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夜》中曾树生人物形象探析

《寒夜》中曾树生人物形象探析摘要：中长篇小说《寒夜》是巴金后期最有代表性的作品。

小说的女主人公曾树生是一个深受五四时期个性解放思潮影响的女性。

她曾经有为教育事业献身的理想，但在生活的重压下，她却逐渐走向了“沉沦”，将以前的理想完全抛弃了。

对曾树生这样一个复杂人物的探析，有利于我们更好的把握小说“控诉旧社会，控诉旧制度”这一最基本的主题。

关键词：《寒夜》；曾树生；探析一、从充实的生命到萎顿的生命考察一个作家的悲剧观念是否完善，一个重要的标志，就是看其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形象是不是完整的悲剧人物。

如果把巴金大量作品中塑造的人物形象，按生命系列排列组合的话，那么这些形象可分为三类：“充实的生命”、“萎顿的生命”、“腐朽的生命”[1]。

巴金的《寒夜》表现的既不是充实的生命——如杨木华；也不是腐朽的生命——如杨老三；也不是一般的萎顿生命——如田蕙世、万昭华，而是曾经有过丰富、充实生活的萎顿生命——曾树生。

将这样的生命放在突出地位尽情表现，在巴金的中长篇小说里，《寒夜》是唯一的一部[2]。

曾树生是上海某大学教育系的毕业生，有着为中学教育事业、为创办“乡村化、家庭化的学堂”而献身的理想；为了爱情她敢于蔑视封建礼教，没有举行正式的结婚仪式就同汪文宣同居了[3]。

但在“寒夜”的社会里，为了挣钱补贴家用，供儿子读书，她却只得成为一家银行里的“花瓶”，整日忍气吞声地供经理玩赏。

她被迫走上“花瓶”的道路后，她的内心世界充满了矛盾、苦闷。

但这时，她已把人生的主要目的放在追求自己的“自由”和“快乐”上。

她口口声声嚷着要“活得痛快”，声称“我爱动，爱热闹，我需要过热情的生活。

”她的所谓“热情的生活”，正如作者所指出的，“她追求的也只是个人的享乐”。

个人享乐就是她所追求的理想和幸福。

正因为如此，她不愿失去自己的“花瓶”地位；在丈夫重病之时，她可以弃夫而去[4]。

她给文宣的信说：“不要跟我谈过去那些理想，我们已经没有资格谈教育、谈理想了。

”她之终于跟陈主任去兰州，并向文宣提出离异的要求，说明她把追求一已的幸福看得高于一切，早年美好的树生已经死灭得差不多了。

作品用细致的笔墨描绘了留在树生的身后一些光彩被黑暗社会生活的巨大投影覆盖的过程。

所以树生是一个被扭曲的性格[2]。

在《寒夜》这部小说中，曾树生这样从充实的生命演化为萎顿的生命，这也是作者小说创作风格转变的重要标志。

作者不再象过去那样热心于创造充实的生命，不再过分关注充实生命的直接思想教育作用，而更多地从普通、平凡的社会生活出发，通过描写各种小人物，特别是那些萎顿的生命，通过表现他们的痛苦和意外的灭亡，灵魂的被扭曲，达到控诉侵略战争和腐朽、黑暗的国民党统治的目的。

《寒夜》里的曾树生虽然是萎顿的生命，但曾经有过“为理想工作的勇气”，敢于蔑视传统礼义，曾树生的独特性正在于她曾经是充实的生命，但由于严酷的社会现实的“斧正”而被扭曲成了萎顿的生命[2]。

