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王与崇霸并行不悖

尊王与崇霸并行不悖
——《左传》的思想倾向
刘兴林
摘要：《左传》传《春秋》，思想倾向与《春秋》有一致之处，但也存在着重大的区别。

《左传》和《春秋》一样主张尊王重礼，但实质内容与《春秋》颇有不同。

《左传》的尊王与崇霸并行不悖，尊王只是表面文章，崇霸才是实质内容。

只有崇霸才能维护周王室的地位，霸主也只有尊王才符合正常的政治伦理。

重礼不是以为维护周礼为永恒的教条，而是讲究随时代变化而变化的行为规范。

《左传》的尊王与重礼适应社会的发展，肯定并赞赏春秋霸主的事业则是一种进步的历史观。

《左传》保存了大量的神秘文化，明显存在天命观，但始终坚持敬天保民，将人和民置于主导地位，《左传》的民本思想与儒家体系保持高度的一致。

关键词：尊王；重礼；崇霸；敬天；保民
《左传》的内容丰富庞杂，以反映春秋时期的政治、军事和外交活动为主，全面反映了春秋时期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化的历史进程，以及宗教祭祀、典章制度、礼仪风俗、鬼神妖梦、祸福预言等文化状况，同时还保存了西周以前的历史和远古的传说。

《左传》是一部儒家史传和经典，思想倾向与《春秋》有一致性，也不尽相同。

在尊奉王权、维护礼制和敬天保民等方面与《春秋》基本一致，而进步的历史观与《春秋》存在着重大的区别。

与《公羊传》、《榖梁传》牵强附会地挖掘微言褒贬相比，《左传》更具有高屋建瓴地宏观历史的眼光。

《左传》虽然保存了一些神秘文化，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天命观，但从总体上根本上强调人事的作用，认为人类的活动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

一、《左传》的尊王与重礼
春秋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周王朝及诸侯各国普遍经历着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化。

以周天子为中心的宗主制趋于瓦解，政权下移到新兴的诸侯国，诸侯国内部政权又下移到大夫或陪臣手中。

宗法制度下的价值观念发生动摇，整个社会呈现出“礼崩乐坏”的特征。

为争夺周天子之位，周王室庶孽之祸连绵不断。

桓公十八年有王子克之乱，庄公十九年至二十一年有王子颓之乱，僖公十一年至二十五年有王子带之乱，昭公二十二年至定公五年有王子朝之乱。

《左传》记载四王子之乱，交待前因后果，明确揭示致乱的根源是违背礼制。

王室违礼致乱，导致诸侯强国对王室权威的轻视。

宣公三年，楚庄王率师伐戎之后陈兵于周郊，周定王派遣王孙满慰劳，楚成王问“周鼎之大小轻重”。

鼎是权力地位的象征，问周鼎意味着藐视和窥探周王室，不仅是“无礼”，而且是“大逆无道”，这也从侧面说明周王朝威信扫地。

诸侯各国内部的权位斗争发生在国君、公族、卿大夫之间，表现为弑君弑父层出不穷。

如桓公二年宋华父督弑宋殇公，庄公八年齐公孙无知弑齐襄公，庄公十二年宋万弑齐闵公，文公元年楚世子商臣弑父楚成王，文公十六年宋公子鲍弑宋昭公，宣公元年赵盾弑晋灵公，宣公十年夏征舒弑陈灵公，成公十八年晋栾书与中行偃弑晋厉公，襄公二十五年齐崔杼弑齐庄公，哀公十五年陈成子弑齐简公等。

正如《史记太史公自序》中所说：“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

”
针对礼崩乐坏的社会状况，《春秋》的宗旨是“大一统”，提倡“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室”，宣扬“尊王攘夷”。

安内攘外都以“尊王”为核心，尊奉王室权威，维护天下统一。

如何尊王？周初制定的礼制是封建宗主制的保障，礼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宗法社会的道德和行为规范，用以维护上下尊卑等级。

