艺术的童话,这是传说变迁的大略。 上面说安得森童话的特色:一是言语,二是思想。 他自己说, 我著这书,就照着对小儿说话一样写下来。 勃阑特思著 丹麦诗人论 中,说他的书出版之初,世人多反对他,说没有这样著书的。 人的确不是这样著书,却的确是这样说话的。 这用 说话一样的 言语著书,就是他第一特色。(周作人1918)

在此处,周作人认为安徒生童话的特色,不仅仅是由于他的思想内容,更重要的还是由于他的语言的写作方式。他赞同 照着小儿说话一样写下去 是具有文学的文体价值的。因而 安兑尔然老而犹童,故能体物写意,得天然之妙 (胡从经1982:188)。他肯定 其词句简易如小儿 的安徒生童话为 纯粹艺术 ,并指出: 就是他第一特色 。批评 十之九 的译者将 小儿的言语 ,译成了唐宋八大家的古文,因而 安德森的特色就不幸地被抹杀掉了 (周作人1918)。他这种对 说话一样的 安徒生语言和文体的捍卫,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周作人强调安徒生的第二个特色就是 野蛮的思想 ,这种野蛮的思想就是通过简短精悍的句子,以及 残酷、烂漫 的句式表现了出来。对安徒生的发现,是周作人达到发现儿童的一条途径,而这正是周作人文学革命时期文学观点的一种延续和张扬。

文学不是用来说教的,这是周作人 五四 时期的文学主张。他在强调翻译的社会功利的目的之外,同时不忘记文学本身作为艺术的特点和功能。我们知道中国传统的诗学思想就是 诗言志 。当文学作品把心中的 志 言出来的时候,文学的作用和责任也就达到了。显然,周作人强烈反对这样的文学倾向,在1907年写的 红星佚史 的译序中,他表述了自己的观点:

中国近方以说部教道为桀,举世斐然,斯书以繙,似无益于今日之群道,故说部曼衍自诗,泰西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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