二、自私、动摇的小资产阶级女性曾树生曾是一个有理想、想为教育事业献身的青年。

在生活的折磨下，她靠着自己的姿色，在大川银行里找到一个薪水较高的工作，实际上是供人玩弄的“花瓶”，把过去的理想早已完全抛弃了。

她之所以打扮得那样摩登，与比她年轻两岁的陈主任出入于咖啡店、跳舞厅、豪华的酒馆，甚至搭伙做囤积投机生意，想法子挣钱。

一方面是为了使自己活得痛快一点，过得舒服一点；一方面也是为了分担文宣养家的费用，使十三岁的儿子能得以在贵族学校读书。

她虽然当了“花瓶”，但并不甘心，她也几度想和丈夫一道改变环境，离开银行去从事教育工作，但她终归舍不得她已经习惯了的生活方式。

她天性爱活动，又颇具虚荣心。

她不愿儿子过低人一等的生活，她不能忍受家庭的寂寞，尤其不能忍受婆母无休止的恶骂和嫉恨[5]。

虽然有丈夫的爱怜，她也无法从懦弱的丈夫那里得到最起码的照顾和感情上的满足。

她在社会上、家庭里都陷入了深深的苦难之中而不能自拔。

为了摆脱这种生活，半推半就地接受了年轻上司陈主任的爱，丢下丈夫去兰州追求个人享乐去了。

从她身受的社会和家庭的欺凌来看，从她肩负的沉重的生活担子来看，她的挣扎，她的去兰州，也有社会逼迫的一面。

但是从她舍弃丈夫汪文宣而投入陈经理的怀抱，追求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来看，又深刻地揭示了她灵魂深处的自私性，走了一条并不能真正拯救自己的资产阶级个性解放的道路。

曾树生离开家庭到兰州后，在给汪文宣写来的长信里，有不少文字反复强调她的离去主要是因为同婆母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但这不是问题的本质方面。

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我要自由，可怜我一辈子就没有痛快地活过。

我为什么不该痛快地好好活一次呢？人一生就只能活一次，一旦错过了机会，什么都完了。

所以为了我自己的前途，我必须离开你。

我要自由。

”这就是她遗弃丈夫的全部理由。

一句话，“我要自由，”便是她的全部思想。

在这个“自由”里，包含着那种对于已经有机会抓住的“痛快的”生活的追求，包含着她那种赤裸裸的自私心理。

她所说的“我不相信这是命，”“我爱动，爱热闹，我需要过热情的生活”，任何辩解的言词都无法掩饰其只想到自己的自私性的实质[6]。

汪文宣之死，与曾树生的出走有直接关系，正是她的出走，把汪文宣最后一点生存的勇气带走了；尽管她将自己出走的主要原因加之不通情理的汪母，但就她只图自己快活，不愿与汪文宣同生死共患难这一点，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曾树生的出走是一个自私的选择[1]。

小说正是从世界观的高度来塑造曾树生的形象和挖掘她的隐蔽的灵魂的。

正是她那享乐主义的人生观促使她厌弃贫困的家庭和清苦的亲人，促使她以最简单的手段去抓到自己的幸福。

而她的这些性格特征不是汪文宣所能感觉到的。

然而作家却根据自己对她的精深的认识，描写了一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追求个性自由的小资产阶级女性的典型。