尊王必须重礼。

《左传》记载春秋时期周王朝及诸侯各国的政治演变、军事斗争和外交活动，从国君废立、公卿任免、宗庙祭祀、外交往来、军事行动等，到车骑舆服、婚丧嫁娶、饮食起居、言行举止等，总是要给予“礼”或“非礼”的评判，用具体史实诠释《春秋》“大一统”的宗旨。

隐公元年“郑伯克段于鄢”在《左传》中开宗明义，兆示了整个春秋时代“礼崩乐坏”的特征。

郑庄公蓄意助养其弟共叔段的叛志，待其反叛，一举歼灭；与母交恶，发誓不及黄泉永不相见，调和之后“母子如初”，其实貌合神离。

作者的叙事态度、对《春秋》书法的解释和文末“君子曰”都表现出对当事人的批判。

表彰颍考叔的孝道，意在维护礼制。

郑国与周王室血缘亲近，武公、庄公相继为王朝卿士，在周王朝颇有特权。

因为权利之争，周、郑之间由交质发展到交恶。

郑庄公率领王师、虢师，以王命伐卫、伐宋，又割取周之获、麦，侵占周之农田。

桓公五年秋，周天子亲率诸侯之师伐郑，郑国大败王师，祝聃射王中肩。

当晚，郑庄公右派人慰劳天子及其左右，赔礼道歉。

“礼崩乐坏”由家到国，蔓延天下，《左传》作者时时处处维护着礼制。

《左传》揭露郑庄公的“无礼”，也揭露周天子的“无礼”，有时还肯定郑庄公的“有礼”。

隐公十年，鲁、齐、郑联合攻宋，郑师攻取郜、防二邑，随即交给鲁国。

《左传》引君子曰：“郑庄公于是乎可谓正矣。

以王命讨不庭，不贪其土以劳王爵，正之体也。

”隐公十一年，鲁、齐、郑联合伐许，得到许国，鲁让齐，齐让郑，郑庄公将许君安置到许国的东鄙，打算今后归还许国。

《左传》引君子谓：“郑庄公于是乎有礼。

礼，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者也。

许无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而处之，量力而行之，相时而动，无累后人，可谓知礼矣。

”当时的天子、诸侯、大夫几乎都有破坏礼制的行为，《左传》的评价坚持“对事不对人”。

东周王朝虽然衰败，但诸侯必须尊重周天子的名义权威。

僖公二十八年城濮之战后，晋文公实际上成为霸主，仍献捷于周襄王，周襄王封晋文公为侯伯，赐以象征身份地位的器物，命其“敬服王命，以绥四国，纠逖王慝”。

《左传》充分肯定晋文公尊重天子权威的举动。

昭公九年，周大夫与晋大夫发生争田纠纷，晋率戎族伐颍，周王使詹桓伯辞于晋，阐述周有天下而建诸侯，目的在于维护王朝，周之于晋，如同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谋主。

晋国若裂冠毁冕，拔本塞原，专弃谋主，目无天子，戎狄就更为猖獗了。

晋大夫叔向也说，晋文公称霸，不敢更改礼制，而是辅佐天子，奉为共主，“自文以来，世有衰德而暴灭宗周，以宣示其侈，诸侯之贰，不亦宜乎？”晋从其言，礼而归之，与周修好。

《左传》认为这是明智明礼的做法。

大一统思想还体现在“尊王攘夷”，所有诸侯国都有权力讨伐东夷、西戎、南蛮、北狄。

僖公四年，齐桓公率诸侯之师侵蔡，这次不义战争显然会降低霸主的威信，蔡溃，遂伐楚。

楚国是南蛮，讨伐南蛮就能恢复和提高霸主的威信。

僖公十一年，周王朝附近各戎族联合攻打京师，秦、晋伐戎以救周，二国由此在诸侯中取得很高的政治地位。

这些表明“尊王攘夷”的行动在当时具有足够的正义性。

今天看来，“尊王攘夷”是一种恃强凌弱的“大汉族主义”或“大华夏主义”，但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有利于维护周王朝的统治，维护比较先进的文化，维护天下的安定和谐，有利于促进社会的文明和进步。

二、《左传》进步的历史观
《左传》承认历史的发展变化，具有进步的历史观。

肯定和赞扬霸主的事业，倾力描述诸侯争霸的成败及其原因，是《左传》思想的又一个亮点。

《左传》热情赞扬有作为的霸主，书中描述最精彩的文字大多是霸主的事迹。

春秋时期周天子名存实亡，诸侯中霸主迭起。

齐桓公、晋文公以维护周王室为旗号，先后平定王室的祸乱，并在礼节上表现出对王室权威的尊重，实际取代了周天子的权威。

秦穆公曾先后以武力支持晋惠公、晋文公归国执政，僖公三十三年崤之战被晋国打败，终究只成为西戎霸主。

楚庄王公然藐视周王室，敢于问鼎于周郊。

宋襄公逆天害理而沽名钓誉，意欲图霸而不知其难。

春秋晚期，吴王阖闾入郢，越王夫差灭吴，先后成为南方的霸主。

此外，还出现过一些短暂或局部的小霸主，如郑庄公小霸、晋襄公继霸、晋悼公复霸等。

《左传》充分肯定春秋霸主的事业，认为周室衰微，诸侯称霸有利于维护大一统，表现出重礼与崇霸并立。

昭公十六年，齐景公伐徐，逞欲而还，叔孙昭子感叹：“诸侯之无伯，害哉！齐军无道也，兴师而伐远方，会之有成而还，莫之亢也。

无霸也夫！《诗》曰：‘宗周既灭，靡所止戾。

正大夫离居，莫知我肄’其是之谓乎！”中原小国遭受欺凌，由衷地期盼霸主，率领诸侯主持公道。

南方的楚、吴、越国僭号称“王”，周王室无可奈何，《春秋》笔法不能容忍，坚持称其为“子”。

《左传》或沿《春秋》称“子”，或承认事实称“王”。

齐国、晋国与楚国交战，始终不以去掉“王”号作为理由，说明对僭称“王”号已经默认。

僖公四年齐桓公伐楚，以“苞茅不入”和“昭王南征而不复”为借口，却不提让楚王去掉“王”号，似乎僭号称“王”已经不足以作为讨伐的理由。

春秋后期诸侯各国内部政权普遍下移。

昭公五年，鲁国三桓孟孙氏、叔孙氏、季孙氏三分公室、四分公室；定公五年，季孙氏的家臣阳虎囚禁了季桓子，强与之盟；定公六年，阳虎又盟鲁定公及三桓于周社，形成“陪臣执国政”的局面。

齐国的田氏、晋国的六卿、郑国的七穆，实际上逐渐掌握了军政大权。

这种局面对于周代礼制来说是无可奈何的衰落，对于中国历史来说是不可阻挡的潮流。

在孔子看来这些都是天下无道。

《论语·八佾》说到季孙氏，谓：“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舞蹈八人一行为佾，八佾就是六十四人，是天子欣赏的舞蹈。

季孙氏也欣赏八佾，孔子认为最不可忍受。

礼制规定天子祭泰山，季孙氏也祭泰山，孔子便让冉求去阻止。

齐国的田成子弑杀了齐简公，孔子沐浴而朝，请求鲁哀公发兵讨伐田成子。

《春秋》笔伐乱臣贼子，《左传》则不以为然。

昭公三十二年，赵简子问于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诸侯与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何也？”史墨回答说：“天生季氏，以贰鲁侯，为日久矣。

民之服焉，不亦宜乎！鲁君世从其失，季氏世修其勤，民忘君矣。

虽死于外，其谁矜之？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自古以然。

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

’三后之姓，于今为庶。

”高山变为深谷，深谷变为山陵，社稷没有固定的祭奉，君臣没有固定的地位，一切都处于变化之中，人民服从谁，谁就可以为君；人民忘记谁，谁就被废除。

《左传》进步的历史观十分经典。

《左传》借卜、祝、师、史之口，讲述了周代以前的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全面反映了周代以前的社会状况和政治得失，目的是为春秋时期提供借鉴。