她外形的美丽，掩盖不了内在的丑恶。

尽管这种丑恶表现有不少社会原因，但也抹煞不了她主观的责任。

自然作者也写了不少树生为自己辩解的话，让她尽情地原谅自己和美化自己，可是美好的言词仍然掩盖不了灵魂上的疮疤。

比如，我们只看到她在当“花瓶”过程中的某些克制和感情上的一些内疚，却看不到她对这种生活方式的厌恶。

相反地，她千方百计地去迎合这种生活，以至从“花瓶”转为“经理夫人”，这到了她灵魂深处的“理想”境界。

在作家笔下，曾树生对汪文宣的感情一直是真实的，没有半点虚假。

作家用她后来的变心来反衬出她性格上易于动摇的阶级属性。

她对文宣前后两种不同的感情变化，只是在时间、地点、条件的转换下，使她性格中原先隐藏的易于动摇的别一面突现出来。

作品抓住了她性格中鲜明的一面和隐秘的一面加以描写，完成了她作为一个自私、动摇的小资产阶级女性的典型性格的塑造[6]。

三、富于反抗、另找出路从曾树生的性格来看，她富于反抗，“并不甘心屈服，还在另找出路”。

但表现出对旧社会的恶势力的一种妥协。

在那发国难财的达官贵人横行的时代，反抗旧势力是要付出极大代价的，树生做不到这一点。

她想在反抗中求生，其终极目的也不过是投入了达官贵人的怀抱，为旧社会所吞噬。

曾树生的反抗表现为对个人幸福生活的追求上。

她的幸福概念，便是那种淑女贵妇们的享乐生活，她为此深感不平，并成为她追求的理想境界。

她的这种思想境界决定了她的人生道路。

曾树生对于自己处境的不满，集中表现在她想摆脱家庭的牵累上。

她只想彻底摆脱这种贫困、烦恼的家庭纠缠，她并不对“花瓶”的生涯感到厌烦。

相反地，每当她陪陈经理跳舞，吃喝玩乐到深夜才回家时，还流露出很大的喜悦，似乎没有这些舞会来点缀她的生活，会使她感到更加的孤独和苦恼。

她对这种“花瓶”处境不仅不是厌弃，而且被看作是她欢快的来源。

从某种意义上说，陈经理的邀请几乎为她从不富裕的“花瓶”生涯搭起了一条通向淑女贵妇的享乐生活的桥梁。

她不仅不厌弃他，而且带着一种兴奋而又矛盾的心情来回答他的种种引诱和威逼。

她的“不平”和“反抗”，说得具体些，那就是她为自己不能过那种舒适的生活而感到“不平”；她“想反抗”的是贫穷、寂寞、凄苦的家庭对自己的拖累；她想远走高飞，以资产阶级的个性解放来反抗封建思想相当严重的婆母对自己的辱骂，遗弃她那曾经爱过并共同生活了十几年的患病的丈夫。

她的这种反抗不仅没有一丝一毫指向黑暗社会的含意，而且相反地，还包含着同恶势力妥协的内涵。

因此从本质上看，她是把同旧势力妥协说成反抗，把自私说成是出路，把丑陋誉为美好，这便是树生的思维方式[6]。

作家生动的描绘了她的所谓“另找出路”的复杂心情和悲惨命运。

曾树生是大学毕业生，原先“有理想，也有为理想工作的勇气”，她与汪文宣志同道合，一起生活，但是腐败的政治制度摧残了她的丈夫，也毁灭了她的理想，贫困的生活和与婆婆之间纠缠不清的——其实是新与旧的矛盾，又使她终日苦闷。

但她不象汪文宣那样忍受屈辱，她也曾愤怒地对旧社会喊出她心中的不平：“这个世界并不是为你这种人造的”。

她要摆脱这一切社会的、家庭的重压，她呼喊着“我要救出自己。

……我要自由。

……我应该得到幸福”。

“然而曾树生一直坐在‘花瓶’的位子上，会有什么出路呢？她想摆脱毁灭的命运，可是人朝南走绝不会走到北方”[7]。

故事的发展确如作家自己所分析的那样，她忍受不住灰色的生活，徘徊在爱情和金钱之间，旧制度迫使她只好倒向“金钱”，——她后来跟陈经理逃难到兰州去了，直到此时她还没有意识到自己背上了存在与意识的矛盾[8]。

而等树生两个月后从兰州回到重庆探家时，她那所熟悉的旧居却换了新主人，这时她才知道文宣已经不在人间了，母亲和小宣不知所往。

她痛苦的感到明天她所能找到的只是一座坟墓，今后她该怎么办呢？[3]作家没有具体写，但作家已通过整个艺术形象启示我们，树生不会找到好的出路，不会有好的命运。

“她很可能答应陈经理的要求同他结婚”，但“即使结了婚她仍然是个“花瓶”[7]。

红颜易老，旧社会的产物“花瓶”必然会被旧社会、旧制度的无情棒砸碎。

树生最终将被陈经理抛弃，在绝路上挣扎，被旧制度吞噬。

作家通过曾树生生活道路的描绘，概括了当时现实生活中一部分“不甘灭亡，另找出路”的青年知识分子的悲惨命运。

它启示人们，在那样的社会制度下，仅靠个人的挣扎和努力，最终逃不脱被毁灭的命运[8]。

四、害了别人的受害者曾树生对丈夫汪文宣是有感情，但经不起严峻的考验，不愿为此牺牲一切，她甚至对自己的儿子感情也不深，同时她对理想的态度也不象汪文宣那样的执著（汪文宣几乎每遇一件重大的事情都要想到这一点），她可以轻易地背离它，甚至于还能和陈经理合伙做生意，发国难财。

因此，当汪文宣这样正直的知识分子生活不下去的时候，她实际是补充说明了另一点：即只有象她这样知识分子才能生活下去。

所以我们说，曾树生是一个努力适应这个黑暗社会的潮流的人。

这就意味着，一个人只要把自己身上的宝贵的东西一件件地“拍卖”掉，只要让人格低贱一些，就能让生活搞得舒服一些。

人格的价值与生活的好坏成反比例发展，这就是这个人物形象所揭示的意义[9]。