宣公三年王孙满回应楚子的问鼎，历数夏、商、周三代的兴衰得失。

襄公四年魏绛谏晋悼公，详叙夏衰之后，后羿取代夏政及其失败的教训。

昭公元年，叔向与子产交谈，引出关于高辛氏、金天氏子孙的传说。

昭公二十九年，蔡墨给魏献子讲述豢龙氏、御龙氏的传说等。

这些记载都是相当珍贵的史料。

有关周代的历史，以昭公二十六年王子朝告于诸侯的一番言论最为详细，他历数周代的治乱兴衰，从武王、成王、康王、夷王、厉王、宣王、幽王，一直说到当朝的敬王。

昭公九年詹桓伯对晋国谈周代最初疆域的布局，定工四年卫祝佗对苌弘讲述周朝分封的史事，都反映了周初分封制的情况。

《左传》贯穿着强烈的历史借鉴意识，总结和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表现出史家的责任感和忧患意识。

《左传》中有不少关于星象、卜筮、鬼神、妖梦、灾异和祸福预言的记载，保存了春秋以前的神秘文化。

作者强调人为的力量推动社会的前进，但并不否认存在超自然的神秘力量，呈现出迷信与反迷信的共存。

庄公二十三年“田氏代姜”的卜辞就表现出宿命论：“凤皇于飞，和鸣锵锵，有妫之后，将育于姜。

五世其昌，并于正卿。

八世之后，莫之与京。

”从整体上来看，历史人物行事并不依赖于天命鬼神，人与神的地位并不悬殊，近似孔子的“敬鬼神而远之”。

三、《左传》的敬天保民
春秋时期，随着王室权威的衰落和政治危机的加深，敬天尊神的传统观念也发生了动摇。

这种动摇并不是破除迷信，而是人与神的地位发生变化。

桓公十一年，楚国决定抗击几个小国的联合进攻，莫敖有所担忧，提出占卜问神以决吉凶，斗廉则认为“卜以决疑，不疑何卜？”分析敌情，成竹在胸，精心策划，战胜了敌军。

庄公十四年，避难在外的郑厉公攻入郑国，杀郑子。

“初，内蛇与外蛇斗于郑南门中，内蛇死。

六年而厉公入。

”鲁庄公就此事询问申繻：“犹有妖乎？”申繻回答说：“妖由人兴也。

人无衅焉，妖不自作。

人弃常，则妖兴。

”没有否定妖，但强调人为的作用。

《春秋·僖公十六年》经云：“陨石于宋五”、“六鹢退飞过宋都”，宋国的上空突然落下五个石头，六只鹢鸟倒退着飞过宋国的首都，看来很神秘。

《左传》的解释简明而准确：“陨石于宋五，陨星也。

六鹢退飞过宋都，风也。

”周内史叔兴聘于宋，宋襄公就此事向叔兴询问吉凶。

叔兴根据时事作了预测，退而告人曰：“君失问。

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在也。

吉凶由人。

吾不敢逆君故也。

”意谓国君问得不恰当。

陨星和风向是自然现象，与吉凶无关，吉凶由人的行为来决定。

我的回答只是因为不敢违背国君。

襄公二十三年记载，鲁国季武子之子公鉏因不能做继承人而心怀怨恨，闵子马劝告他“祸福无门，惟人所召”，躬行孝道，命运可以改变。

公鉏听从劝告，经过人为的努力，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昭公十八年，宋、卫、陈、许、郑等国同时发生严重的火灾，郑国的裨灶两次提出要用玉器祭神，禳除火灾，子产说：“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岂不或信？”裨灶怎么会懂得天道？
因为话说得多，偶尔可能说中。

“遂不予，亦不复火”。

子产亲自指挥防火救灾，疏散人口，清理杂物，关闭市场，安置灾民，同时加强军事，以防敌国趁火打劫。

事后子产“祓禳于四方，振除火灾，礼也。

”只是依礼行事。

昭公十九年，郑国发生水灾，国人请求祭祀龙以禳除水灾，子产断然拒绝说：“吾无求于龙，龙亦无求于我。

”子产的言行充分体现了重天道不如重人道的认识。

《左传》敬天礼神的目的是“保民”，具有民本思想。

桓公六年随国的季梁对民与神的关系作了精辟的论述：“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

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辞，信也。

”又说：“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

”“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君虽独丰，其何福之有？”祭神必须用肥硕的牲畜、洁净的粮食、清甜的美酒，这些都来源于百姓的勤劳致富。

百姓异心，鬼神便没有主人，何谈祭祀和福佑？显然这是将民置于神之上。

庄公十年曹刿论战，认为“小惠未遍，民弗从也”；“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只有“小大之狱，虽不能察，必以情”，才是“忠之属也，可以一战”。

说明只有民心的向背才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

庄公三十二年神灵下降于莘地，虢公派人前去祭祀，祈求神灵赐予疆土，神灵应允。

史嚚曰：“虢其亡乎！吾闻之，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

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

”史嚚认为国家兴亡取决于百姓，而不取决于神灵，神灵只是依据人的善恶行事。

虢公无德于民，僖公七年为晋所灭。

僖公十九年宋襄公要杀人来祭祀次睢的土地神。

司马子鱼说：“祭祀以为人也。

民，神之主也。

用人，其谁飨之？”他珍视人的生命，重视民的地位，认为宋襄公行暴虐难成霸业，能够善终就算幸运了。

昭公二十年齐景公得了疥疮和疟疾，久治不愈，认为祭祀鬼神够丰厚，鬼神不佑，是祝、史之罪，于是要杀祝、史。

晏子谏齐景公，指出淫乐无度，横征暴敛，导致民人苦病，夫妇皆诅，祝、史虽然善于祝祷，又岂能胜过亿兆百姓的诅咒？晏子并不否定鬼神的存在，只是强调鬼神服从人民的意愿。

敬天礼神本是为了保民，既然昏君不能保民，反而害民，以致民苦神怒，敬天礼神也毫无益处。

“重民”是《左传》思想的突出亮点。

春秋时期“民”的价值普遍受到重视，“民”的力量在邦国盛衰、霸业兴替以及民众反抗中的表现出巨大的作用。

隐公四年，卫公子州吁弑桓公而立，鲁国大夫众仲认为“弑其君而虐用其民”，“众叛亲离，难以济矣”。

庄公十一年，宋国发生水灾，宋公“惧而明礼”，臧孙达评论说：“是宜为君，有恤民之心”，可见爱护百姓的心思是为君的主要标准。

文公十三年，邾文公在讨论迁都问题时说：“苟利于民，孤之利也。

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

民既利矣，孤必与焉。

”表现出为民众谋利的观念。

僖公二十七年，晋文公教民知义、知信、知礼，故能一战而霸。

晋楚城濮之战楚师大败，荣季说：“非神败令尹，令尹其不勤民，实自败也。

”楚令尹子玉自杀后，“蒍吕臣实为令尹，奉己而已，不在民矣。

”总结子玉失败的原因，预示新令尹施政的弊病，以“勤民”、“在民”作判断，体现了人民的重要性。

襄公二十五年，然明对子产说：“视民如子，见不仁者诛之，如鹰鹯之逐鸟雀也。

”襄公三十年子产说：“陈，亡国也，不可与也。

聚禾粟，缮城郭，而不抚其民。

”昭公二十五年乐祁评论鲁昭公说：“无民而能逞其志者，未之有也，国君是以镇抚其民。

”“鲁君失民矣，焉得逞其志？”哀公元年，陈国逢滑评论吴国和楚国的前景说：“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

”这些观点都表明，《左传》中的民本思想根深蒂固，将对待人民的态度与国家的兴衰存亡联系在一起，通过具体史实得到充分的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